【转】刘文飞：米尔斯基和他的《俄国文学史》

关于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有这样两段脍炙人口的话。第一段话出自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之口。20世纪40年代末，一位希望重印“米尔斯基文学史”的美国编辑致信纳博科夫，希望后者写一份建议再版此书的推荐信，纳博科夫并未同意，他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是的，我十分欣赏米尔斯基的这部著作。实际上，我认为这是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一部俄国文学史。不幸的是，我必须放弃举荐此书的荣幸，因为这位可怜的学者如今身在俄国，由我这样一位反苏作者所写的推荐意见定会给他造成相当大的麻烦。” 第二段话来自牛津大学教授史密斯（G. S. Smith）的专著《米尔斯基：俄英生活（1890—1939）》，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俄国境外所有的俄国文学爱好者和专业研究者均熟知米尔斯基，因为他那部从源头写至1925年的文学史仍被公认为最好的一部俄国文学史。这部杰作起初以两卷本面世，后以单卷缩略本再版。这部著作始终在英语世界保持其地位，逾70年不变，这或许创下了同类著作的一项记录。” 　　纳博科夫所言之“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一部俄国文学史”（«the best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any language including Russian»; «лучш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любом языке, включая русский»），以及史密斯所称的“或许创下了同类著作的一项记录”（may well be a record for this kind of book），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一 　　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Dimitry Petrovich Svzatopolk-Mirsky） 是著名的文学史家、批评家和文艺学家，同时也是重要的俄国政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时用俄英两种语言著书撰文，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欧和苏联文学界、知识界极为活跃的人物之一，其充满突转的生活经历和坚忍不拔的文学活动构成当时文坛的一段传奇，甚或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之命运的一个缩影和一种象征。 　　米尔斯基出身显赫，其先祖据说可追溯至公元9世纪应斯拉夫人之邀入主罗斯的留里克王（Рюрик），他的父亲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Пет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1857—1914）是沙皇麾下高官，曾任骑兵上将、侍从将官和省长，最后官至内务部长，著名的1905年革命就爆发于他父亲的任期，据后人判断，“流血的星期日”之发生与这位内政部长的疏忽、优柔甚至“善良”不无关系。德米特里·米尔斯基于1890年9月9日（旧历8月22日）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省的贵族庄园吉约夫卡（Гиёвка），童年和少年时期，他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通过家庭教师熟练地掌握了英、法、德等欧洲主要语言，并多次游历欧洲，至少三次到过英国。 　　少年米尔斯基曾在莫斯科的贵族中学短暂求学，后转至彼得堡第一古典中学，正是在这所中学，他与后来均成为著名作家或学者的几位同学日尔蒙斯基（В. М. Жирмунский）、普姆比扬斯基（Л. В. Пумпянский）和苏霍金（А. М. Сухотин）一同创办文学刊物《环节》（Звенья），这份刊物分别在1906年和1907年出版两期，米尔斯基在刊物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济慈（John Keats）、魏尔兰（Paul Verlaine）等人的诗以及他自己的诗作，“这是米尔斯基作为批评家、诗人和翻译家的首次文学亮相” 。与此同时，米尔斯基接近当时统领文坛的象征派，与勃洛克（А. А. Блок）、库兹明（М. А. Кузьмин）、古米廖夫（Н. С. Гумилев）等人均有往来，曾参与伊万诺夫（Вяч. Иванов）的“象牙塔”（Башня）沙龙的活动。1908年，米尔斯基考入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汉语和日语。他曾在给父亲的信中抱怨汉语难学：“日语相当简单，可汉语却十分奇特，其语法迥异于任何概念。” 1911年，米尔斯基应征入伍，驻扎在彼得堡近郊的皇村，就在次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1906—1910年诗选》（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1906-1910）。1913年，米尔斯基退伍返回大学，进入古典系学习。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米尔斯基再度应征入伍。1906年，他负伤住院，住院期间与一位名叫维拉·弗列里诺娃（Вера Флеринова）的女护士闪电成婚，两人一起生活数周后便决定分手，米尔斯基后对此事闭口不谈，甚至“忘记向母亲提起这场婚姻”，此后，米尔斯基终身未娶。这段短暂的“战地爱情”或可视作米尔斯基既浪漫冲动又神秘莫测的性格特征之典型体现。 　　1917年革命爆发后，米尔斯基加入邓尼金的白卫军部队与布尔什维克作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在残酷的战斗之余并未放弃学术，竟于1918年秋在哈尔科夫大学获得史学学位。1920年，米尔斯基如同许多战败的俄国贵族一样流亡国外，先波兰后希腊，最终落脚英国伦敦，其间经常往返伦敦和巴黎之间，探望他侨居法国的家人和朋友。自1920年10月起，当时身在雅典的米尔斯基便开始给《伦敦信使》（London Mercury）投稿，先后开设“俄国来信”（Russian Letters）和“国外新书”（Recent Foreign Books）等栏目，为该刊撰稿长达十余年。在米尔斯基步入英国文化界和学术界的过程中，有三位英国人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位是著名的英国斯拉夫学者莫瑞斯·巴林（Maurice Baring，1874—1945），巴林早年在俄国从事外交和新闻工作，日俄战争期间曾在中国东北地区任战地记者，他后与米尔斯基一家成为朋友，曾造访米尔斯基家的庄园吉约夫卡，在米尔斯基一家流亡后，他伸出援手，正是他将米尔斯基推荐给了包括《伦敦信使》在内的多家英文报刊，在米尔斯基移居伦敦之后，他又将米尔斯基介绍给伦敦的多家学会和俱乐部，米尔斯基后将其《俄国文学史》率先出版的下卷、即《当代俄国文学（1881—1925）》 题词献给巴林。 第二位是伯纳德·佩尔斯（Bernard Pares，1867—1949），佩尔斯是英国斯拉夫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曾任英国驻俄外交官，著有《俄国与改革》（Russia and Reform，1907）和《俄国史》（History of Russia，1926）等书，他于1907年在利物浦大学创办俄语学院，后将该学院移至伦敦，更名为斯拉夫研究院（School of Slavic Studies），该院实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一个系，这里当时实际上是整个英国的俄国问题研究中心。1922年春，佩尔斯邀请米尔斯基担任该院俄语讲师和该院刊物《斯拉夫评论》（Slavonic Review）的编辑，米尔斯基在这里辛勤工作十余年，“老板”佩尔斯为米尔斯基提供了在西方研究和传播俄国文学的机遇和条件，但两人后由于政见不同和性格差异而渐行渐远，米尔斯基最终选择返回苏联与佩尔斯后来的冷淡似不无关系。