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第 五 章 为革命响应创建共产党 遵党纲开展工运争先锋） 1920年2月，北京的李大钊和在上海的陈独秀频繁用书信联络，就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事宜进行揣摩和沟通，意见统一后，便首先与已有组织形式的湖南“新民学会”的毛泽东联系，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 鉴于“新民学会”已有组织形式，毛泽东立即写信通知在法国的学会会员蔡和森和萧子璋，争取组织内的意见统一。蔡、萧二人商量后意见出现了严重分歧：蔡和森赞成建党；萧子璋却激烈反对，主张社会逐步改良，意见一时统一不起来。蔡和森又将二人的意见写信寄给国内的毛泽东，让他决定。 毛泽东考虑到建立共产党组织，目前还应是秘密形式，往来的信件多了反而容易暴露组织秘密。加之他们对马列主义不一定了解，私自在国外发展组织，陈独秀肯定不会允许，所以和何叔衡商量决定代表学会赞同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于是毛泽东便立即将赞同意见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李大钊和在上海的陈独秀。  陈独秀、李大钊（右） 湖南新民学会赞同成立共产党组织，对陈独秀、李大钊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于是他们便开始将理想变为现实。陈独秀和李大钊把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事，转告苏联领袖斯大林，通过考虑同意后，苏联于5月间派魏金斯基赴上海指导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 得到通知后，毛泽东便积极在会员中酝酿建党事宜。毛泽东为了组织的严谨，感觉不能鲁莽行事，先把组织形式建立起来，然后再淘汰改良派，慢慢纯洁队伍，坚持将组织健康地引导到革命的正确轨道上来。 于此同时，上海的陈独秀在驻苏联共产国际派来帮助建党的魏金斯基的帮助下，于八月间发起成立了上海党小组。同毛泽东的严谨不一样，陈独秀大刀阔斧、紧锣密鼓地进行了秘密建党工作。先后在上海发展了李汉俊，后邵力子、施存统、陈公培、赵世炎、李达、周佛海、沈雁冰等人被吸收进了党组织。陈独秀还派遣周佛海、施存统赴日本，在留日学生中发展党员组织。后来，陈独秀又发展了李启汉、刘伯垂等人入党。 北京的李大钊在秘密组织建党上也很谨慎，首先发展了张申府，后来张申府吸收了张国焘，成立了北京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又派张申府去法国，在赴法俭学和留学生中发展党员和组织。后来又在北京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等党员。 稍后通知在各地建党的还有山东济南的王尽美和邓恩铭。他们在“励新会”的组织基础上发展了王翔千、王复元等，成立了济南党小组。 广州的谭平山也是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发展了谭植棠、陈公博等人，组成广东党小组。  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接着，陈独秀又派李汉俊和刘伯垂去武汉同董必武商谈建党事宜。并提议在董必武的寓所召开成立党小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 旅欧俭学和留学生党组织成立的比较晚，李大钊派张申府去了法国以后。于1921年3、4月份首先吸收了刘清扬入党。1922年刘清扬又介绍了周恩来入党。后来，陈独秀又派赵世炎和陈公培带介绍信，去欧洲与先期到法国的张申府取得联系。由张申府、赵世炎、刘清扬、陈公培组成了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1922年才转为旅欧共产党支部。 1921年4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感觉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便联络了各地的党小组负责人，建议于7月间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知已有共产党组织形式的各省、市均派两名代表参加，时间定在六月二十日报到。陈独秀委托上海的党小组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 毛泽东接到通知后按照规定的日期，和何叔衡一道动身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 1921年6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9号李汉俊哥哥家里秘密开幕。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有：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此外，由于陈独秀去广州干公务未能出席，特意委派包惠僧代他参加；李大钊也因故未出席；旅欧共青团支部因未接到通知而没有派代表参加；从苏联共产国际赶来的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列席了大会。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十三人，列席大会的二人。代表了全国57名党员。参加大会最年长的是湖南代表何叔衡45岁，年龄最小的是北京代表刘仁静，刚满19岁。代表们的平均年龄28 岁，正好是毛泽东参加这次大会时的年龄。  