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语法精练，故事情节精彩纷呈，人物个性栩栩如生，结构宏大而布局严谨，头绪纷繁而脉络分明，洋洋百万言，如大江奔流，一气呵成，代表了我国明代小说的最高成就，不愧为我国古代“四大才子书”之一。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三国演义》也同样存在着诸多不足。
一、
作者罗贯中，由于受狭隘的封建正统观的影响，书中无处不表现出来的“贬曹褒刘”的倾向，给本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造成了内伤，严重偏离历史事实，违背历史辩证法，误导了后人对这一时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认识，直把对历史作出杰出贡献的曹操，写成奸恶之徒；把雄才刘备写成一个仁弱的，一天到晚流着眼泪的，拿着“皇叔”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的伪君子；把诸葛亮写得不像人（像神）；把诸葛亮的战争写得如同儿戏。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曹操可谓是一颗璀璨夺目的巨星。就个人而言，他不愧为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创造了事业的巅峰；对人类社会而言，他对当时国家统一、人民幸福、社会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曹操身上，有着所有明主所具备的优良品德：英明卓越，气度豁达，雷厉风行，机智勇敢，贯通事变，唯才是举，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生活简朴，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
曹操在年轻时就崭露头角，桥玄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阳人何颙说他：“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熹平三年，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选入京都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是皇亲贵戚聚居之地，极难治理。曹操一上任，申明禁令，严肃法纪，贵贱同论。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曹操却因此得罪了一批当朝权贵，明升暗降，出任顿丘县令。
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曹操官拜骑都尉，因讨伐黄巾有功，迁为济南国相。在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有十余县，各县长吏多依附权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都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十分之八的长吏，济南为之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离，“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之前，济南国祀风盛行，至国中有六百余祠，“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任长吏无敢禁绝者”。曹操上任后，驱逐奸邪，拆毁祠屋，令民不得祭祀，“世之淫祀由此遂绝”。曹操因政绩突出，复迁东郡太守。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汉灵帝带头卖官，卖官买官之风盛行。曹操不肯就范，托病回乡，在野外结屋耕读，避世隐居。中平五年，汉灵帝为巩固统治，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被任命为典军校尉。
中平六年，凉州刺史董卓受宣进京，擅自废立，独把朝纲，大肆抢劫，滥杀无辜，把洛阳搞得乌烟瘴气。曹操见董卓胡作非为，不愿同流合污，改名换姓逃出京师，“散家财，合义兵”，号召天下英雄讨伐董卓。
