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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立国以后，与内陆及周边国家往来频繁，这些交往得以实现，得力于道路的拓展和交通体系的初步建立。南诏的交通体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南诏的交通是前代交通的继续和发展。其主要交通道路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凿辟，历经汉唐发展而形成的。处于云贵高原腹地的南诏，辖境内遍布高峻险厄的山系，奔腾汹涌的江河，成为交通发展的天然障碍。受地理条件的制约，在这个区域内，道路的选线和开辟，十分不易。一条道路，往往需经过长期的摸索，艰辛的开凿，一旦形成，也就难以改道。所以，南诏时期通行的主要道路，都是沿续前代路线发展的结果。其二，南诏的交通体系具有以洱海地区羊苴咩（大理）城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四方辐射的特征。南诏立国于苍山之下，洱海之滨，其王城羊苴咩城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同时也是交通中心。南诏与内陆及周边国家交往的道路，基本上都是从这里出发，向北向东，通往吐蕃及内陆；往南往西，到达安南都护府及骠、天竺等国。 同时，南诏统治时期，境内的城镇勃兴。据赵鸿昌《唐代南诏城镇散论》一文所述，南诏中后期，城镇增加到一百余座，它们原本是唐城、吐蕃城，境内豪强大姓和部落城镇，以及南诏自建城镇；其分布密集和居中的重点城镇把南诏领地划分为东西南北中几大区域。[1]也就是说，南诏的城镇发展也具有继承前代城镇发展成果；分布由政治中心向东南西北四方有规律地密集发展的两大特点。它与南诏交通体系的两个特点如此相似。那么，这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二者之间有其必然的联系，使在这个区域里的城镇因交通的需要而兴起，交通又因城镇的出现和壮大得以展拓延伸，两者相互作用，导致了交通路线与城镇分布自然吻合？后者是肯定的。在此将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分析。 1、北向道路及其沿线城镇集群 南诏的北往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是通往吐蕃的铁桥道，一是入西川的清溪关道。 入吐蕃铁桥道走向，史书无明确记载，但从相关资料分析，此道由羊苴咩城出发，经邆川赕（今邓川）、宁北城（邓川北三十里）、[2]剑川城（今剑川）、敛寻城（今维西）、铁桥城（今巨甸北二日程塔城关）[3]至聿赍城（今德钦）往吐蕃。这条道上的铁桥城，位于牦牛河（今金沙江）畔，扼吐蕃南下之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嘉庆《一统志》卷四八五云：“《明统志》，铁桥之建，或云吐蕃，或云隋史万岁及苏荣，或云南诏阁罗凤、异牟寻归唐时，断之以绝吐蕃，其处有铁桥城，吐蕃尝置铁桥节度于此。”至贞元十年，南诏占吐蕃铁桥城后，也于此置铁桥节度。[4]由于铁桥城地理位置之重要，故以此名道。铁桥道上串联着南诏西北的主要城镇，如邆川赕、宁北城、剑川城、敛寻城、铁桥城，聿赍城，加上道路附近的谋统郡城（今鹤庆）、牟郎共城（今兰坪）和其他小城镇，自然形成了南诏西北的城镇集群。 南诏北向入西川的清溪关道，是一条通往内陆与中央王朝联系的主要道路，早在汉代业已开通。南诏时，其道路由羊苴咩城（今大理）出发，经弄栋（今姚安）、阳褒馆（今大姚城）、伽毗馆（永仁城）、未栅馆（金沙江拉鲊渡口）、河子镇（黎溪）、会川都督府（四川会理）、俭浪驿（四川德昌城）、建昌府（四川西昌）、菁口驿（四川越西城）、清溪关、通望筤驿（四川汉源县治）、荣经南道驿（四川荣经县治）、严道（四川雅安）、临邛（四川邛崃县治）、新津（四川新津县治）、双流至成都。[5]在南诏境内清溪关道的主要站口，基本上都是南诏北部的重要城镇，以弄栋城，会川都督府、建昌府为主，又形成了一个城镇集群。 2、东向道路及其城镇 南诏东向道路的特点是由其王城羊苴咩城东行至善阐府拓东城分途。一道东北行经戎州入内陆，称石门道，这是汉唐以来云南入川的主要道路之一。