第三位是简·艾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1850—1928），哈里森女士是剑桥大学古代考古学教授，1926年移居巴黎后继续其学术研究，是当时欧洲著名的古代宗教专家和古人类学家，她通过米尔斯基以及当时侨居巴黎的俄国作家列米佐夫（А. М. Ремизов）等了解到俄国古代文化，曾翻译阿瓦库姆（Аваакум）的《生活纪》（Житие），反过来，她也对米尔斯基的英文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米尔斯基将其《俄国文学史》的上卷、即《俄国文学史（自远古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1881〉）》 题词献给哈里森，他还在下卷的序言中向哈里森致谢，称“她以无尽的善意和耐心阅读此书的许多章节，并对我糟糕的英语作出许多无价的订正”。就这样，这三位英国文人学者分别从新闻和出版、学术和教职、文化和文字等三个方面向米尔斯基提供帮助，使他迅速融入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知识界。 　　米尔斯基旺盛的工作激情和写作能量十分惊人，他仅活到49岁，这短暂的一生还充满求学和教学、革命和战争、流亡和囚禁、旅行和奔波，可他却笔耕不缀，据史密斯教授统计，自1920年底至1937年，米尔斯基发表各类文章或著作共400种，“平均每两周一种，这一惊人频率竟持续16年之久” 。除大量文章和讲稿以及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相关词条外，米尔斯基先后用英文撰写或编纂了九部著作，即《俄国抒情诗选》（The Russian Liryc，1924）、《现代俄国文学》（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1925）、《普希金》（Pushkin，1926）、《当代俄国文学（1881—1925）》（1926）、《俄国文学史（自远古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1881〉）》（1927）、《俄国史》（A History of Russia，1928）、《俄国社会史》（Russia: A Social History，1931）和《列宁传》（Lenin，1931）。随着这些著作的相继面世，米尔斯基迅速成为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欧学界最负盛名的俄国和俄国文学专家。他在授课之余为西欧诸国的报刊撰稿，在英、法、德各地做关于俄国文学和文化的演讲，还曾于1928年游学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学术报告。 　　身在西欧的米尔斯基，其关注点并不仅仅在于俄国文学，他还是一位积极的政论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他在这一方面的主要表现，即他在欧亚主义运动（Евразий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中的表现和影响。自1922年起，他便开始接近该运动及其四位创建者，即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Николай Трубецкой）、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彼得·萨维茨基（Петр Савицкий）和彼得·苏福钦斯基（Петр Сувчинский）。欧亚主义运动以上述四人在保加利亚索非亚联名出版文集《转向东方》（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1922）为起点，它体现了部分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特殊心态，该派认为，俄国是一个有机地融合着西方和东方不同元素的特殊国家，正是这种历史、种族和地理意义上的综合性，赋予俄罗斯民族独特的禀赋和特殊的使命。一度对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持敌对态度的欧亚主义者，却突然在新兴的苏维埃国家雏形中隐约感觉到实现他们理想的可能性，因此转而采取某种亲苏立场，米尔斯基和艾弗隆（С. Я. Эфрон）等人后返回苏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心态的自然结果。欧亚主义者于1928—1929年间在巴黎创办周报《欧亚》（Евразия），米尔斯基与卡尔萨温（Л. П. Карсавин）、苏福钦斯基、艾弗隆等人共同编辑该报。20年代末，欧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米尔斯基和艾弗隆等构成该运动的左翼，他们的亲马克思主义立场日益鲜明，这最终导致该运动在30年代中期的分裂和消亡。 　　言及米尔斯基与欧亚主义运动的关系，人们常会提起他生活中的两段逸事：一是他与苏福钦斯基的妻子维拉·亚历山大罗夫娜·苏福钦斯卡娅（Вер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увчинская, 1906—1987，她出嫁前姓古奇科娃〈Гучкова〉，后嫁给一位英国共产党人，随夫改姓特莱尔〈Traill〉）的罗曼史，这位女士后曾以维拉·米尔斯卡娅（Vera Mirsky）为笔名创作英文小说，或将俄语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一是米尔斯基与艾弗隆的妻子茨维塔耶娃（Марина Цветаева）的亲近。茨维塔耶娃曾在《诗人论批评家》（Поэт о критике，1926）一文中对包括布宁（Иван Бунин）、吉比乌斯（Зинаида Гиппиус）在内的“境外批评家”表示不满，她随后却写道：“也有令人欣慰的明显的例外——即不从表面的政治特征出发去评判诗人（那样的文章还少吗？）——斯维亚德鲍克-米尔斯基公爵的文章就是这样的。” 1926年3月，米尔斯基邀请女诗人访问英国，他在两周时间内不离茨维塔耶娃左右，茨维塔耶娃在寄自巴黎的信中告诉友人，米尔斯基领她“吃遍了”伦敦的餐馆。后来，或许由于米尔斯基热情消退，或许由于茨维塔耶娃很快移情于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和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两人关系趋于冷淡，但我们仍然注意到，米尔斯基1926—1928年间参与创办的欧亚主义杂志《里程碑》（Версты），其名称便取自茨维塔耶娃1922年出版的同名诗集。 　　20世纪20年代末，米尔斯基的政治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同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28年，他前往意大利索伦托拜访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与高尔基的长谈更促进了米尔斯基世界观的转变。他在回来后给高尔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感觉我不是置身索伦托，而是置身俄国，这次置身俄国奇怪地使我顺服了。” 1931年，米尔斯基加入英国共产党。之后，米尔斯基的思想迅速左倾，1931年6月30，他在英文报纸《工人日报》（Daily Worker）上发表《我为何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Why I Became a Marxist）一文，公开亮明其政治身份，可他在归纳这一转变的原因时，却出人意料将苏维埃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对他产生的震撼作用列于首位 。此后，他直接求助高尔基，请后者出面帮他获得苏联国籍并安排他返回苏联，他在这一时期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写到，他之所以写作《列宁传》一书，就是为了“不两手空空”返回苏联，他愿意献身于“列宁的事业” 。1932年9月底，米尔斯基自法国乘船抵达列宁格勒，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最终返回苏联。 　　回到苏联后，原本希望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大展一番宏图的米尔斯基很快便意识到自己的另类身份，于是退回文学。“获得苏联国籍，外加渊博的学识和巨大的工作能力，以及高尔基的鼎力支持，这些因素使得德·米尔斯基（这是他当时的笔名）迅速成为文学进程中一位享有充分权利的积极参与者。” 他研究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评论当代文学，同时译介英语文学，尤其是艾略特（T. S. Eliot）、乔伊斯（James Joyce）等人的作品。