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生物信息外交：全球突发卫生事件、数据共享和序列生命 | 国政学人

作品简介 

作者：史蒂芬·艾尔伯（Stefan Elbe），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编译：钱靓（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

来源：Elbe, S. (2021). Bioinformational diplomacy: Global health emergencies, data sharing and sequential lif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ttps:///10.1177/13540661211008204

归档：《国际关系前沿》2021年第8期，总第35期

内容提要

生物信息外交指的是，在全球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的生物信息的国际信息交换中出现的紧张态势、敏感问题、外交实践和手段的新兴领域，是分子生命、信息生物和安全健康多学科的新兴领域。本文研究了这一领域背后的政治、经济和科学问题，分析由政府、科学家和产业为促进更快速的全球生物信息共享而新制定的信息传输的国际标准，从而得出“生命科学重新塑造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主权、权力和安全概念”的结论。

文章导读

01

生物信息外交：新兴的领域

新冠疫情、大型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和寨卡病毒……这些传染性疾病的爆发和控制过程证明了对新病原体进行序列分析的能力是有效提高危机防控能力、做出有效应对和采取健康干预措施的重要因素。在传染病爆发时期，主要利益相关者（政府、科学家和制药业）主体之间快速的序列数据共享对防疫有着决定性作用。数据共享日渐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

管理全球突发卫生事件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催生了这一新兴领域。如今，对病原体的研究不再完全依靠生物样本。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的发展让科学家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分析病原体的序列数据。

生物信息外交包含三方面因素：

1. 对生物信息生成、交换、利用等产生影响且广泛的主体和科学技术，尤其是政府、科学家和产业；

2. 因涉及政治、安全、经济和专业敏感问题而产生的数据壁垒和潜在的全球认知冲突；

3. 为促进更快速的国际生物信息共享和应对未来的全球卫生紧急情况而产生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信息共享手段。

02

生物信息外交的产生

在某些情况下，序列数据已经完全可以等同于生物实体。对病原体（尤其是可致死的）的序列分析在三方面促进了全球卫生危机的防控能力：

1.帮助科学家快速了解新病原体特征、研究毒性、确定天然宿主并评估其可能造成的威胁，从而加快完成风险评估；

2. 与其他病毒的序列进行比较，追踪新病毒在地理上的传播位置、方式和速度，帮助政府采取科学的防疫措施；

3.用于开发新药、疫苗和诊断。

但以上优势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世界上的各利益相关方愿意公开分享病原体序列数据。然而，近年来的实践却表明，快速、及时的病原体数据共享遇到了阻力。尽管抗疫工作颇有成效，但相关的数据却没有及时公开。在生命科学和全球健康领域中，数据共享在很大程度上被解释为技术与功能挑战，但在生物信息外交中的数据共享是一个国际政治难题，甚至是一个持续的外交问题。该领域涉及不同国家之间信息的紧急交换，跨越多个主权管辖区；也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敏感领域，因为它在风险评估、疫情应对和医疗干预措施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要求各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谨慎和委婉的谈判。

因此，该领域有两个研究方向：正式的政府间外交谈判（如世界卫生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非正式的非国家主体之间的互动（如科学家和产业）。与此同时，对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研究（特别是对分子生物学）为生物信息外交提供了支持。

在21世纪，人们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在“序列”层面上进一步加深。对“生命”理解的分子化（the molecularisation of life）、生物学的信息化（the informationalisation of biology）、卫生治理的安全化（the securitisation of health）推动了生物信息外交的发展。

首先，生物信息学（如序列数据）是对生命的理解从生命体层面进步到分子层面——在细胞的内部运作，最终推进到单个原子的规模。在一些如X光技术的帮助下，承载着生物体发育全部信息的DNA分子结构被呈现出来。之后，化学元素形成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DNA分子结构可以由四个代表不同碱基的字符（G、C、A 和 T）组成，由此成为一种信息表达方式。这种“去实体化（de-corporalisation）”的技术操作使得信息传输更加便捷，使科学家们不必等待生物材料运输就可以研究病原体特性。因此，这一现象证明了本体认识论的合理性。本体论和认识论在认识和理解世界时不可分离；将生命理解为序列时需要从本体论出发，认识到将生命的本质是“化学”的，生命是可以通过序列被“阅读”和“了解”的。

最后，这些生物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交换，成为日渐重要的安全问题，尤其对于疫苗生产商而言。全球突发卫生事件中对生物信息的国际传播有了更高的要求，并将这一问题拓展到技术甚至政治领域之外，转变为一个固有的外交问题。

03

数据共享的阻力

一个公开共享序列数据的数据库“基因银行（GenBank）”设立于1982年，与开放科学运动和“百慕大原则（Bermuda Principles）”密切相关。百慕大原则是在人类基因组计划（the Human Genome Project，HGP）中提出的，防止他人试图对序列数据以“知识产权”的名义设立壁垒，确保序列数据作为公共产品的性质。但是，开放的数据共享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国际政治局势的压力，尤其是在传染病爆发期间。

国际间的数据共享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是由于病原体序列证据位于多个全球价值生产链的中心。在传染病爆发期间，科学家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全部的研究；因此，只有在他们的科学文章被接受发表后，科学家们才会公开病毒序列数据。这会导致严重的南北差异：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会被引用，但很少有人承认他们的工作。因此，如何将由序列数据产生的研究收益公平地分配给不同的科学家这一问题非常重要。

