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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粟花语》（十一） 第六部东方罂粟篇 东方罂粟花语:顺从平安。 又有人称:你有毒，你这个人真毒辣。在东方，你就是罂粟，你就如同东方的美女一样，有着一副小鸟依人的外貌，但是，顺从外衣里包含的依然是那颗永恒的心：死亡。 第一章飘落的风筝 阿鹃手上珍藏着一只小小的风筝，每每抚摩着它，眼前就会出现让人心碎的故事： 蓝天上，一只五彩斑斓的蝴蝶风筝上下飞舞，一条银色的细线紧紧地牵引着它，线的另一头，是一双胖乎乎的小手加一双比这双小手粗壮数倍的臂膀；他手中的线徐徐地收紧、放松，让风筝在蔚蓝的天空上时而上升，时而俯冲。这双小手和大手分别属于阿鹃的女儿和丈夫。阿鹃和丈夫、女儿无数次地嬉戏在离家不远的这块草坪上，享受着天伦之乐。那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日子。 阿鹃和丈夫阿健是体院的同学，都是驰骋在运动场上的篮球健将。阿鹃一米七八，端庄秀丽，敏捷能干；阿健一米八二，高大魁梧，踏实肯干。1992年，他俩打完最后一场全国比赛，双双离开摸爬滚打了近十年的球场，相挽着走进了婚姻殿堂。婚后，小两口看好了珠江三角洲这块沃土，挥师南下，准备在这块土地上再进行一次搏杀，发展属于自己的事业。夫妻俩凭着独到的眼光和勤奋，在深圳先后办起一家时装店、一家婚纱出租店和美容院，并且很快就宾客盈门。淡季时，阿鹃或同阿健乘车去广州、东莞、中山等地，穿梭在各批发市场，了解行情，掌握市场动态；旺季时，阿鹃一人购销货物，阿健则留家策划，拓展业务，把个生意搞得红红火火，如日中天。由于两口子经营有方，三个店铺每月平均收入二万元左右，短短的两年时间，阿鹃便在当地的高级住宅区买了栋三层的楼房。活泼的女儿苗苗由慈祥的母亲照看着，闲暇时，一家三口邀上母亲游园、逛街、走亲戚。放风筝成了一家人最愉快的假日节目。事业的成功和幸福的生活招来许多羡慕的眼光和“啧啧”的赞叹声。 想起那只飘在蓝天上的风筝，阿鹃还是那么陶醉。那时候的每个日子都象是“三九天晒太阳——暖融融的”。可现在……阿鹃放下手中的小风筝，抚摸着手背上密集的蜿蜒的针眼组合成的“蜈蚣”，禁不住泪水顺着脸颊滚滚而下。 那是1995年的一个冬日，阿娟帮丈夫办理年审手续时，无意中发现驾驶证上沾有白色粉末，脑子里划过一道不祥之兆。她用手指沾了一点在舌头上舔了一下，光觉得有些苦昧，阿鹃肯定这些白色粉末不是丈夫常喝的“雀巢三合一”，更不会是面粉，并立即联想到电视、报刊上讲过的“白粉”，颤抖的心又气又急，马上打手机叫阿健回家。阿健先是极力否认，接着花言巧语地向阿鹃解释说，朋友前些日子借驾驶证用过几天，昨天刚刚还过来，会不会是他们弄的。听他这么一说，阿鹃半信半疑。可过了两个多月，阿娟发现阿健经常像患了感冒一样，流鼻水，打哈欠，无精打采。阿鹃要他看病吃药，他说没病，亦不肯吃药。再仔细观察，有时阿健会匆匆忙忙跑出去，过一阵子回来的时候就变得神采奕奕，与出去前判若两人。凭着妻子的直觉，阿鹃知道阿健绝对是在吸毒，而且已经上了瘾。 阿鹃与阿健吵过，打过，亦苦苦地哀求过阿健；阿健哭过，悔过，也信誓旦旦地向阿鹃保证过，但毒瘾一发作，他什么都不记得了，着了魔似的只会往外跑，喊不住也拖不住。伤心而失望的阿鹃忍受不了，把他的衣物从家里全部甩了出去，她不允许阿健再进家门。 阿鹃变得玩世不恭了，她经常和一班在商场得意，家庭失意的朋友出入舞厅、酒巴、地下室、“狂野之城”，喝酒、猜拳、摇骰盅。发展到这样仍觉得不解恨，出于报复心理，亦出于空虚与任性，有一次酒醉的阿鹃，竟神差鬼使地从钱包里掏出了五百块钱叫一个吸毒的朋友帮她买来了“白粉”，开始学着吸起毒来。第一次吸毒后，头晕得历害，一下子躺了四个多钟头却以为才过了半个钟头。呆坐了一会，脑子里一片空白的，她又从坤包里拿出了剩下的那一包“白粉”…… 自那以后，阿鹃吸毒进度和她奔驰在篮球场上的速度一样快，很快就学会了“追龙”；半年后，又用上了注射器“拍针”。以前很害怕护士手中的注射器的她变得每天自己熟练地进行三至四次静脉注射，手背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如同蜂窝。到了这一步，夫妻俩反而志同道合，猩猩惜猩猩，走到一起来了。有钱一同吸毒，没钱又一起停吸，反反复复，麻木的感觉与麻木的灵魂一同双双堕入深渊。结果，俩人在毒品的沼泽中越陷越深。 平日里，阿鹃两口子每天睡到中午十二点才起床，起了后就吸毒，因为不想吃、也吃不下饭，吃下饭就肚子痛，反胃呕吐，所谓的每顿饭只是随便吃点水果或饮料。阿健75公斤的体重变得只有55公斤，而阿鹃原本60公斤的标准体重减至只有43公斤；昔日健将的影子在这骨瘦如柴的躯壳上已经荡然无存。 那三间商铺只得交给朋友去管理了，由于经营不到位，夫妻俩每月买毒品又要耗资万元左右，经济上逐渐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吸毒的第二年，时装店连货以七万六干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他人；半年之后，婚纱店也以二万元的价格转让了出去。