但是即便在文学界，他的阶级出身和海外经历也时常引起猜疑，当他撰文对法捷耶夫（А. А. Фадеев）的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Последний из удэге）提出批评时，便引起许多“无产阶级作家”的口诛笔伐，直到高尔基在《真理报》（Правда）上发文力挺米尔斯基，方替后者解围。1934年，米尔斯基加入苏联作家协会。与其“英国时期”相比，米尔斯基“苏联时期”的文字越来越多“庸俗社会学”色彩，如他参加写作的歌功颂德之作《斯大林运河》（1934） 。但是，米尔斯基仍体现出旺盛的写作能力，据史密斯教授统计，米尔斯基1932—1937年间写作并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多达近百种 ，其中较有价值的是他的普希金研究文章以及他译介的英国文学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编纂的《英国新诗选》（1937） 。这部厚达453页的诗选收入了勃朗宁（Browning）、哈代（Hardy）、叶芝（Yeats）、劳伦斯（Laurence）、艾略特、欧文（Owen）、奥登（Auden）等人的诗作，此书在米尔斯基被捕之后才出版，编者的姓氏也被虚拟为“古特涅尔”（М. Гутнер），可这部所谓的“古特涅尔选本”（гутнеровская антология）却流传甚广，至今仍为人所知所读。 　　在米尔斯基的“庇护人”高尔基于1936年去世后，在苏联肃反运动愈演愈烈的情势下，米尔斯基终于在劫难逃。1937年7月2—3日深夜，米尔斯基被秘密警察逮捕，后以间谍罪被判处八年劳改，被流放至苏联远东地区，1939年6月6日，米尔斯基死于马加丹市（Магадан）附近的“残疾人劳教所”（ОЛП «Инвалидный»）。他与次日被草草掩埋，据劳教所档案记载，他被埋在劳教所以东800米处，墓穴深1.5米，“脑袋朝西” 。 　　米尔斯基的一生被截然划分成三个阶段，即沙皇时期、英国时期和苏联时期，他似乎善于顺风行船，如一位英国记者所调侃的那样，“米尔斯基居然能成为三种制度的食客，即沙皇制度下的公爵，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授，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文人” 。然而，米尔斯基的一生仿佛又构成一个巨大的悖论：世袭的贵族和激进的自由派，文人和武士，白卫军官和共产党员，反苏流亡者和社会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家，他往往会先后、甚至同时扮演这些截然不同的角色，他获得的“红色公爵”（Красный князь; Red Prince）或“公爵同志”（Товарищ князь; Comrade Prince）之绰号，似乎正是这种矛盾组合之概括；他在西欧和俄国、东方与西方、文化和政治、俄国文学和英语世界等不同领域间往来穿梭，形成一座沟通和交流的桥梁。 　　二 　　米尔斯基于1924年动笔写作《俄国文学史》，其动机既有在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教授俄国文学课程 以及履行与克诺普夫出版社（Knopf） 所签合同的实际需要，也有向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欧推介俄国文学的强烈冲动。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并非英语世界中关于俄国文学的最早史著，在它之前早已有过多部同类著作，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后所附长长的参考文献目录便是一个证明。米尔斯基写作这部文学史的“条件”似也并不理想，他身在异国，所能利用的研究资料和文学作品相对有限，他在下卷序言中就曾抱怨，他“最大的困难是难以读到1914—1918年间出版的图书”，因为“苏联当局禁止出口革命前出版的图书，这也造成巨大不便”，他甚至无法参阅《布罗克豪斯和艾弗隆新百科全书》（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ЭСБЕ）和温格罗夫（С. А. Венгров）的《19世纪俄国文学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等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和参考资料，他承认他的写作遭受的“最大的影响即传记资料不足”。再者，米尔斯基是在用英语表述他对俄国文学的解读，他的英语水平再高，也不得不用另外一套话语来阐释他的感受和思想，至少要将大量的概念、标题和引文译成英语。但就在这种种不利条件下，他却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便写出了厚厚两大卷的文学史著。 　　史密斯教授对这部史著推崇备至，在评价它时毫不吝惜最高级修饰语，称其为米尔斯基的“终身成就”（a lifetime's achievment） ，米尔斯基的创作“巅峰”（the peak） 和“最高荣光”（the crowning glory） 。史密斯写道：“这两本书自面世后便成为标准之作，它们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研究俄国文学的英语学者。” 他还引用了英国诗人和学者多纳德·戴维（Donald Davie，1922—1995）关于米尔斯基文学史所说的一段话： 　　这两部书是文学史写作之样板：它们犀利深刻，却又趣味宽容；首先是结构出色，清晰而又比例得当。尚无一部英国文学史，无论多卷或单本，能如米尔斯基这部俄国文学史一般为英语增光添彩。 　　在戴维看来，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这部由一位俄国人用英语写作的俄国文学史，竟然能“为英语增光添彩”！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之所以能在英美斯拉夫学界“称雄”数十年，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客观因素使然，更是作者自身的天赋和素养之结果。 　　米尔斯基文学史的写作和出版，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完成的。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十月革命爆发之后，西欧列强出于地缘政治、外交等方面考虑，开始对俄国和俄国问题表现出空前关注。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后起的大国，其历史和文化对于许多西欧国家而言还是一个尚待开发的未知地域，以英国为例，无论是在历史文化还是政治经济方面，它与德、法等国的关系都远远超出它与俄国的关系。于是，对于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俄国之一切的认识和理解，便成了当时西欧列强所面临的迫切的现实任务。其次，在十月革命后流亡西欧的大量俄国侨民，尤其是其中为数甚多的俄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在俄国境外构成一个茨维塔耶娃所谓的“喀尔巴阡的罗斯”（Карпатская Русь），即一个俄国境外的俄国小社会，这进一步强化了西欧人对俄国的兴趣和关注，而这个以文化精英为主体的“小社会”所体现出的旺盛的文学、文化创造力和影响力，更让西欧人感到惊讶甚或震撼。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在米尔斯基向西欧读者介绍俄国文学时，当时的整个欧洲已开始被19世纪下半期的俄国文学所“征服”，欧洲广大文学读者对俄国文学的兴趣迅速增长，他们大量阅读俄国文学作品，谈起果戈理（Н. В. Гоголь）、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和契诃夫（А. П. Чехов）来津津乐道，许多作家学者开始以俄国文学为题写书撰文，如法国外交家兼作家德·沃盖（Eugène-Melchior de Vogüé）的《俄国小说》（Le roman russe，1886）、西班牙女作家艾米莉亚·巴赞（E. Pardo Bazan）的《俄国的革命和小说》（La Revolucion y la movela en Rusia，1887）、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勃鲁克纳（A. Brückner）的《俄国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Russia，1908）以及前文言及的巴林和佩尔斯等人的相关著作，均对西欧的“俄国热”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新近有俄国学者“精确”地将俄国文学在西欧的“崛起”确定在1881年，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的一年（顺便提一句，这与米尔斯基文学史上、下两卷的分期完全一致!），并进而指出，俄国文学的崛起在促进西方俄国观之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之，在米尔斯基动笔写作《俄国文学史》时，整个西欧正处于欲了解俄国却又云里雾里、欲阅读俄国文学却又不甚了了的关键时期，米尔斯基的这部文学史实可谓生逢其时。 　　