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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名燕京，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元世祖定燕京为中都，后改为大都。公元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率兵攻克大都，改大都为北平。永乐皇帝即位后，将国都由南京迁到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 永乐十五年，国库充盈，朱棣召集天下能工巧匠大修皇城。当时负责修建皇城的人叫做蒯祥。修建皇城正门时他决定仿照南京的皇城正门施工，因此正门完工后同样叫做承天门。 直到满清入关占领了北京，顺治八年，清世祖福临下令重修承天门，并取“受命于天，安邦定国”之意，改承天门为天安门。 此后天安门又经过数次修缮，但是其主体结构并没有大规模的变动，多以维修，翻新为主。1949年新中国成立，天安门更是被绘入国徽之内，俨然成了新中国的重要标志。 1966年3月8日凌晨，平静的北京城在一阵剧烈的震动后，变得混乱起来。原来此时的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里氏6.8级的强烈地震，虽然北京与震中距离数百公里，但仍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的建筑物，受到的破坏尤为严重，其中就包括天安门。地震后有关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对天安门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通过检查他们发现原本就已经伤痕累累的天安门经过这次地震已经变得遍体鳞伤。建国后就有专家曾提出，由于北京的地下水资源过度开发，天安门已经出现了地基下沉的现象。 地震后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甚至还有部分城墙产生了裂缝，整个天安门城楼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倾斜，再不进行处理就有倒塌的风险。 收到这份报告，建筑部门即刻组织人手对天安门进行了加固，给所有倾斜的梁柱都加装了铁箍。但这些手段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天安门的倒塌也只是时间问题。 两年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工交城建组召集了一批优秀技术人才，目的就是对天安门的损坏程度，做一个具体的检测，以判断其是否有倒塌的风险。 经过数日的勘测，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原来天安门的破损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家的预期。就拿大厅来说，厅中本有两根金柱，这两根金柱承载着厅顶的大部分重量，可是检查人员却发现，这两根金柱基本上已经废了。 其中一根中心已经彻底腐烂，另一根也只剩一半还是实心的。换句话说，这两根金柱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也许只是某个人不经意的倚靠，就会造成大厅垮塌的严重后果。 除此之外，在所有木质结构的连接处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也就是说此时的天安门结构极不稳定，各个零部件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所有技术人员通过讨论一致认为，修建天安门时毕竟技术水平有限，其本身结构就存在问题，再加上年久失修，多次战争的破坏，以及大地震的冲击，整个的木质结构都已经变形，登上城楼非常危险。 虽说在当时，天安门还没有对普通百姓开放，可是别忘了，每到庆典之时，国家领导人都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天安门现在的这种状态谁也不敢保证庆典的时候是不是会出问题，如果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上发生意外，那工交城建组的罪过可就大了。 情况紧急，工交城建组不敢拖延，马上就将检查报告上交了中央。 1969年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后作出决定，既然天安门本身的结构出了问题，干脆将其完全拆除，在原址重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隐患。 可以问题来了，要知道天安门的结构极其复杂，重建天安门的工程绝不简单，凭借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是否能将天安门完美复刻，专家组心里实在没谱。 这时有人提出干脆将工程交给外国专家，毕竟他们的技术比当时的中国要先进很多。结果请来外国专家一看，也都纷纷皱起了眉头，他们给出的答复是，如此复杂的工程最快也需要2到3年才能完成。 这个时间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中央要求必须在1970年五一劳动节之前完工。周总理说：“外国专家干不成的事，我们不一定干不成，不能崇洋媚外。” 经过讨论，专家们一致认为当时的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技术过硬，各种建筑机械齐全，是唯一有实力进行这项工程的公司。