紧接着，美容院最后也以四万元的低价平沽。卖完了商铺，阿娟的丈夫偷偷背着她，把房产证拿去银行抵押了十六万。万念俱灰的阿娟质问阿健为何偷偷抵押楼房，阿健却理直气壮反过来指责阿鹃使家道败落到这般田地。一气之下，阿鹃猛地冲进卫生间，拿起剃须刀片，躺在浴盆里眼一闭、心一横，朝左手腕划去。 醒来的第一眼见到的是哭成泪人样的年迈母亲。从母亲嘴里，阿鹃得知她丈夫见她进入卫生间拍了几下门，见到她不答应，又赶紧离家买“白粉”去了。是母亲见到一场吵闹突然变得寂静，起了疑心，撞开洗手间的门才将她送进医院抢救的。在医院的这段时间，七十四岁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每天学着南方人的样，给阿鹃煲好汤，送到医院。虽然面对老母艰辛的照料和纵横的眼泪，阿鹃还是抑制不住对毒品的渴求，在阿健来探望她时，借口伤痛，要阿健去帮她买“白粉”。面对此情此景，母亲只有摇头叹气。等阿鹃伤口愈合得差不多时，母亲和阿鹃认真地进行了一次长谈。末了，母亲说了一句让阿鹃两口子震惊的话；母亲说： “我已经向公安局举报了，等阿鹃一出院，将会送你们俩去戒毒所戒毒”。 阿鹃哭着说：“妈妈，你怎么能这样狠心？！”母亲眼眶里噙着泪： “不，我不狠心就会失去你，正是怕失去你我才要这样做。如果不送你们去戒毒，结果将会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只有送你们去戒毒，我才会还拥有一个女儿和女婿，尽管你们不争气，但我还有一个希望。” “妈妈…….”想到以后的日子和女儿，阿鹃两口子紧紧抓住母亲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半个月后的一天上午，雨过天晴，清风送爽，不远处的草坪上空又飞起了几面风筝，拖着长长的尾巴，乎上乎下飞舞着。母亲把阿鹃、阿健送离了家门，转身从孙女苗苗的小背囊里取出两只巴掌大小的风筝，一只递给阿鹃、一只递给阿健，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安心地去戒毒吧，希望你们平日里看到这只风筝就想到苗苗、想到家。”说毕，抬头望了望天空上飞舞的风筝。民警让阿鹃和阿健上了警车，母亲目送着阿鹃、阿健慢慢地远去。 阿鹃低头又看了一眼那只五彩风筝，心想：自己还能够让这只风筝重新飞起来吗？ 于是，每当星光璀灿的晚上，阿鹃都会做那个有关五彩风筝的梦，这风筝是那样的飘忽不定，但是，紧牵着这根线的已不再是那双粗壮有力的手，而是一只已经苍老得起了皱裂的手和一只纤纤嫩手。线的那一头，风筝欲乘风飞去，随风飘逝，线的这一头，两双手却在拉住它，欲牵还放，欲放还牵。梦里多少回，阿鹃总是见到，牵挂着飞舞的风筝的那根线被狂风突然扯断，那只五彩的风筝随风飘泊远去…… 第二章冠军兄弟 随着一记猛力抽杀，球被扣死了，赛场上的记分牌翻到了“27：25”，整个体育馆里一片欢呼雀跃。两个弟弟从看台上跳到运动场上的林和栋身边，翘起拇指，冲着哥哥“好哇、好哇”直嚷。这种场面林和栋不知经历过多少次，而且一次比一次的规格高。 那是1998年秋天的一个雨夜，林和栋躺在街道边淌着雨滴的屋檐下，回忆着往事。难忘的往事，时而清晰时而朦胧地浮现在脑际…… 林和栋从小生长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是市体校的乒乓球教练，母亲是省歌舞团的演员，两个弟弟林大强、林小强比他小两岁，是一对淘气的双胞胎，弟兄三个在居住的小区里小有名气。因为哥哥和栋从三岁起就在父亲严格的调教下学习乒乓球，用父亲的话：“和栋象我一样，有乒乓运动的天赋。”父亲给他起了个“和栋”的名字，就是期望他能和当年我国著名运动员庄则栋一样，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拿个世界冠军”的夙愿。小和栋也确实争气，勤学苦练，先是在地区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接着又在全省锦标赛中获得少年冠军，进而在全国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由于很有培养前途，十二岁，小和栋就被送到省体工大队培训，经常同后来的世界冠军江嘉良大哥哥一起练球。那时侯，不管到那里去比赛，两个弟弟总要缠着爸爸带上他俩。于是，观众席上又多了一支义务“啦啦队”，为小和栋的比赛更增添了信心。 可是现在，弟兄三个，一个被判了死刑，另一个被判十年徒刑，自己也流落街头。 都怪自己染上了“白粉”，连累了两个弟弟，连累了一家人。想到这里，林和栋心里越来越凉，身上也不觉越来越冷。他龟缩了一下身子，让身上的热量尽可能的集中一些，睁开眼，环顾四周，除了依稀的灯光，到处一片漆黑。 望了一下不远处戒毒所的灯光和灯光照射下的一片发亮的雨丝，林和栋似乎看到一丁点希望。 是啊，那里面自己也不知呆过多少次了，但是每次出来后，又总是复蹈前辙，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还有谁会相信自己？自己要是能戒掉毒瘾，弟弟会死吗！老婆会死吗！但是，再不戒掉，自己还能活下去吗？