及兴兵，败袁术，斩吕布，破张杨，灭袁绍，逐刘备，击刘表，征乌桓，平凉州，无处不表现出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尤其是“官渡之战”，曹操本处于劣势，但由于他能精准分析客观条件，善于听取别人意见，扬长避短，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使战争不断地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终于击溃了当时最大的地方割据势力袁绍，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从而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东汉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图谋自立。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其后，由于政治黑暗，官场腐败，自然灾害，战乱不断，到三国前期，锐减到七百多万。就此背景下，曹操统一北方，对于当时的政局安定，人民幸福，社会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
曹操统一北方后，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在当时诸多的豪强中，袁绍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慈善的军阀，但因他性情宽泛，不善治政，外宽内忌，用人好疑，所任唯亲，政体松懈，致使他统治的冀州 “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曹操得冀州后，抑制豪强，加强集权，励精图治，因而收到了“百姓喜悦”的效果。
在战争期间，曹操就积极推行军队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不但解决了军需，对社会秩序的整顿和经济的恢复，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较短的时间内，地方就出现了“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不得擅兴发”，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曹操还重视兴修水利，在舒城修建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仁宗时，还能灌溉两万顷良田。
总的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矛盾减轻，社会风气好转，人民生活安定。司马光说曹操“化乱为治”。唐太宗李世民说曹操“匡正之功，异乎往代”。毛泽东评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
曹操作为领袖，还是个极为难得的崇尚节俭，不但以身作则，还严格要求家属的人。这方面，就是他的宿敌孙权和自命正统的刘备，也相形见秽！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有一次，曹植的妻子穿着锦绣衣服，被曹操在高台上望见，即以违制之罪休之。
曹操任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在曹操的大力整治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
曹操用人不拘一格，不问出身，不计来历，唯才是举，不论是以前曾要杀自己，还是骂过自己，只要他能为己所用的都用。曹操手下有很多将领、谋士，是从敌人那边投过来，或是被他俘虏过来的。那个为袁绍讨曹作过檄文，辱骂曹操十八代祖宗，对曹操进行人身侮辱的陈琳，曹操也以为人才难得，不但不杀，还加以拔用。
曹操在与袁绍作战前，部下有许多人怕曹操打败，为给自己留条后路，私下给袁绍写信，以讨好袁绍。曹操打败袁绍后，军士搜到这些书信，足有一箱！有人建议按此逐一肃清。曹操说：“当绍强我弱之时，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命付诸火炬。人主能够做到如此，确实难能可贵！这一点，连《三国演义》都不得不承认。
由于曹操能用人，使他在不多的时间内，一下子笼络了当时全国三分之二的人才，可谓济济一堂。
曹操之所以受到罗贯中的贬斥，不外乎这几种原因：
一、兴兵为父报仇时，“所过皆灭，鸡犬不留”。攻城，“攻而后降”者，攻下后即要屠城；
二、 挟天子以令诸侯；
三、 身为汉臣，打得了天下，不交给汉献帝统治，虽没有自己做皇帝，但将做皇帝的机会让给了下代，等于是自己做了皇帝；
四、 诛杀董贵妃、伏皇后和皇亲国戚董承、伏寿，及伏皇后所生二子。
