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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简介 谭皓，201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专门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读书期间曾先后赴日本大分大学（2004-2005年）、东京大学（2011-2012年）交换留学，获“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论文奖”等奖项。现为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暨田家炳教育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中外教育交流史。在《抗日战争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期刊报纸上发表论文数篇，部分成果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之背景 第一节 17-19世纪中叶的日本与世界 第二节 西力东渐与日本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开始 第三节 日本幕末期对华派遣留学生的尝试 第二章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之开端 第一节 近代日本首批官派留华学生 第二节 陆军省首批留华学生 第三节 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之始 第三章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之发展 第一节 参谋本部“清国语学生”派遣 第二节 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的制度建设与实施 第三节 大藏省留华学生派遣 第四节 海军省留华学生派遣 第四章 世纪之交的新动向 第一节 外务省新制度框架下的留华学生派遣 第二节 农商务省留华学生派遣 第三节 文部省留华学生登场 第五章 侵华战争前留华学生派遣的走向 第一节 外务省留华学生的委托培养 第二节 文部省“在外研究员”制度问世 结 论 参考文献 附录1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生名录（1871-1931） 附录2 中日对照年表（1840-1931） 人名索引 后 记 大藏省留华学生井上陈政，因与清末大儒俞樾的师承关系及其短暂却传奇的一生，倍受中日两国学界关注，成为近代日本留华学生中最为后世所熟知者。因此，学界对其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大体厘清了其来华留学的基本脉络，但对大藏省派遣其来华的原委，在华师事何如璋、俞樾的具体细节等问题，尚有不明或龃龉之处。本节将综合利用日本原始档案及井上自述，考订大藏省留学生井上陈政在华细节。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原书房 1978年 井上陈政条 《留学略记》是井上对来华留学经过的自我总结，基本概括出其在华主要活动，具有口述史料价值；且后来《对支回顾录》在为其作传时也全文引用，说明记述较为可信。这成为了解井上在华留学实态的核心资料，因此略占篇幅摘录如下： 明治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受命向清国出发。（中略）三月一日随何氏自横滨发，经上海至广东潮州府，巡历嘉应州、惠州粤东诸郡。七月自广东发，航经厦门、芝罘至天津，八月抵达北京。而后随何氏治制度掌故之学。十六年十一月何氏转任船政大臣赴福建。于是视察内陆事情，考求贫富饶否，独身自北京发，巡历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湖广、江苏、浙江、福建各省，抵达福州时已十七年五月。此行于体验最为有益。至福州时清法安南纷议方剧，法舰入泊马尾，势如婴守孤城。八月廿三日，清法开战，躬历目击。十月何氏解职南归，于是赴浙江杭州府，从学俞樾太史。氏为当今硕学，门下之士不下数千。遂昼夜研习，专治学术，广而交游，高尚位置，受益最博。十八年九月因故巡游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十九年夏至浙江，冬至汉口，经巡游湖广上游各地后归沪。