就算死去的老婆、弟弟不会计较，自己的身体也支撑不住了。 清醒的时候，林和栋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体已不是昔日的运动员身体了，浑身都是病，浑身都是痛，唯有依赖毒品麻醉各个部位的神经，减轻痛苦。到了这时候，自己也明白离死神不远了。唉，咎由自取，真是咎由自取呀。 最可怜的还是大强，小强。两个弟弟本来各有一份正当的职业，但是，也许这一对孪生仔生前就欠了哥哥的帐，每当看到林和栋毒瘾发作时的痛苦状，他们就忍不住拿出自己的积蓄，想方设法给他买毒品。他俩太天真了，以为这样才能帮助哥哥消除痛苦慢慢地把毒瘾戒除。后来，两个人的积蓄都被哥哥吸光了，竟以身试法，用抢劫、贩毒的手段挣钱来满足哥哥的毒欲，结果，一个断送了年轻的性命，另一个也将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岁月。 两个弟弟开庭审判时，林和栋躲在离法院不远的地方，他知道父母亲一定会到法院来旁听对弟弟的审判，他想远远地看上一眼父母，也想尽快知道两个弟弟的结果。虽然毒瘾发作时，他丧失了一切人性，但是，他毕竟还有生命，生命中还残留着感情，平静下来时，他还需要人间的亲情。尽管亲人们为他牺牲的太多，他实在没有勇气去面对，但还是在内心里接受着良心的谴责。那天，当他看到晕倒的母亲被人搀扶着离开审判庭的时候，他明白了弟弟的结果。第二天，街头的《布告》也证实了他的猜测：大强被判处极刑。 林和栋走亲串友想借点钱，带点东西去探监，最后再看一眼大强，但一整天，没有一个人肯借给他一分钱。他也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绝情，是因为过去自己骗得太多了，没人再相信那一套鬼话。他哭着向人们解释，真的是为了去看大强，亲友们更是不屑一顾地说：你还好意思去见他？！ 能怨谁呢，如果自己不吸毒，弟弟会落得这样下场吗？如果自己还在运动场上拼搏，世界冠军的桂冠也许早就戴到了头上，那时，人们会这样吗？！这一切一切，都是因为那次澳门之行。 1987年冬天，林和栋随队去澳门参加一次国际性的乒乓球锦标赛，第一天预赛顺利打败了对手，在这里他没有听到两个弟弟熟悉的喊声，休息时却意外地听到后面有人高声叫喊：“和栋，和栋。”林和栋愕然地转过头来。 “和栋，还记得我吗？” “咦，这不是阿健吗！” “是啊”。和栋兴奋地冲上了观众席，俩人又搂又抱地跳起来。 “你怎么会在这里”，林和栋问阿健。 原来叫他的是小学最要好的同学阿健，阿健毕业后就跟父母迁到了澳门。“喂，小时侯受你的影响，特别喜欢看乒乓球比赛，这次没想到能在赛场上见到你，真令人高兴。”比赛完了，阿健一定要拉林和栋出去聚聚。林和栋请了假，跟阿健一路聊着，不觉来到了一间夜总会。 进了包厢，阿健叫来两个小姐作陪，又拨手机，叫来了两个也是早年来澳门的校友。毕竟从小受到父亲严厉管教和运动队里严格的纪律约束，林和栋很少参加这样的活动，开始，有点别扭。阿健见他不自在，就拿来一瓶洋酒，自己虽然频频举杯舔一舔，但却很盛情地劝林和栋多喝一点。盛情难却，林和栋喝了几杯。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也许是怕别人见笑，几杯下肚后，林和栋开始放开了。一班人唱着、跳着、喝着…… 归队的时间不觉到了，林和栋不顾阿健的挽留，道了再见。后来，又有两个晚上，阿健又来约林和栋出去玩，林和栋都请了一个小时假。 比赛结束后，队里有两天游览市容和探亲访友的时间安排。那天晚饭一过，阿健早早就到了运动员住的酒店找到林和栋，“今晚上要尽兴，聊晚一点。”阿健不容拒绝地说。紧张的赛事以后需要放松，而且队里的规定允许可以稍长一些时间归队。林和栋这一晚上跟老校友们聊着过去和现在各人的趣事、唱着以前同学们在一起时唱的老歌，很快，时间已近零点。这时，林和栋见阿健的脸色开始变得蜡黄，还没来得及问，就见阿健掏出手机对着电话咕哝了几句，就出去了。一会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小纸包走进了洗手间，连门也没有关。“阿健是不是病了？”林和栋一边想，一边关注地瞥了一眼卫生间半开的门，一下子傻了眼。只见到阿健正拿着一支注射器往自己手臂上的血管处扎。还没等他回过神来，一会儿，阿健从洗手间出来了，林和栋再看阿健时，虽然好象还有点似醉非醉，但和刚才比，似乎是换了个人似的，又精神又兴奋。林和栋从小只知道上旋球、下旋球，那里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靠近阿健关切地问：“阿健，你刚才怎么了？你注射的是什么药？” “怎么？你连这都不知道？舒服得很呢，要不要试试？”说着，阿健拆开了小纸包，和栋一看，是一些白色的粉末：“这是什么药？”林和栋还在猜想，阿健紧接着说：“这东西是人生最高级的享受。”一个老同学也在旁边答话：“和栋，你也真是太老土了，还说是个运动员，经常走南闯北的，连这也不知道？人家外国的球星什么的多少人享用这个东西。它可以增强体能。”“我们既然兄弟一场，你也享受享受吧。”阿健说完，不等林和栋答应，手里的注射器竟出其不意地向林和栋手臂处扎了下去。 “嗡”，林和栋只觉得一股什么东西冲向脑袋，接着，天旋地转，腹中直恶心。“呜啊”，吃的东西一下子从胃里吐了出来，脑袋里一片空白。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心里开始感到舒服起来，大脑一阵阵幻影，无数个彩色气泡在眼前晃动，忽大忽小，心中升腾起一股莫名的快感。林和栋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觉得这几天比赛的疲劳，一下子化作乌有，连怎么回到队里下榻的饭店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他很想睡，上午连游览市容、购物也没去，整个下午不知怎么搞的，脑子里也满是昨晚上的情景。虽然这次参赛只是打了团体冠军和双打冠军，但和栋此时的心情不象以往那样，一结束就急待着回家与父母亲、弟弟们分享成果，和栋只希望天快点黑下来，早点与阿健能再见一次面。华灯还未上，林和栋就急忙给阿健打电话，约好见面的夜总会。他赶到夜总会时，几个同学都陆续到了，伴舞小姐、法国干邑、喜力啤、万宝路也都上了。一班人又像前几个晚上一样，在聊、在跳、在唱、在喝、在抽，但林和栋总是提不起劲，也不知是音响太噪，还是灯光太刺眼，他总感到心里很烦躁，脑子里乱哄哄的。 “和栋，怎么不跳也不唱？想家啦？”阿健手指里夹着万宝路，另一只手上端着一杯红酒走了过来安慰和栋：“来，喝点，吃饱了不想家。” “家？是啊，明天要回家了，但不知怎么搞的，这次还不是太想家，倒是好象在想着还有什么事没办一样……”林和栋在想。 “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美吧？”阿健脸上带着一点诡谲的微笑问和栋。 对了，想起来了，是昨天晚上，……林和栋脱口问阿健：“昨天晚上的那种药你还有吗？” “你想这东西啦？我说了嘛，是很舒服的，高级享受。你现在要？”和栋点了下头。“跟我来。”阿健示意林和栋进洗手间，林和栋站起来跟了进去，……和阿健一起注射起那玩意儿。这时，他还不知道白色粉末是什么东西。 回到广州，球队要总结、讲评，第三天晚上，林和栋才回家。“怎么没先打个电话回家？”父亲一开门，有点愕然地问。两个弟弟随后冲上来，小强接过背包，边翻边问：“奖牌呢？”“放在队里没带回来。”林和栋懒懒地回答。“怎么这次把奖牌放在队里？”大强嘟哝着。“这次赛程安排得这么紧，很累吧？”母亲关切地走上前问。“没什么。”刚坐下不久，父母亲和两个弟弟还来不及象往常那样去分享他胜利的欢乐，听他讲讲异地风情，林和栋就已站了起来：“妈，我想早点睡。”接着，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他感到自己不知怎么变得很烦燥，浑身肌肉甚至骨头都是酸酸的。林和栋毕竟也见过一些世面，他心中渐渐泛起了一种不祥的感觉：阿健给我注射的“药”不会就是队友们常提到的毒品吧？ 为了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他连忙爬起床拨通了阿健的电话。电话中传来了阿健显得很油嘴的声音：“什么？你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那是'白粉’，是海洛因。”林和栋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周围的一切都象静止了一样，手握着电话筒，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吐出了一句带着涩音的话：“那我怎么办？”“怎么办？真是傻仔，你要继续'玩’呀！”然后，电话那头忽又变得很关切起来：“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林和栋告诉阿健现在感到很烦燥，浑身酸痛。“是这样的啦，你等一下还会感到成千上万只蚂蚁在你的骨头上爬呢。不过你不用怕，只要马上继续玩，就没事了。这玩意儿，广州也可以买得到，三元里就有。”“三元里这么大，我到哪去找？找谁？”“你也真笨，人家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就会主动向你送货上门了。这样吧，其实也不需要劳烦你自己去三元里的，我给你个呼机号码，你到家门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等他就成了。最紧要的是你要带够钱……哈，哈，哈，哈……”对方传来了两声冷笑，收了线。 林和栋定了一下神，走到房外，对厅里的父母留了一句“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冲出了家门…… 林和栋万万没有想到，这白色一吻，再也无法自拔，不仅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而且断送了一家人的前程。 因为有阿健给的呼机号码，林和栋“货源”从来没有断过，家人、队友也都没有觉察到他染上了毒瘾。但是，林和栋自己觉得对练球不感兴趣，对父母、弟弟的问话也都感到烦。他的精神变得萎靡不振，成绩一落千丈。