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或世界政治）的研究位于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人类调查的汇合点。就时间而言，分析家们把事件和解释定位在过去、现在或未来，这似乎很简单。如果没有这种看似简单的分类，空间或地理元素就没有那么频繁地被用来定位分析。然而，正如地理学家总是愿意告诉我们的，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在那里。 地理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密不可分，因为它是事件和解释发生的背景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而我们一定要把描述、理解和预测也加进去！）：时间和空间。例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84, 132）认为，背景性包括这样的概念：“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是在时间的'消逝’和空间的'遮蔽’中发生的，并且是由存在和不存在的交汇点构成的。”而推动我们的问题、研究设计和调查性质的理论，必须考虑到背景——所有理论的效用和适用性都是有条件的。[1]地理学也与研究国际关系所需的多学科性密不可分，同时也与学者们为了研究国际关系而跨越边界的需要密不可分。这些都是本书赖以存在的关键主题。 我认为有必要从两个（希望是没有争议的）考虑开始。首先，国际关系的实质和研究涉及政治的基本问题，正如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著名的定义：“谁得到了什么？什么时候得到的？如何得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是权威和权力，包括其制度化和非正式的结构和过程，以及它们对国家和非国家国际行为者的各种结果和后果。在处理这个定义时，如果没有地理或空间背景，将是非常不完整的。本书将从理论上和经验上探讨国际关系与地理学结合的一些方式。 第二个观点是，国际关系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多学科的事业。由于国际关系的学生跨越了分析的层次（从全球系统到个人的特殊性）和复杂的问题领域和问题，他们遇到了许多学科的现象和焦点。事实上，用贝尔·布劳莫勒的话说，目前许多分析国际政治的方法反映了“假定复杂因果关系或多重因果路径的理论”（2003年，209）。我们对多学科和地理学的关注也可以用（戴维斯·博布罗Davis Bobrow，1972, 4）假想访问来实现。即使在1946年的访问中，国际关系部的藏书也会涵盖几个学科，由政治学、历史和法律的材料组成。尽管这些学科在Bobrow 1972年的访问中也有体现，但他发现一些领域已经被加入：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控制论、运筹学、系统分析和一般系统理论。请注意，这两个图书馆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遗漏是地理学。在一篇关于行为科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相关性的先驱文章中，大卫·辛格（J.David Singer，1961）讨论了需要关注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潜在影响。尽管国际关系的学生将从这些学科的发现、概念和方法中受益，但地理学科再次被排除在外。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遗漏？由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一些地缘政治方法“宣扬了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信息，带有相当多的伪科学渣滓”，加上还原论和决定论（Østerud 1988, 198），而被抛到了一边。德国 “地缘政治”的内容主要基于豪斯霍夫学派，被认为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并促成了对地缘政治理论的普遍质疑。意识形态部分与许多地缘政治方法的强烈决定论性质有关。然而，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新地理学”则是严格反决定论的，而是将地理学视为外交政策决策者所面临的可能性和限制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方法的先驱是国际关系学者哈罗德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他们将环境决定论描述如下。 在实践中，严格的环境决定论通常指的是这样一个论点，即某些环境因素（少于整个环境）足以解释......人类的心理行为和他们事业的经验结果。严格的应用，这种哲学姿态将人设想为历史潮流中的一种碎片。他被一种他无法抗拒的水流带着走，在一个他无法逃脱的渠道中(1965, 48)。 从斯普拉特夫妇的各种著作中提供的许多例子来看，有两个例子提供了决定论思想的味道。引用德国外交官理查德·冯·库尔曼的话如下： 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是外交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不管当代事件的万花筒式变化如何，不管建立了何种形式的政府，也不管哪个政党执政，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即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一个总的和基本的路线上来(Sprout and Sprout 1969, 41)。 