中共一大开会场景 大会开始后，全体起立，齐声低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争得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参加大会的代表大部分是来自各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在校大学生。各地代表相互间都很陌生，李大钊和陈独秀也都因故未能出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取得了一致意见。在讨论建党宗旨、方针和党的纪律方面代表们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尤其是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人争得最为激烈，吵个不休，别的代表根本无法发表意见。直到有人大声提议公推主持人后，二人才慢慢安定下来。会议公推由张国焘担任大会主持人，毛泽东和李汉俊担任大会记录。 毛泽东担任会议记录，发言的机会就少多了。会议期间，毛泽东仅做了湖南党组织的工作和发展情况的汇报，便认真记录着大家发言的要点。休息期间，毛泽东却要忙着整理发言，归纳意见，总结会议决议。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文件基本都是由毛泽东归纳起草的，经大会审定略做了些修改，最后便以大会决议文件形式固定了下来。里边包含了毛泽东的意志和大量心血，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上的第一份重要文献。  何叔衡 大会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小插曲。年龄最大的何叔衡是个前清秀才，喜欢文明礼貌地发言，尤其看不惯张国焘的专横拔扈的行为。更甚的是：张国焘似乎表现出有以貌取人的神情，除了大会公推让毛泽东担任大会记录外，自己始终插不上言，好像只有大城市西装革履的人才是真正的代表，对他和毛泽东这两个布衣布鞋中产阶级农民装束的人，竟从来也没有征询过意见或让其发言。这个前清秀才遭到如此鄙夷，大概还是平生第一次，竟被气得在大会期间一言未发，后来便半途愤然退出了会场。 由于上海的外国“租界”很多，国内外各界势力繁杂，尽管会议是在极保密的状态下举行的，但大会期间还是出现了一些险情。6月30日早上8点多。会议刚开始不久，门口就出现了可疑人。担任门口放哨的是李汉俊的嫂子，还未等她向开会的人发出暗号和阻拦，一个彪形大汉便猛然闯进了会场。面对这个陌生的不速之客，大家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有些慌乱。看到来人贼眉鼠眼地到处张望，李汉俊大声喝问：“你找谁？”“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来人随口答到。说罢，扭头走了。 那人走后，大家感觉有些不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略一沉思，果断地说道：“一定是侦探。我建议会议立刻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刚刚离开，一个法国总巡便带着两个法国巡捕和两个中国侦探闯了进来。这时只有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没走，正抽着烟装作聊天的样子。敌人进来后便立刻翻箱倒柜，肆无忌惮地到处搜寻。忽然，一个侦探从张国焘的抽屉里翻出一张会议决议草稿，陈公博和李汉俊二人立刻被吓得面如土色。侦探看了一眼，趁其他人没注意，随手扔在了李汉俊的脚边。李汉俊赶紧弯下腰假装系鞋带，顺势将草稿塞进了皮鞋里。敌人又搜索了一阵，没搜出什么，用审视的眼光看了看李汉俊和陈公博，也未问话，便扬长而去。  启航（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入选作品） 油画 2009年 何红舟 黄发祥（请横屏欣赏） 侥幸躲过危险以后，有人建议将会址改在浙江的嘉兴南湖租船上，大家一致赞同。考虑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外国人，容易引起敌人注意，在去嘉兴南湖时，没让他们去参加。代表们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进行完了最后一天议程，通过了党纲决议。 党纲规定：一、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二、废除资本所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归社会所有。三、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消灭阶级的斗争目的。四、联合共产国际。 会议确定今后党的任务是：走苏联武装革命的道路，发展组织，发动工人，成立工会，领导工人开展斗争。 最后，大会选举在上海而且有工作掩护的陈独秀、李达和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负责处理党的日常事务。 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左派先锋鲁迅，在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给予了高度赞赏，并对建党初期组织的发展规律给于了谨慎的评定：因为终极目的不同，在行进时会有人落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鲁迅 历史证明，参加“一大”代表和建党创始人的命运结果是： 陈独秀于1927年在党内和共产国际的一片声讨声中，退出了共产党的政治历史舞台，晚年凄凉，病逝津江；李大钊1927年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逮捕杀害；王尽美因积劳成疾于1925年，27岁时在济南病逝；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就义，牺牲时37岁；邓恩铭1931年30岁在济南被反动派杀害；何叔衡1935年57岁，红军长征后在闽西坚持斗争，突围时在敌人的追击中跳崖殉国；陈潭秋1945年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可是他和毛泽民在1943年就已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了； 陈公博于1927年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追随汪当汉奸。