然而，米尔斯基这部文学史的脱颖而出，首先自然仰仗其作者自身所具有的某些特质和因素。米尔斯基出身世袭大贵族，像那一阶级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也对他的国家、民族和文化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俄国及其历史为骄傲；与此同时，他又自视为新近崛起的伟大的俄国文学之代表，因自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同胞而感到无比自豪。因此，他虽为一位背井离乡的流亡者，伦敦一所大学里的“讲师”，可他却如赫尔岑（А. И. Герцен）等人一样，在面对所谓“市民化的”西欧时毫无自卑，却反而持有某种文化和精神上的优越感。米尔斯基在西欧学界游刃有余，当然还得益于他杰出的语言天赋和关于西欧文学文化的渊博知识。米尔斯基精通德、法、英等主要欧洲国家的语言，其英语水平更是非同寻常，他在此书序言中致谢哈里森时曾言及他“糟糕的英语”，这实为过谦之词，用史密斯教授的话来说，就对英语的精通而言，米尔斯基“在俄国作家中除纳博科夫外再无敌手” 。无论是在文字里还是演讲中，他谈起西欧诸国的文学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而相形之下，他的西欧同行们对俄国文学的了解却显得相当粗浅，这么一来，米尔斯基的自信和优越便不言而喻了。总之，俄国人固有的“弥赛亚”意识，俄国知识精英的文学优越感，以及由于深谙西欧语言和文化而获得的自信，这三者相互结合，便赋予《俄国文学史》作者一种指点江山的豪气和舍我其谁的霸气。 　　在这部文学史中，米尔斯基论及某位作家的风格时常常使用“调性”（intonation）一词。我们若反过来用这一概念归纳米尔斯基的文学史，便可将其特殊“调性”确定为自信和个性化。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言及米尔斯基的文学史时便注意到了这一特征： 　　米尔斯基的评判十分个性化，他提出的史实往往并不准确。对于那些不知为何令他欣喜或激动的作家，他毫不吝惜华丽的颂词；而那些偶然惹他厌恶或嫌弃的作者，无论影响大小，无论是一位天才还是一位被遗忘的庸才，均会遭到他劈头盖脸的猛烈抨击……他不是一位有条理的批评家，他的著作中有大量随心所欲的遗漏；但是，他对于自己的文学洞察力却无比自信，带着这份自信，他成功地发掘出一些不应被埋没的作家，将一些在俄国境外少为人知的人物介绍给西方读者，以一种出色的手法使西方读者注意到了这些俄国作家巨大而持久的价值。 　　以赛亚·柏林此处关于米尔斯基“不是一位有条理的批评家”、“他提出的史实往往并不准确”的说法值得商榷，史密斯教授对此便不以为然，他颇有些针锋相对地指出：“当下的专家，尤其是刚刚起步的专家，尤其需要富有条理和威信的基本引导，在这一方面，米尔斯基同样无与伦比。他给出的史实几乎完全无误，他的褒贬感觉十分精确，其读者无论是专家还是初学者，总能在他那里获得某些思考和构建的契机。” 他还别有用意地挑明了米尔斯基对伯林本人的影响：“米尔斯基关于赫尔岑启蒙自由主义的分析无疑对以赛亚·伯林本人关于赫尔岑的阐释产生过影响，伯林关于赫尔岑的阐释则是他对俄国思想所做阐释的基础” 。不过，伯林尽管对米尔斯基评价不足，但他还是敏锐、公正地指出了这部文学史的两大突出特征，即“十分个性化”（recklessly personal）和“对于自己的文学洞察力”的“无比自信”（confidence in his own literary insight）。 　　种种主客观因素的结合，使米尔斯基成了在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中向西方推介俄国文学的最合适人选。这位满怀自信而又富有个性的俄国文学布道者，在俄国文学登上世界文学之巅时分来在西欧，他以责无旁贷的气势激扬文字，为西方的俄国文学接受定下了基调，“《文学史》使米尔斯基无可争辩地永久获得一种地位，即俄国文学和英语世界间的主要中介” 。 　　三 　　若用一个概念来归纳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所体现出的文学史观，或许就是“折中主义”，即若干貌似相互对立的美学观和文学观之调和或曰融合。 　　首先，是社会学批评和美学批评的并立。俄国文学，至少是19世纪中期之后的俄国文学，常被视为一种社会政治色彩很浓的文学，对这一文学的解读自然也难以避免社会历史语境的描述以及相关的文化批评。米尔斯基在其《俄国文学史》上卷序言中便写道：“笔者诉诸的是一个其历史在境外鲜为人知的国家之文学，因此，笔者始终受到一种诱惑之左右，即扩展那些宽泛的历史和文化话题。”因此，他在论及每一文学时代时便会首先概括地交代那一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他在书中提及“罗斯受洗”、俄国早期书刊出版业、19世纪中期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对峙、19和20世纪之交的俄国宗教哲学、欧亚主义运动、“艺术世界派”的活动等，他甚至专门辟出两个“插入的章节”来介绍20世纪初爆发的两次俄国革命。但是，米尔斯基虽然注重探讨文化和思想因素在俄国文学史中的重要作用，可他却明确反对将文学史等同于思想史：“在知识分子间占统治地位的那些思想之历史已被多次描述，为知识分子修史的学者常试图将知识分子的思想史等同于俄国文学史，这是一种极大歪曲。”（II-1-5） 米尔斯基辟出相当大的篇幅讨论恰达耶夫（П. Я. Чаадаев）、索洛维约夫（В. С. Соловьев）、列昂季耶夫（К. Н. Леотьев）、舍斯托夫（Л. И. Шестов）等“思想家”，却拒绝为布尔加科夫（С. Н. Булгаков）和别尔嘉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列专章，理由便在于这两人的“思想史意义大于他们的文学史意义”，“他俩并非重要的文学家”（II-4-6）。也就是说，米尔斯基还是想写一部“纯粹的”文学史，“文学的”文学史。在这部文学史的字里行间，米尔斯基似乎始终在刻意排除各种“非文学”因素，他在下卷序言中这样申明其写作立场： 　　西方的俄国文学史家自一开始便惯于告诉其读者，俄国文学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学，它与政治和社会史的关联更为紧密。这绝对不是实情。俄国文学，尤其是1905年后的俄国文学，其非政治化几乎令人震惊，如若考虑到它所见证的那些巨大政治灾难。即便诉诸“政治”主题，当代俄国作家其实仍是非政治的；即便他们进行宣传，如马雅可夫斯基，这宣传在他们手中亦为手段而非目的。 　　…… 　　如若说更高意义上的文学很少受到政治之影响，那么，俄国的文学观念（这完全是另一问题）则始终处于政治偏见的巨大影响之下。1917年之后，这一影响自然日益增强。 　　…… 　　我并不试图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对俄国现实有所了解的人能轻而易举地看出我的好恶。但我得申明，我将使我的文学良心远离政治倾向，以同等的批评公正面对所有作家，无论是保守作家列昂季耶夫、自由派索洛维约夫还是布尔什维克高尔基，无论是“白卫军”布宁还是共产党员巴别尔。我的评价和批评或许是“主观的”、个人的，但它们均系文学和“美学”偏见之结果，而非政治派别情感之产物。我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我相信我的趣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我这一代文学人的美学观，我的评价就整体而言不会让内行的俄国读者感觉悖论。 　　米尔斯基是在强调，俄国文学也有其“非政治”的时段和侧面，即便在诉诸高度政治化、社会化的俄国文学时，他倚重的仍是自己的“文学良心”和“美学偏见”。《俄国文学史》中有两个段落，较为典型地体现了米尔斯基在社会学批评和美学批评间维系平衡的良苦用心。 　　一是米尔斯基对于别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的评说。在上引一段文字中，米尔斯基以“我这一代人的美学观”之“代表”自谓，其用意在于突出他和他“这一代”批评家与别林斯基那一代人的对立。对于在俄国文学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别林斯基式批评，米尔斯基似颇为反感，在他看来，“正是别林斯基最为突出地用思想表达之热望毒害了俄国文学……别林斯基（不是作为一位公民批评家，而是作为一位浪漫主义批评家）在很大程度上应对那种鄙视形式和手艺的态度负责，这种态度几乎在六七十年代杀害了俄国文学”。