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接到这个政治任务后非常重视，很快就从员工中选出一批技艺高超，政治过硬的骨干力量，组成了紧急施工队。 施工队按照各自的工种分为木工连，瓦工连，采油连，架子工连和混合连5个施工队伍，总计500人。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了，这些施工队伍怎么以连为单位，这不是部队的编制吗？没错为了便于统筹，严肃纪律，当时负责天安门重建的施工人员就是按照部队的标准管理的。 毛主席对天安门重建的要求是“原样不动，尺寸不变。”所以施工人员在拆除天门之前需要将所有的尺寸清清楚楚的测量并记录下来，这个工作由木工连组长姚来泉和测量局的同志一起完成。 说起姚来泉可不是一般人，此人木工技术登峰造极，建国初期每次国庆在长安街上游行的花车都是出自姚来泉之手。 这个人做事非常认真，接到测量天安门的任务后姚来泉非常重视，天安门的每个位置他都要亲自测量，用他的话说：“交给别人，我不放心呀。” 在测量数据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件趣事，这天指挥部传来命令，让姚来泉找到天安门屋顶正中的琉璃瓦。至于为什么，姚师傅表示没兴趣知道，他只知道无条件执行上级命令。 姚来泉搬来高梯带领两个工人一步步爬上屋顶，来到屋顶后，他先站到大概是中心的位置，让跟来的两个工人，分别自两边向中间数瓦数。当两人各自数到43块时，姚来泉发现自己的脚下正好还有5块琉璃瓦。 中间的瓦找到了，下一步就是指挥部的事了。不一会接到通知的专家，领导陆续来到了姚来泉身边，专家拍了拍姚师傅肩膀笑道：“老姚呀，是不是很好奇我们为什么让你找这块瓦？” 姚来泉点点头道：“有点，如果是机密就别告诉我了。” 专家摇摇头说：“不是什么机密，不过你也别到处乱说就是了，你把中间那片瓦砸开就知道了。” 姚来泉心下虽然狐疑“好好地瓦砸了干啥？”但是手里却没迟疑，用撬棍移动忙活，很快就把瓦砸了个稀碎。只见碎片下露出了一个方形木盒，姚来泉轻咦了一声，抬头看了一眼专家。 此时专家一脸严肃地朝他点点头说：“打开看看。” 姚来泉小心翼翼的将木盒拿起，一入手姚师傅就吃了一惊，木盒是金丝楠木的，他轻轻拂掉表面的尘土，木盒的真容逐渐显露出来，这个木盒大概30厘米见方，上面雕刻着二龙戏珠图案，雕工很是不俗，一看就是名贵的东西。 姚来泉轻轻敲了敲木盒，由于时间过于久远木盒一下子就破了，首先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块发黑的金属块儿，姚来泉用手掂了掂眼睛一亮，是金的。金块旁边是一块红色的石头，专家说这是红宝石。再往里看，有许多红色颗粒，用手一捻就变成了粉末，专家闻了闻，面色一变说道：“这是百年朱砂。” 原来这些东西都是辟邪之物，专家们也是通过清朝的文献推断出应该放在这里。后来这些东西全部上缴了国库，不过新建天安门时这个地方也没空着。代替宝盒的是一块高17厘米，宽12厘米，厚3厘米的汉白玉石，上面刻有：1970年1月—3月重建。 这块汉白玉见证了天安门重建的历史时刻。 测量任务完成后，下一步就会要将整个天安门给包起来。为什么这么做？ 第一，是为了避免施工给周围的居民，和来往的行人造成困扰。第二，就是要保密。当时中国被西方国家排挤，又和苏联交恶，可谓是内忧外患，四面楚歌。一旦天安门重修工程暴露在大众面前，很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政治影响。
这个任务由当时的架子工连组长杨贺林负责，他接到的命令是要搭建一个能够将天安门全部遮挡起来的席棚，关键是这个席棚还要有取暖的作用。要知道天安门重建工程启动之时正值冬季，过低的气温会使水泥快速凝结，木材中的水分也会结冰无法使用，所以取暖很重要。 可是咱先不说取暖的问题，就是想在短时间内搭建一个足够遮挡天安门的席棚就很困难好嘛。一般来说，建筑席棚大多使用金属脚架，但是这种席棚搭建起来用时较长，而天安门重建工程工期本来非常紧，如果使用这种席棚肯定不能按时完工。 杨贺林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突破传统用杉木和苇席搭建席棚。当时杨贺林带领架子工连的工人在中山公园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席棚的搭建方法。这种席棚重量较轻，这就需要将地基打牢，据说为了固定这个木制席棚，光是3吨重的钢锭就用了20多块。
至于取暖问题，杨贺林也想到了办法，就是在中山公园内修建一个锅炉房，席棚内搭建取暖管，利用暖气的原理将冷水加热通过进水管送入席棚，热水在席棚内循环一圈再通过出水管流回锅炉，循环往复起到取暖的作用。 席棚搭建完成，杨贺林的任务却远远没有结束，他和架子工连的工人们必须吃住在中山公园，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 有一次，深夜骤起大风，席棚被吹变了形，杨贺林带人连夜给席棚加固，并在席棚上划开了几个小口儿，一晚上没睡，这才保住了席棚。
席棚完工，下一步就是要拆除旧楼，这个工作也并不容易。可能有人会说，拆东西还不容易吗？如果单单是拆除当然不会太难，但是难就难在还要按照原样给装回去。 像这种古代的大型建筑当时的老师傅们也没接触过，里面的具体结构谁也不清楚，只能拆一点儿研究一点儿。为了能够完美复建天安门，施工人员决定先拆除其中的一部分，研究一下其中的结构。 于是天安门城楼西南的一个整角被送到了中山公园。杨贺林带领着木工组将角楼的木料一根一根拆除，编号，按照原来的位置摆放。拆的时候很顺利，可是等到组装的时候就遇到了麻烦，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拆下来的木料组装在一起。
这一下大家可就犯难了，明明都编号了，怎么就是组装不好呢？这时一位古建专家的话打破了僵局，他说：“或许是我们安装的方向有问题吧？”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在场的都是经验丰富的木工，只是一时走进了死胡同，经人提点一下就想到了关隘所在。 在随后的拆除过程中，大家不但给木材编号，还在上面标明内、外、前、后、左、右，有请人照相做记录。经过反复多次的试验，终于搞清了木材拼接的原理。接下来的拆除工作就轻松了很多，到1969年12月底整个天安门就已经拆除完毕。 可是接下来的重建工作又遇到了新的难题。 按照工程要求，所有木料都要使用新的，而且使用寿命要达到1000年，也就是说重建过程中所有的承重柱，梁都必须使用整体木材，且必须使用楠木、柚木等优质木材。