二十年五月自上海发，视察长江一带，复巡江苏，六月廿七日返上海，七月二日由上海出发归朝。前后留学阅六年。[1] 据此可知，在1882年2月14日获得太政大臣的批准后，大藏省于翌日正式向井上下达了派遣留学命令。于是，井上于3月1日随何氏从横滨启程来华，直至1887年7月2日归国，前后在华近六年。按活动特征可将其留学生活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882年3月随何氏来华至1884年10月与何氏作别的两年半有余。其间井上随何氏由日抵沪，“经上海至广东潮州府，巡历嘉应州、惠州粤东诸郡。七月自广东发，航经厦门、芝罘至天津”，8月抵京后便随何氏学习制度掌故。至1883年11月何氏转任船政大臣，井上也随其赴闽；但至翌年10月何氏因中法战败下野，井上遂转而师事浙江大儒俞樾。所以，井上在此阶段主要在北京和福州随何氏学习制度掌故，这对其后来编纂《禹域通纂》帮助甚大。 第二阶段是从1884年10月师事俞樾至1885年9月“因故”作别，前后近一年。井上虽名义上至1887年回国为止一直随俞氏学习，但真正及门求学也只有一年。不过，其中仍不乏可考证之处。 第一，关于井上师事俞氏原委，据考证，日本最早关注俞氏，始于1884年4月5日岸田吟香的文章[2]，此时井上已经来华，故在日时应不知晓俞氏。其实，井上师事俞氏的系铃之人还是何如璋。就此井上曾在《曲园自述诗》跋文中记述： 余尝承选从清国星使子峨何公，负岌赋游禹域，南抵粤境，北至燕京，研精坟典。居载余，公训余曰：当今曲园师，海内硕儒，天下伟人也。汝若获从游，非唯进学励志，而余负托之责亦塞矣。后得《群经平议》读之，叹师鸿博淹通，精诣钩玄，不胜钻仰。即欲南下执贽，适何公擢授督理船政、航海之任，余理装历游冀、雍、豫、荆之域，抵吴谒师于春在堂之庐，又经浙入闽，马江遭难，辞归沪渎，旋赴杭桓，始修弟子礼于师之门下。函告何公，公大喜。[3] 由是可知，井上是经何如璋（“子峨”为其字）“训”示，方知俞氏大名，后读俞氏《群经平议》，更是钦佩之至，遂有了拜师求教的想法。后来，井上如愿成为俞氏及门弟子，受其“亲荷训诲”，深感荣幸。俞氏不仅学术成就享誉中外[4]，且精于教学，弟子多学有所成。如在清末民初风云一时的民主革命家及朴学家章太炎、金石学家吴大澂、书法家吴昌硕等，都是其得意门生；其孙俞陛云中过探花，曾孙俞平伯为红学大家。所以，井上得以师事俞氏实属幸事。
俞樾 关于收井上为徒一事，俞氏也曾作诗云：“门生注藉逐年多，已愧无功效切磋。谁料竟成萧颖士，执经请业有新罗。”诗文下注解云：“甲申岁，日本东京大藏省官费学生井上陈政字子德，奉其国命，游学中华，愿受业于余门下，辞之不可，遂留之。其人颇好学，能为古文。”[5]诗文中提到的“萧颖士”为唐代名士且广收门人，弟子中还有外国留学生。可见，俞氏为井上执着所动，且对其治学态度与学习基础亦较满意，于是自比萧颖士，有了这段师生之缘。井上也因此变为知名学者的外籍及门弟子，完成了第二次身份转换。 第二，关于井上师事俞氏的地点，现有杭州与苏州两说[6]，存在“苏杭之争”。这一问题确实略为复杂，如井上在《留学略记》中自述“赴浙江杭州府，从学俞樾太史”，而在后来所作《清国周游记》稿本中又记述初拜谒俞氏时，“抵苏州闾门外……进城谒俞太史，风采蔼然，望而知君子人也。”[7]“杭”“苏”两种记述，造成现有认识的出入。其实，若结合俞氏之经历与井上在华行动路线，这一问题可迎刃而解。 一方面，就俞氏经历而言，其道光元年（1821年）生于浙江德清，四岁迁居杭州；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进士后，曾放河南学政，后因故罢官，移居苏州。起先赁居五柳园，太平天国时期为避难举家暂离苏州。至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率军收复苏州，任江苏巡抚，特请俞氏赴苏州紫阳书院担任山长，振兴教育。俞氏欣然从命，且因一时无合适住处举家搬入紫阳书院。至同治六年（1867年）他又应浙江巡抚马端敏之聘，担任杭州西湖之畔诂经精舍山长，于是搬出紫阳书院，暂居大仓前一处旧宅，但仍在紫阳书院任教，随后奔走于苏杭两地。此时，俞氏在苏州的住址又有了变化。他自同治八年（1869年）起租住马医科巷潘氏房屋，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才一举买下潘氏房屋，又增购附近废地，建屋三十余楹，筑“乐知”“春在”两堂，建起庭宅“曲园”，其“曲园老人”的别号由此而来。[8]而书斋“春在堂”三字取自其科考殿试时的得意诗文“花落春仍在”，后来更是成其别号。总之，紫阳书院为俞氏在苏州执教之处，而曲园、春在堂则是其在苏州的居所和书斋。 另一方面，俞氏自1867年起担任杭州诂经精舍山长达31年之久。他每年春秋由苏来杭，住在精舍内一栋名为“第一楼”的楼内，学生遂称之为“俞楼”。