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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吉（1427-1493年12月24日 [1] ），字祐之，号约庵。 [2] 北直隶博野（今河北博野）人 [3] ，明代政治人物，于成化二十三年十月至弘治五年八月（1487－1492）任内阁首辅。 刘吉是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曾参与编撰《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英宗实录》等典籍，并曾为明英宗及其太子朱见深讲读经史。朱见深继位后，渐受重用，成化十一年（1475）成为内阁成员，与万安共同排挤刘珝。明孝宗即位后，出任内阁首辅，任内虽与刘健等阁臣对孝宗多有谏言，但继续排除异己。虽恋栈不退，终以弘治五年（1492）告老还乡，一年后去世。 刘吉与万安、刘珝在成化年间因尸位素餐，被戏称为“纸糊三阁老”； [4] 他本人又因耐受弹劾、稳居内阁（前后长达十八年），被戏称作“刘棉花”。 [5]
目录人物生平早年经历刘吉，字祐之，北直隶博野人。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9）考中进士。后又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三年学习期满因成绩优异留翰林院任编修。刘吉在任编修的同时，还充任经筵官，给皇帝讲读经史。刘吉参加编撰的《寰宇通志》一书写成后，晋升为翰林院修撰（翰林院中掌修国史的官职，从六品）。天顺四年（1460），刘吉侍候于皇太子朱见深身边，为其讲读经史，后因遇家丧回归故里。 [6] 飞黄腾达天顺八年（1464），英宗驾崩，皇太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宪宗即位后，命翰林院的史官参加纂修《英宗实录》， 刘吉被召回京城。刘吉到京后，因尚在丁忧守制期间而上书请求辞官，宪宗不予批准，升他为侍读（正六品，翰林院掌讲读经史的官职）。《英宗实录》一书写成后，刘吉又被提升为侍读学士（从五品），在皇宫殿阁内值班与其他翰林官轮留给皇帝讲读经史。其后多次升迁，官居礼部左侍郎。 [7] 成化十八年 （1482），刘吉的父亲去世，按规定刘吉须回家守丧三年，但宪宗却下诏继续起用他。刘吉一方面假惺惺地再三上书推辞，另一方面又暗地里走贵戚万喜的门路，皇帝最终没有同意刘吉的推辞。这一年，刘吉参加纂修的《文华大训》一书写成，宪宗进刘吉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 [11] 成化二十一年（1485），刘吉升为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12] 宪宗后期日益荒政，而阁臣又无所规正，各部尚书亦多属平庸，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说法。三阁老指万安、刘珝、刘吉，六尚书指尹旻、殷谦、周洪谟、张鹏、张蓥、刘昭。 [13] [14] 然而，“纸糊三阁老”中，刘珝又稍稍优于万安和刘吉， [15] 还曾痛骂万安“负国无耻”。万安和刘吉设计陷害刘珝，但表面还装出搭救他的样子。 [16] 这年九月，刘珝被迫退休。 [17] 其后，彭华、尹直相继入阁办事，而万安、刘吉的朋党势力越发巩固了。 [15] 弄权弘治成化二十三年（1487），宪宗驾崩，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当时，内阁有阁臣三人，万安为首辅。其他两人，尹直得妖人李孜省的援引入阁，刘吉则结好贵戚万喜。他们只要官位稳固，按年资进级，什么丑事都干得出来。 [14] 孝宗即位后，庶吉士邹智、御史姜洪上书弹劾内阁辅臣，说万安、尹直与刘吉都是小人，应当从内阁中开除出去。 为此，刘吉对邹智、姜洪恨之如骨。 [18] 明孝宗免除了内阁首辅万安和阁臣尹直两人的职务，留下刘吉继任首辅，增补了新阁臣徐溥和刘健两人入值内阁，参预机务。刘吉任内阁首辅后，为了结好科道官，以免他们继续揭发自己，曾建议超迁科道官。但科道官不吃他这一套，对他的揭发没有停止。左庶子张升，御史曹璘、欧阳旦，南京给事中方向，御史陈嵩等相继弹劾刘吉。刘吉非常恼怒，找到一个借口将张升驱逐出朝廷。接着，又数兴大狱，将邹智、方向囚禁起来贬到边远地区，姜洪也被贬官。刘吉又和宦官蒋琮合谋，将南御史姜绾等逐出朝廷。由于刘吉利用手中的权力排挤异己，使当时的台署（官衙）都空闲了起来，从此，朝内外大臣都不敢正视刘吉，弹劾他的人也减少了许多。 [19] 见风使舵孝宗即位后，旧阁臣只有刘吉留用，他看到孝宗是个励精图治、黜佞任贤的皇帝，新任的阁臣徐溥、刘健都是品行高洁的人，所以做事比较小心。因为刘吉在内阁中为首，所以每当徐溥、刘健有建议提出后，刘吉总是署上自己的名字， 而这些建议又往往是正确的，刘吉以此窃取美名来掩盖自己的短处。 [13] 弘治二年（1489）二月发生旱灾，孝宗让阁臣带领儒臣撰写祈雨的祷文。刘吉等人说：“以前，妖人李孜省、邓常恩以向先帝（宪宗）献淫邪方术而受到宠幸和重用，近来，一些奸邪的小人沿袭李孜省、邓常恩的做法，观察到天气有变将要下雨， 便上书皇上请求祈雨，从而显出神灵应验的样子能得到皇上的 宠幸和重用。宠幸奸邪小人的大门一旦敞开，争着上书请求祈雨以取得皇上恩宠的人越多，却给国家招来祸害，基于这方面的原因，臣等不敢领命撰写祈雨的祷文。”孝宗领悟到这里面的意思，便下令停止了这件事。 [20] 弘治二年（1489）五月，天下发生灾异，刘吉等上书请求孝宗修德政以防止微小的过失，还请求孝宗自始至终都要做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八月，刘吉等又以灾异上书陈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七件大事。当时，代王给朝廷进献海青，刘吉等人说皇上登位时就已经宣布。不接受天下送来的贡品，请皇上不要接受。 [21] 弘治三年（1490）三月，刘吉和其他阁臣一同进谏说： “皇上恭俭仁明，勤求治理，与先帝不同。凡宴乐游观，一切嗜好之事，应该全部减省。如果左右近臣请求皇上像先帝那样荒政，皇上就应该以太祖、太宗为榜样将他们训斥、赶走。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是宴乐游玩应有时间限制，皇上按照祖宗的做法就可以了。” [22] 弘治三年（1490）四月，吐鲁番的使者向明廷进贡狮子。 [23-24] 使者们要返回时，孝宗命令内阁起草敕文，派遣中官去欢送他们。刘吉等人说对吐鲁番使者的礼节不能过分优厚，以免他们轻视皇上和中原。孝宗接受他们的规劝，停止了这件事。 [25] 接着，刘吉等人又进谏，指出吐鲁番作恶多端，只是由于讨伐吐鲁番的条件尚不成熟，暂不兴兵，但仍应当封闭关口；此次吐鲁番入贡明廷，乃是缓兵之计，但边关将领已经按惯例将使臣送往京师，故对使臣只是减等招待而没有拒之国门外，这样做实属迫不得已。