汪精卫死后，他成了中国千夫所指的头号大汉奸，1946年在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公审枪毙于苏州。 被列十大罪状：'与日本缔结密约，丧权辱国；掠夺民财，供给敌人；滥发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助纣为孽；抓捕壮丁，为敌效命；贩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助敌清乡，残害爱国志士；官吏贪腐，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周佛海 周佛海1925年以叛变革命为资本，投靠蒋介石，官至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1938年又投靠汪精卫，当了汉奸，出任汪南京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汪伪政权倒台的当晚，周佛海便又出现在蒋介石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的任上，被大汉奸陈公博大骂二汉奸的周佛海三次'卖友求荣’，成了吕布第二，被判死刑，1948年吓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李达于1923年脱党，脱党原因是不满陈独秀家长式作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当年12月经毛泽东批准又重新入党，后任武汉大学校长，从事哲学理论研究工作。 董必武以九十岁高龄病逝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任上。包惠僧1927年脱党，在国民党政府里混了几年饭。后被蒋介石遣散，又重新回到了共产党的世界，1952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野心膨胀，倚重兵权要挟中央，诡计不成，继而又另立'中央’，害的红军刚刚摆脱狼群，又入虎口。多亏毛泽东机智果断，匆忙中仅带一万二千人望北逃命。1938年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期间，只身跑向国民党一边，在武汉叛党，大肆发表反共言论，中共立即将其开除了党籍。1948年在国民党军统特务任上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后来又去了香港，又从香港到加拿大，1979年12月病死在客乡。  张国焘与毛主席 刘仁静于1930年脱党，住过国民党监狱。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安排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1986年以84岁高龄出行时，死于车祸。 8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根据“一大”上详细讨论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开始将工作重点转向开展工人阶级运动。他将党支部搬到城郊的一座平房里，这里的邻居多是菜农，进出不太引人注意。为了能深入接触工人，他开办了工人自学研修班。 毛泽东脱去长衫，穿上短衣长裤，显得坚定而又成熟。他给工人讲苏联革命的道理，和工人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讲述受苦的原因。他说：“劳动人民是历史和财富的创造者，一切劳动成果应该属于劳动人民所有。 资本家不劳而获，将劳动成果撄为己有，惨酷剥削和压迫工人，不顾工人死活，一年到头仍衣食不保，挨冻受饿，全家老小整年累月挣扎在生死线上。资本家们将敛聚的工人血汗变成资本，据为己有，在工人面前耀武扬威，任意打骂、克扣和解雇工人，随意剥夺工人的生存权力。” 他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并且指出：“工人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斗争，才能获得工人自身的解放。”当他感到工人有畏惧情绪时，要求他们积极组织起来，参加由工人组成的工会，由工会代表工人同资本家作合法斗争，就能得到全体工人团结一致的支持。  毛主席与母亲以及两弟弟早年间的合影 由于毛泽东的父（伤寒病）母都已相继去世，为了革命，毛泽东便回家动员二弟毛泽民、二弟媳王淑兰、三弟毛泽覃和已过继给毛顺生的堂妹毛泽建放弃家乡生活，一起到长沙参加革命工作。当年又发展了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等党员，分配了工作，工作面迅速展开。 1922年5月，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共产党组织已发展党员三十多名。并按照中央指示在长沙组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有毛泽东、何叔衡、李立三、易礼容。毛泽东还兼着中共湘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执委书记。