其后学生为表敬意，便购买了六一泉西边的一地为他新建住所。光绪四年（1878年）三月破土动工，七月楼成，便成为正式的“俞楼”。据说俞楼落成时来贺者极多，一时成为杭城一大新闻。俞氏随后对诂经精舍的教学颇为用力，于是俞楼便成为其在杭州的长期居所。[9] 可见，俞氏因在苏杭两地任教，苏州曲园、春在堂和杭州俞楼皆为其居所。事实上也常有人先后到两处拜访俞氏。如俞氏在为此前曾接待过的另一位日本学者竹添进一郎之行记《栈云峡雨日记》作序时，提及竹添“在海外知余之名，及至中土，访余于杭州诂经精舍，不值。又至吴下寓庐春在草堂，始得修相见礼”[10]即属这一情况。而井上前后不一的记述也缘于其在1884年入门前曾先后于苏杭两地拜谒过俞氏。 据井上在《留学略记》中自述，1883年11月何氏转任船政大臣，他也随其赴闽，但并未同行，而是为“视察内陆事情，考求贫富饶否，独身自北京发，巡历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湖广、江苏、浙江、福建各省”，至1884年5月才抵达福州。而在前述《曲园自述诗》跋文中，他记述1884年时已倾心俞氏学识，“即欲南下执贽，适何公擢授督理船政、航海之任，余理装历游冀、雍、豫、荆之域，抵吴谒师于春在堂之庐，又经浙入闽”。可见，井上在由京赴闽期间，中途慕名到“春在堂之庐”，即俞氏在苏州居所进行了首次拜谒。他在《清国周游记》稿本中记述的“抵苏州闾门外……进城谒俞太史”便是此次拜谒。参照俞氏春秋赴杭讲学，此次拜谒应发生在1884年冬春之交。不过如《留学略记》所述，井上此后并未留在苏州（紫阳书院等处）求学，而是按原计划抵达福州继续师从何氏，至1885年10月何氏下野回乡后，才“赴浙江杭州府，从学俞樾太史”，正式投身俞门。
陈政文库 藏书章 实例 此外，俞氏的《春在堂随笔》也有相应的记载。据述：“余以虚名流播海外，甲申岁有日本东京大藏省官学生井上陈政字子德者来见，愿留而受业于门，因居之于俞楼。子德喜谈世务，及从余游，改而治经。”[11]可见，俞氏将井上安排入住杭州俞楼学习，这便坐实了井上在杭州师事俞氏的结论，断清了其留学地的“苏杭之争”。 第三，俞氏的随笔还透露了另一重要信息，即井上这一阶段主要的学习内容并非有研究提及的“诗文”[12]，而是俞氏针对其“喜谈世务”的特点，专门设定的“经学”。虽尚无档案资料证实井上为此入籍诂经精舍[13]，但他住在精舍旁，又师事精舍山长，若近水楼台进入精舍学习也在情理之中。诂经精舍由晚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阮元创立，初建时便定下以朴学为主的教学宗旨。俞氏任山长后仍倡导此宗旨，并注重研经究史、训诂考据的严谨学风，使精舍兴盛一时，不仅对浙江学术发展颇具影响[14]，其办学经验亦远播上海同类书院。[15]井上在如此学术氛围下主要就经学进行了近一年的系统学习，学问精进自不待言。所以，井上第二阶段主要在杭州随俞氏研习经学。[16] 对于这段师事经历，师徒二人都颇为看重。一方面，井上对业师俞氏终生行弟子礼，可谓至精至诚，且颇为用心。1885年春天，正在门下求学的井上得知俞氏欲观赏樱花而不得，遂想办法从日本国内运来四株奉上。俞氏大喜，特意作诗云：“曾闻海外有樱花，竟自东瀛寄到华。莫惜移根栽未活，也曾一月赏奇葩。”注云：“余前年选东瀛诗，见其国诗人无不盛称樱花之美。思一见而不可得。乙酉（1885年——引者注）春，井上陈子德以小者四树，植瓦盆中，由海舶寄苏。寄到之时，花适大开，颇极繁盛，历一月之久始谢。移植地下，则皆不活。”[17]虽然樱花未能移植成活，但井上帮老师圆了赏樱心愿，尊师之心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即便归国后他仍对俞氏当年的教诲感铭在心。据其1890年前后撰文所述：“呜呼！古之人，或求师千载，读其遗书，考其学行志节，至于嗜欲轶闻，津津称道，以恨躬不登其堂面揖让其侧，或生同其世千里追随，山川悬远，不能一接謦咳面终身为憾者多矣。余生异其域，地隔万里，一旦策名委贽，亲荷训诲，何其厚幸哉！此后期满归国，每深宵独坐，绎讨经义，未尝不思慕师教而叹不能卒学也！”[18]从中不难读出这位异国弟子对老师的崇敬与感恩。 另一方面，俞氏收井上为徒时已63岁，讲学大半生，桃李满庭芳，但他颇为偏爱这位中文名叫陈子德的异国弟子。在为井上《西行日记》所作序中，俞氏评价其“子德之才，必有大过人者，吾惧曩者之所约，不足以限子德也。余老矣，隶门下之籍者，无虑数百人，今得子德，殊有吾道东矣之叹。因书数语而归之，愿观其异日之所造也。”[19]一句“吾道东矣”，不仅道尽老师的赞许与期待，也是对井上这段求学经历最好的评价。 注释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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