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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中的小哲理 仰观唐诗这座高山，宋诗已经很难逾越山头，但这并不代表宋诗就屈居唐诗之后，相较于唐诗的瑰丽华美，宋诗更多的是崇尚理趣的表达。孟子讲：“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不同的时代环境造就的诗人性格特点或有不同，因而不同时代的诗作，其总体风貌也就不同。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1]中就说过：“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羚，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义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谓不幸也。”严羽此番指出了宋诗尚理而缺性情之美，我却觉得宋诗未必如严所说这般一无是处，相反，充满哲思与理趣的宋诗自有其高妙之处。不管是描写秀美的山水景物，抑或书写性情，宋诗往往能在具象中抽象出耐人寻味的哲思。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旷达、黄庭坚的瘦硬、杨万里的活泼，诗人们各有各的特点，又有共同点。那就是以平淡为美，于平淡中悟出哲思来。 苏轼的《题西林壁》历来被作为哲理诗的经典，“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似写庐山不同角度的不同景象，实则在写景之中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换个角度看问题，事物就会呈现不同的状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很多时候，跳出身处的圈子，可能看到的就是别样的事态，处理起来或许就不会再晕头转向以致措手不及。 《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人于西湖畅饮，晴空万里的西湖美得不可方物。谁料不一会儿下起了小雨，此时的诗人并没有被突然到访的阴雨搅了兴致，相反，诗人倒觉得雨中的西湖也同样别有一番风味。不管外物如何，不管天气或雨或晴，诗人都能淡然一笑，将不同情境下的西湖比拟成或淡妆或浓抹的西施。诗人旷达超脱的“无雨无晴”的精神，在这首诗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惠崇春江晓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轼的这首题画小诗更是精妙。当春天江河水刚刚解冻，寒意尚未消尽时，气温开始回升，水温的变化，鸭子先敏锐地感觉到，便迫不及待地潜入水中嬉游。这一现象经诗人细心地观察，便凝练出了“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佳句。此句也蕴含着只有亲身体会，才能感知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样的哲理。再看全诗，诗人不仅用了了几字便勾勒出了早春稀疏的竹林与初开的桃花，用细心观察凝结出了“鸭先知”这样的佳句，更是发挥了丰富的联想，想到这样美好的早春，正是肥美的河豚上市的时节。全诗轻松明快，又饶有趣味，充分体现了宋诗中的“理”与“趣”。 王安石《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诗人巧妙地借用了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却能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你看他写的梅花，洁白如雪，长在墙角但毫不自卑，远远地散发着清香。诗人通过对梅花不畏严寒的高洁品性的赞赏，用雪喻梅的冰清玉洁，又用“暗香”点出梅胜于雪，说明坚强高洁的人格所具有的伟大的魅力。诗人在北宋极端复杂和艰难的局势下，积极改革，而得不到支持，其孤独心态和艰难处境，与梅花自然有共通的地方。这首小诗看是写梅，实则以梅花自喻，意味深远，而语句又十分朴素自然，没有丝毫雕琢的痕迹，可谓于平淡中悟出了哲思。 朱熹《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半亩方塘澄澈见底，天光云影徘徊其中，诗人说是观书，却只字不提书，反而写水。写水，也并没有局限于写水的清澈，而是进一步设问何以水清至此？原来是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涌来。至此，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读书做学问与这清澈的水塘看似无关，实则相似。水塘如此，人也是如此，不断更新自己，多多学习，接受生活之“活水”的冲洗与浇灌，才能常学常新，不至于变作一潭死水，了无生趣啊。只有多读书，多思考，才能使得思想永远活跃。以开明宽阔的胸襟，接受种种不同的思想、鲜活的知识，广泛包容，方能才思不断，新水长流。 陆游的《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更是写景的高妙典范。诗人游村，不单单是游出了民风的淳朴，更是在游村中揭示了深刻的哲理。“疑无路”“又一村”不管是游玩路途上还是人生道路上，当遇到困难阻挡前路的时候，别灰心别沮丧，因为当你内心迷惘彷徨的时候，说不定已经身处新的境界中了。人们在探讨学问、研究问题时，往往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山回路转、扑朔迷离，出路何在?于是顿生茫茫之感。但是，如果锲而不舍，继续前行，忽然间眼前出现一线亮光，再往前行，便豁然开朗，发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新天地。这就是此联给人们的启发，也是宋诗特有的理趣。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的一首《游园不值》，表现的不仅仅是诗人游园却不得进的淡淡的哀伤，也写出了诗人忽然看到关不住的红杏“出墙来”的欣喜，这满园的春色又何止单单是春色，这满园的春色，这喜人的杏花，不正象征着势如破竹不可阻挡的新生事物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苏轼的《琴诗》更是有趣，他避开诗王“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这般的直接描写，避开诗鬼“石破天惊逗秋雨”“老鱼跳波瘦蛟舞”的诡谲笔触，以一种哲学思辨的态度透过琴声，写出了主体客体相互依存的道理，新奇又值得玩味。 从上述列举的诗或诗句来看， 他们之间内容和风格各异：有的明快爽朗，有的深婉含蓄，弹奏出弦外之音。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充满深刻的哲学意蕴。宋代诗歌的理趣，是将哲理寓于形象之中，形象与哲理水乳交融。其理说得精致隽永，言有尽而意无穷。其趣就在于将理溶解于诗的形象之中，使人浑然不觉。待细细品味之后，方能恍然大悟。 那么，宋诗缘何会有这种理趣化的特点呢？这自然离不开宋代独特的文化环境。首先，宋代显然在疆域辽阔程度上，在军事防御能力上等诸多方面不及唐朝，北宋积贫积弱，南宋更是偏安一隅，这种社会环境下的诗人显然对现实生活会有更多更深刻的思考。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诗歌言理成分的强化也就成了时代的风尚。其次，宋代崇文抑武，整个社会形成了良好的钻研学术的风气。士大夫学术修养提高，社会地位提高，因而其诗歌作品中便更多地体现出理性的思考。再者，禅宗和理学的兴盛也是使得宋诗走向理趣化的重要因素。宋代最典型的思想特征是儒、释、道三者的结合。儒学在宋代经过二程、朱熹等人的发展，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理学。而对佛教，宋代则实行保护加限制的政策，禅宗盛极一时。道教兴盛，新道派也相继产生，几种思想相互融合，共同作用，因而宋诗不再单纯满足于对客观事物的描摹，转而更加关注事物背后蕴藏的深刻哲理，以景寄理，意在言外。 艺术创作的本质应是审美精神的创造和结晶，随着时代的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也定然会呈现出其多维性。宋诗是对唐诗的继承发展，更是对盛唐诗歌的创新与超越。是诗歌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独特产物。唐诗自有唐诗的“情景交融”，而宋诗也不乏独特的“情理交融”。至于孰优孰劣，我想大概没有什么可比性。因为二者都有其独特的创造，也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偏爱浪漫唐诗的人，抑或喜爱精巧宋诗的人，大概都能沉浸其中，自得其乐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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