与此同时，米尔斯基又公正地将别林斯基称为“知识分子的真正父亲”和“俄国激进派的守护神”，认为别林斯基“体现着两代以上俄国知识分子的一贯精神，即社会理想主义、改造世界的激情、对于一切传统的轻蔑，以及高昂无私的热忱，直到如今，他的名字几乎仍是唯一不受批评的名字”。说到这里，米尔斯基话锋一转，言及别林斯基之“过时”：“不过最近，尤其因为文学标准之变换以及面对文学的公民态度之淡化，他的声誉也面临严峻挑战。”（I-5-14）在米尔斯基对别林斯基的这段评说中不难感觉到以下两点：米尔斯基反感别林斯基的社会学批评，却并不因此而低估别林斯基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意义；“文学标准之变换”，使得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批评时代终将为米尔斯基这一代的“新批评”所取代。 　　另一个例子是米尔斯基关于十月革命后的文学之评价。作为一位因十月革命而流离失所的流亡者，作为一位与布尔什维克政权为敌的白卫军官，他自然对苏维埃文学抱有敌意，至少有几分不屑。他对托洛茨基（Лев Троцкий）的文学批评予以嘲讽，认为后者的“风格是不修边幅的新闻体，因其大量布尔什维克行话而面目可憎，这是最为勉强意义上的俄语”（插入的章节之二 ，第二节）；他认为“贫乏的杰米扬”（即别德内依〈Демьян Бедный〉）“完全不是一位诗人，而仅为多少有些技巧的诗匠”，像卢那察尔斯基（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一样是“文学的门外汉”（II-6-11）。但是，在论及高尔基、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等苏联文学大师时，他却体现出可贵的中肯，甚至激赏。关于高尔基在革命后的处境和作为，米尔斯基写道：“一方面依赖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一方面仰仗他的国外声誉，高尔基的位置始终独一无二：1918—1921年间，他其实是整个苏维埃俄国除政府之外唯一独立的舆论力量。高尔基严谨超然和'洗手不干’的态度或许并不值得同情，但他在那恐怖年代的活动却极其有益。他竭尽所能地扮演文化和文明捍卫者的命定角色，他为俄国文化立下大功。1918—1921年间为使作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免于饿死而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均归功于高尔基。”（II-3-2）米尔斯基认为勃洛克在《十二个》（Двенадцать）之后已江郎才尽，“在死去之前很久即已成为一个死人”，可他却认为包括《十二个》在内的勃洛克诗作“无疑是近80年间俄国诗人作品中的最伟大诗篇”（II-5-9），他这是在暗示，勃洛克是继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俄国诗人。总之，就对苏维埃文学的评价而言，米尔斯基是“超越街垒”（поверх барьеров，帕斯捷尔纳克一部诗集的标题）的，而他作出取舍或褒贬的依据，即某位作家创作所具有的文学性和美学价值。如史密斯教授所言，“米尔斯基的文字并非、亦的确不可能是一张构建社会、道德或伦理世界观的蓝图”，“对于他而言，美学因素始终是首要的”。 或者更确切地说，米尔斯基的文学观念虽然经历了一个逐渐“庸俗社会学化”的过程，但值得庆幸的是，在他写作这部文学史时，“意识形态因素”尚未在其美学观中占据“首要”位置。 　　其次，米尔斯基的文学史观是客观批评和主观批评的统一。在前引的下卷序言中，米尔斯基曾自称“我的评价和批评或许是'主观的’、个人的”，而史密斯教授却发现，米尔斯基始终视自己为一位“客观的批评家”（objective critic） 。的确，客观态度和主观立场，翔实的事实和武断的结论，严谨的推论分析和口无遮拦的嬉笑怒骂，这一切相互穿插，共同织就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颇为奇特的批评风格。 　　米尔斯基在下卷序言中写道：“向英语读者介绍当代俄国文学，我试图尽可能地诉诸事实，而特意回避概括。”他的这部《俄国文学史》的确注重文学史实，无论是重要的文学运动和文学事件，还是重要作家的身世和作品，他均一一作出可信交代。在给出一条清晰的俄国文学发展脉络的同时，他还注重提供一些生动具体的文学史细节，甚至具有演义性质的“故事”。米尔斯基这样叙述费特（А. А. Фет）一生的终结：“费特深受叔本华影响，成为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因此，在他72岁时，当哮喘病的折磨让他越来越难以忍受时，他很自然地试图用自杀来了结痛苦。他的家人自然竭尽全力阻止他这样做，寸步不离地守着他。但是，费特却始终没有放弃计划。一次，他抓住一个独处机会，操起一把钝刀，但就在他举刀自尽之前，却因心力衰竭而亡（1892）。”（I-7-8）他如此介绍罗扎诺夫（В. В. Розанов）婚姻的幸福与不幸：“他无法与她成婚，原因是前妻的拒不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可用来解释，他谈论离婚问题的所有文字为何均满含苦涩。他的第一次正式婚姻多么地不幸，这第二次'非正式’婚姻便多么地幸福。”（II-4-4）米尔斯基在写到列斯科夫（Н. С. Лесков）时说：“据称他在去世之前曾说：'如今，人们因为我作品的优美而阅读我，但50年过后，这优美不再，人们只会因为我作品中包含的思想来阅读我的书。’”（II-1-3）这类“据称”（be said, be reported, be declared）之类的字样在书中多次出现，可它们给人留下的印象却并非捕风捉影的“野史”，因为作者给出的这些鲜活事例或引文反而能让读者更为贴切可感地触摸到俄国文学史的肌体。 　　米尔斯基之客观，还表现为他的有一说一，不为名人讳。比如，米尔斯基称费特为“我们诗歌中的瑰宝”，但他也毫不掩饰地写道：“在与沙皇一家的交往中，费特厚颜无耻，以势利和卑躬为原则。”（I-7-8）米尔斯基承认涅克拉索夫（Н. А. Некрасов）是“一位天才的编辑”，却又直截了当地指出：“所有人都认为他既冷酷又贪婪。像当时所有出版家一样，他会利用其作者的大度尽量少付报酬给他们。他的个人生活也超出激进派清教主义的标准。他经常豪赌，他将大把金钱撒在牌桌上和他的女人们身上。他始终自视高人一等，喜欢与那些社会上流人士交往。在其许多同时代人看来，所有这一切与其诗歌的'仁慈’、民主特征并不相符。不过，尤其让人反感他的还是他在《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被查封前夜的懦弱行为，当时，为了保护他自己和他的杂志，他编出一首赞颂当权者穆拉维约夫伯爵的诗并当众朗诵，而那位伯爵却是一个最冷血、最坚定的反动分子。不过，尽管屠格涅夫、赫尔岑以及大多数同时代人都仇恨涅克拉索夫，那些不得不与他一起工作的激进派却欣赏他，毫无保留地爱戴他，宽恕了他不检点的私生活，乃至他的社会罪责。”（I-7-9）能被写入文学史的作家无疑都是大家，一般的文学史家对其所评介对象大多恭敬有加，米尔斯基却无所顾忌，在彰显个性的同时却又体现出尊重文学史实的可贵态度。 　　不过，米尔斯基也有表现得十分任性而又武断的时候，甚至有些随心所欲。米尔斯基是茨维塔耶娃诗歌最早的发现者之一，但在对女诗人的诗作大加赞赏之后，他却颇为突兀地写道：“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还健在（人们甚至试图加上一句'还很活跃’），因此，'为逝者讳’的法则便不适用于她，公正地说，她迄今为止的散文均做作邋遢，歇斯底里，是俄语中有史以来最为糟糕的散文。”（II-6-5）这种不为逝者讳、不为尊者讳、不为所推崇对象讳的评说方式自然痛快过瘾，但他称茨维塔耶娃的散文为“俄语中有史以来最为糟糕”，则显然是荒谬的。在其他几个地方，他的话说得更为随意，十分刻薄。他发现阿·托尔斯泰（А. Н. Толстой）“善于塑造傻瓜、怪人和白痴，他笔下的人物无一例外地带有愚蠢的印记”，可“这一特征似乎更为作者所具有，而非其人物”，阿·托尔斯泰写了一篇描写火星人的小说，“其写作目的似乎仅在于展示其作者之局限”。（II-7-2）米尔斯基在这部文学史中多次抨击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其表现却近乎一位三流的外省教师兼记者”，“他的散文水准低于得体的报刊文字，他的诗作即便放在纳德松时代亦显得十分平淡拙劣”，“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与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最糟剧作之间的差距，亦小于安德列耶夫最糟剧作与卢那察尔斯基剧作之间的差距”，“对于卢那察尔斯基国外名声而言颇为幸运的是，极端的平庸与绝对的完美一样难以传译”。（插入的章节之二，第二节）卢那察尔斯基或许的确并非一位出色的作家和批评家，但米尔斯基的此类言论却给人以私仇公报之嫌，道理很简单，“最糟的”作家原本就不应被写入文学史，“最糟的”作品或许根本不可能面世。米尔斯基作为一位文学史家所表现出的这些“不足”，或许盖源于他过于主观的判断和判决。 　　