南诏时期，它的全程走向是：由羊苴咩起程，经龙尾（今下关）、白崖（祥云红岩）、波大驿（祥云云南驿），沙却馆（南华沙桥驿）、曲馆（楚雄市）、龙和城（禄丰县东南）、安宁城（安宁）、拓东城（今昆明市）、汤麻顿（马龙县西）、鲁望（鲁甸）、曲州（昭通市）、石门（盐津豆沙关）、开边（水富）至戎州（四川宜宾市）。[6] 另一条道至拓东城后继续东行，经由黔府入唐内陆，我们称之为“南诏牂牁黔府道”。关于这条道路，史书记载并不具体，多为零散史料。然而这条道路则是南诏与唐王朝发生联系和进贡的重要通道。樊绰《云南志》卷十记载，贞元十年异牟寻与唐媾和，遣使入唐，“缘道遐阻，伏恐和使不达，故三道遣使：一道出石门，从戎州路入。一道出牂牁，从黔府路入。一道出夷獠，从安南路入。”其中出牂牁，由黔府路入唐的道路，便是南诏东向径黔府入唐的牂牁道。南诏还常取此道向唐入贡，大约在贞元后至大中前的四十年间，仅《册府元龟》卷九七二、九七六两卷所载，南诏经由此道向唐入贡，就有十八次之多。现粗考其道的走向，大体上是由南诏往东至拓东城，然后继续东行，经南宁州石城（今曲靖）或昆明部落（滇东北一带），过罗殿国（贵州省安顺地区）、牂牁国（贵州省贵阳、都匀一带）、黔州（四川省澎水县）至涪州（四川涪陵）然后入唐王朝。[7] 由于南诏两条东向道路行至拓东城才分途，于是在南诏王城羊苴咩城及其副都拓东城之间，交通繁忙，沿途主要站口逐渐发展成了南诏的重要城镇，例如波大驿（祥云云南驿）、曲馆（楚雄市）、龙和城（禄丰）、安宁城（安宁）、拓东城（今昆明市）等，加上拓东分途后，石门道上点缀的汤麻顿（马龙县西）、鲁望（鲁甸）、曲州（昭通）、开边（水富）以及牂牁道上的石城（曲靖）等，又形成了以拓东城为中心的南诏东部城镇集群。 3、南诏南向、西向交通及城镇的分布 南诏南向西向的主要交通路线，就是唐代的安南通天竺道。这条道路，唐贞元年间，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时，做过详细记载，后收入《新唐书·地理志》。析而言之，安南通天竺道的南段，既安南至南诏羊苴咩城，就是南诏往南至安南的主要道路；其西段，既羊苴咩城西出永昌至骠、天竺的道路，便是南诏西往交通的路线。它们的具体路线是，由安南（今越南河内）沿红河行经峰州（越南山西北）、登州（越南富寿东）、甘棠州（越南郎益一带）至南诏境贾涌步（今云南河口），以上为水路。在贾涌步登陆后又经矣符馆（屏边）、曲乌馆（蒙自城）、沙支馆、南场馆（建水城）、曲江馆（建水曲江）、通海都督府（通海城）、江川（今江川）、晋宁州（今晋宁）、善阐拓东城（今昆明）然后经安宁至羊苴咩城，是为其南段。西段则由羊苴咩城出发，经永昌（今保山市），至怒江诸葛亮城（龙陵境内）分途：一路由龙陵西南走，经乐城（瑞丽）、万公（缅甸古太公城）、悉利城（今缅甸曼德勒）、骠国（缅甸卑谬）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印度曼尼普尔）、奔那擅那国（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中下游）至印度平原地区。另一路自诸葛亮城（龙陵）北折，经腾冲、弥城（盏西）、丽水城（缅甸伊洛瓦底江东岸打罗）、安西城（缅甸孟拱）至大秦婆罗门国（印度阿萨姆东北），然后与南路汇合往印度平原。安南通天竺道自南诏东南境贯穿至其西境，其南段是南诏与其南部及唐安南都护府乃至红河出海口与海外各国发生联系的重要通道。其西段是与骠、天竺及印度洋沿岸、波斯湾地区交往的重要通道。因此安南通天竺道还是当时重要的国际交通线。[8] 此外，还有一条自羊苴咩城南行至南部海滨的道路，樊绰《云南志》卷十记“崑崙国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卷六《云南城镇》记开南城（今景东南）时说：“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方国瑜、林超民的《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一书对此作了详细考证，他们以为这条道路便是唐代的“青木香山道”及元代马可波罗出使缅甸回程时所行经的路线，也是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羁縻志》所记的明代缅甸入云南的“贡象下路”。在南诏时期，它的路线，一是由羊苴咩城南行，经银生城（今景东）、开南城、威远城（今景谷）至弥臣国（缅甸白古地区，今仰光一带）抵海上。或从南诏王城由步头路至步头（元江），转威远城（景谷）南下崑崙国至海边。因为《云南志》卷六《云南城镇》载“步头路”（南诏所开，约为安宁至步头（元江）一段）之后说：“量水川（江川南）西南至龙河（今玉溪境内的箩木青河，在安宁行步头的途中），又南与青木香山路直，南至崑崙国矣。”