一天，他的教练找他谈心，以前教练给他的感觉是既慈祥又严厉，但那天晚上，他觉得教练简直就是一个面目可憎的“凶神”。“我不想再打球了。”林和栋顶撞了一句，跑回了宿舍。他最终放弃了打球，离开了曾带给他许多梦想的球台，离开了奋斗了多年的运动场地，回到了家。 “怎么这么快就集训结束了？还拿回来这么多行李。”母亲见他提着行李回来，亲切地问。“改期了，”林和栋顺口编了一个瞎话，进入了房间。 “阿健给的那个呼机号码还真灵，可谓一呼百应，只要一呼，'货’就按指定的地点和时间送上门了。这样，谁也不会知道我在吸那玩意。”林和栋天真地想。他做梦也没想到，阿健是一个港澳地区称之为“拆家”的毒品分销贩子。那次赛场“巧遇”，只不过是他精心设计的一个“局”，他才没有那个心情去看比赛和校友，他瞄准的是林和栋富有的家庭。现在可以“收局”了。送货人的要价一次比一次高，阿健也来电话告诉林和栋，一定要筹好买货的钱，不然一停药就会“穿煲”。 林和栋不敢直接向父母要很多的钱，只能编造种种理由，如要换新运动服了，想买套休闲服了，来向母亲要钱。他把这几年出国比赛的奖金、津贴从银行取出来换成了人民币，心里还美滋滋的想：“幸亏当时母亲说'这些外币你就存在银行等结婚时给你媳妇吧’才留了这些钱，不然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林和栋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转眼要到春节，林和栋眼看着“药”要用完了，呼了半天供货人的呼机，却迟迟没有回音。大年三十，吃完团圆饭，林和栋和家人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视节目，这是家里的老传统，看着看着，林和栋觉得越来越心烦意乱，连连打着哈欠，电视屏幕上人影慢慢变成七彩的云团，后来全身竟真的觉得像有成千上万只蚂蚁在身体里、骨头上乱爬那样，浑身发痒，鼻孔里鼻涕连连，浑身抽搐，他难受得倒在地上，满地胡乱地打滚。直到这时，刚开始还手忙脚乱、六神无主的父母亲才明白过来，儿子是吸毒了，也终于发现了他离开体工队的原因。父亲十分难过和痛苦，但是也知道现在怎么去责备儿子也是没用的。家人拨通了“120”。 ……林和栋被留下在医院观察治疗，父母亲从医院回到家后和两个小儿子连夜商议，要想尽一切办法，花再大的代价，找最好的戒毒所，尽可能地帮助林和栋戒掉毒瘾。正月十五过完，林和栋在父母和两个弟弟的护送下，来到一间地处城郊的戒毒所戒毒。接连一个多月，母亲忍着内心的痛苦和泪水，给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呵护。眼看着父母为自己操碎了心，林和栋好生内疚，林和栋自己也感到不能再惭对家人，自暴自弃，感动于亲情挽救，他发誓无论如何也要戒断毒瘾。更或许是林和栋染毒的时间毕竟不算长，两个月后他离开了戒毒所。这是他第一回进戒毒所。 为了给他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戒毒后，父亲利用关系，让林和栋到广州河南的一家地产公司工作。当他到了该结婚的时候，母亲自然帮他物色了一个如意的新娘。不久，和栋就做了儿子的父亲。 这段时间，林和栋的确远离了毒品，犹如当年在运动场上拼搏一样，拼拼杀杀地过了几年。谁知好景不长，一次，他偶然遇到一个也是“粉友”的客户，来往没两天，就又开始复吸了。 最早发现他复吸的是他的妻子。妻子又是哭又是闹，非要和他离婚，搞得林和栋心情更加烦恼。一次，妻子被和栋气得胃病发作，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索性把妻子也拉下水：“白粉能止住任何疼痛。”他假惺惺地为妻子冲了一杯开水递过去，等妻子胃痛止住后，才告诉妻子：“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现在不痛了吧。那是因为我在开水里放了点'白粉’，很有效的。”的确，白粉能暂时麻痹神经，减轻病痛，但是妻子那里知道，它是一种成瘾性很强的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也是终身的。妻子听信了和栋的话，每每胃痛，就把“白粉”当成“良药”，很快也染上了毒瘾，和夫君一样，成了“瘾君子”。夫妻俩“夫唱妇和”倒也相安无事，却苦了还未懂事的儿子，常常被父母抛在一边，眼泪和着屎尿独自嚎哭。 很快，林和栋的父母发现了这一情况，他们只好万般无奈地让泪水往肚里流，再去找到另一间所谓“用传统中药集最新科研成果，一个疗程永远戒除毒瘾、心瘾，环境一流，酒店式护理”并“绝对保密”的戒毒所。但是不管广告词说得怎样神奇，对林和栋夫妇却都不奏效，夫妻俩总是前脚离开戒毒所，后脚进了毒贩的家，整天倒在云雾缭绕之中。工作自然是没了，失去了生活来源，两口子只好伸手向父母要，父母明白：纵使有座金山，早晚也会让他们给吸掉，于是，只有摇头叹气，领走了孙子，让他俩在这等死吧。果然，没多久，妻子就因注射过量，再也没有醒过来。 失去妻子的林和栋并没有从迷雾中走出来，而是更加陶醉在自我麻痹的幻觉里。 一天，两年多没音讯的阿健突然从澳门打来了电话，说明天要上广州见他。