那件最被后人所唾弃的“误杀吕伯奢一家”，并说的一句很具奸雄色彩的话：“宁让我负天下人，不可让天下人负我。”其实是一笔冤枉账，是罗贯中根据市井书《孙盛杂记》，横加给曹操的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人为杜撰痕迹非常明显（后文将说到）。生活在三国时期的陈寿写的《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宋人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等正史、东晋常璩写的地方志《华阳国志》里都没有记载。连正统观思想十分顽固的东晋习凿齿编撰的《汉晋春秋》也没有这一记载。正是这一莫须有的罪名，使曹操奸雄身份确立。
以上四条，除第一条确要遭谴责外；第四条事出有因；第二、第三条，也就是最为罗贯中所蔑视，以至于被冠为“汉贼”、“奸雄”帽子的两条，则纯属是世俗的偏见！
像所有的英雄一样，曹操也有其残酷的一面。尤其是在兴兵为父报仇时，对抗拒自己的百姓，攻下后即要屠杀，虽然是为了泄愤和儆戒后人，也是要遭谴责的！好在后来及时作了纠正。“屠城”这种事，其实以“仁义待天下”冠名的刘邦也干过。但曹操对归顺自己的百姓却是爱之如子的。
却说第二、第三条。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以蹇硕、何进为首的宦官、外戚的争斗，使东汉王朝元气大伤。继后是董卓率西凉兵进京，擅自废立，擅权摄政，烧杀抢劫，胡作非为，京城洛阳破败不堪，为避关东豪强，只得迁都长安。董卓死后，关西，李傕、郭汜、韩暹、杨奉、董承、杨定、段煨等人，更是把七岁的小皇帝刘协，作为政治筹码，像抢皮球一样地抢来抢去，东汉王朝名存实亡。皇帝到处流浪，居无定所，吃饭有餐没顿，甚至吃发霉的食物过日子，与难民无异。关东，军阀林立，勾心斗角，各怀鬼胎。漠然无视者有之，趁火打劫者有之，落井下石者也有之。刘备还在流浪不好说；孙策想独霸一方；袁绍等北方将领想另立新帝以图功；刘焉自造龙袍；刘表、袁术干脆自己称帝。司马光说：“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曹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迎天子的。当时，在诸多的军阀中，曹操可以说是最尊奉皇帝的一个。当很多人要迎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时，曹操说：“诸君面北，我自向西。”可以说如若没有曹操去迎天子，小皇帝不但生活没处着落，恐怕连性命也将不保。
曹操“迎天子”，虽然被后人认为是出于战略上的考量，但主观上也好，客观上也好，毕竟使小皇帝维持了皇帝的名义和形式，让他接受百官的朝拜，表奏，接受四方贡献，也有一定的权力。再不屑，起码是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比现在日本天皇、英国皇族一样养尊处优的生活还要好许多。
曹操跟王莽不同，王莽是做了汉臣，不择手段地往上爬，逐步逐步地把汉朝廷挖空，然后取而代之。曹操虽名义上为汉臣，但他变卖家产，自己招兵买马，自己带兵打天下，把割据势力逐一消灭，然后居有天下。可以说，曹操的天下，没有一寸不是自己打下来的。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当然令由己出。你小皇帝不英明啊，不管政治上也好，军事上也好。如果事事向你请示汇报，还怎么打天下？你作得了主吗？假如政令、军令都出自小皇帝和身边一些庸庸碌碌的朝臣，曹操不但打不了天下，并且连性命也保不住，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打得天下之后呢？拱手让给小皇帝统治？自己隐退？天下有这样的人吗？退一万步讲，天下真有这样的人，你小皇帝统治得了吗？不是仍旧要回到军阀割据的局面回去？辛辛苦苦打来的天下，又让你去败？由此看来，你小皇帝只有做傀儡，没有办法。你如果不想做傀儡，就只有去做平民。如果换了刘备打得了天下呢？就能拱手交给小皇帝？万万不能够！孙策、孙权更不用说。即使是后来曹丕逼刘协禅位，自己做了皇帝，也封刘协为山阳公，让他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并将他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
由此看来，曹氏对小皇帝是到了仁至义尽的地步。曹操不但不是汉贼，并且对刘氏宗室有大恩！