毛泽东还在工人较集中的江西安源煤矿发展建立了党支部，派李立三任支部书记，以后又派毛泽民、刘少奇等党员去那里参与领导工作，成立工会，组织和领导那里的工人运动。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了进一步推动和统一全国的工人运动，讨论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部’。并责成中共湖南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兼任湖南省劳动组合部书记。 毛泽东召开湘区委员会议，要求党员深入到工厂和职工住宿区去具体摸情况，及时向组织反映。在汇报中，党员们提到，长沙棉纱厂在1920年成立过一个'湖南劳工会’。其主要负责人有个叫黄爱和庞人铨的，为人比较蛮横，动不动就纠集人打架闹事，带黑社会性质。工人们建议其它组织尽量不要介入。  毛泽东听说后，感到要想全面开展湖南的工人运动，必须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工人运动就很难展开，但这个问题的确很棘手，毛泽东决定亲自到黄、庞二人所在的纱厂去摸底。隔天，毛泽东带着一名党员，携带上一捆书刊，到纱厂去摆地摊卖书。书刚摆好，就有几个工人围了上来翻着书看。 接着，又过来几个人，粗暴地驱散了工人，并打着官腔对毛泽东盘问：“是谁让你们在这里卖书的？赶快收摊滚蛋。否则，将书全部没收。”说着，弯腰拿起一本书，狠狠地朝书摊上摔去。跟随毛泽东来的党员一听对方蛮不讲理，一口脏话，气得差点没同对方动手打起来。来人更不示弱，揪住那个党员就要动手。 毛泽东赶紧上前劝解：“大哥，我们也是做工的，如今失了业，一点收入也没有。上有年老父母，下有妻子儿女，眼看家里生活难以维持，小孩子饿得直哭，实在无耐，想赚点钱糊口。”来人不由分说，让毛泽东二人收起书摊，把他们带到一所平房里。屋内有两个人，工人模样，年龄二十多岁。其中一个问道：“做什么的？”毛泽东将在外边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叫什么名字？”另一个人问到。 “毛润芝。”毛泽东平静地答道。 “你就是毛润芝？”二人一听，才知道眼前的这位酷似教书先生的人就是在书刊杂志上经常刊文的润芝先生。但二人并没有立刻表露出惊讶神色，平静地问到：“办过什么刊物没有？” “办过几期《湘江评论》，后来被查封了。”毛泽东不无遗憾地回答。 “有个叫毛泽东的你认识吗？”问话的人早听说过毛润芝即毛泽东，不过想证实一下。 “我就是毛泽东。” 二人一听，赶紧给毛泽东二人让座。并自我介绍说：“我叫庞人铨，他是黄爱。久闻先生大名，你是我们湖南的大英雄。刚才工人对先生冒犯，多有得罪，望请原谅。” “不打不相识嘛！要不是刚才工友把我们带到这里，也许认识二位还得许多时日，今天幸会。”毛泽东爽快地说。 庞人铨、黄爱墓 接着，三人便聊了起来。原来，黄、庞二人正因纱厂被省政府租给私人'华实公司’的事犯难。为了保护工厂和工人利益，全厂工人坚决反对将纱厂租给私人公司。已多次跟省方交涉，但毫无效果。省警方不断派便衣侦探侦寻带头闹事的黄、庞二人的踪迹。于是工人便派了暗哨，对进厂的陌生人进行盘查。 毛泽东在第一次见到黄、庞二人后没有过早暴露自己的意图，只说愿意交结二位。黄、庞二人欣然接受。毛泽东邀请二位有时间到他的住处清水塘坐坐。 隔日，二人便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同他们谈了目前长沙工人运动的特点，认真分析了形势。指出：“长沙的工人运动要走工会发展的道路。在各行各业中广泛发动工人，成立工会。各工会之间要有联系，要团结一致，统一行动，互相支持，使工人运动能够健康发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当前纱厂工人的护厂运动就吃了孤立无援的亏，显现出无力和无奈。若是全长沙各行各业工会的工人能一起支持纱厂工人的护厂运动，纱厂的护厂运动就不致于陷入孤立无援而被动。争取工人权益，光靠有坚决斗争的勇气是不够的，还要设法取得斗争的胜利。希望我们今后能加强联系。” 黄、庞二人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心情顿觉开朗了许多，一致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欢迎毛泽东到纱厂为工人讲课。 由于纱厂女工较多，毛泽东派自己的小妹毛泽建定期去为纱厂工人讲课，帮助黄爱、庞人铨作工人的发动和组织工作。 经过一段工作，纱厂重新成立了工会，黄、庞二人渐渐感觉好像有了主心骨，积极主动地听从毛泽东的安排和指挥，做了不少工作。毛泽东抓住时机，吸收二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一共产主义青年团。 黄、庞二人也主动甩掉那些无组织无纪律靠打架闹事为业的流习人员。自觉遵守组织纪律，勇敢带领工人冲在运动的前列，为工会工作做了很大贡献。后来，黄、庞二人被反动军警抓捕牺牲。 由于工人长期以来忍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看到工会能为工人作主，一些有头脑、思想比较进步的人积极配合工会组织做工作，很快一大批进步工人便被团结在工会组织的周围。毛泽东在党员们的工作汇报中，通过筛选，大胆地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并分行业建立了工会和党小组，通过组织生活，党团员和工人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毛主席安源 毛泽东还曾七次到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江西安源铁路煤矿，亲自深入体验工人生活，到生产第一线开展工作，具体指导工人运动。毛泽东动员工人说：“工人们必须团结起来，同反动把头和资本家做坚决的斗争。试想：矿上是工人多，还是资本家把头多？很显然，是工人多。以往工人累死累活给资本家干活，所得到的却仍然是衣不遮体、饥不裹腹，甚至挨打受骂被开除。 