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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民谋利的宗旨观 ——体现在他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念上。周恩来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生前常说：“要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这样说，也这样做，真正做到了心系人民，克己为民，急人民所急，忧人民所忧。“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1页。）这种爱憎分明的政治态度决定了我们党的政治宗旨必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1页。）他对邓颖超和亲属说：“我是总理，我每件事都要想到全国人民。”“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他经常教导身边工作人员说：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出最后一根丝。（《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61页。）他一再告诫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甘苦，共命运。”(《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1页。)到了晚年，周恩来的胸前总是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就在逝世前，他还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一个人在自己将要离开人世时还想到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一种何等的境界！ ——体现在他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上。周恩来认为，社会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即使“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数人幸福。”“谁要幻想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长期地保留他的剥削，甚至于过那种极度豪华的生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全中国都不那么豪华，少数人要那样豪华是不能允许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75页。） 周恩来服从大局的权力观 周恩来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02页。） 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次机会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领袖，但他虚怀若谷，甘居次位，从不谋取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他总是扮演着用实干而不是靠权力控制和高谈阔论来实施领导的领袖角色。从1928年至1932年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这一段时间内，他常常是全党工作的主持者和指导者，在党内的地位比毛泽东高。1932年7月29日，中央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致信中央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坚持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1932年7月29日致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信。）同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他坚持要毛泽东留在前方。1935年1月，洛甫提出要变换党中央领导时，他毫不豫犹地说：“当然是毛主席领导，听毛主席话。”表达了党内军内大多数人的要求，丝毫不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极力举荐老同志朱德和有能力的刘少奇同志，退居朱德和刘少奇之后。 周恩来立足实际的发展观 1956年，周恩来针对当时出现的“左”倾冒进情绪，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得出了不能提早宣布实现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这条科学结论，并及时对那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坚决压缩调整，从而使国民经济免遭重大损失。“大跃进”时，周恩来对下面报来的浮夸数字不相信，但苦于得不到实际材料。于是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找一些能向他说真话的同志个别询问，了解国务院各部门和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向党中央和汇报。 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党风不纯，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周恩来分析指出：原因之一是一些领导好大喜功，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规律，向下乱压任务，给人乱扣帽子，结果是一些人“准备两本帐”，“看领导颜色说话”。因此，“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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