至于第四条，因董贵妃、伏皇后对曹操擅权专制不满，继而串通各自的兄弟董承、伏寿，企图谋杀曹操。曹操打得了天下，把你供奉起来，让你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你还要杀他，难道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才对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天下乱状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反过来，如果让董、伏两家阴谋得逞，不仅曹操一家性命难保，天下也将再度陷入大乱，人民将吃二遍苦！诸君，百姓，你将站在哪一边讲话？
曹操自己对众大臣所说的一句话，很能反映出曹操当时的心情与处境：“……假使国家无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不信天命，恐至胡乱猜测，言孤有不逊之志。每念此事，耿耿于怀，故为诸君陈述之，皆肺腑之言。然，若要孤就此交出所典之军，回国归第，诚不甘心。何哉？诚恐孤一脱离军队，则为人所害矣。孤所以不肯者，既为自己，又为子孙，亦为天下黎民也。”
如果说曹操是汉贼，那刘邦就是秦贼，司马昭就是魏贼、蜀贼，刘裕就是晋贼，杨坚就是北周贼，李渊就是隋贼……？难道打进京城，把皇帝咔嚓一刀杀了就不是贼，把他养起来反倒成了贼？
假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卑鄙无耻的话，那“刘皇叔”对待蜀主——他自己的宗亲刘璋的手段，则要比曹操对待刘协的态度卑鄙恶劣得多！
益州牧刘璋，怕曹操打过来，落入法正等人圈套，邀请刘备来协助守卫蜀地益州。主簿黄权、巴郡太守严颜等人劝谏“刘备是奸雄，这等于引狼入室。”他不听。于是，刘备带兵进入益州。刘璋见刘备军力单薄，把白水军交给他统领，还拨给大量军用物资，叫他去打张鲁。可是，刘备呢？进到葭萌关，却不急着去讨张鲁，而是在当地广施恩德以收人心；并借口张鲁难攻，要挟刘璋增添一万士兵和若干军用物资。他要兵要物资的目的就是想反戈打刘璋。刘璋怕刘备强大了不好控制，只给了他四千兵，一半物资。他便挑拨部下说：“我为益州征强敌，将士劳苦，而彼吝啬如此，何令诸君效死哉！”于是用刘璋的兵杀回，夺了益州。你看，就是这样一个人！罗贯中竟因为他是刘氏宗室的后代，就给予偏袒，而大肆加以粉饰。
难道刘备就不想做皇帝吗？刘备其实很想做皇帝。《三国演义》说他不想做皇帝，诸葛亮等人设计装病，才逼得他做了皇帝。其实，当他得知曹丕做了皇帝后，便迫不及待地想做皇帝。别部司马费诗劝他不要称帝，刘备便恨他，将他降为永昌郡从事。诸君，你看。
当然《三国演义》贬曹褒刘，也有清人毛宗刚的功劳。毛宗刚的正统观思想比罗贯中更加厉害，更加荒唐！他甚至在《序》文里这样写道：“……若使刘皇叔早谐雨水之欢，先得荆襄之地，长驱河北，传檄江南，江东、秦、雍以次略定，则仍以光武中兴之局，而不见天运之善变也……然不得孔明出而东助赤壁一战，则汉益亦几折而入于曹，而吴亦不能独立，则又成一王莽篡汉之局……”在《读三国志法》里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一派胡言！并说晋、南北各朝、隋、唐、五代、宋，都不是正统，甚至于后代刘氏子孙为皇的刘裕、刘知远，因年代太远，无据可考，也不是正统。只有刘备才是正统。在他看来，只有刘备夺得天下便好，别人夺得就是“篡”。并骂曹操“恶贯满盈，神人共怒”，恨不得“檄之、骂之、刺之、药之、烧之、劫之”。好像夺了他祖宗江山似的。于是将原文不利于刘备、诸葛亮的描写，都给予删改。如刘备出场时，罗贯中原文这样描写：“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他改成：“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而曹操出场时，原文有这样的笔墨：“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计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官拜骑都尉。”他改成：“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并把介绍曹操祖、父，“仁慈宽厚”、“忠孝纯雅”的语言，统统删去。如此修改，满篇皆见，不一一赘述。
毛氏父子善评书，然其对《三国演义》所做的工作，在我看来，除了语言上作了润色有贡献之外，其它评批，尤其是插评，95%观点错误、牵强附会、平淡无用，强奸人意，碍人眼目；只有5%有点意思。他在介绍曹操的身世时这样评：“曹操世系如此，岂得与靖王后裔、景帝玄孙同日论哉！”毛宗刚自己出身低微，穷困潦倒，而对出身微贱之人如此看不起，真是不应该！
骂曹操是汉贼，刘氏子孙骂还可以理解，其他人骂实在荒唐！我们后人评价历史人物，应当站在他是不是对整个人民，整个国家有利来评，而不是站在某一人，或某一家族的立场来评。江山是人民的江山，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共产党对人民有利，我们就拥护共产党！忠有大忠小忠之分，小忠忠君主，忠个人；大忠忠国家，忠人民！