对阿健这个人，林和栋现在是爱也爱不起来，恨也恨不起来，“他上来干什么，难道是带几个钱或几包'粉’给我。”林和栋自嘲又狐疑。第二天到约定地点见了面。见面后，阿健先解释说，那年春节前送货的人被抓了，并说“如果不是这样，你也许不会搞到现在这么落魄，真的对不起了。”林和栋一听，生了气：“不再说这事了，这次上来找我，是给我带来'粉’还是钱？”阿健嘴角露出阴险的一笑：“粉是有，钱也有，就看你敢不敢去拿了。”林和栋一听拍了拍干瘪的胸口：“我现在还有什么不敢做的。”阿健低声对他耳语道，现在有一批货在云南，需要找两个帮手去把它带回来，货一到不就是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吗。”林和栋一听，心里马上蠢蠢欲动，他问阿健：“我这样的身体，能去得了云南做那事吗？”阿健一听，看了一下他那神形枯槁、弱不禁风的样子：“倒也是，他去得了吗？看来你真的是断了这条'米路’了。不过如果能找到一个信得过的人，你的'米路’也是不会断的。”“信得过的？自己人不是更信得过吗？”林和栋想到自己的两个弟弟。阿健听林和栋一说，两眼一亮：“你弟弟？如果他们不忍心你断'米路’，能真的关照你，当然可以。”林和栋这时根本不计一切后果了，竟打电话叫来了两个弟弟。可悲的两个弟弟盲目的爱着哥哥，为了让哥哥有钱吸毒、戒毒，居然置法律于不顾，以为“不过是去运些货回来”，真的去挺身试法。最后的结果自不必说了。 父亲失去了三个儿子，那里还有心思当教练，一纸申请，提前退了休。母亲也无颜再登台演出，只好提前办个病退，在家照看那给他们带来唯一希望的孙子。一家人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居然都是因为一个“毒”字。唉，一个“毒”字怎么了得！ “砰、砰”两声响，惊醒了林和栋似梦非梦的梦。林和栋心里一惊，以为听到了刑场上的枪声和大强倒下的声音。他急忙睁眼一看，原来东方已经透出一片麻麻亮，一家早起的菜农准备出门，正发动着手扶拖拉机。 雨不知几时已经停了下来，他不能再睡在人家屋檐下了。林和栋慢慢侧起身子，干咳了两声，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咬咬牙，向戒毒所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回忆着临刑前几天见到大强的情景。 “弟弟，阿哥空手来探你，你莫生气呀！” “阿哥你想那里去了。我们是亲兄弟嘛。” “你不会怨阿哥吧？” 大强半天不语，末了，叹口气：“能怨谁？阿哥，临终我再说句心里话，你一定要戒掉毒。我虽然贩毒，但我却一口也不吸它。”一行泪唰唰随着大强的话从眼眶里滑了下来。和栋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隔着铁栅栏拥起戴着脚镣手铐的弟弟，兄弟俩抱头痛哭起来。 离戒毒所越来越近，天色越来越亮，林和栋拖着逶迤的步履一步一步向那个方向走去。 第三章好了歌 “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也是我的亲生经历。”得知笔者来意后，阿良给我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过的充满悲剧的故事。 我有一个堂弟叫阿伟，是我叔叔的独子。改革开放之初，凭着他的聪明加实干，很快就成了我们镇上首屈一指的万元户，说是万元户，其实身家何止百万。但是，没有两年时间，很快，他又成了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原因就是染上了毒瘾。阿伟有钱时曾经帮助村里做过许多好事，因此，看到他的堕落，不单只是我的叔叔和婶婶，就连镇里村里、亲戚朋友都感到很遗憾，很焦急，于是，大家决定帮助阿伟进行戒毒。我因为父母过世早，是叔叔把我抚养成人的，自小跟堂弟的关系就象亲生兄弟，而且，我当时又是镇上的小学教师，是县里的“十佳青年”，帮助阿伟戒毒的使命很自然地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那段时间，我翻阅了在我们小镇上所能找得到的报纸、书刊，从报上、书上、电视、广播媒介中我了解了一些有关毒品的知识。之后，我自命不凡地跟村里立下了军令状：“不帮阿伟戒掉毒瘾，我引咎辞职。”其实除了小学教师这个职外，我也没什么“职”，只是我自以为自己对毒品已经有了深刻认识，帮助阿伟戒毒决心之大，溢于言表。 我帮堂弟戒毒，第一步行动是找来几位彪形大汉对堂弟采取突然行动，对他的住房及身上进行彻底搜查。从他身上搜出五、六小包“白粉”；第二步行动是将表弟反绑在“太师椅”上，锁上房门，门口安上两个门卫，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强行让他戒毒。 被绑在椅子上的阿伟大喊大叫：“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我回答他：“这都是为了你好。你就忍耐一点吧。”看到我们下这么大的决心，堂弟情知是动真格的了，摇摇头无奈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你们是不知道这个滋味，假如是你们，恐怕也戒不掉。” 