崑崙国即在今缅甸马达班弯东岸，萨尔温江以南的土瓦地区，马达班西岸为弥臣国，即白古（约今仰光一带）地区。[9] 由此可知，南诏的南向道路共有两条，即南诏至安南道；南诏通南海道。其西向道路主要为一条，南诏通天竺（印度）道。再观其南部、西部城镇的布局，无非也是沿交通路线排开。如南诏通安南道上，排列了晋宁州（今晋城）、江川（今江川县城）、通海都督府（今通海县城）、曲江馆（今建水曲江镇）、建水城（即南场馆，今建水县城）等城镇。在南诏通南海道上，又分布着银生府（今景东）、开南城、柳追和城（今镇沅南）、威远城（景谷）、奉逸城、利润城等，这两条道上的城镇，形成了南诏南部城镇群落。在南诏往西通天竺道上，自永昌城（保山）以西道有分途，于是各支线上联缀的城镇自然形成南诏西部城镇群集区，如通天竺道的南线上就有诸葛亮城（龙陵）、茫部落（今芒市）、盐井、些乐城（今瑞丽）；其北线上有腾充城（今腾冲）、弥城（今盏西）、宝山城（今昔马）、丽水城（伊洛瓦底江畔打罗）；其中线又有利城、镇西城（今盈江）、摩零（今缅甸蛮莫）、苍望城（今缅甸八莫）。还有自永昌往西北行，翻过高黎贡山可直达缅北、印度，沿途又有越礼城（今大塘）、长傍城（今缅北拖角）、广荡城（缅甸北部的葡萄）等。加上这些道路附近的其他重要城镇：安西城（今缅甸孟拱）、金宝城（缅甸密支那）等。[10]便构成了南诏西部城镇集群的大体规制。 上述以南诏王城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四方展延的七条交通线，基本上形成了南诏交通网络中的干线系统。这个干线系统带有明显的向四方辐射和展延的特征，并与南诏“开疆拓土”的态势和城镇的布局吻合一致。同时，贯串于七条干线上的城镇，也基本上囊括了南诏的所有重要城镇。随四向伸展的道路沿线分布了东西南北四大城镇集群区，加上干线辐辏的中心洱海地区密集的城镇，正好形成了“分布密集和居中的重点城镇把南诏领土划分为东西南北中几个大区域”的城镇建置特点，它反映了在南诏境内这片多山的土地上，交通发展与城镇建置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方国瑜先生、林超民博士在《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一书中指出：“南诏城镇名号开南、拓东、镇西、宁北，并有向四方开疆拓土，镇慰抚宁边垂之意。”赵鸿昌也认为南诏城镇主要的和重要的功能是政治的和军事的，具有政治军事意义。[11]这些论述揭示了南诏城镇在巩固和壮大南诏政权中，具有护翼镇慰，开边抚宁的政治军事功能。如果加上交通的因素进行考察，我们还不难发现南诏主要的政治军事重镇，均位居于南诏向四方辐射的七条干线上，在交通中同时充当干线枢纽、重要站口及商旅集散地的作用。 择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形胜之地建筑城镇，这是中国古代城镇地理位置选择的重要特点。南诏政权由于其阶级性，境内多民族性，以及它同周边政权关系的复杂性、多变性，致使其城镇的政治军事功能十分突出，城镇是政区中心和官府所在地，也是军事据点。对城址的选择更注重形胜和山河形便。《南诏德化碑》说“审形势”、“建都镇塞”、“择胜置城”都是精择形胜的意思，概括地表达了南诏地理位置的特点。所谓“择胜置城”，无非是善于利用“地利”，选择那些在军事上便于攻守，政治上能够伸展势力，控制一方的有利位置，建置和发展城镇。要实现城镇的政治军事功能，其必要的条件是交通便利，有了交通条件，才能使城镇进则可以沿交通线扩大控制范围，伸展势力；退则能与中心地区保持联系，得到支撑。所以南诏的主要政治军事重镇必置于交通干线上或交通中心，其位置恰是政治军事的形胜之地，又是交通干线的交汇枢纽。如南诏王城羊苴咩，就是南诏东西南北各条干线辐辏之处，交通中心；其它的政治军事重镇，既南诏的七节度府城和二都督府治所无一不在干线交通中充当重要角色，如拓东节度府治所拓东城于东向交通干线牂牁道，石门道，通海都督府城于南向南诏通安南干线，银生节度府城于南诏通南海干线，永昌节度府、丽水节度府治所于西向南诏通天竺道，宁北、铁桥节度府城于通吐蕃铁桥道，会川都督府治所于入西川清溪关干线等，在干线中基本上都处于枢纽和要塞的位置，因此南诏城镇在交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了。 既然南诏“择胜置城”，既考虑政治军事因素，又考虑交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那么，南诏城镇的功能也就是政治军事与交通功能相互依重了。