更为明显的是，引用法国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埃德蒙·德莫林斯（Edmond Demolins）的观察：“如果人类历史重新开始，而地球目前的表面保持不变，那么历史将在其基本设计中重复。” （Sprout and Sprout 1971，268）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对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的空间方法的兴趣重新抬头，是基于一种用“可能性”取代决定论的地理学概念，这在Sprouts的工作和我自己的“机会和意愿”（Starr 1978）的代理结构框架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Sprouts的可能性主义是我发展机会—意愿框架的基础。我和地理学家一起认为，地理学不一定有一个独特的主题，而是一个关于背景如何影响行为的视角。基于我过去的工作，我将论证背景-行为的思维模式，即，将微观现象与宏观背景联系起来，最好地结合了政治和地理学的观点（也参加Flint 2012）。 我自己的很多工作都是从这个广泛的地缘政治角度来解决问题的。从机会和意愿框架的开发开始，我参与了合作研究，试图完善机构（意愿）和结构（机会），并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机会和意愿也已通过努力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加以运用而得到澄清。这些调查包括研究国际现象的传播，特别是暴力冲突，以及民主的传播和合作的空间方面。毫无疑问，我工作的中心特点是关注国际边界所带来的空间邻近性的性质和影响。 因此，对于把机会和意愿、背景、空间和地缘政治整合起来，我有着长期的兴趣。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跨越时间到达今天（这个地方）的旅程将是有益的。从地理学家约翰·阿格纽和詹姆斯·邓肯（1989年）那本著名的《位置的力量》（The Power of Place）的书名来看，我们需要从1967年到1971年的纽黑文开始，我在那里读了研究生。有一次，布鲁斯·拉塞特劝说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参加沃尔特·伊萨德的演讲，他是现在的和平科学学会（国际）的创始人，我们曾读过他的文章，并在之后与他见面。伊萨德接受过经济学家的培训，成为“区域科学”领域的创始人，将地理学和位置理论与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相结合（见博伊斯和米勒，2011年）。我是带着深厚的历史功底来读研究生的（因此对时间背景有适当的尊重）。作为研究生课程的一部分，我从拉塞特那里学习了一门国际关系理论课程，在那里我被介绍给哈罗德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的工作。通过他们的“生态三要素”（实体、环境和实体与环境的关系）的概念，他们的工作使我敏感地意识到需要将行为背景化，并关注背景或“环境”（使用斯普劳特的术语）是如何与环境中的实体联系起来的。 在这种背景下（或上下文！），沃尔特·伊萨德对区域科学的讨论，以及它的地理经济学重点，与我产生了更强烈的共鸣。我关于战争联盟的论文研究强调了时间背景，其中一个关键的因变量是领土的损失或获得。在一项关于战争联盟伙伴如何选择未来盟友和敌人的后续研究中，时间维度再次占主导地位，但连续性现在被认为是二元行为的一个主要因素。对冲突的关注自然会导致关于冲突如何增长和冲突扩散的问题；这自然导致了对广泛定义的空间因素和地缘政治的调查。这些问题成为职业生涯的长期兴趣，国际现象扩散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的地缘政治研究是国际关系学者使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的第一批研究之一。我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来重新定义边界，并将重新定义产生的数据应用于国际冲突与合作问题。[2]与许多地缘政治学者（通常是以某种形式研究国家安全政策的“现实主义者”）不同，他们认为地缘政治背景即使不存在也至少是持久的不变的或确定性的——我一直在关注这种环境的动态性。福柯曾评论说，学者们认为空间是“死的，固定的，不动的……”。（Agnew and Duncan 1989, 1）。 然而，我已经论证了空间或空间维度是动态和变化的。现实主义者科林·格雷（1977，1）曾经断言，“地理是国家外交政策中最基本的因素，因为它是最永久的”。我认为，格雷的论断只说明了部分问题。地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相对稳定性，还在于它在塑造机会和风险的动态方面的作用。地理环境影响着人们对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和概率的认识变化。尽管地理环境（例如就地形或两点之间的绝对距离而言）是相对稳定的，但技术变化或政治变化（例如由联盟的建立或解散带来的变化）改变了地理环境对互动机会和激励与风险结构的意义和影响。 在我看来，学者们（不仅在国际关系中，而且在政治科学的各个子领域中）当他们的理论和研究设计“跨越边界”时，他们的研究会更有成效（见Starr 2006）。边界可以表明一些现象的局限性；这种简化和具体化对于理论、概念和研究设计的发展是有价值的。然而，边界经常作为障碍出现，这可能会阻碍我们对现象的思考和理论化，以及我们如何研究我们的世界。作为分析家，我们必须意识到限制我们思考的人为边界或障碍，并同样意识到要找到促进肥沃理论和有效研究设计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把跨界视为一种综合手段，帮助我们组织理论和研究。 上面提到的多种复杂的因果路径是由于认识到国际关系中的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重要问题已经模糊了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之间的区别而产生的。