罗贯中也好，毛宗刚也好，这种狭隘、愚昧、荒唐的正统观思想，虽然也受世俗的影响，受特定历史背景的影响，但作为一个作家，评论家，不能站在民族、国家的高度，审视历史人物，并以此错误观点误导人，无疑是一大缺憾！
二、
《三国演义》对为所谓的“正统”做过事的诸葛亮的美化，可谓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致使他写诸葛亮不是性格化，而是陷于类型化，把他美化成了军事天才，像神仙，比“文革”时期文艺上的高大全形象还要高许多倍。其实呢？诸葛亮即便是军事家都算不上的。三国时期，能算得上军事家的只有三个人：曹操、东吴的周瑜（可惜英年早逝）、陆逊。按《三国演义》之说，刘备的天下全是诸葛亮打下的，在诸葛亮出山后，堂堂的一帮之主“刘皇叔”竟也成了陪衬，只有坐在旁边陪堂的份。其实呢？刘备在世时，就基本上没有让诸葛亮涉及过军事。什么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华容道捉放曹、气死周瑜、智取汉中、七擒孟获、空城计、八卦阵、上方谷火烧司马氏，都是罗贯中虚构出来的，其实根本没有这些事！火烧博望坡的是刘备，诸葛亮那时还在南阳躬耕。其它都是杜撰。赤壁之战，诸葛亮只听刘备差使去了一趟东吴，促成孙刘联盟。这也算不得什么特别的功劳。当时强敌当前，孙权自有联刘的意图，谁去都能完成使命。刘备在进取蜀地时，诸葛亮一直留在锦州帮关羽治政。刘备在久围成都不克时，才叫诸葛亮与张飞西上协战。但即便是诸葛亮与张飞赶到，成都也在一年以后才攻下。这说明，诸葛亮只有治政之才，并无军事之才。
“七擒孟获”，完全是根据民间传说编造出来的，据专家考证根本不可能。“七擒孟获”最早见于与诸葛亮同乡的东晋人习凿齿编的《汉晋春秋》。陈寿的《三国志》、常璩的《华阳国志》都没有这一记述。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想必是受《汉晋春秋》的影响，只写了“至于七擒七纵”六个字。——习凿齿的正统观思想也很厉害。他就认定蜀汉为正统，魏为篡逆，写史时干脆以晋承汉；再加与诸葛亮同乡，对诸葛亮的偏好之情也就不难理解。——正如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缪钺先生，在全国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上所说：诸葛亮哪有这样大的本事，把孟获当小孩一样随便捉了又放，放了又捉？
诸葛亮是蜀汉建兴三年三月从成都出兵南征的，七月到南中（今云南、贵州、西川南部一带）与孟获等人战，同年秋季班师回成都。即便是九月班师（古代十月就是冬季），征战时间也不足两个月，据罗贯中《三国演义》描写的“七擒孟获”的七个地点，据专家考证，军队就是不打仗，一刻不停地走，也走不完。更何况几万大军安营，开拔，粮草、辎重转运，打仗，善后，“七擒孟获”哪来的时间？由此看来，这一民间传说，纯粹是凭空捏造。据说，当地彝族中，甚至有孟获七擒诸葛亮的传说。
至于“六出祁山”（其实是五次北伐，一次是曹魏主动进攻，真正出祁山只有两次），在笔者看来，纯属是诸葛亮不自量力，胡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还心愿”——因他在出山前，常自比管仲、乐毅。六出祁山，你可以看作是诸葛亮百折不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写照，也可以看作诸葛亮屡战屡败，暴露出诸葛亮军事才能不足、用人失当等多种因素。
诸葛亮五次北伐，前三次跟曹真、张郃战（那时司马懿还在东方对付孙吴），最后一次与司马懿战。马谡街亭失守是在第一次北伐时，由此看来，诸葛亮在街亭失守后，对司马懿摆空城计，纯属子虚乌有。五次北伐两次败于用人不当，两次被魏将曹真、司马懿料到，无功而返。其中一次，劫了魏国鞭长莫及的羌人区武都、阴平二郡而回。
诸葛亮的五次北伐，军事上几乎无可圈可点之处。第一次，用错马谡，街亭失守，致使全线崩溃；第二次，曹真估计他第一次出街亭，第二次必出散关，事先作好准备，结果诸葛亮果然出散关，见魏军有备，无功而返；第三次，劫了西方二郡而回；第四次用错李严，粮草不济，无功而返；第五次曹真病逝，魏方由司马懿出战。司马懿对将领们说：“诸葛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诸将无事矣。”诸葛亮果然出五丈原。结果司马懿固守，诸葛亮拖不起，病死军中。
如果说有可圈点之处，就是街亭失守后，魏将张郃乘胜追击，被诸葛亮设伏兵乱箭射死一事。木牛、流马，充其量只不过是形状像牛马，内设卡死机关的人力、畜力车而已，也没有什么特别稀奇，决不是像电视剧里放的有四个脚，可以自己走路的玩偶一样的东西。
