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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发现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化石，说明云南是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历史的渊源十分久远。如果谈到云南历史的跨越发展，则宜从有准确纪年的成文史开始，而其代表作就是司马迁的《史记》。纵观2000多年的社会发展，云南实现了两次历史大跨越。 滇史的第一次大跨越，时在公元前109年(西汉元封二年)，史实是汉朝大军临滇，滇王归降，汉武帝在云南设置郡县。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者，其众数万人”，“耕田，有邑聚”，“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值得一说的是，滇王会见汉朝使者时提出了“汉孰与我大?”即汉朝与滇国哪一个大的问题。从文义上看，滇王不识汉朝的自大，说明其相当封闭。但20世纪中期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大量独特的精美青铜器中，竟可以展现滇国祭祀、舞乐、渔猎、纺织、战争、干阑式建筑等生动形象的人物场景，贮贝器中则储有数以10万枚计的海域贝币，考古学家更说明滇国青铜文化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文化有联系，这不仅证明滇国青铜铸造业的发达，还可证明滇国的不甚封闭。先始面对汉朝的劝降使，滇王并未归降，待其友邻靡莫等被击灭，汉军压境时，他才“举国降”，且“请置吏入朝”；汉武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復长其民”。巧在石寨山考古中发现了汉武帝赐的“滇王之印”，然滇王的世袭史载不详。而从其历史意义讲，滇王归降后汉武帝在云南置郡县，就是云南正式纳入中国的政治历史版图。这无疑是决定滇史命运的第一次大跨越。 滇史的第二次大跨越，是公元1253年忽必烈平大理国。大理国统治云南的时间是公元937年至1253年(后晋天福二年至元宪宗三年)，共316年。其领土以今云南为主延至四川、贵州、广西、西藏边地，南至今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北部，西至印度东部等，具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大理国统治云南300多年间，对中国乃至东南亚、南亚的历史都有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宋史》中就被列入了“外国传”。这里还应说明，大理国是在南诏国(公元649年至902年)的基础上建立的，而南诏曾在唐玄宗发动的天宝战争中大胜，使唐军“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支轮不还”(《旧唐书·杨国忠传》，卷116)。南诏军攻入成都后大肆虏掠，今大理三塔寺就有被虏成都工匠的贡献。换言之，从公(下转封三)(上接封二)元649年至1253年的600多年间，分裂割据已成为滇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唐、宋两朝的帝王已无力回天。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会出人意料。1253年忽必烈率10万铁骑“经行山谷二千余里”，“乘革囊与筏”渡金沙江，平大理国，建立云南行省，终使云南成为中国牢固的西南边疆。这理应是改变滇史命运的第二次大跨越。滇史两大跨越具有相互依存的三个特征。其一是历史大跨越的宏观性特征，即它们属于宏观跨越。如在第一大跨越前，滇西“可数千里”居住着“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嶲、昆明”人，他们似未发展到阶级社会。滇中、东部有以滇国为大的几个小王国，学界因其青铜器认为属于奴隶制社会，但尚无自己的成文史。而滇王归降置郡县后，云南就在政治上纳入汉朝的郡县制政体，经济上因汉朝官军民的进入跃至铁器时代，文化上以《史记》为标志具有了成文史，结果，就实现了云南宏观历史的首次大跨越。忽必烈平大理国作为滇史第二大跨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它对南诏、大理的分裂割据进行了历史大跨越，且边疆民族立国600年最终回归中国政体的事绩，古今罕见；其二，建立行省，使多民族云南成为中央直辖的国家一级政区，稳定至今已700多年。总之，汉武帝与忽必烈功业体现的历史跨越，首先在空间上，它涵盖了云南的宏观整体；其次表现在时间上，其影响与演进过程在700年乃至千年以上，即使南诏、大理600年割据也与汉武帝开创的业绩有关，而忽必烈的业绩则关系上下两千年。故由时间长期性与空间整体性构成的宏观跨越，就成为千年滇史两大跨越的一个特征。滇史两大跨越的第二个特征，是外因关键性。作为滇史两大跨越依据的内因固然重要，但外因也异常重要，因为它不仅是两大跨越的条件，同时又是一种依据，故在两大跨越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如青铜器时代、无成文史的滇王等部族小国的内因，与铁器时代、有成文史且具强大民族国家的汉朝的外因，实力极不对称，故双方对峙的结果，内因只能因应于外因，由此就构成了外因关键性特征。 滇史两大跨越的第三个特征，是边疆多民族云南中国化，简称边疆中国化。这一特征对于云南来说，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是完成了边疆领土中国化，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逐步建立，从文化学的角度讲是边疆云南总体进入了中华文明体系。这既是千年滇史两次大跨越的结果，亦是它的基本特征。滇史两大跨越发展的特征中，有两个学理问题需要阐释。其一，宏观跨越与微观跨越的关系微妙。本文主讲滇史的宏观跨越，但并非微观跨越不重要，其实，滇史的微观跨越与宏观跨越相辅相成，其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以公元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为例，经过《三国演义》“七擒孟获”的巧绎，它已成为中华文明军事智慧的典范，然而，这一事件实为对汉武帝云南置郡县的历史大倒退，因为其不驻军置官而以土长为官的决策，使得滇史外因关键性特征发生了质变，因此，它就与云南的跨越发展无缘；但因古典文学的特异魅力，又使此事的现象与本质之间出现了微妙的自然颠倒。滇史宏、微跨越关系微妙的第二个实例，是南诏、大理的600年割据立国，从边疆中国化的角度讲就是历史大倒退；然而，从内因与外因的微妙关系讲，它又是内因从习中华文明700年的一种自我完善；另从今存《南诏德化碑》的汉字书法与义理中得知，它是中华文明非凡的本土化边际拓展，致使边疆多民族云南总体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因此，可以个性独特的内因性微观或中观跨越时代称之，但却难以称之为滇史的宏观跨越。总之，千年滇史中国化进程的进退曲折，人文现象的复杂多变，是为一大独特景观的根源，就在宏观与微观跨越关系的微妙。其二，跨越发展的定义是什么?滇史跨越发展问题理应给以回答。依据哲学视角，“跨越发展”概念中的“发展”一词，属于共性，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发展，但“跨越”一词则属于个性，因为人类发展中的跨越方式多种多样，且与共性有机共生；然而，共性中含有人类发展不同梯级的规范性坐标，由此形成了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发展级差，跨越发展便从发展级差中应运而生，故跨越发展的个性本质就是发展级差的跨越，即级差跨越。例如，汉朝的铁器时代、成文史与民族国家，就具备了人类发展共性中的坐标性规范梯级，而同期滇国青铜时代、无成文史的初期民族国家，则是人类发展中的一种个性，即使汉朝促进它跨入铁器时代加成文史的郡县制，实现了个性中国化的宏观跨越，但其级差跨越的独特个性依然存在；故跨越发展的定义是个性级差跨越。 最后还应说明，跨越发展是云南古今社会进步的基本命题，个中学理复杂但又自成体系，本文即其探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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