谈到米尔斯基文学史写作中的主观和客观两种因素的并存，我们还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被批评客体对作为写作者的主体之影响。比如，在写到以冷嘲热讽见长的果戈理时，米尔斯基的文字似乎也不由自主地冷嘲热讽起来，他称果戈理在普希金死后突然意识到，“他如今已是俄国文学之首领，天已降大任于他”，《死魂灵》（Мертвые души）“是果戈理文学事业之巅峰，实际上亦为其文学创作事业之终结”。他认为《死魂灵》第二部“显然在走下坡路”，果戈理的“成功之处仅在于，他失去了其力量感”，于是，“在一阵自我羞辱状态中，他销毁了包括《死魂灵》第二部在内的部分手稿。他后称这是一个错误，实为魔鬼与他开的一个玩笑。”（I-5-8）写到屠格涅夫的小说，米尔斯基的叙述仿佛顿时细腻、抒情起来；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他的阐释便也变得深刻而又复杂了；而米尔斯基关于托尔斯泰的论述，则似乎具有某种宏大叙事的史诗感。米尔斯基的文风，似乎在随着被论述对象的变换而变换，呈现出某种起伏和飘忽。 　　最后，米尔斯基的文学观既传统又现代。史密斯教授将米尔斯基称为“批评家中的贵族”（aristocrat of critics） ，就米尔斯基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作出判断时所依据的标准来看，他的确是一位古典主义色彩很浓的批评家。比如，他挂在嘴边的几个褒义词即“节制”（restraint）、“分寸”（measure）和“精致”（refinement），他最乐意用这几个概念来评价他最为中意的作家和作品。试以“节制”为例：他认为普希金短哀歌“充满优美的节制和流畅的表达”，他断言，“在普希金那里可以学到的最好课程便是节制”（I-4-4）；他在雅济科夫（Н. М. Языков）的“语言洪流中仍可感觉到节制，感觉到一位大师的把握”（I-4-7）；他认为黄金世纪之后俄国诗歌的衰落，其表现即丧失了“从茹科夫斯基至维涅维季诺夫等伟大诗人所具有的和谐、高贵、节制和无暇技艺”（I-5-1）；而他在谈到布宁、罗扎诺夫等作家的美中不足时，往往点到的就是“缺乏节制”；在关于巴别尔（И. Э. Бабель）的一节中，米尔斯基更对“缺乏节制已成为普遍美德的当下”发出了抱怨（II-7-7）。米尔斯基的文学“等级观”亦相当传统，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我们隐约能感觉到一部文学题材史和文学体裁史的存在，在题材方面，米尔斯基显然不将通俗文学放在眼里，而在体裁方面，他又不时流露出诗歌优于散文的“古典偏见”。他对激进派功利主义美学的不屑和反感，在很大程度上就源自他关于文学的传统认识。 　　与此同时，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又显然是一部写在当下的文学史，充满鲜明的现代感。这里不乏新鲜的材料，成为他论述对象的某些作品在米尔斯基动笔写作这部文学史时才刚刚发表，如巴别尔的小说、曼德里施塔姆（О. Э. Мандельштам）的某些诗作，乃至托尔斯泰新发表的遗作《被污染的家庭》（Зараженное семейство）等。在本书率先发表的下卷中，米尔斯基更是前无古人地将许多新内容放入一部大型俄国文学史，如俄国宗教哲学、俄国侨民文化、欧亚主义学说、“艺术世界”团体、象征主义等现代诗歌运动和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等，从而赋予此书以强烈的新意和现实意义。他对其所处时代俄国境内外俄语文学的把握如此全面合理，似乎在白银时代尚未告一段落时便给出了一部俄国白银时代的文学断代史！ 　　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米尔斯基对于传统文学的现代阐释，例如他对涅克拉索夫的解读。涅克拉索夫的“公民诗人”身份及其“公民诗歌”，原本是令米尔斯基敬而远之的，然而，在文学转型、美学复兴的大背景下，米尔斯基却发现了涅克拉索夫的“现代”意义，即他“伟大的独创性和创新性”：“他实际上是一个造反派，反对一切陈旧的诗歌趣味，反对'诗意’诗歌贸易中的一切存货，他最为出色、最为独特的诗作之意义，恰在于他大胆创造出一种不受传统趣味标准之约束的新诗歌。……就其独创性和创造力而言，涅克拉索夫位居一流俄国诗人之列……涅克拉索夫诗歌的主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人民的苦难’。但是其灵感，虽就其客体而言是公民的，然就其呈现而言却是主观的、个人的，而非社会的。”（I-7-9）如此一来，涅克拉索夫这位公认的俄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泰斗便被米尔斯基解释成了俄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驱！ 　　米尔斯基热衷并善于在其评论对象处发现某种“对立的统一”，或曰“双重人格”。在谈到丘赫里别凯尔（В. К. Кюхельбекер）时，米尔斯基写道：“他虽为德国后裔，却是最热烈的俄国爱国者；他虽实为一位最彻底的浪漫主义者，却坚持认为自己是极端的文学保守派，希什科夫元帅的支持者。”（I-4-8）米尔斯基认为波戈金（М. П. Погодин）“是现代俄国历史中最奇特、最复杂的人物之一”，因为后者“集诸多截然相对的特性于一身：病态的吝啬与其对古代俄国的无私之爱；高度的文化修养与原封不动的外省商人心态；天生的胆小鬼与真正的公民勇气”。（I-5-12）米尔斯基发现屠格涅夫“留给外国人的印象与他留给俄国人的印象迥然不同”：“外国人总觉得他温文尔雅，为人真诚。面对俄国人他却傲慢自负，即便那些对他心怀英雄崇拜的俄国来访者，亦无法对这些令人不快的性格特征熟视无睹。他身材高大，举止彬彬有礼，可他的声音却既尖又细，与其狮子般的身躯很不相称，给人留下一种奇异印象。”（I-6-5）米尔斯基认为费特也是“一位典型的拥有双重生活的诗人”，具有某种“奇异的两面性”：“一面是其自然诗歌之非物质主义的独立特性，一面是散文般的贪得无厌；一面是其晚年那种严肃刻板、秩序井然的生活，一面是他后期抒情诗作的饱满激情，其基础是对被压抑的理想情感之充分、公正的诗歌剥削。”（I-7-8）在索洛维约夫的“极其复杂的个性”中，米尔斯基同样“目睹如此之多的变体和矛盾”，“这种奇特混成”：“这里既有高度的宗教和道德虔诚，又有对荒诞幽默的热烈追求；既有极其强烈的东正教感受，又有对不可知论和无羁神秘主义的深刻癖好；既有同样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又有其争论性文字的缺乏公正；既有对个人不朽的深刻信仰，又有其欢快的怀疑论虚无主义之流露；既有其早年的禁欲主义，也有后来获得病态发展的色情神秘主义。”（II-2-8）言及梅列日科夫斯基（Д. 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时，米尔斯基调侃梅列日科夫斯基具有一个“热衷对称的大脑”，称其著作是“对立双方的几何学跷跷板”，或“精心编织的诡辩之网”（II-4-4）。其实，米尔斯基自己的这部文学史或多或少也体现出这样的“双重人格”，政治与文学，社会学批评和美学批评，史实和己见，客观批评和主观批评，传统与先锋，经典标准和新潮理论，也在其中构成某种既饶有兴味、又发人深省的对峙，而米尔斯基似乎在巧妙而又小心地在这些对立的因素之间维系平衡，谋求融合。 　　四 　　从具体的写作风格和结构方式上看，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也很有特色，其突出之处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结构灵活，起承转合相当自如。这是一部俄国文学“通史”，从俄国文学的起源一直写到作者动笔写作此书的1925年，将长达千年的文学历史纳入一部两卷本著作，这显然需要结构上的巧妙设计。米尔斯基采用的方法是兼顾点线面，在理出一条清晰的文学史线索的同时，通过若干概论给出关于某个文学时代、某种文学环境、某一文学流派或体裁等的关键截面，再将60余位作家列为专论对象，对他们的生活和创作进行详略不等的论述和评价。米尔斯基在构筑结构时似乎并不追求表面上的工整：他的章节长短不一，每一章节所涵盖的时间跨度亦不相等，他将他心目中的“文学衰落期”一笔带过，而对“现实主义时代”和“象征主义”等则着墨甚多；他不像其他文学史家那样为最重要的作家辟专章，而“一视同仁”地将重要作家均置于某一专节，但他的作家专节之篇幅却差异悬殊，在英文原文中短者不满一页，长的多达20余页（关于托尔斯泰有两个专节，加起来近50页！）。米尔斯基似乎在有意利用这种结构上的“不匀称”来表明他对不同文学时代和作家作品的“厚此薄彼”。为了更为连贯地展现俄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他甚至不惜将叙述对象一分为二，如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段文字，托尔斯泰更是被分别置于上下两卷；为了表现俄国文学史中不同体裁的此起彼伏，他也将普希金、莱蒙托夫(М. Ю. Лермонтов)、屠格涅夫等“两栖”作家的创作按不同体裁分隔开来加以叙述。