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诸葛亮：“用兵不戢（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诸葛亮用人多次出错。早在刘备在世时，蜀国正需用人之际，诸葛亮因刘备的义子刘封勇健难驯，怕刘备死后难以驾驭，唆使刘备将他诛杀（谁知他是不是出于私心？）。刘备果然在一次刘封打了败仗后，借机将他赐死。人家的孩子好好的在家，你要来做义子，如果真桀骜不驯，你打发他走，将他还给人家便是，竟害他一条性命。从此也看出刘备、诸葛亮缺德！后在北伐时，不用魏延等人为先锋，而去用纸上谈兵的马谡，并且刘备生前曾告诫过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不以为然，结果导致失败。后来又误用了李严，因怕军粮接济不上，假传圣旨，诓诸葛亮回师。事先，卫尉陈震也曾告诫诸葛亮说：“李严这人腹中有鳞甲，宜出馊主意。”诸葛亮不听，又招致失败。
诸葛亮之早逝，可以认为是操劳过度，而他的操劳过度，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对人家不放心，不善用人，事无大小一手抓。有一次，诸葛亮亲自校对文书。主簿杨直入谏说：“为治有体，人各有职，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治家为喻：今有人，使奴仆耕稼，婢女烧饭，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家业兴隆，所求皆足，雍容高枕，日日饮食而已。忽一日，凡事自当，不用奴、婢、鸡、犬、牛、马，乃至筋疲力尽，形容消瘦，终无一成。岂其智力不及奴婢鸡犬与？是失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听而后为，谓之士大夫’。故丙吉不问杀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而云'自有主者’，皆知各司其职之理。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对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太过劳累乎？”可见其用人大体。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时，司马懿听从魏明帝指令，只守不战，待蜀军粮食消耗完了自会退兵。诸葛亮派使者到司马懿军营下战书，司马懿不问军情，只问他诸葛公寝食和每天办事烦简情况。使者回答说：“诸葛公夙兴夜寐，二十杖以上责罚，皆亲自审定；每天所食不过数碗。”使者去后，司马懿对人说：“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岂能长久乎？”果然不久便死。
罗贯中为了褒扬诸葛亮，甚至不惜诋毁“正统”的下代——也是正统的刘禅。把刘禅写得一塌糊涂，以至于“阿斗”两字，成了“无用”的代名词，其意图就是想把诸葛亮北伐的失败之责，归之于刘禅。其实，刘禅除了不能对诸葛亮在策略上提供帮助之外，是不能负这个责的。诓诸葛亮回师的是诸葛亮自己任用的李严，与刘禅没有半点关系。
刘禅称帝41年，是三国时期所有国君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如果没有一套本事，怎么当得？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多次在他人面前称赞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如果说刘禅愚不可扶，那诸葛亮说这话就是欺诓，就是有野心。既登位，虽然不英明，但宽宏大度，善于顺应时势，顾全大局，处事得体。刘禅反对北伐，但见诸葛亮决意要北伐时，还是全力支持他。
尽管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存在着些许不谐音调，但刘禅却一直保持克制。诸葛亮用人失误，致使北伐失败。刘禅安慰说：“胜负乃兵家常事。”
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于是，吸取诸葛亮权力过重的教训，以蒋琬为大将军（后迁大司马），主管军事；以费祎为尚书令，主管政务。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汉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局面。
刘禅知道打不过魏国，在魏兵兵临城下时，为了减少无为的伤亡，便不作抵抗，竖起白旗投降，使刘氏宗室得以保全。“乐不思蜀”的故事，何尝不是他耍的小聪明？