拓东节度府治所拓东城，是南诏“居二诏佐镇抚”[12]的副都或陪都，藩王或副王坐镇的城市，位于滇池东畔的平川中，出则能攻，居则能守，控制滇池地区，扼锁东向交通，既是东向干线牂牁道、石门道的分途处，又是东向干线与南向干线南诏通安南道的交汇处，因而成为南诏洱海以东地区的交通枢纽。通海城，是通海都督府所在地，正当南诏通安南道中途，北“去龙尾（下关）八日程。”“通海城南十四日至步头（元江），沿江一十五日至安南，”是为往安南之水路；还有陆路，因“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城路贾勇步入真、登州、林西原，取峰州路行”至安南；通海稍北有量水川（今江川境内），“量水川西南至龙河，又南与青木香山路直”。[13]由此说来，通海是水陆两道南下安南的分途处，而且通海往西南可与步头路和青木香山道相连，北上可至拓东城和洱海地区，其为南诏南部的交通枢纽必定无疑。南部还有银生城（今景东），自南诏兴起，建立开南（银生）节度府为据点，向南伸展势力，与唐朝安南都护府及真腊、骠国等争夺，控制区已达今缅甸之孟艮（景栋）、泰国之景迈，沿老挝北部至越南莱州。[14]从地理位置看，“银生城在扑赕之南，去龙尾（下关）十日程，又东南至大银孔，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崑崙数种。外通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重。”[15]费瑯在《南海中之波斯》一文中认为大银孔在今暹逻湾。就是说银生城是南诏通于南海干线上的重要站口，同时也是南诏与海外诸国进行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还有永昌城（今保山市），南诏曾置节度府于此，是南诏西部军事重镇，“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同时也是南诏西向交通的枢纽，它“西北去广荡城六十日程。广荡城接吐蕃界。”广荡城为今缅甸北部的葡萄，由此，永昌西北有路可至缅北或吐蕃；又其“西南管柘南城”，[16]柘南即开南，是统撮南诏南部之重镇，位于南诏通于南海干线途中，于是永昌西南又与通南海干线相接；永昌往西，翻过高黎贡山，道分两途至天竺。可以说永昌在南诏西部的政治军事及交通网中的地位，是网络之纲，控制永昌，便可纲举目张。再如铁桥城，其军事意义和交通功能都十分明显，其城正于吐蕃南下之要塞，扼锁南诏与吐蕃的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它原为吐蕃所有，当南诏力量壮大后，夺铁桥城，并设节度。交通上，“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驿。贞元十年，南诏蒙异牟寻用军破东西两城，斩断铁桥，大笼官已下投水死者以万计。今西城南诏置兵守御。”[17]就是说，当南诏掌握了铁桥城之后，才能有效地阻止吐蕃的南下，铁桥城如同南诏入吐蕃道上的咽喉，谁拥有它，也就拥有了这条道路的主动权。这类集政治、军事和交通功能为一身的城镇还有会川、宁北、石城等等。 还有一些城镇，在建置之初，就把政治、军事、交通三者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最突出的是安宁城。安宁城原为唐城，天宝六、七载，唐王朝在滇中修筑安宁城，试图以此为据点和交通枢纽，打通戎州和安南的联系，以便使安南都护府、戎州都督府、嶲州都督府和姚州都督府连成一气，相互依存，相互借重。天宝战争后，唐朝失利，安宁城为南诏所有。南诏同样看重安宁的地理位置，着力经营，并开“步头路”，从南诏王城羊苴咩直下步头（今元江），然后取水道顺红河至安南，甚为便捷。安宁城成为“步头路”的重要站口，樊绰《云南志》卷一《云南界内途程》开头就记载交耻城（今越南河内）“去安宁城池四十八日程。”“步头路”一开，安宁便成了连接南诏东向、南向交通的枢纽。除交通功能的重要性以外，安宁城还因地处滇中，人物殷富，能够对整个南部和东部地区形成便捷有力的控制，其政治军事及经济意义也十分突出，《南诏德化碑》特别记载：“安宁雄镇，诸爨要冲，……盐池鞅掌，利及牂牂欢。城邑绵延，势连戎僰。乃置城监，用揖携离。远近因依，闾阎栉比。”充分反映了南诏城镇的特点，是交通与政治、军事、经济多种功能的集合体。 城镇不仅在南诏干线交通中发挥着枢纽和要站的作用，同时在南诏各区域的支线交通中，其作用也非同小可。 首先，各区域内的重要城镇，不仅是干线交通的枢纽，也是区域交通的中心。