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外部和内部背景都必须被考虑到。分析家们已经认识到并处理了国际现象的两级性质和内部-外部联系的网络。为了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跨越边界。在这项事业中，我们需要跨越分析的层次，跨越子学科，甚至是跨越学科的界限。外部和内部环境都要求我们利用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优势。在这一卷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空间背景和地理因素，这些因素对于理解决策者的选择和这些选择的后果非常重要--这些决策者处于国家或其他组织的内部环境中，也处于国际或全球环境中。 机会和意愿框架中包含了一种跨界的方法。这个框架又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斯普劳特夫妇的思想。将哈罗德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工作的一个主旨描述为试图反对以前的决定论观点和对地理学的使用，这并不不公平。虽然不是唯一的地缘政治学观点，也不是唯一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但斯普劳特夫妇的可能主义版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据了核心地位。[3]事实上，一群关注地理环境影响的“新地理学家”已经围绕着斯普鲁斯的可能性主义的基本框架形成。 斯普鲁斯的“生态三要素”是我们将政治和地理联系起来的机制。这个三要素由一个实体、它的环境和实体—环境关系组成。这个框架的优势在于它适用于任何数量的分析层次，因此，它跨越了分析的边界。也就是说，无论重点是一个单一的决策者、一小群决策者、一个外交政策组织、整个政府，还是作为国际行为体的国家，生态三要素的概念都认为我们需要研究该实体内部正在进行的政策/选择过程，其背景或环境，然后是实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见Friedman和Starr 1997）。决定论只是可能被假设的实体-环境关系的一种形式。然而，它是一种形式，其中全部因果力量从地理环境流向人类或机构环境的实体。针对这种实体环境关系的模式，斯普劳特夫妇认为存在着决策者能够做出选择的替代方案。其中一个选择是他们对环境可能性主义（environmental possibilism）的构建，其核心原则是： 主动权在于人，而不是他周围的环境。可能性主义反对控制或影响的想法，即迫使人沿着自然或任何其他环境条件设定的道路前进。在可能主义学说中，环境并不强迫或指导人去做任何事情。环境只是在那里……在可能主义学说中，环境被设想为一组机会和限制。(Sprout and Sprout 1965, 83) 在这种观点中，环境被视为限制人类机会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限制了可以采取的行动类型以及该行动的后果。尽管环境设定的限制可能是宽的，也可能是窄的，但我们假定这些限制是可以发现的。一旦这些限制在某种程度上被了解，另一种形式的实体与环境的关系就开始发挥作用：环境概率论。当任何实体的决策单元中的人查看他们的环境时，该环境的特征提供了关于某些结果的概率的线索。环境不仅向实体展示了什么是可能的，而且展示了在这些特定情况下什么选择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 如果说可能性主义建立在由概率论阐述的最基本的选择概念之上，即一些选择将被赋予更多或更少的可能性，那么还有一个组成部分对斯普劳特决定论的替代方案至关重要：认知行为主义。这是“一个简单而熟悉的原则，即一个人对他的环境的反应是他感知到的——也就是他根据过去的经验感知和解释的环境”（Sprout and Sprout 1969, 45）。这种“心理环境”是关于人类如何看待环境以及他们对环境背景的印象。因此，实体与环境的关系取决于实体的感知--这是一种尽可能远离决定论的实体与环境关系的概念（并且与最近的“建构主义”方法相当吻合）。只有在做出选择并将实施尝试送入该现实世界之后，“现实”世界才会产生影响。然而，请注意，即使是来自真实世界的“反馈”也必须以某种方式被感知，以便被学习并影响未来的选择。现在应该很清楚，斯普劳特提出的一套实体-环境关系是如何为机会和意愿框架提供基础的。我已经论证了机会（可能性主义）和意愿（概率主义和认知行为主义）对于理解行为都是必要的：环境必须是允许的，而行为单位必须选择。作为一个前理论，机会-意愿框架迫使分析者考虑到生态三要素的所有三个组成部分。因此，任何国际行为者的环境的空间和地理成分对于理解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中的选择至关重要。地缘政治因素构成了环境的一个绝对必要的维度，它围绕着在世界政治中做出选择和行动的所有实体。地缘政治环境包括空间、地形、位置和气候的影响（Østerud 1988）。哈罗德·斯普劳特（1963年）断言，地缘政治假设涉及陆地和海洋的结构和布局、气候和自然资源的分布，以及涉及人员、社会机构或行为模式分布的假设。因此，所有的国际行为者或实体，都可以在空间上位于一些地缘政治的布局类型和/或一些人、行为和资源的分布。 因此，环境中的地缘政治因素提供了一个机会和约束的结构。地缘政治结构，包括地理结构，“总是既有利又有弊”，正如吉登斯（1984，169）对一般结构的观察。正如斯塔尔（1978）和莫斯特和斯塔尔（1989）所发展的那样，机会既包括在历史上任何时候存在于国际体系中的可能性（如技术、意识形态、宗教、社会发明，如新的政府形式），也包括这些可能性在体系中如何分布。因此，我的可能性主义的版本有两个层面。首先，这个现象必须已经存在于世界体系的某个地方。无论是核武器、电信卫星、新教、马克思主义、铁路还是金融市场，这些现象都必须被“发明”出来，以便它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可能性被系统中的某些行为者所利用。第二个维度的中心是这种可能性在系统中的分布。例如，核武器确实存在；然而，大多数国家不能“利用”它们，因为它们既没有财富也没有专门知识来生产自己的产品。