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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比我父亲小几岁，我们却必须称他大姐夫。大姐的爷爷是我奶奶的侄子，我们家人都是猪嘎啦哈——背（辈）儿大。 大姐夫名叫燕文，东北话要加上儿字，于是他在我父母口中就是燕文儿。我小时候听父母说起他，总听见他们叹气。 燕文毕业于同济大学，年轻时随单位在几个城市迁移，大姐留在老家。孩子出生，父亲燕文在哪里，孩子名就是哪个城市的名字。好不容易熬到夫妻团聚，大姐不久却得了癌症去世了。 燕文再婚后去了山西，把家里三个儿女留在上海，当时最小的扬州只有九岁。扬州跟着大姐南京长大。 退休前两年，燕文带着后老伴回到上海。退休一年后，他和后老伴分手。太原的房子给后老伴的女儿了，上海的房子给后老伴的儿子了，燕文成了无家可归的老人。 他先是暂住单位招待所。单位离退办就找南京，说老在单位住着不行，法律规定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南京只好把老爹接到自己家。南京家房子小，只有一间卧室。而燕文留给后老伴儿子的房子是三居室！老爷子打地铺，南京的儿子睡沙发。南京的弟弟武汉来了，见也不是个事，就把老爹接走了。 武汉家也不宽敞。燕文的三个孩子没上过大学，早早工作，都是出苦力的工人。武汉和媳妇上班路途远，一出门就是一天，燕文的伙食就马虎。扬州又把燕文接了去。 扬州嫁了个医学博士。博士是医院吸引人才来的，给扬州调换了工作。扬州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离家还近，能照顾老爹。 这样的日子没过两年，扬州的丈夫出轨医院护士，和扬州离婚了。扬州得了尿毒症，每周透析，后来就只能坐轮椅，照料扬州的重担压到了南京身上。扬州的丈夫还算够意思，负担扬州所有医药费。就是老人家没人照顾了，燕文只好又去了武汉家。 扬州病逝时，四十一岁，和我大姐去世时一个年纪。 人老了怀旧，燕文虽大半生都在不断换工作的城市，但非常想念老家。今年疫情没那么严重了，南京一家三口陪燕文回白城祭祖，顺带看望亲戚朋友。 燕文头发全白了，但梳得一丝不乱，衣着整洁得体，身材也没有太走型，依然能看出年轻时的帅气。他和南京一家看上去截然不同。南京一家都穿得马虎，身材偏胖。如果不知情，没人会想到他是南京的父亲，他们根本是两个世界的人。 燕文和我父亲坐在客厅里拉家常，他俩都有点耳背，说话声音大。 燕文跟我父亲说，他想在东北找个老伴，不回上海了。原来这才是燕文此行的重点。清明时节的东北，大地才有一点点春的消息，小小的嫩芽才羞答答地露出头。南方应当早就花红柳绿了，燕文却想回到荒凉之地，是叶落归根，也是无奈之举。 我父亲说:“燕文儿，你没房子，手里也没啥钱，这事不好办啊。” 燕文就说我大姐去世后他怎样被女人们倒追。南京在厨房一边摘芹菜，一边跟我撇嘴:“还有脸说？被人家骗得连个房子都没剩下。自己的儿女不养活，倒帮着人家拉扯孩子。老了老了没啥用了，退休了钱也挣得少了，就被人一脚蹬开！” 她知道两个老人反正听不见，就不肯放低声音，又说:“那哪是我妈去世后的事？我妈活着，那个不要脸的就来我们家找你大姐夫。上海夏天热，大门开着，就挡个纱门。半宿半夜的，他就跟着人家走！” 人老了，专爱显摆自己的荣光。燕文提起自己是教授职称，南京就又撇嘴:“教授有个屁用？挣那么多钱，我们没花着过一分！扬州死时穿的都是破秋裤。再说了，那职称咋评的自己还好意思说？” 燕文不知怎么听见了南京最后一句话，脸上就有些不好看，南京就不再说下去了。 饭后我送南京他们去酒店，在她房间里坐了一会。 南京抓住我还是一顿倒苦水:“你大姐夫在单位里是个小头头，论文都是别人写的，课题都是别人做的，他就巧使唤人儿擎现成的。快退休时，不当头头了，啥啥也干不了，他原来都弄虚作假啊。别人评职称他是评委，那不都昧良心画票么！他懂个啥？评委唬人还挣钱，钱都让人家逗去啦。他跟那个狐狸精多少年就搞破鞋，我妈净受气了。他回家就喝酒，骂人，摔东西，我妈这一辈子，一点福没享着。我们以前吃的那个苦啊，就别提了。我十七岁就挑大梁顶门过日子，没钱买菜，都是晚上上菜市场捡点烂菜叶。现在他老了，没女人跟他了。我们也不能眼看着他没地方呆啊。” 我听了，不知怎样表达同情，只有陪她一同叹气。南京说得久了，有些气喘，南京的丈夫就走过来，递给他一杯温水，让她润润喉咙。 我就说:“你先生对你不错啊。” 南京总算有了一点笑意:“嗯，他是孤儿，在苦海里泡大的，心眼好使。” 燕文他们回上海时，我去送站。南京在车上对我说:“我们都没念什么书，在上海就是穷人。本来不应当是这样的命啊。小姨，别看你们没去大城市，可是过得多好。照顾好我姨夫姥爷，可别让他像我爸似的。有时候把我恨的，真想索性不管他了。可他是爹，你就没招。” 我点头唏嘘。南京大我十来岁，倒叫我小姨，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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