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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烛夜读，心渐明而眼亦亮，实在是因为困惑之处豁然开朗，于幽深曲折之后见畅达明快。 以前读谭嗣同的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样一种态度，总令人疑惑。 他以三十三岁之年轻勃发的生命英勇赴死，而同道中有许多人为求保全性命急急远遁，于刑前不可能还要作诗高扬他们的英名以彪炳千秋的罢。以我小肚量的心胸揣测，谭嗣同最多只能是不怪罪那些人而已，否则不符合他刚烈耿介的个性。 一般的解释是，敌者的杀戮，我从容面对，而无论是留下来的，还是远走的，都是肝胆相照像巍峨昆仑山一样的好汉。梁启超曾解释为，两昆仑一指康有为，一指大刀王五。这大致成为后人解读谭嗣同诗的依据。近读余世存《大民小国》，在《值不值得谭嗣同》中得到满意解答，才绕过一般意义上的解读，更切近了史实和真相。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的武功师傅大刀王五明明可以助他逃走。大刀王五对他说：“咱俩出关去东北吧，那里沃野千里，牛羊遍地。我买牛买马，你来做王......”可是谭嗣同认为既是变法，如不能流血牺牲，就不足以唤醒国民，因此宁愿以身赴死。 在狱中，谭嗣同拾起地上的煤块不停地作诗。可惜看守没文化，没能将他的诗作保存下来。只有一首《狱中题壁》，想来是留在那里的最后一首，当时广为流传，读来令人为之动容。原来这首诗是经梁启超改过的。原诗应是：“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这才是这首诗的本来面目，这样才更符合谭嗣同的性格。 他既能英勇赴死，就愿意这死能引发人的警醒与深思。而原文“直谏陈书”和“留将公罪后人论”才现出诗人浩荡的胸襟与心之所向。据说临刑之时，不明真相的围观百姓竟向谭嗣同扔白菜帮子，这更说明诗人当时已然明晓不被时人所理解的处境。面对污浊，自己高洁清正的灵魂岂能被随随便便玷辱？是非自有公论。 而今天，谭嗣同果然成为令人敬仰的英雄。改过的诗更上口，更流畅，却并非诗人本意。其实这是剽窃的对面，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篡改和强加，反正人已先去，无法对证。也许是出于愧疚，梁启超才如此改动，以使自己得到心理的安慰。到底人家是慷慨就义的勇士，自己再是为保全革命火种，也是临阵退却。 展卷之中还有另一处解惑。举世公认，老子是道教的始祖，我存疑之处在于，区区五千字的《道德经》如何就成了道教的圣经，老子固然创立了一家之说，但他如何创立发展并传播道教一直为人所不明。 我在吕思勉的《三国史话》中找到了答案。原来老子并非道教创始人，后世所谓道教本是出于张角、张脩、张鲁、于吉等人，他们假托老子为创立者，煽动蛊惑民众以图“大事”，因有《道德经》可作咒语和经典，这样才更令人信服。而老子学派古称为道家，实在并不是道教，跟张角、张脩道教半点关系也没有。 史学家的细致推考，钩陈出新，具有斧正厘清的深远意义。聆听大师和智者匡正的过程中，也是与史实和真理对话，由肤浅之表至真相之里，实在也是思想者为我们及时擦亮了求得真知的灯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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