后人甚至有蜀汉江山毁于诸葛亮一说，我看不无道理。一、诸葛亮不自量力，五次对曹魏用兵，均无功而返，耗尽国力。二、不听魏延的合理化建议，不信任魏延等人，致使北伐失败；死后部属分裂，元气大伤。三、用人失误：北伐时误用马谡、李严；去世前留下遗嘱，将国家交托张琬、费祎两人。这两人虽能管理，却是个墨守成规之人。天下正当三雄虎视之秋，刘禅又不英明，再配一个墨守成规的丞相，怎能保得住江山？
魏延之叛乃史上一大冤案。魏延是蜀汉一位不可多得的名将，深得刘备倚重。魏延早年领部属随刘备入蜀，一路过关斩将，助刘备夺取汉中。刘备夺得成都后，迁治成都，需要一位将军镇守汉中，以挡魏军。众将皆以为非张飞莫属，张飞也有此意，可是刘备却破格启用魏延，提拔他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全军为之震惊。对蜀汉来说，汉中和荆州是益州的两翼，而汉中又居于门户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刘备选魏延镇守汉中，足见刘备对魏延的倚重。的确，他“临危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辜所托。在他镇守汉中的六年里，连曹魏的一流名将张郃、曹真也不敢正视汉中一眼。建兴八年，魏延西入羌中，与魏国名将费瑶、郭淮战于阳溪，获全胜，被后主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封南郑侯。
魏延胸怀抱负，却处处受到诸葛亮压制。“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更为遗憾的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魏延献“子午奇计”，诸葛亮弃之不用而错失良机。魏延说：“闻夏侯楙乃魏帝女婿，胆小而无谋。我请以五千精兵，从褒中出，沿秦岭向东，由子午道北上，不过十日，可至长安。夏侯楙闻我军至，必弃城而走。长安城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矣。横门仓存粮与散民遗粮，足可以满足军需。待魏于东方集结军队，尚需二十余日，彼时公领大军从斜谷道来，亦足以至。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计太险，不如从坦道进军稳当。当时，刘备去世，魏国轻视蜀汉，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东吴上，镇守关中的是魏文帝女婿“性无武略”的庸才夏侯楙。魏延的这一计谋，历史上很多军事学家以为值得一试。蜀击魏，是以弱击强。以弱击强，就当用奇，坦道进军，怎能成功？事实证明如此。后来邓艾灭蜀，用的就是这条计。
在出军祁山时，“论者皆言”以魏延、吴壹为先锋为宜，可诸葛亮偏要以“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马谡为先锋，结果遭至大败。首次北伐失败，却惊醒了“睡狮”。魏明帝立即把无能的夏侯楙调走，改派曹真镇守关陇，曹真病逝后又以司马懿顶防。从此，蜀汉攻取关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不仅如此，诸葛亮临死前召开军事会议，安排他身后的军事调度方案，这样重要的会议竟只有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参加，把官阶、爵位在三人之上的魏延排斥在外。会议决定：诸葛亮死后全军撤退，由杨仪担任退军指挥，姜维为副，魏延断后。杨仪与魏延向来不和，这样的安排却好让杨仪小人得志，为陷害魏延提供了可乘之机，终于酿成蜀汉史上第一大冤案，也是蜀国一大悲剧。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派费祎去揣度魏延心意，并抓住魏延个性矜高的特点，用欺诈、激将的手法，引蛇出洞，终于惹得魏延勃然大怒，奋然质问：“何以一人之死废天下之事邪？”于是，两人互告对方反叛，魏延为了占得主动，抢在杨仪之前撤兵，并烧绝栈道。杨仪即派马岱以叛逆罪追杀魏延。诸君，当此之时，谁是谁非怎能说得清？魏延如果要反叛，何不北向投魏？却看杨仪小人：马岱将魏延首级交杨仪，杨仪竟用脚“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杨仪之器，由此可见一斑。魏延就是这样一步步被逼上绝路的。倒是小人杨仪，后来因为没有得到丞相之位，大发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后主闻此言，废仪为民，徙迁汉嘉郡。杨仪既废，“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于是杨仪自杀。而《演义》为了表扬诸葛亮，却来了个善恶倒置。