据推算，重新建造天安门，需要的木料大概需要2000立方米，考虑到实际施工时的正常损耗，恐怕数目还要大一些。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物资困乏，到哪里去找如此多的好木料呢。 说来也巧，当时1969年夏，为了修建地铁，西直门等城楼必须拆除，天安门重建的时候拆除工程还在进行中。那么这些城楼差下来的木材是不是可以二次利用呢，想到了这点，木工连的师傅们就跑到这几个城楼去寻找合适的材料。 最后发现西直门是拆下了不少好材料，可是体积都太小了，没法用。东直门拆下来的一些楠木确实派上了用场，给国家节省了不少进口木材的费用。工程临近尾声时，海南军区又用加急列车送来了一批木料，这才彻底解决了材料问题。
在天安门重建过程中使用的木材大部分来自非洲，这些木材运到国内后水分很足，而天安门的工期又太紧，根本就没有时间充分晒干。木工连的师傅们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现将这些木材加工成柱子，装好后再在柱子外面包一层三合板，等柱子彻底干透了再将三合板拆下来。 天安门的整体结构完工后，就轮到漆工上场了。没想到对于天安门上到底该画什么，众人的意见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和原来的一模一样。另一部分人却说，龙和所谓的瑞兽都是四旧，不应该保留，他们提议用葵花和延安宝塔取代龙。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把官司打到了周恩来总理面前。周恩来总理批示“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可以保留”不过在勾头等小型琉璃瓦件上，周恩来总理同意使用向日葵图案。
到这里可以说整个天安门的重建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了。可是接下来这项工作虽然相比整个天安门的重建工程显得微不足道，但却是十分关键的一步，那就是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可别小看了这项工作，周恩来总理说过： “天安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将台，资本主义国家会看到我们的国徽，如果挂不正，就会被嘲笑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连一个国徽都挂不正。必须要派可靠认真的人来监督把关。” 要做到周恩来总理所说的将国徽挂正，可没有你我想象中的那样简单。这个所谓的正就是就是必须把国徽分毫不差的挂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这需要精密的计算，和仔细的勘测。
工程领导想了又想，看来还得让姚来泉上呀。姚来泉接到任务，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自己有机会亲手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紧张的是，怕自己一时失手哪怕只是将国徽挂歪了一丝一毫，都将背上千古骂名。 接到任务后姚来泉先把国徽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国徽的正面完美无瑕，等他转到了背面却紧紧地皱起了眉头。原来姚来泉在背面发现了几个用铅笔书写的名字和日期。 叫来几个人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他们在国徽完工时把自己的名字签上的，本意是觉得国徽出自自己之手是无上光荣，想留个纪念。姚来泉拍了拍几人的肩膀说：“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当时总理说了国徽不能有丝毫痕迹，所以名字不能留。”说完后拿起砂纸细细打磨，直到国徽背面没有了一丝痕迹。
到了悬挂国徽这天，姚来泉特意穿了一身新衣服。他先指挥工作人员用滑轮吊到大概位置，然后让一个人站在中轴线上，用经纬仪帮助他进行测量。这个人再用旗语指挥姚来泉调整位置，就这样几个人一直忙活了3个多小时，终于将国徽完美地挂在了北京的中轴线上。 至此天安门重建工程正式完工，在验收当天随所工人们对自己的手艺十分自信，可心里还是不免有些紧张。本来一切进展得都十分顺利，可是在检查到一个斗拱时，探雷器突然响起了尖锐的警报声。 几个小组的负责人瞬间面如死灰，后背一下就被冷汗浸透了。按理说整个天安门没有使用一根钉子，难道是有人故意破坏？这可是大罪呀。检察人员也十分紧张，缓缓走向报警的地方，一伸手摸到了一个金属物件，等抽出来一看，原来是一把木工铲，看来是哪位师傅不小心忘在这里的。
虚惊一场之后再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整个工程顺利通过验收。1970年3月11日，周总理亲临天安门视察，和参加施工的工人一一握手，对他们的付出表示感谢。 这次天安门重建工程从1969年12月15日开工，次年4月7日竣工，历时112天，远远少于外国专家所说的2到3年。中国人民又一次用自己的智慧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创造了奇迹，让世界为我们惊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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