所有这些均表明，米尔斯基的文学史结构原则和依据，即某一时代、某一作家的文学价值，以及米尔斯基本人的文学取向和美学偏好。 　　二，文字生动形象，充满“文学感”。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自11世纪初至17世纪末，俄国文学的存在与同一时期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发展毫无关联。与俄国艺术一样，俄国文学亦为希腊树干上的一根侧枝。它的第一把种子于10世纪末自君士坦丁堡飘来，与东正教信仰一同落在俄国的土地上。”（I-1-1）在下卷谈及俄国象征派的开端时，作者写道：“空气中弥漫着诸多新思想，新思想的第一只春燕于1890年飞来，这便是明斯基的'尼采式’著作《良心的烛照》。”（II-4-2）诸如此类的美文句式在书中俯拾皆是，与它们相映成趣的是作者那些形象的概括、机智的发现和幽默的调侃。他称俄国早期虚构的宗教教谕小说“犹如传统圣徒传记之树上长出的一个新枝，与此同时，其他类型的虚构作品也发芽抽枝，向四面八方伸展”（I-1-10）；他为我们描绘出这样一幅克雷洛夫（И. А. Крылов）的肖像：“他以慵懒、不修边幅、好胃口和机智刻薄的见解而著称。他肥胖迟缓的身影经常出现于彼得堡的客厅，他整晚整晚坐在那里，并不开口，一双小眼睛半眯着，或盯着空处看，有时则在椅子上打瞌睡，脸上挂有一丝厌恶和对周围一切的无动于衷。”（I-3-9）他在谈到柯里佐夫（А. В. Кольцов）的诗歌时说：“典型的俄国式忧伤，即对自由、奇遇和旷野的渴慕。”（I-5-2）他这样形容《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的结局：“随着故事向结局的不断推进，这种悲剧氛围越来越浓。……这部小说犹如沙漠旷野中一声恐惧的呼号，在渐渐地隐去。”（I-8-1） 　　米尔斯基还喜欢以某种形象的比喻、甚至色彩来概括诗人的风格。他说纳德松（С. Я. Надсон）的诗平滑柔软，是“水母般的诗歌”（II-2-7）；他认为安德列耶夫（Л. Н. Андреев）华丽做作的散文，“其色调为花哨的黑与红，无任何明暗过渡”（II-3-6）；他说扎伊采夫（Б. К. Зайцев）那纤弱甜腻的小说“如牡蛎一般柔软”，“粉色和灰色是其中的主色调”（II-3-9），而巴里蒙特（К. Д. Бальмонт）“最好的诗作绚丽灿烂，均为金色和紫色，其最糟的诗作则花哨俗丽”（II-5-2）；他认为沃洛申（М. А. Волошин）的诗歌“颇具金属感，冷光闪烁，其光彩夺目一如珠宝，或似彩色玻璃”，“充满干薰衣草芳香”（II-5-8）。阅读这样的文字，我们不时感觉，这部文学史仿佛出自一位作家之手，一位诗人之手。 　　三，充满洞见，提出许多精妙的结论和话题。作为一位文学史家，米尔斯基指点江山，或替作家“加冕”，或给他们定性。他称杰尔查文（Г. Р. Державин）是“野蛮的古典主义者”，说巴拉丁斯基（Е. А. Баратынский）是“一位思想诗人”；他视诺维科夫（Н. И Новиков）为“俄国文学出版业之父”，因为“是他造就了俄国的阅读人口”（I-3-6）；他称俄国著名军事家苏沃洛夫（А. В. Суворов）元帅“实为俄国第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因为“其散文与经典散文的通行规范相去甚远，一如其战术之迥异于腓特烈或马尔波罗”（I-3-6）；他将茹科夫斯基（В. А. Жуковский）翻译的格雷《哀歌》（Элегия）1802在《欧洲导报》（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上的发表宣称为“俄国诗歌的诞生之时”（I-4-2）；他将“俄国历史之父”的桂冠戴在不甚有名的博尔京（И. Н. Болтин）头上（I-3-6）；他认为丘赫里别凯尔堪与基列耶夫斯基（И. В. Киреевский）比肩，“同为黄金世纪的首席批评家”（I-4-8）；他将果戈理的作品确定为“主观的讽刺”，“对自我的讽刺”（I-5-8）；他说赫尔岑作为“观念的发生器和思想的酵母”，占据了“别林斯基去世后一直空缺的激进知识分子的领袖位置”（I-7-4）；他说果戈理和乔治桑（George Sand）“是俄国现实主义的父亲和母亲”（I-6-1）。米尔斯基的一些归纳和总结，也具有很强的学术启迪意义。比如，他在冈察罗夫（И. А. Гончаров）的小说中窥见“俄国小说的一种倾向，即置一切情节可读性于不顾”，他借用哈里森的说法将之定义为“俄国小说的'未完成体’倾向”（I-6-4）；他认为以奥斯特罗夫斯基（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为代表的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直至契诃夫颇具现代感的戏剧，其实质即“将戏剧非戏剧化”（I-7-13）；他称托尔斯泰的《忏悔录》（Исповедь）是“俄国文学中最伟大的雄辩杰作”，因为其中具有“逻辑的节奏，数学的节奏，思想的节奏”（II-1-2）；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归为“思想小说”，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感觉到思想”，“一如他人能感觉到冷热和疼痛”（I-8-2）；他发现，在19世纪60年代所谓虚无主义者中，神职人员之子人多势众：“这些新知识分子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完全背叛一切父辈传统。他如若是神甫之子，则必定成为一位无神论者；他如若是地主之子，则必定成为一位农业社会主义者。反叛一切传统，是这一阶级的唯一口号。”（II-1-1）他称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为“纯氛围营造”（II-2-9）；他接受列昂季耶夫为“俄国的尼采”的说法，却发现列昂季耶夫“构成当今一个罕见现象（在中世纪倒十分常见），即一个实际上没有宗教感的人却在有意识地、心悦诚服地遵从一种既教条又封闭的宗教之严规”（II-1-7）；他归纳出的舍斯托夫之实质，即“他技艺高超地运用逻辑和理性之武器来摧毁逻辑和理性”（II-4-5）；他认为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装饰散文”的实质即“以音乐的结构方式写作散文”（II-5-10）。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米尔斯基关于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的分析和评说中，我们几乎都可以读到这类高见和洞见。 　　米尔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两人所作的“比较”，无疑也是其《俄国文学史》中的亮点之一。米尔斯基将两位大作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加以论述，无论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托尔斯泰时，他均会不由自主地将两者相提并论。他自己也写道：“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这在许多年间始终是俄国和外国批评家们热衷的讨论话题。”（I-8-2）他在这一方面的做法显然受到斯特拉霍夫（Н. Н. Страхов）、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人的启发和影响，但是，除了一些传统的比对，如托氏的贵族出身和陀氏的平民意识、托氏撒旦般的高傲和陀氏基督徒般的恭顺、托氏的重自然与重肉体和陀氏的重精神与重灵魂等等之外，米尔斯基还使这种比较更为深刻、更加细化了，比如他提出：托氏是清教徒式的现实主义，而陀氏则为象征主义；托氏否定相对性，而陀氏则更多历史感；托氏的高贵典雅是法式贵族文化之体现，而陀氏的歇斯底里则是俄国平民文化的表现之一；托氏赋予其人物“肉体和血液”，而陀氏则赋予其人物“灵魂和精神”；托氏是在诉诸“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而陀氏“所面对的则是流动价值之难以捉摸的微积分”；陀氏的心理分析是“解剖”，陀氏的则是“重构”；托氏的问题永远是“为什么”，而陀氏则为“是什么”，等等。米尔斯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五种解读方式”（社会解读、宗教解读、心理解读、娱乐解读和思想解读）的提法（I-8-2），也似乎是对陀氏接受史的一个简约概括。米尔斯基在谈到格林卡（Ф. Н. Глинка）的文学遗产时曾说：“他的巨大价值从未获得认可，在其晚年，他还成为年轻批评家们热衷嘲弄的靶子。他至今仍未被充分地再发现，而此类再发现便是俄国文学评判最终成熟的明证之一。”（I-4-8）正是此类奇妙的发现和“再发现”（rediscovery），构成了米尔斯基文学史的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四，将俄国文学与西欧文学相对照，具有开阔的比较视野。