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晚上的9点1刻，我和师兄两人才走进老科研楼的实验室，稍显疲倦的倚靠在椅子。
白日里寻着单车、穿梭在什刹海胡同间的实验室伙伴们，在钟鼓楼前自嗨，又或推着单车在拥挤的后海人潮中艰难穿行；傍晚的太阳像是套在了装有雾霾的白色垃圾袋中，憋红了脸；电吉他声此起彼伏、嘶吼声掩盖了小清新的哼唱。来北京的第二个中秋，走进一家内蒙餐厅，奶茶倒足盐，端起碗来喝。
将小鼠断颈处死后，泡在酒精中，整个身体沉下去。我手法娴熟地剪开腹腔，有生命跳动的胎鼠似一串深红色的禅木手镯。我用镊子捏起，放置在皿中，师兄接过手，端坐在细胞台前开始了实验。而我坐在其旁，观察着实验的每一个步骤。
还没有做过几年实验，师兄倒是一大把了。按理说，本应该将此刻坐在我侧面的师兄称作师傅，但是就是张不开嘴。“师傅”这一称呼就像是80年代那样久远的一个物件，不敢轻易矫作。于是，一天之内完全不同的5个称呼却都指向一个人。
本科时呆着的校园，校内校外的人来来往往，我选择性的规避校园外的事情，走进象牙塔将门反锁。而现在，不大的实验室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名利场，不善在舞池舞蹈的人注定要坐在冷板凳。我就是一个手脚笨拙的人。早些年，无知的将笨拙当做缓慢，但笨拙和缓慢是两个不同的词。但是，“傻人也有傻福”，25岁的我人潮中熟悉的人屈指可数，而在走过的人生中，每一个阶段都有那么一个贵人。忧郁时碰到乐天派，迷茫时碰到信仰坚定的人，笨拙的现在遇到了聪明的师傅。
师傅小心的将胎鼠，一个一个将其从子宫壁剥离，一个镊子捏起胎鼠，眼科剪将脑壳剪开，撕开硬脑膜，右手拿着尖头镊，夹取端脑皮层于培养基中。第一次在地下食堂吃午饭，两个模样帅气的师兄坐在我的对面，阴险地说道，我们是你的直系师兄。我点点头，心中不屑地想着，想做我师兄可没有那么容易。之后的半年里，生活各处遇坎坷，一些是手脚笨拙，一些是头脑笨拙。独自乘公交，爬上郊外的香山，又走下去。夜幕寒风中，一个人，在公交中转站等待着。师傅拿着枝剪器，将伸向悬崖边的侧枝剪断，这棵幼苗得以向上生长。
组织吹打后，在离心机中离心。师傅又喋喋不休的规划起我的课题进程。说道了实验、毕业、以后的生活。本来两个人都不怎么喜欢说话，师傅说“以前是干得多，带了我之后，说的比做的还多”。确实，从事科研后，自己也觉得比较笨拙。可能是不擅长吧，但这些事情自己还是要做。离心后，Accutase酶重悬细胞，离心管瞬间模糊起来。细胞消化的过程中，两人什么也没有说。狭小的空间，穿着厚厚的白大褂，戴着口罩，后背的短袖湿透了。
师傅总是熬夜到很晚，独自一人在实验室。我不知道，无数个这样的夜晚他是怎样度过。但我也不应该去问，两个人像是在黑夜里行走，互相给予信念。黑夜里，生存问题是基本，而人与人间的微妙情感则是最为珍贵的。我好像在靠近这美好的物什，却永远触不到。实验结束后，已经凌晨，他一人又呆在实验室，他说剩下的“鹿鼎记”还没有看完。我轻轻将门给他带上，门的那侧是给他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