以这些重要城镇为中心，道路向区域内的其他城镇和居民点延伸，逐渐形成了区域内城镇与城镇，居民点与城镇之间的支线交通。例如，南诏南部的银生府，它“东南有通鐙川，又直南通河普川（今墨江），又正南通羌浪川（今江城县治），却是海边无人处之境，东至送江川，南至邛鹅川，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18]又如南诏北部的宁北城，其往北“即至铁桥城南九赕。又西北有罗眉川（今兰坪东），又西牟郎共城（今兰坪县治），又西至傍弥潜城，有盐井，盐井西有剑寻城（今维西县治）。”“又西北至聿赍城（今兰坪县治）”。又西至傍弥潜城，有盐井，盐井西有剑寻城（今维西县治）。”“又西北至聿赍城（今德钦），又西北至弄视川。”[19]这种与区域内居中的城镇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区域支线交通，主要在于使同一区域中分散的城镇和居民点，与区内干线上的中心城市发生联系，以达到相互沟通的目的，区域中心城市也就成为区域交通的中心，类似情况在南诏的其他区域也同样存在，如南诏腹地的羊苴咩城，东部的拓东城，西部的永昌城，都是各自所在区域的交通中心。 其次，南诏各区域交通网是由区域内城镇间相互联系的道路所构成的。樊绰在《云南志》卷六《云南城镇》中介绍南诏各区域城镇的分布时，往往以城镇间的交通路线为脉络，沿着路线的走向，就可以找出区域城镇布局特点，交通网的大概。如在介绍南诏西部城镇集群时，是这样叙述的。“越礼城在永昌北，管长傍、藤弯。长傍城，三面高山，临禄斗江。藤弯城，南至磨些乐城，西南有罗君寻城。又西至利城，渡水郎阳川，直南过山，至押西城。又南至首外川。又西至茫部落，又西至盐井，又西至拔熬河。丽水城、寻传大川城在水东。从上郎坪北至眉罗苴盐井，又西至安西城，直北至小婆罗门国。东有宝山城。又西渡丽水，至金宝城。眉罗苴西南有金生城。从金宝城（疑为金山城）北牟郎城渡丽水，至金宝城。西至道吉川，东北至门波城，西北至广荡城，接吐蕃界。北对雪山，所管部落与镇西城同。镇西城南至苍望城，临丽水，东北至弥城，西北至丽水渡。丽水渡西南至祁鲜山。”[20] 不难看出南诏西部区域交通网，城镇如网结，是路线的支点；道路为连结城镇而伸展。区域交通网离开了城镇便不复存在。永昌城便是这个交通网中之纲，通往吐蕃、天竺、骠国的五条西向道路从这里延伸。为了管理这个交通网，设置了摩零都督，“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寻传、长傍、摩零、金宝、弥城等五道事云。”[21] 以上分析已充分证明南诏城镇与交通的密切关系，城镇无疑充当了交通中心、枢纽或交通展延支撑点角色，城镇的建置带动了交通的发展，道路的延伸促进了区域开发，并为新的城镇建置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11] 赵鸿昌：《唐代南诏城镇散论》，《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4期. [2][3][10][14]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460、463、481、49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4[13][15][16][17][18][19][20][21] 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卷六《云南城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5][6] 方国瑜前揭书第547-548页，参见兰勇著《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南充师院出版. [7] 参见（台）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篇叄肆《黔中牂牁道》. [8] 拙文《唐代安南与内陆交通》，《思想战线》1992年5期. [9] 方国瑜、林超民：《马可波罗“云南行纪”史地丛考》，《西南古籍研究》1985年期. [12] 《南诏德化碑》，万历《云南通志·艺文志》. 原载于《思想战线》1995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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