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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2日，刘伯承偕同刘云同志一起到达武汉。刘云是湖南人，早年留法勤工俭学，后到莫斯科学习航空专业，回国后，就读于黄浦陆军军官学佼，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军事干部。他们到达武汉以后，于当夜出席了长江局主席团会议。在会上，刘伯承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意见，对发动武汉暴动表示持重。刘伯承主张逐步积聚革命力量，培训军事干部，发展工农运动，以待时机成熟，夺取革命的胜利。同时，刘伯承还向长江局的同志介绍了上海军事翻译工作的进展情况。 对此，长江局一些负责同志有着浓厚兴趣。9月3日，中央长江局立即向上海中共中央发出函件，要求得到刘伯承等同志的军事翻译作品，函称：“据伯承讲有一部分材料已翻译出来，叫李祥五速校对好复印寄来，此地计划开始训练武装，至要！”，不久，中央即在上海组织力量秘密进行印刷，并很快将这批军事译作送往各革命根据地和一些城市，供各级红军指挥员和白区工作同志参考。  一、在武汉，刘伯承积极领导长江局军委的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劝说长江局有关负责同志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停止实施武汉暴动计划当时，武汉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加上党内出了变节分子，汉口、汉阳、武昌三个区委机关都遭到敌人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入狱，就连陪同刘伯承前往武汉的刘云同志也遭到敌人杀害。形势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将长红局的部分人员撤回。1930年年底，刘伯承乘轮东下，返回上海。 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上海的党组织也摩拳擦掌，准备搞暴动。刘伯承回上海后，仍负责军事运动的工作。此时，暴动的准备工作早已展开，许多地下党组织在忙于抓武装，筹弹药，制造炸弹。中央特科的聂荣臻等则早就收集到大量的情报资料。如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的驻军、军舰和吴淞炮台的情况以及侦探机关的情况，国民党驻上海军警和特务机关的情况，上海租界内街道交叉，建筑物高层、结构等情况，各大银行、商号、米店的情况，等等。 刘伯承还了解到，特科的同志们为了解这些情况，费了许多周折，甚至献出了生命。为了查清外国兵营的人数，他们就派人在兵营门口设摊，每天查看人员和物资的进出情况，以推算出兵营驻军的数目。为了摸清监狱里被关押人员的底细，他们爬上监狱附近的教堂顶端，绘制出各栋牢房的草图，推算出被关押人数。为了在暴动后能控制上海局势，特科人员还千方百计弄到了金融市场、粮食市场的重要经济情报。  看到手头的这一厚本材料，刘伯承深为特科聂荣臻等同志的英勇行为所感动，同时又为这些同志的安全而忧虑。他在工作中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保护革命力量，不使他们成为冒险主义的牺牲品。直到解放以后，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聂荣臻、陈赓、刘鼎同志，对此仍记忆犹新。提起往事，刘伯承也深有感触地说：“你们在上海为立三路线暴动准备的那一套材料，足有一本书那么厚，真不简单啊!” 在当时剑拔弩张的形势下，刘伯承一方面要想方设法保存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又要为准备暴动四处奔走，这是他的为难之处。刘伯承久历戎行，素知谨慎是用兵的要诀。所以，当他在上海、镇江、南京等地检查暴动准备情况时，总是主张谨慎从事，不要轻易暴动。 二、聂荣臻回忆录的披露关于刘、聂二人分头组织暴动的事，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披露说：我到特科工作不久，一九三O年六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不考虑在白区要积蓄力量，隐蔽待机的必要性，而幼稚地认为，革命已经具备了取得胜利的条件。所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总暴动尤其是大中城市更要首先发动，以形成所谓“革命高潮的中心”。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制定了在各个中心城市举行总起义的计划，并命令红军向大中城市发动进攻。又是打长沙，又是打南昌、南京、武汉，提出了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简直是在白日做梦，实在是毫无道理，脱离实际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到了可笑而又不可原谅的程度。  在这种背景下，一九三O年七月，李立三叫刘伯承同志到武汉去策划起义，以迎接各路大军在武汉会师。要我去组织镇江起义，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和攻打长沙、南昌的我军会师武汉。 就这样，伯承同志带了刘云同志去武汉。刘云，湖南人，也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过莫斯科，学过航空，回夙后曾到黄埔一期学习，是个人材。但就是这么两个人，要想在武汉发动起义，这不是笑话吗！结果，他们到武汉后，还没有怎么活动，刘云同志就被捕了，不久即遭杀害。剩下伯承同志一人，只好回来了。 我到镇江，情况和他们也差不多。我问，起义有些什么力量。