工人组织起来后，资本家还要随意打骂和处罚工人，我们工会就不答应。如果他们一意孤行，工会就会领导工人罢工，强迫他们改变做法。”工人们听后心里明白了，眼睛亮了，腰杆好像也挺起来了，很快便被发动起来了。这样，工人有事就找工会解决，工会也乐意为工人作主，家庭有困难工会也能帮助解决，工人都称工会是工人的娘家。条件成熟后，毛泽东派李立三组建了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从此，这个有一万七千名产业工人的江西矿产企业工会便置于毛泽东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之下。 接着，毛泽东便在长沙组织了建筑工会、人力车工会、笔业工会、理发缝纫业工会、出版印刷工会。并在每个工会都委派了共产党员，领导或协助工会工作，不失时机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 1922年5月，毛泽东第五次去安源，听取了李立三、刘少奇对安源煤矿工会工作的汇报，一致认为工人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是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人地位等。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认为安源煤矿罢工条件已臻成熟，决定首先在安源发动工人罢工。毛泽东秘密分别召开了路矿支部委员会和工会骨干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又将人员进一步分散发动群众，罢工工作有条不紊地密秘进行。 安源煤矿工人运动 毛泽东将安源煤矿罢工的意向、时间和罢工条件上报上海中央的劳动组合部，得到允许后，指示安源煤矿党支部于13日领导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并发表了罢工《宣言》。这次罢工在安源煤矿规模很大。工人们团结一致，情绪空前高涨，给了煤矿当局一个突然袭击，罢工之前路矿当局竟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铁路煤矿当局被搞的惊慌失措。 由于安源煤矿是长沙发电厂和火车燃料的主要原料产地，煤矿当局慌忙报到省里，江西省的官员也急得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责成安源煤矿当局尽快恢复生产。 省里的警察厅长急忙赶到安源路矿，看到厂部办公楼前工人涌动，情绪激昂，一万多工人将办公楼围得水泄不通。警察厅长深知众怒难犯，一来煤矿生产关系到省城用电和火车用煤。二来如果不恢复生产，产生的后果自己担负不起。便和路矿当局商量，只得放下架子，恳请工人派代表上楼协商。 刘少奇等几名工会干部带领几名工人代表同反动当局做了面对面的交涉，提出条件：一、增加工人工资；二、改善工人待遇；三、允许工会存在；四、给予工会资金支持。 安源煤矿工人罢工 路矿当局起初不答应，并威胁要抓工人代表做人质，工人们听到后情绪更加激愤。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工人积极分子带头冲上楼梯，路矿当局和警察厅长看到情况不妙。于18日终于答应了工人罢工提出的全部条件。安源煤矿罢工运动取得了圆满胜利。工人在罢工运动中提高了思想认识，得到了很好的锻炼，组织观念也得到了增强，斗争意志也更加高涨。 1922年10月，毛泽东又亲自组织领导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提出泥木工人日工资应从2角7分增加到3角4分，六、七千建筑工人加入了罢工斗争。但长沙公司拒绝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这次泥木工人罢工，和安源煤矿罢工性质有所区别：首先，泥木工人罢工最多只能延缓工程工期，不会造成大的影响。而安源煤矿罢工却直接影响到省城电厂发电和火车用煤，影响特别明显，所以这次罢工难度较大，当局不肯轻易就范。毛泽东分析情况后，决定号召工人去县署请愿。毛泽东又亲自依据宪法，向省里写出呈文。 23日，数千泥木工人到县署请愿，将县署围得水泄不通。在罢工斗争中，毛泽东亲自在工人中间奔走游说，鼓励工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经过二十多天的不懈斗争，当局只得在条约上签字，罢工又一次取得了彻底胜利。 由于湖南工人运动连续取得多次胜利，各行各业的工人更加支持和积极参加工会组织的活动，工人待遇和地位有了显著提高。过去打骂工人，克扣工人待遇的工头、资本家都惶恐不安，表面上也有所收敛。经过多次斗争胜利，毛泽东也已成了湖南名副其实的工人运动领袖。 1922年，在毛泽东主持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轰轰烈烈，蓬勃发展。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出生了。这时在毛泽东心目中也正孕育着一个湖南工人运动更大的愿望。 11月，粤、汉铁路总工会长沙分会在长沙新河车站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全省三十多个工会组织各派代表参加，与会代表在讨论中一致赞成毛泽东提出的组建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倡议。随即召开全省工团联合会第一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并代表共产党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演说。会议一致推举毛泽东为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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