我装作不理他，实际上暗中观察着他的动静。从掌握有关毒品的皮毛知识中我知道，过不了多一会儿，他毒瘾一发作，会更加难以对付，但只要毒“瘾”一过，也就大功告成了，……我一边侧耳听着他胡言乱语，一边静静的闭目养神。 约摸过了一、两个小时，阿伟开始发出阵阵哀求声，而且一阵比一阵高：“阿哥，放了我吧，我再吸最后一次，保证再也不吸了；”“我难受死了，如果你还是我阿哥，你就放了我吧；”“我要死，你让我去死！”“咕咚”一声，最后连人带椅翻倒在地，鼻涕眼泪糊了一脸，两眼发红发直，头发蓬蒿，乱翻乱滚，头往地上猛撞。我赶紧与大汉们按住他的头，把他抬起来，这一次，连椅子一起捆绑在供桌上。谁知刚一松手，阿伟不知那来的那么大的劲，两腿往上一蹬，把个诺大的供桌也掀了个底朝天，晕了过去。 尽管心里早有准备，然而见到这一场景，我的心里还是紧张万分。几个人急忙把他的绑绳解开，抬到了床上，把他的房门锁好，我才离开。 虽然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还算是初战小捷。望着桌面上放着的几包“白粉”，我心里像打翻了的五味瓶子。 回忆起刚才在阿伟零乱不堪的房里发生的那一幕，真象是见到一只魔鬼。我忽然想起他说的那句话：“假如是你们，恐怕也戒不掉。”“真是象阿伟说的那样吗？怎么那么多的人一沾上他就摆脱不了？我是不是也属于那种人？我如果吸一口，会象阿伟说的那样'恐怕也戒不掉’吗？我能战胜那只魔鬼吗？”心里越是这样想，越是对面前的白色粉状物觉得好奇，心里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欲望。但是同时，我的理智又警告自己：“不能沾它，我万万不能上当，我还有自己的事业和前途，我不能学阿伟，毁了自己，毁了事业。” 带着这信念，我坚持一连几天看守着阿伟，直至他的毒瘾好象是已经减轻，我估计是过了“脱瘾期”，才松了一口气，一面为自己能不负众望感到兴奋，另一方面又觉得这白色魔鬼不过如此，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有了这个感觉后，我“试一试”的念头益发强烈。我错误地认为：阿伟戒毒也没费几天功夫，看来只要吸毒的日子不长，就不一定是会上瘾，像我这样有理智的人，即使一旦上了瘾，绝对也是可以戒掉的。终于有一天，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捻了一点“白粉”放进了烟里，点燃了它。一缕缕青烟像童话中的幽灵，顺着食道无形地进入我的五脏六腑，顺着血液，流遍我的全身，抑制了我的大脑，驾驭了我的思维。 开始，我感到恶心，进而开始呕吐，接着脚跟不稳，无力地倒在了床上，脑海里慢慢出现了一幕幕幻觉，一种莫名的快感一阵阵向全身袭来……我向魔鬼屈服了。 接连几天，我都在寻找那种感觉，沉浸在那种虚幻的感觉之中，任魔鬼驾驭着我的灵魂，原来所了解的关于毒品害人的“知识”，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我把从阿伟身上搜来的几包“白粉”吸了个一干二净。表面上我在监护着阿伟“戒毒”，背地里自己却在尝试着吸毒。等到乡亲们以为阿伟戒掉了毒瘾，在为他、也为我举行庆功宴会时，却不知我已染上了毒瘾。 帮阿伟戒完毒了，从阿伟那搜出的“白粉”也吸完了。第三天的晚上，我渐渐觉得身体变得古怪起来，情绪烦躁不安，眼泪鼻涕止不住地往下流，头晕、腹痛、腰腿发软。我意识到这是毒品在作怪。我告戒自己要挺住。这样又挺了两天。上课时，一堂课要停好几次。最后，浑身难受的实在挺不住了，我找到阿伟，实话告诉了他，哀求他去设法给我找点“白粉”。只听到他叹息了一声：“造孽，怎么你也被这恶魔缠上了，我还正想向你要回被你们搜去的白粉呢？！”毒品把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已经没有了兄长的尊严，为了求得一包“白粉”，差不多要给他跪下。看见我这副可怜像，“走，要死我们弟兄俩一起死。”阿伟负气地拉起我就向毒贩家走去。 谁知这一去，表弟再也没有回来。 阿伟带我找到一个“特铁的”毒贩子，向毒贩买了“足够两个人用的量”，要了一支注射针筒，用自来水把“白粉”溶化后，吸进针筒，说了句“我先还还愿”，便一针扎下去，混浊的一大半液体很快就进入了他的血管，阿伟显得很满足地抽搐了几下，睡着了。我迫不及待地将注射器内剩下的另外一小半液体手忙脚乱地学着他注入到自己的血管……等我过足了瘾叫他时，阿伟早已全身冰凉，魂魄被牛头马面牵走多时了。 阿伟死的消息迅速传开了，我也被学校开除了公职。阿伟的死、我吸毒的事实和被开除公职的几重打击使我低下了过去一直高昂的头，我开始“破罐子破摔”，除了和“粉友”在一起时仿佛还有点地位外，我不愿见任何人，整天躲在没人知道的角落里，靠“白粉”麻醉自己，打发日子。 在外面混的日子里，我见到了一个名叫江仔的“白粉仔”。江仔十六岁，性格爽朗，办事利索，父母四十多岁才有了他，自然是自小宠爱有加，对他百依百顺，将一切感情都倾注在了他的身上，十三岁那年（那时他还是我的学生，是学校里有名的“双差生”，经常逃学到镇上的电子游戏机室打机），他没再上学了，听说他先是因为沉溺上“电子海洛因”，后来有一天，在连续打了两个通宵的机时，为了解困，吸了一支同时在玩机的一个“粉仔”给他的“特能提神的烟”后，成了“白粉仔”，吸光了家里的财产，气死了双亲，从此一人在江湖上厮混。 