刘吉等同时建议饿死吐鲁番进贡的狮子，说： “狮子诸兽，每天吃两只羊，一年就是七百二十只，并且每天还要用五十个士兵看守，这都是浪费，应该断绝这些野兽的食源，让它们慢慢饿死。” [26-27] 这个饿死狮子的建议，孝宗没有采纳。 [28] 弘治三年（1490）十二月，星象发生变化，刘吉等人又进言说： “近来灾星出现在天空，占卜的人说这是发生战争、饥荒和水旱灾害的征兆。今年京城、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发生旱灾和蝗灾，四川、湖广收成也不好。如果明年还是这样，恐怕盗贼大作，战乱就不可能避免了。希望皇上能节俭用度，罢免宴乐游观，摒斥谗言，排斥异教邪说，用心研究经史以寻求治国的道理。关于沙河修桥，江西造瓷器，南海子修补垣墙，都不是眼下必须急办的，应该都停下来。”孝宗非常赞赏并采纳了这个建议。当时，孝宗受迷惑而亲近方术之官，非常迷信祈求就能有所应的事情，于是令人发下经牌让阁臣们写文赞颂，还让阁臣们拟定神将的封号。刘吉等人极力劝说皇上对于虚言妄说应当加以排斥。 [29] 致仕而终弘治五年（1492），孝宗欲封张皇后的兄弟为伯，命令内阁首辅刘吉撰拟诰命，刘吉上言说应该先诏封周太后、王太后两家的子弟。孝宗认为刘吉违命，大不高兴，派遣中官到刘吉家，委婉地令他致仕，刘吉这才不得不于同年八月告老还乡。 [32] 孝宗接到辞呈后，立即予以批准， [33-34] 诏赐敕文，并准许刘吉享有一定的待遇，如回乡的路上可以坐公家的车马，住公家的驿站等。 [35] 弘治六年十一月十六日（1493年12月24日，丁未日），刘吉去世，终年六十七岁（虚岁）。（《刘吉神道碑铭》作十一月癸未日 [2] [36] ，但该月并无癸未日，故从《孝宗实录》。 [1] [37] ）据说刘吉家居被盗，他是受惊吓而死的。 [14] 刘吉死后，孝宗曾派遣内臣去谕祭，赠加官“太师”，赐谥号 “文穆”。 [14] [38] 主要成就文献修撰《历代君鉴》《寰宇通志》均修撰于景泰年间。后者计一百一十九卷 [41-42] ，是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由陈循任总裁，而刘吉作为经筵官参与其中。英宗复位后，该书被《大明一统志》取代， [43] 刘吉复参与修撰。 [36] 《英宗实录》于成化元年（1465）起修，成化三年（1467）修成，其中包含景泰史事，共计三百六十一卷，同时修撰的还有《英宗宝训》十二卷。 [42] [44] 陈文任总裁官 [45] ，刘吉尚在丁忧期间，因此事起复，参与修撰。 [36] 《文华大训》于成化十八年十二月修成，被宪宗颁赐给太子朱佑樘，后于嘉靖年间刊行。 [46-47] 该书分为进学、养德、厚伦、明治四纲，其下又分为二十四目，共计二十八卷，作为太子的教材。 [48-49] 该书由彭华、杨守陈等东宫讲读官员编纂而成， [50-51] 而刘吉等三辅臣作为提督讲读的官员，书成俱得封赏。 政务建言孟密归属 在明宪宗在位期间，刘吉曾参与决定原属云南木邦宣慰司的孟密地区的归属。他和刘珝反对将孟密割让给曩罕弄（她是入侵木邦并请求分裂孟密的土官），认为若开此恶例，将使木邦等土官纷纷解体。他们指出，即使因为拒绝割地而导致战争，明军也只需谨守边境，令周边的宣慰司合兵讨伐即可，不会酿成麓川之战那样的战祸。不久，刘吉因丁外艰离职，事情按内阁首辅万安的想法办了下去。 [54] 明廷不公正的处理带给木邦很大损失，也反过来证明了刘珝、刘吉的意见的正确。 [55-56] 劝谏弘治 明孝宗登基后励精图治，刘吉作为内阁首辅，经常同辅臣刘健等一起上书建言，其中既从皇帝私德方面谏孝宗罢游乐、节用度、摒谗言、斥异教， [40] 也涉及哈密之争等政治方略决策事宜 [27] 。