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商青铜钺这件青铜钺高30.4厘米，刃部宽35厘米，重量4.8公斤，青铜质地，造型呈扁平状，分量较重，弧形刃口，腰微束，肩脊凸起。这件青铜钺的独特之处在于两面的人面造型生动立体，在耳部和嘴部运用镂空技术，穿孔透雕，做工非常精细。这件商代青铜钺与山东青州出土的2件商代青铜钺均属于商代“薄姑国”的遗物，上面的人脸纹饰是守护“薄姑国”的神灵，象征着神权相授、天人合一。相传“薄姑国”是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炎帝的后裔，活跃于山东的渤海、济水一带，是商代晚期的东方大国，国都“薄姑城”（今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后来因为参与西周初年的“三监之乱”而被周公率兵攻灭，故土成为齐国的一部分。此器在1962年从香港收藏家陈仁涛处购得，现藏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此器造型独特，造型精美，经历了商代“薄姑国”的辉煌，又经历了风霜的洗礼、岁月的变迁和历史的沉淀，是商代青铜器中难得一见的瑰宝。 2. 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此碑又称《沮渠安周造寺碑》、《沮渠安周造像记》，夏侯粲撰文，隶书，存22行，行47字，北凉承平四年（445）刻。北凉王朝为401年沮渠蒙逊所建立，统治范围主要为甘肃省西部，439年被北魏所灭，所剩残余势力逃至高昌一带，460年归于柔然政权。由此可知，此作乃高昌北凉之产物。沮渠安周为北凉建立者沮渠蒙逊第十子，碑文颂扬其尊崇佛教建造佛寺的功德。此碑为隶书，但已具楷意，主用方笔，横笔两端多呈锐角并向上翘起，笔画挺拔，锋芒毕露，结字稳健中具有活泼气氛，和《爨宝子碑》有相近之处。清光绪八年（1882）出土于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1902年，格伦威德尔率领的德国第一次吐鲁番探险队盗运到柏林，存于民俗学博物馆。光绪三十二年（1906）端方赴欧时拓以完本；拓本纵132．2厘米，横85．8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此碑出土时即残，在运往柏林途中又不幸断裂为二，二战之后不知去向。此碑文辞高古，典雅娴熟，碑文字体介于隶楷之间，上承居延武威汉简、汉碑及晋人写本，下启龙门造像及北魏诸碑，提供了汉字由隶变楷的来龙去脉，是迄今甚为少见的北凉石刻，是研究北凉书法和北凉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3. 唐《回鹘高昌王族像》壁画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东45公里的火焰山下，木头沟西岸的崖壁上，始凿于南北朝后期，经历了唐、五代、宋、元长达7个世纪的漫长岁月。现存洞窟编号83个，其中有壁画的四十多个，壁画总面积1200多平方米，是新疆境内较大的佛教石窟寺遗址之一。本世纪初屡遭俄、德、英、日等列强的盗劫破坏，壁画人物的眼睛全部被挖掉，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更是雪上加霜，面目全非。这幅壁画原处于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中堂的前壁北侧，供养人为回鹘三位王子，他们的服饰大致相同，只是红袍上的绿色图案有些差别。最右侧的王子长着络腮胡，更靠近石窟的中心位置，其地位应更高一些，他的姓名榜题也是唯一完整的，用回鹘文书写。据考证，这个家族在吐鲁番一带统治了很长时间。本世纪初被德国的勒考克等人从新疆伯孜克里克石窟剥去。1904-1905年间被德国吐鲁番探险队获得，曾藏于柏林，毁于二战空袭。此壁画保存较完整，人物服饰雍容华贵，富丽多彩，人物的衣着和绘画风格显然有浓厚的中原盛唐文化特征，绘画艺术水平相当高，是极为罕见的回鹘高昌王子的形象资料。 4. 唐《回鹘高昌王后供养像》壁画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20号窟壁画绘制有回鹘高昌王和王后的图像，这幅高昌王后供养像位于20窟主室前壁。王后身穿茜色窄袖通裾襦裙，领口刺绣卷草纹。两鬓盘起，头顶戴船形冠，发髻上插满钗环，两耳还各戴一只垂肩的金耳环。在她们的脑后垂有一条长长的红色绢绳，几乎垂地，很有特点。画面右上方有回鹘文榜题“此是高贵的王后之像”。1904-1905年间被德国吐鲁番探险队获得，曾藏于柏林，毁于二战空袭。此壁画绘画技艺精湛，人物服饰雍容华贵，王后的衣冠服饰完全袭用漠北时期回鹘可敦的服装，对于研究回鹘高昌王室服饰提供了珍贵资料。 5. 唐《僧都统像》壁画所谓“都统”之称，是指唐代高昌回鹘王国的最高僧官。这幅高昌回纥时期的壁画原位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9号窟右甬道口的左壁，三位紫衣僧人画像上分别有汉文和回鹘文的“智通都统之像”、“进惠都统之像”、“法惠都统之像”等文字。壁画用意或表示向佛引荐供养人，或即此洞窟的主持建造者，其人物造型、衣着都是汉式的，绘画风格也是中原的。1904-1905年间被德国吐鲁番探险队获得，曾藏于柏林，毁于二战空袭。图片是勒柯克于1913年出版的德文图书中的插图，这是唯一存世的珍贵资料。此壁画人物画面清晰、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具有明显的中原绘画风格，堪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画精品，可惜原作已毁于二战。 