数据共享也交织着政治、经济的敏感问题。政府也可能有理由限制数据的共享，因为病原体数据的传播可能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比如旅行限制或贸易中断。同时，这些数据也是采用挽救生命和利润丰厚的医疗对策的重要基础，知识产权也会成为数据共享的壁垒所在。对政府而言，公开序列数据意味着让巨大的商业价值进入公共领域。政府也必须考虑共享数据对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如生化武器）。因此，一些国家已经规定，只有在获得正式许可后，病原体的序列数据才能被公开。

数据共享的不公平加剧了因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卫生治理不平等造成的紧张局势。中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必须确保本国人民能够获取任何借助病原体数据所生产出的新药物和疫苗——尽管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耗费巨大或成效甚微的，或是汲取被“剽窃”生物信息的历史教训。这可能导致“生物种族主义（biocolonialism）”，进一步导致政治上的紧张。这种数据共享上的摩擦（data friction）限制数据共享，塑造不同参与者之间的相对权力和相互影响。

04

数据共享新路径——

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

于 2008 年在世界卫生大会上正式启动的“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the Global Initiative for Sharing All Influenza Data，GISAID)”利用不同于基因银行的方式解决病原体序列数据所带来的敏感问题。首先，若要获取GISAID中的数据，必须同意其《数据库访问协议 (DAA)》。该数据访问协议包含多项具有约束力的规定，包括用户将与 GISAID 网络中的其他人共享其数据，但不会将此类数据分发给其他非 GISAID 用户。用户还需在他们的出版物中标准引用他人的数据，尽最大努力与数据来源的科学实验室合作，并让他们参与使用数据的研究。该协议还承诺，保证用户对从此类序列数据衍生的任何技术有共同访问权利，旨在防止行业对知识产权的侵犯。

GISAID的做法并不是在否认数据共享，而是禁止了匿名获取数据。在极端情况下，如果用户违反数据库访问协议的条款，GISAID 可以禁止用户访问数据库。这意味着在GISAID的框架下，序列数据并非是公共产品，这也为关注知识产权的政府以及担心被侵权的科学家提供了额外保证。在近年，GISAID更加广泛地涵盖了全球流感的研究界，包含世界上最全面的高质量流感数据。在流感方面，GISAID替代生物信息外交，成为新的国际数据共享框架。这种实践可以被看作是“数据跨境（data passporting）”。

GISAID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力，从侧面强调了对生物信息交流的“外部条件”越来越重要，尤其是是在传染病爆发期间。但不可否认的是，总有国家会共享更多的数据。与此同时，并非所有的传染病都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新冠疫情的爆发对生物信息外交而言是一次巨大挑战，但中国选择在疫情爆发之初就向全世界公开新冠病毒的病原体序列，此后GISAID也决定公开SARS-CoV-2的序列。因此，在流感领域首创的GISAID模式也可能在未来其他全球卫生突发事件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然而，生物信息外交领域的未来是无法预测的。即使GISAID模式在SARS病毒上取得了成功，但更多的序列数据仍掌握在私人的实验室中。也有人支持旧的公共领域模型——如不对数据设置任何额外限制的基因银行，或将数据同时提交到多个平台共享。新的生物信息外交模式仍在孕育中。

05

全球政治局势所带来的影响

社会和技术结合的愿景之一是将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无缝结合成一个新的实时全球“数字免疫系统”。 病原体序列的共享也为国际安全领域带来了新的挑战：世界上一些国家现在能够使用序列数据来更好地保护本国人民免受疾病的威胁，而许多其他国家则相对处于不利地位，被要求与其他国家无偿分享序列。数据共享逐渐引起人们对生物危险的关注，鼓励制定在序列数据方面的新政策。

序列数据共享也将影响国际权力分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可以制定新的政治战略以抵制不平等。这些新的战略将带来新的正式外交活动（如高级别政府间谈判），并为公平地在国际上分享数据共享的利益达成新的多边协议（如《名古屋议定书》与《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事实上，关于序列数据共享的内容并没有出现在多边谈判中，现有的国际体系仍是以生物实体为基础进行的。序列数据共享是否能够制定其他外交战略、谈判立场最终是否会受到改变等问题无法确定，但其在国际体系中（尤其是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间）具有显着的权力效应。

最后，序列数据共享也对“主权”的界定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政府是否可以保留对其境内遗传资源的主权控制。数据共享可能会导致许多中低收入国家政府失去对其境内的遗传资源的有效“控制”，因此需要就如何处理此类数据的所有权进行政府间的外交谈判。

译者评述 

该文章从生物信息外交兴起的背景、定义、作用和影响方面，体现了目前国际政治领域多元学科交叉的特点。序列数据共享行为的背后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更带来了国际交流和全球治理的挑战和难题。尽管该领域的提出是创新性的，但是其经验却是一次次全球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带给全人类的教训。目前国际社会缺乏对基因数据及其共享标准的制定和规范，这可能是扩大全球发展不平等和南北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值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即将召开之际，生物信息（尤其是序列数据）对国际政治、国家安全、平等发展权和利益共享之间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应该被纳入考虑。

词汇整理

bioinformation diplomacy 生物信息外交

pathogen sequence data 病原体序列数据

onto-epistemology 本体认识论

Bermuda Principles 百慕大原则

the Global Initiative for Sharing All Influenza Data 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

责编 | 李月云 姚寰宇

排版 | 余姣 游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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