不过，刘吉等建议的对哈密闭关封锁，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哈密问题。 [57] 人物评价徐溥：公容貌魁伟，举止凝重，望而知其为巨人。平生处事，精密详审，尤善记忆，能历道往事。为文章平实不浮，凡考乡试一、会试二，廷试读卷三，能甄别人才。或朝廷大礼，辄持节而使。数有建白， [36] 当改元之岁，所以有裨于新政者尤多。皆谓公有相才。 [2] 《明孝宗实录》：吉性沉毅，喜怒不形于色，遇事能断，在内阁最久。上始即位，尤委任之，恩遇最甚。凡改纪政事、进退人才，言率见听，隐然有内相之重。然所与厚善者多谗谄面谀之人，致不能自闻其过，廷臣有不说者，或使言官劾去之，故议者谓其乏休休有容之量，而其后圣眷亦渐衰云。 [1] [37] 《明史》：①时内阁三人，安贪狡，吉阴刻。珝稍优，顾喜谭论，人目为狂躁。②吉多智数，善附会，自缘饰，锐于营私，时为言路所攻。③陈循以下诸人，虽不为大奸慝，而居心刻忮，务逞己私。同己者比，异己者忌；比则相援，忌则相轧。至万安、刘吉要结近幸，蒙耻固位。犹幸同列多贤，相与弥缝匡救，而秽迹昭彰，小人之归，何可掩哉！ [40] 轶事典故纸糊阁老明宪宗初期，内阁尚有商辂、彭时等名臣，后彭时去世、商辂离职，内阁由万安、刘吉、刘珝三人负责。万安不学无术，贪婪狡诈，靠结交宦官、讨好万贵妃而把持权柄；刘吉阴险刻毒，也与万氏联姻；刘珝喜好夸夸其谈，与万安相互倾轧。三位辅臣对明宪宗和万贵妃的种种失德之举无所匡正，放任国库空虚、官爵滥赐 [58] ，受到当时人们的讥讽。据《王文恪公笔记》 [59] 《名山藏》 [60] 《明史》记载，人们把刘吉等三位辅臣称为“纸糊三阁老”，又把六部尚书说成是“泥塑六尚书”。 [40] 万岁相公《万历野获编》记载，明宪宗因略有口吃，召见大臣次数比较少。一日好不容易召见万安、刘吉、刘珝三人，刘吉等三人对于宪宗关于时事政治的问题却都无法回答，只知道叩头并高呼“万岁”。由此，这三位阁老获得了“万岁相公”的戏称。 [61] （类似的典故有“万岁阁老”，但人物、时间有所不同。） [62] 棉花耐弹
《双槐岁钞》《明史纪事本末》和《明史》并记载，刘吉在辅臣之位时，对“刘棉花”的绰号已有所耳闻。有人告诉刘吉，给他起这绰号的是长年名落孙山的老举人， [66] 而刘吉本人曾多次担任考官，也疑心这是会试落榜的举子给自己取的。 [65] 为了报复，刘吉向孝宗建议： 举人参加会试三次不中者，不能再参加会试。 [65] [66] 孝宗对刘吉提出的建议没有多想便同意了。 [14] 这时正值会试，全国各地参加会试的举子们都已聚集京师，主持考试的礼部为举子们向孝宗请示。孝宗下诏姑且允许举子们参加这次会试，此后便实行三次不中便不允参加会试的命令。刘吉被罢免官职后，这条命令便不再实行。[66] [65] [68] 《双槐岁钞》还称，刘吉罢官将行之时，京城有人当街指指点点，说：“唉，绵花去矣。” [63-64] 按，据《明孝宗实录》，明代确曾改变旧例，规定“举人三试不中者不许会试”，不过该规定是在刘吉仍然担任内阁首辅期间的最后一次会试（弘治三年，1490年）完成后，由礼科给事中王纶提议废止并获得准许的（弘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491年1月30日）。 [69-70] 亲属成员家世配偶子女刘吉有四子五女。 史料记载后世纪念文艺形象文学形象影视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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