6. 五代《誓愿图》壁画《誓愿图》主要是指柏孜柯里克石窟第32窟、第23等窟释迦牟尼佛于前生供养诸佛的佛立像图，有人称之为《说法图》，也有学者称之为《供养画》。誓愿图是由来自东、西方和叙利亚的画家在十至十一世纪期间创作了这组佛教壁画。壁画是在日晒砖墙上涂上掺有植物纤维的石灰土，用青金石、氧化铜、朱砂、金箔等作为颜料绘制而成的。图像大都袒右肩立佛，通身背光，有头光，旁有弟子、菩萨、天王及供养人围绕。有的还画有骆驼、驴、马及房舍、园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首都柏林遭受了盟军的空袭，巨大的誓愿图没有来得及转移，全部毁于战火之中。此壁画画面大都呈红色基调，绘制细密，人物造形及服饰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是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精美壁画的代表作，是已消失的绝世壁画精品。 7. 北宋汝窑笔洗此器高3.4厘米、口径13厘米、底径9厘米，保存完好，是一件900多年前的罕见汝窑青瓷洗。器底部有细小的芝麻钉痕三枚，釉面十分细腻柔和。与韩国瓷器相比，釉面成色更好。如果仔细观察，能够看到它呈现出非常美丽的天青色，且釉面上布满了晶莹清澈的冰裂纹。件器物此前一直被认为是源自朝鲜的高丽青瓷。1913年由德国医生购藏于中国，1927入藏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此器品相完好，釉光莹润且呈冰裂纹（双重贯入），器型典美雅致，属汝窑瓷器中的上品，不仅是德国首次发现汝窑瓷器，还是目前已知存世的第88件汝窑藏品，意义非同一般。 8. 南宋建窑兔毫盏宋人崇尚斗茶，以茶汤面上浮起的白沫多且持久者为胜。用黑盏来盛茶便于观察白沫的状况，因此黑釉茶盏大受欢迎，特色鲜明的建窑兔毫盏应运而生。此盏高7.2厘米，口径12.2厘米，阔口，窄足，弧腹，口沿扣银，底釉青黑，兔毫细密清晰，呈黄褐色，施半釉，底部露胎，胎色偏褐是因为气氛先还原后偏氧化。浅圈足，有「卅」字底款。传世品，现藏于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此器釉水肥厚，有釉泪垂下，为典型南宋束口盏，在宋代为点茶斗茶之用，是宋代时期最为常见的珍品，品相完好，兔毫清晰，是一件宋代上等茶具。 9. 清郑燮《墨竹图》此图纵176厘米、横88.6厘米，完成于1757年，属于郑燮的晚年作品。这幅画绘有修竹数竿，长短不一，左倾右斜；其中竹叶朝向不同方向，使画面整个灵动起来。用笔遒劲圆润，在平稳中寻求变化，可见墨迹的浓淡变化，拉伸了画面整体的空间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竹子代表着高风亮节的意象，唐张九龄咏竹，称“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寓意着淡泊名利、刚正不阿，是中国文人的人格追求。在创作手法上，郑燮主要借鉴了石涛等人的画法，笔墨纵恣，豪爽洒脱，不拘于章法，重在独创风格，由于与重视传统的古法不同，故被称作“怪”。在形式技巧上，对水墨的发挥和诗书画印的结合，做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郑燮的独有画竹方法也给后人们留下了很大的借鉴。传世品，现藏于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此图用笔遒劲圆润，气象沉稳，墨色淋漓，天趣横溢，清劲秀逸，恣意苍劲，潇洒中寓自然，是一件体现出郑板桥墨竹艺术创作理论的佳作。 郑燮（1693—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今兴化市，旧属扬州府）人。清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曾官山东县令等职。为人耿直，不事权贵，能书擅画，工绘兰、竹、石等。其画取法于明徐渭、清石涛等的大写意，运笔秀劲潇洒，横涂竖抹而不失章法。书法创“六分半”体，又称“乱石铺街体”，以隶书体参入行、楷体而别有韵致，“扬州八怪”之一，以“诗、书、画”三绝而名声大噪。 10. 清青玉“静宜园”印玺此印通高8.5厘米，青玉质，方形，交龙纽，汉文篆书「静宜园」。面九点五厘米见方。附系黄色绶带遗失。印台四周阴刻乾隆皇帝御制《静宜园记》，叙述静宜园建造原委、过程以及命名由来。静宜园，即今香山，是位于北京西郊的清代皇家园林之一，与圆明园、畅春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合称「五园」。康熙皇帝于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年）在香山寺附近营造行宮，而乾隆皇帝于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始往游而乐之」，并于乾隆十年「就皇祖之行宫」，「添置若干区」，乾隆十一年建成，赐名「静宜园」，并御题园中二十八景。1916年费舍尔夫妇从北京一古董商处购得，现藏于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此印形制、材质、钤文书法和章法等与清廷内府制印的标准契合，应属清代皇家印玺系列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