由此可见，人们所顶礼膜拜的诸葛亮，原来不过是罗贯中虚吹的一个偶像而已，就像崇拜《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差不多。
作为小说，虽然可以编，但历史小说不同于其它小说，历史小说牵涉到历史上真实的人和事。对细节进行加工改造，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生动可以，但不能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丑恶倒置，以自己片面、狭隘、愚昧、荒唐的观念，去褒贬历史人物，以致误导读者。
三、
《三国演义》因为其观念上的偏废，导致细节描写上出现了许多败笔之处：
1、司徒王允，看不惯董卓擅自废立、倒行逆施的行为，竟召集满朝大臣到他家以庆祝生日为名，筹划刺杀。宴席上群臣大发议论，说到伤心处，莫不嚎啕大哭。谋反之事，只能私下与二三知己密谋，岂可如此大肆张扬？董卓知道司徒宴请满朝文武，单不请自己，岂不怀疑？董卓爪牙遍布朝野，难道不怕隔墙有耳？或其中有人告密？这可是满门抄斩之罪！这不能不说是此部巨著的一大败笔。
2、曹操见满朝文武哭，独笑此辈无一杀贼妙计，接着将自己想行刺董卓的所谓“妙计”，对着这么多人，和盘托出。刺杀之事岂能事先告知众人？难道不怕计泄，反伤了身家性命？
3、行刺是莽夫行为，与雄才大略的曹操性格不符。即使曹操干得出这样的蠢事，也只是权宜之计，怎可称得上是智压群儒的 “妙计”？
4、曹操是当着满朝大臣的面借王允家的宝刀去刺杀董卓的。刺杀不成，即以献刀为名解危。后董卓怀疑而追杀曹操。即使董卓不认得此刀，其他人竟无一人认得？
史实记载：董卓要给曹操封官，曹操见董卓胡作非为，势不久长，不愿与他合作，才出逃的。结果被罗贯中一改，改出了偌大一个纰漏。
5、曹操与陈宫逃到吕伯奢家，夜里，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曹操怀疑，到门外窃听，只听一人说：“缚而杀之，如何？”遂相信是要杀自己，“即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搜至厨下，却见缚着一猪。”两人始知误杀。此处有多处疑点：（1）杀猪怎么杀，岂要商量？不“缚而杀之”，难道乱刀捅死？或者乱棍打死？（2）既已缚在先，何需商量怎么杀？（3）缚猪，猪必要嗥叫，全村都能听见。伯奢家见贵客到来，杀猪招待，曹操与陈宫就在庄上，磨刀声都听得见，猪叫声岂听不见？若是听见，又怎会误杀？你看，毛宗刚连这样的错误都没有改过来，他在改什么？
曹操杀吕伯奢一家之事，《三国志》无记述，最早见于晋人王沈编的《魏书》：“太祖……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曹操改名换姓出逃，各级官府都有通缉令，伯奢子或认出曹操是通缉犯，“共劫太祖”当有可能。曹操为保命，“手刃击杀数人”也有可能。即有此事，我们不认为曹操有错。可是，此事经晋人郭颁编的《世语》却成了：“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已见纰漏。《孙盛杂记》进一步发挥：“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至《三国演义》，竟之于此。真所谓莫须有罪名不可详述，详述便露出马脚。曹操的奸雄相，就这样在一代代的倒曹褒刘派的叠加篡改下得以成型。
史实记载：陈宫与曹操反目，是在曹操兴兵之后。曹操为父报仇，发兵讨陶谦，叫陈宫守后方。陈宫见曹操残暴，“所过残灭，鸡犬不留”，故在后方叛乱。
6、“杨修之死”一节有多处杜撰痕迹：（1）、曹操造花园，园成，“操往观之，不置褒贬，取笔于门上写一'活’字而去。”他人不解其意。杨修见了叫人拆了重修。花园门只有太小之嫌，岂有太大之嫌？门太大，叫人拆了重修就是，何必要在门上写字？古人毛笔、墨汁可是随身带的？（2）、马腾送曹操一盒酥，曹操吃饱了撑的，要拿笔在盒上写上“一合酥”三字？杨修见了，叫人一人一口吃了。曹操即使写了，东汉、三国时，等级制度森严，丞相府，也即军事幕府，曹操不在时，岂是谁都可以进的？何况东汉时，“合”与“盒”是不是通用也值得推敲。罗氏只是因“门”内加个“活”字便是“阔”字，“一合酥”三字拆开了便是“一人一口酥”，故而套用之。
曹操杀杨修的真正原因是，曹操曾在立世子一事上犹豫不决，致使朝中大臣分为两派。杨修是曹植派。曹操后来见曹植不成器，决意立曹丕，而杨修还在替曹植出谋划策，曹操怕他日后为乱，故而杀之。《演义》如此篡改，无非就是说曹操嫉贤妒能。
这几处，漏洞四出，人为杜撰痕迹明显。其余败笔之处，不一一指出。
总之，小说虽然可以杜撰，但不能露出杜撰痕迹，即要符合生活逻辑，符合上下文逻辑，历史小说还得符合时代背景。否则，则是败笔。
当然，《三国演义》虽然有些许不足，仍不失为一部巨著。它之所以为巨著，就是因为它把这些不可能存在的故事情节，写得很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