虽然可能存在这种可能性，但资源的限制会影响利用这种可能性的能力。 这第二个维度类似于哈罗德·斯普劳特对资源、人或行为分布的关注，也来自于斯普劳特对 “能力分析”的讨论（例如，1969，53）。存在的可能性或机会及其分布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选择对决策者来说有多大的成本或风险，以及他们如何计算这些行动的预期效用。也就是说，机会和约束的地理/地缘政治结构（possibilism）通过环境概率论转化为必须做出选择的人类的激励结构。那么，地缘政治环境对机会和意愿都有影响，因为人们感知到了环境的机会和约束，将它们插入到激励结构中，使选择的可能性增加或减少，并通过某种形式的效用计算，让它们影响行为的意愿。 如前所述，认知行为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决策者持有的一组地理/地缘政治图像，以及这些图像如何影响他们的其他图像和选择的计算。决策者的“心理地图”来源于地理地图，形成全球和区域环境以及这些环境中的风险、威胁和机遇的图像（见Nijman 1991）。同样，这也是基于Sprout和Sprout（1971，248）的早期工作，他们指出，“地图是地理模型”，因此，是影响我们对地理/政治环境形象的简化（见Monmonier 1991；Akerman 2009）。 斯普鲁特式的决定论的替代方案，如在机会和意愿中的结合，也帮助我找到了国际行为分析的互动机会模式。地缘政治分析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选择适当的互动背景进行研究。例如，在我对战争扩散的研究中，从全球环境层面开始了解传染性行为的线索或原型被证明是不够的。这些研究随后转移到邻居层面，以找到对彼此重要（或相关）的状态集。因此，显著性问题被认为是确定互动的适当或有用的“背景”的核心。对于战争扩散的研究，邻居效应（以“交战边境国家”的形式）被研究，因为靠近暴力冲突被认为是显著性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对民主扩散的研究中（Starr 1991），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通过类似于创新扩散中发现的示范效应，被认为是更突出的。邻居效应显然没有战争扩散中那么重要。 那么，互动机会模型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突出性。是什么让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如此重要？对于大多数问题来说，某种程度上的接近性是至关重要的。邻近性可操作的一种方式是在地理空间方面，因此对边界的关注。地理上的接近也提供了一个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互动的便利性。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或K.K. Zipf (1949)称之为最小努力法则（the law of least effort），互动的难易程度意味着物理上相互靠近的实体比那些远离的实体互动更多，因为这样做更容易。在国际关系中，《地理学第一定律》中提出的距离衰减原则的最重要版本是由Kenneth Boulding（1962，245）提出的，他从“实力损失梯度”或“当我们离开其基地一个单位的距离时，[一个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减少的程度”来看国家的“生存能力”。 显著性和互动的便利性共同构成了互动机会模型的基础。国家决策者选择政策选项的意愿（比如参与一场新的战争）将基于对环境的感知，这种感知因“突出的他人”的行为而改变，特别是那些离得很近（对国家安全或生存能力有更大威胁）的他人。因此，这种方法通过突出性和对威胁/重要性的感知来确定对意愿的影响，并通过互动的可能性和互动的便利性来确定对机会的影响。Most和Starr(1980)的扩散研究假设，这种互动机会是战争扩散的必要条件，它们也可以被用来指示扩散的方向。[4]除了指出不同层次的地缘政治因素或环境如何影响互动、扩散等过程或基于国家相互依赖的选择的各类事件的发生之外，互动机会方法还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能够改变突出性或互动便利性的现象或机制。例如，对技术的研究是为了研究它被用来克服地形的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方式。技术，或者环境中任何影响互动便利性（从而也影响显著性）的其他东西，都能够改变环境的地理/地缘政治背景的意义。新技术允许人类克服思想或事物（尤其是军事事物）流动的物理障碍，或者通过创造合成的替代品来克服资源的空间分布。 稍后我将论证，联盟也有类似的能力，通过 “跨越”物理障碍，如山脉、海洋，或仅仅是距离，来改变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和意义。这些想法很重要，因为它们支持地缘政治环境在本质上是动态的观点。地缘政治环境的含义可以通过技术革新、联盟的形成或解体、国家的整合或解体等机制迅速改变。地球物理环境的可变性远非决定论的观点，环境背景的限制（将“决定”人类的选择和行为）正在被人类的技术发明或政治创新所克服——从而改变物理环境在它所提供的机会和行为选择的概率方面对决策者的意义。 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个理解国际关系和地理学之间关系的框架。以下各章将更全面地阐述这一框架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下一章，我们将回到基础知识，研究“空间”、空间性和距离的性质和意义，特别是与时间的对比。我们还将介绍“位置”这一重要概念。 本文为图书《论地缘政治：空间、位置和国际关系》第1章内容。 Abler, Ronald, Joh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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