跟江仔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师生关系而是“粉友”了。他曾经多次地对我说：“我已经长大了，别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我吸完这一口就不吸了。”我开始还觉得他挺可爱的，有决心。可谁知别人告诉我：“别信他的，这话他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时间长了，我才知道他到戒毒所自愿戒毒不下十次，但每次都是白花了一笔钱。久而久之，他身上已没有一分钱，经常为没钱吸“粉”而发愁，每当这时，他就会用这句话来哄“粉友”开心，讨一口“粉”吸。 我最后一次见到江仔是两年前夏天的一个下午。那天我正无精打采的在路边树荫下荡悠，忽然江仔骑辆除了铃铛不响到处乱响的破自行车从背后窜到我面前，指着不远处一位正在等车的中年妇女说：“你快点去把那个女人的项链抢下来。” 虽然相距不太远，但因为她背对着我们，我根本看不清她的面部和是否戴有项链，于是问江仔：“你怎么知道她戴有项链？”江仔告诉我，那女人是他一个远房婶婶。 去抢？毕竟是第一次干这样的事，我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去干这有辱斯文的事，只见江仔已经跑到旁边的一辆摩托车上拿了个头盔，戴在头上，蹬着自行车飞快地蹿到了那个女人身旁，伸手一把扯下女人脖子上的项链，一溜烟跑了。等那个女人反应过来时，江仔早已两拐三拐跑得无影无踪。那女人只好指着江仔消失的方向大骂：“谁抢了我的项链，不得好死。” 后来，江仔果真应验了那句话，死了。听说人们在他断壁残垣连大门也没有的破败老屋里，发现江仔蜷曲在破草席上，尸体已经开始腐臭，芦柴棒那么干瘦的手里还抓住一支注射针筒…… 江仔的死使我想起了阿伟的死，我意识到这样下去自己离做鬼的日子也不远了。出于求生本能，我决心戒毒。 这次轮到我象当初的阿伟一样，被叔父和几个乡亲绑在椅子上，经历死去活来的毒瘾折磨。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恍惚中我见到了阿伟，见到了江仔，他们正在与一群身着白衣白裙的魔女跳舞，一边跳一边向我招手，说：来吧，与我们共舞。我真想与他们一起，逃脱这种痛苦，但是身上的绳索束缚着我，使我最终活了下来。亏得我那可爱的父老乡亲，是他们挽救了我。 就在那次戒断毒瘾后的一个晚上，叔叔跟我说，你这样的戒毒如果不想法坚持下去，还会象阿伟那样走上绝路的，唯一的办法是远离你那些损友，离开有“粉”的地方。他提出承包那片远离村镇没什么人烟的荒山，垦荒、种果树。叔叔拿出了他辛劳了一辈子还没有来得及被阿伟化作青烟的二万元积累，我们承包了那片远离村镇、山清水秀的二百亩山地，买来了果树苗，种上了夏威夷木瓜、台湾青枣、吕宋香芒等当时还是很名贵的品种果树，我们盼望着几年后会有所收获。可谁知，时来运转，去年有位开发商看中了这块地建渡假村，补偿了三十几万的征地费，于是，还不到两年，我们就有了收获。 我跟叔叔下了山，回到了村里。在叔叔还没有想好怎么用这笔钱帮我继续戒毒和大展鸿图时，我的心又痒了起来，心想：三十万，如果当时我有三十万，就可以不用跪下哀求那些“粉友”施舍一口了……，我悄悄的撬开他的箱子把放在箱底用布包了五、六层的银行存折拿了出来，取了几百块钱，溜出了家门，最终，我又吸上了那玩意儿。当叔叔发现我又吸毒时，存折上的钱早已被我偷偷摸摸地用了五万多元。 那天晚上，叔叔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没有象以前发现我吸毒时那样狠狠地责骂我，甚至连多余的话也没说，只是独自叹息着，擦眼角的泪。我吸完了粉，很惬意地睡着了。第二天，我起床后觉得奇怪，平时，叔叔一大早就叫我，怎么今天......我急忙推了几下叔叔的房门，门是从里面栓着的，我猛敲了几下也没有反应，我忽然有了不祥的预感，于是拼力撞开了房门，只见叔叔的身体吊挂在房子的横梁上，头向下耷拉着，两只眼睛张的大大的，盯着下面，他因为儿子和我这个侄子的不肖，带着终生的遗憾，了结了生命，离开了人世。 办完叔叔的后事，没有人再来管我了。叔叔留下的存款，最后成了“0”。为了解决毒资，我也顾不得“斯文”面子，干起了“梁上君子”的勾当，最终被送劳动教养。 阿良断断续续给我讲完了他的悲惨往事，而后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说：“现在想想吸毒这玩意，其实就好象《红楼梦》里的'好了歌’说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到头来，还是'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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