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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1977年八岁时开始在本村的小学上一年级。我们那个年龄段的农村孩子从小基本上都是“放养”而不是“圈养”长大的，一直玩到八九岁才开始上学。当时没有学前班，更没有早教一说，家长一般没人重视关心孩子的成绩，学习纯粹靠自觉，可以说是“高度自治”吧。
国家当时刚刚从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走出来，各项工作才开始逐渐走向正轨。我们村的小学建在村子的最南边，设施简陋。学校连大门都没有，四通八达，操场上有两个木质栏板的篮球架，还有两个水泥板面的乒乓球案板。村子里每隔二三十天放一场露天电影，一般都是在这个学校的操场上。小学的每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当时小学是五年制的，所以全校共五个班级。校舍除老师办公室较新外，学生教室共两排，其中靠南边的一排是较新的石墙瓦房，都是上到四五年级才轮上使用；后排是较旧的土坯房，房顶是用麦秸苫的草房，基本都是一至三年级使用。教室的窗户和门也非常简陋。窗棂是木质的，因没有玻璃，夏天是通透的；冬天只好将北面的窗户用泥巴或砖头石块垒起来挡风御寒，南侧窗户则用塑料薄膜封上。草房的优点是冬暖夏凉，用现在的眼光看是节能环保。只可惜当时还没有通电。早晨和傍晚上课时教室内光线昏暗，学生早读时一般用自制的煤油灯。好在后来我上到四五年级时，学校里才通了电，学生就不再点煤油灯了。课桌和讲台桌面都是硬梆梆的水泥板面，板凳自带，五花八门，可想而知。
那时每个家庭一般常有四五个甚至更多的孩子，加之生活条件落后，大人们往往忙于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挣工分，因而一般是没有家长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如何，甚至于常有家长说只要孩子能认出“男、女”两个字，去厕所时走不错地方就行了。不像现在的家长和孩子这么重视学习、节奏紧张，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口口声声都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是正式的公办老师——这是相对当时的临时民办老师来说的。多数民办老师都是本村熟悉的人。民办老师在学校里学生叫他们“老师”，出了学校在外面见了，一般还是按平时的称呼，还是“三叔”、“大哥”、“二姐”的叫。民办老师放学后要和其他家长一样干地里的农活，该种地种地，该浇园浇园。好在当时能够坚持下来的这些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员，后来国家基本都给予了转正。现在想来，当时彭老师教我们时应该有三十多岁。他身长清瘦，脸色较黑，平时都是穿一身的灰色或黑色中山装。因为有一只眼睛较小，不知什么人给他起了个不敬的外号叫“彭瞎眼”。还有别的老师也有外号。我对此特别反对。每当身边有人这样叫老师们的外号，我就会奉劝他们不要叫这种有损人格尊严的称呼。现在想来，这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教师职业和学校文化教育工作的不重视。
彭老师教学认真，从不马虎，平时吃住都在学校。后来知道，虽然他家离我村只有十多里远，但却不是每周都能回家，我也不知道当时他有没有自行车——没有的可能性更大。彭老师在我们学校主要专代一年级语文兼班主任。对付刚入校的小毛孩子，不仅要认真，更主要的是还要有耐心。学生来自于全村几十个家庭，刚进入学校时什么规矩都不懂，就好像一群鸡鸭鹅硬被赶到笼子里，家长又很少过问，所以老师管理学生的难度可想而知。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每学期大概三四毛钱的书本学杂费都交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让孩子上起学，彭老师就会免除这类个别学生的费用。我猜测最大可能是他自己掏腰包垫上了。这对于一个工资微薄的老师来说，是多么地难能可贵啊！彭老师讲课的情形我现在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语文课开始都是从汉语拼音“aoeiuü”开始，拼音之后开始学习简单常用的汉字，像“一二三、人口手，禾土木、上中下、你我他”等等。他在讲台上用心地板书，用教杆指着黑板上的拼音或生字，一遍遍不厌其烦地领着我们读，一笔一划教我们写，然后不断点名让我们轮流“爬黑板”去默写，然后他会逐个进行点评。写不好的他就有可能用教杆揍我们的手。教杆也是就地取材，一般是找个树枝或扫帚把上的细竹条。我仍记得他连拼音都能用笔划的方式教我们读写。比如，教“a”时，他会让我们跟他学着读“半个圈、一竖弯——念'啊’”；教“o”时读“一个圈——念'喔’”；教“e”时读“横、半个圈——念'鹅’”等等……
彭老师对我的学习更是关心，甚至我觉得，假若在开始上一年级时，没有遇到这样一位对我学习关心和鼓励的好老师，我也许一辈子都会呆在农村，而没有目前的生活。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回忆彭老师的主因。在此我仅记述两件彭老师对我影响深刻的小事。我能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因为贪玩竟然忘记了上学。彭老师就专门安排离我家较近的学生来我家叫我。等我到了学校后，彭老师又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作检讨，让我认识到不遵守学校纪律的危害性。还有一次，因为我请假去姥娘家喝表哥结婚的喜酒，恰巧耽误了一次期中考试。彭老师说什么得让我在星期天补上。补考那天的一大早，空荡荡的三间教室里就我一个学生考试。补考内容很简单，彭老师在讲台上提课文生字，让我默写出来。整个提问默写过程中，我只有一个生字写不出来。这时候，我不知彭老师是为了奖励还是鼓励我，想给我提示或翻书查找的机会，估计是想让我得个满分给全班同学做榜样。但当时我却能自觉克制住自己，坚持不翻课本，认为不应该弄虚作假。最后彭老师改完我的试卷后，给我打了99分。虽然不是满分，但彭老师还是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我，大意是我虽然没补考到100分，但能够坚持来校补考，并且不会的坚决不要老师提示答案。补考这件事直接激发了我对于学习的兴趣，让我在以后的求知生涯中更加认真。时刻提醒着自己，不能够对不起甚至是辜负了彭老师的一片良苦用心。
在那极度贫乏和艰苦的的岁月里，我不知道是什么精神支撑着彭老师对教育事业如此地热爱和执着。让我幸运并心存感恩的是，在之后的求学道路上，也遇到了不少这样认真负责的好老师。我知道，曾经的彭老师和这些老师们一样，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但是对于一个人的学生时代来说，如果在童年、少年阶段能够遇到像彭老师这样一位好老师，将会对其一生的思想和心灵产生深远重大的影响，让人终生难忘。我是幸运的，在我懵懂无知的年纪遇到了让我感恩一生的启蒙老师。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彭传伍老师的敬意。【作者简介】 
赵逢利，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滕州市作家协会会员。自幼酷爱文学，“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变成铅字”一直是他不懈的追求和梦想。虽年过半百，仍奔波于治安工作一线。工作之余，偶有短篇文字见诸《滕州日报》、《抱犊》杂志、《今日头条》、《小警之家》、《铁道警院管理系》等媒体、公众号。《浅议选择》一文曾荣获枣庄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优秀奖。2020年被推荐为“滕州市十大阅读推广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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