在关于罗蒙诺索夫（М. В. Ломоносов）的一段文字中米尔斯基曾提及，他的《俄国文学史》是“一部为非俄语读者而写的文学史”（I-3-2）。此书某些地方的行文方式也能让我们感觉出，其中许多内容或许就来自作者本人的讲稿。面对西欧的学生和读者，米尔斯基自然会引入西欧文学的相关内容，米尔斯基关于西欧文学的渊博知识，也使他在将俄国文学与西欧文学作比时得心应手。不难看出，米尔斯基对于西欧当时的俄国文学研究水准颇不以为然，他在下卷序言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英美知识分子对俄国作家的评价大约滞后20年”，因此，“本书提供的某些新事实和新观点若能矫正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其他民族人对于我的国家所持之简单草率的结论，我便会深感欣慰”。为了让欧美读者更贴切地理解俄国文学，米尔斯基所采取的方式之一便是将俄国作家与西欧读者熟悉的作家进行比较。在谈到阿克萨科夫（С. Т. Аксаков）的“追忆似水年华”时，米尔斯基颇为自然地引入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作比：“普鲁斯特的话用在这里很贴切，因为阿克萨科夫的情感与那位法国小说家的情感奇特而又惊人地相似，区别仅在于，阿克萨科夫健康而正常，普鲁斯特却反常且病态，奥斯曼花园街上那间密不透风住宅里沉闷死寂的氛围在阿克萨科夫书中则为广阔草原的清新空气所取代。”（I-6-3）米尔斯基认为托尔斯泰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先驱”，“但艺术家托尔斯泰和科学家弗洛伊德之间的惊人差异却在于，这位艺术家显然比那位科学家更少想象力，而更加实事求是，客观冷静。与托尔斯泰相比，弗洛伊德就是一位诗人，一位民间故事讲述者。 人们津津乐道于托尔斯泰对潜意识的亲近，其实，这一亲近不过是一位征服者对所征服土地的亲近，是一位猎人对其猎物的亲近。”（I-8-1）在谈到帕斯捷尔纳克时，米尔斯基居然会将自己的这位同辈诗人与英国17世纪的玄学派诗人邓恩（John Donn）作一番对比：“与邓恩的诗一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亦很长时间（虽然与邓恩相比时间较短）未能出版，亦仅为诗人们所知；与邓恩一样，他亦是'诗人中的诗人’，他对其追随者的影响远大于他在读者间的名声；自较为深层的特征而言，帕斯捷尔纳克与邓恩的相近之处还在于，他们均善于将巨大的情感张力与高度发达的诗歌'机智’合为一体；与邓恩一样，帕斯捷尔纳克一个主要创新之处，即引入技术性的、'粗俗’的形象以取代标准的诗歌语汇；与邓恩的诗一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亦刻意回避前一时期诗歌的轻松悦耳，试图摧毁诗歌语言中的'意大利式’甜腻。”（II-6-10）在谈到英国人不懂列斯科夫时，米尔斯基忍不住发出一通感慨：“盎格鲁撒克逊读者对俄国作家早已形成固定期待，而列斯科夫却难以呼应这种期待。然而，那些真正想更多了解俄国的人迟早会意识到，俄国并不全都包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作品，他们如若想了解什么，首先则必须摆脱偏见，避免各种匆忙概括。如此一来，他们或许方能更接近列斯科夫，这位被俄国人公认为俄国作家中最俄国化的一位，他对真实的俄国人民有着最为深刻、最为广泛的认识。”（II-1-3）这段感慨使我们意识到，米尔斯基不断地将俄国文学与西欧文学作比较，或许并不仅仅是为了让西方读者触类旁通，以贴近俄国文学，更不是为了向西欧读者炫耀其学识并以此镇住其受众，而是深藏着一种重塑西方人士之俄国文学史观的意愿和抱负。 　　五 　　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的上、下两卷，起初是作为两部独立的著作来写作和出版的，作为下卷的《当代俄国文学（1881—1925）》率先于1926年面世，而作为上卷的《俄国文学史（自远古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1881〉）》则出版于1927年。这两本书后在英美多次再版。1949年，怀特菲尔德教授（Francis J. Whitefield）将两书缩编为一部，以《俄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为题在伦敦出版 ，此书面世后很受欢迎，多次重印，后来英美两国的俄国文学研究者挂在嘴边的“米尔斯基文学史”大多即指这部“合集”。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此书的德、意、法文版相继面世 。1992年，这部关于俄国文学的史著终于被译成俄语，由鲁菲·泽尔诺娃翻译的俄文版起初在英国和以色列面世 ，后又由一家新西伯利亚出版社在俄国推出 。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的中译本近期亦将面世，它或许将成为世界范围内“包括俄语在内”的第五种译本。 　　这部80多年前的旧作，这部英文版的俄国文学史，对于中国当下的俄国文学研究而言或许仍具有诸多现实意义。 　　首先，国际斯拉夫学界的俄国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存在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和苏联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各执一词，相互对垒，俄国文学研究一时似乎也成了东西方“冷战”的战场。我国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向来更多地借鉴、参照苏联学界的观点，对欧美同行观点和立场的了解相对较少。在苏联存在时期，我国的俄国文学研究就整体而言是处在苏维埃美学体系、批评方法和文学史观的强大影响之下的；在苏联解体前后，我国学界曾出现过关于苏联文学、乃至整个俄国文学的“反思”，甚至出现过将整个俄苏文学完全翻转过来看的冲动和尝试。其实，这两种学术取向都不够科学，无疑均有偏颇。而米尔斯基的这部作为欧美俄国文学研究奠基之作的《俄国文学史》却具有某种程度的非意识形态、或曰超意识形态色彩，因为：首先，它“恰巧”写于十月革命后、二次大战前，亦即“街垒”已经筑就、而意识形态激战尚未开始之时；其次，它的作者“恰巧”是一位往来于两大思想阵营之间的学者，其“双重人格”身份反而使他有可能持一种更为冷静客观的立场；最后，即前文提及的这部文学史作者对文学和文学性的注重。这部由一位身份特殊的学者在特殊历史时期写下的《俄国文学史》，或许能对我们如何更为超脱地面对俄国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提供某种参照。 　　其次，这原本就是“一部为非俄语读者而写的文学史”，我们与米尔斯基写作此书时面对的“盎格鲁撒克逊读者”一样也是“第三者”，因此，较之那些专为俄国人而写的俄文版俄国文学史，此书或许反而更易为我们所接受和理解。我们以往所阅读、翻译的各种俄国文学史，绝大多数都是由俄国学者用俄语写给俄国读者看的著作，其作者在写作时大约很少考虑到外国读者的感受和理解力。我国学者自己也撰写了大量俄国文学史著，但作为作者的我们无论水准高低，毕竟均不曾置身于俄国文坛，均为物理意义上的俄国文学“局外人”。而由米尔斯基这样一位俄国文学生活的亲历者和参与者特为非俄语读者撰写的《俄国文学史》，就其独特的视角以及作者写作时心目中独特的接受对象而言，仿佛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 　　最后，在谋得“语言霸权”的英语已成为各学科国际学术语言的背景下，了解并掌握一些与俄国文学相关的英语表述或许不无必要，更何况，在史密斯教授看来，“这部《文学史》已为二次大战后英美第一代职业的俄国学家所透彻地吸收，构成如今在这两国占据主流地位的一代学者之学识基础。……一代又一代本科生在考试中回答他们心怀感激的老师们从'米尔斯基文学史’中搜寻来的问题；一代又一代研究生将此书用作他们的第一份参考资料。” 通过阅读这样一部权威的英文版《俄国文学史》教科书，了解一些西方俄国文学研究者的基本观点和学术话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与西方同行进行更多对话和沟通的可能性。 　　米尔斯基在写作他的《俄国文学史》时，大约不会想到他的著作会被译成曾令他感觉“十分奇特”的汉语。这位人称具有“东方相貌”的俄国人，在自东欧闯入西方之后却又倡导“朝向东方”，如今，他最终却凭借他的《俄国文学史》方才真正地置身于东方。于是，他在俄国文学和西方世界间搭建的那座桥梁，便也逐渐扩充为一座文化的立交桥。 原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03期 原文注释因豆瓣格式所限均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