回答说，医院有一批伤兵，被我们争取过来了；还有一股土匪，也可以争取。我带了两个人去，一个是伍云甫同志，湘南起义的，搞无线电工作，还有个年轻的工人，湖南人，也是搞无线电的，叫涂作潮。我们分头到了镇江，他们两人去，目的是事成之后，用无线电和中央联系。 到了镇江，我们分开住在旅馆里。按规定的接头办法，我去找镇江县委书记，没有找到。因为对镇江地形不熟，既然耍组织起义，总得熟悉一下地形，就上街去买了一张镇江地图。等我回到旅馆，看到我住的房间门开着，有两个人在那里翻东西，我看不对头，出问题了，就立即走开，没有进去。从旅馆出来，到哪里去呢？这时已经傍晚，街上行人逐渐少了，老在街上转是有危险的，就只有到澡堂里去，好在当时镇江的澡堂特别多，而且是通宵开放的，用洗澡来消磨时间。当天晚上，在这家澡堂洗了澡，躺一段时间，到另一家澡堂，又洗个澡，躺一段时间，一夜间连换了三个澡堂，洗了三次澡，才挨到天亮。早晨，街上有行人了，天下着小雨，还有些凉意，我雇了一辆人力车，把帘子放下，到了火车站，坐上火车，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才知道伍云甫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回来。于是，我接着又返回镇江，到了镇江，当地报纸已经登出我镇江县委机关被破获的消息。我连忙至旅馆找到了伍云甫他们。听他们说，没有遇到危险，还在等我的消息。我告诉他们，县委书记被捕了，机关已经被破坏。随后，我们一起回到了上海。 正当一些人热衷的城市暴动到处碰壁的时候，从中央苏区却不断传来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消息。刘伯承同聂荣臻同志一起经常谈论斗争形势和斗争方式，他们一致认为，就中国目前的形势来看，不能搞以城市为中心的冒险主义，不能轻易暴动而应该走井冈山的路子，打出地盘，用游击战争的方式与反动军队周旋。 他们得知，毛主席和朱德同志指挥的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在15天的时间里，横扫敌军700里，获得了伟大的胜利。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又歼敌17个团，毙俘敌3万余人，引起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震动和分化，由此发生了著名的宁都起义。特别是在红西瑞金成立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形成了与国民党全国性政权的对峙局面。这一切，使刘伯承聂荣臻更加坚信：井冈山的道路是发展中国红军的正确道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前途所在。他们的心，早就飞向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三、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1931年夏秋，军委特科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就是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顾顺章的叛变，给党的工作带来了极大危险。因为他曾是政治局委员，又长期负责特科工作，他对中央机关的情况和负责同志的情况，知道得非常清楚。还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常在他家里碰头，所以，连他的家属、亲戚以及佣人，都认识许多中央负责同志。刘伯承、聂荣臻更是联络接头的常客，情形十分危急。 万幸的是，我们党在南京特务机关心脏中，安插了钱壮飞同志，从而使我们党避免了一场大灾难。钱壮飞同志非常能于，得知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后，因为情况万分紧迫，就立即亲自回到上海，向中央报告。聂荣臻得到情报后，急忙赶到周恩来同志家里，不凑巧，他出去了，聂荣臻当即告诉邓大姐，顾顺章叛变了，你们要赶快搬家。 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面，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党的重要人物都己转移，结果，敌人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  但是，这样一来上海就呆不住了。这年秋冬，刘伯承、聂荣臻分别奔赴江西中央苏区，刘伯承先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后任军委总参谋长。聂荣臻蒯分配到红一军团任政委。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刘伯承多次到一军团同聂荣臻等一道研究作战和政治工作问题。 1933年初，临时党中央从上海迁到了中央根据地，军事顾问李德1933年9月也进了根据地，一切指导思想，战略方针都变得一反常态，变得特别“左”，特别不切实际。尤其是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根据地占据统治地位，毛主席在中央已经几乎没有发言权。“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他们胡搞乱搞，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结果使红军遭受巨大损朱，被迫进行长征。 长征开始，李德等人采用“甬道式”推进，盲目蛮干，迭遭挫折，待1934年12月18月，中央在黎平召开军事会议，确定转变红军战略方向，改向贵州方面前进，并任命刘伯承为红军先遣司令，聂荣臻为政委，他们又再度联手，共同率领红军斩关夺隘，为红军杀开一条血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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