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报道河南大灾荒的美国记者

经史博物馆 202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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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德（Teddy White）

美国记者白修德具有浓厚的中国情结。在这片土地上，他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经过或无聊或压抑或疑惑或愤怒或刺激的多变的生活，从一位默默无闻的小记者变成世界级的大记者、颇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撰稿人。

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许多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以自己独特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采写了数量众多、影响巨大的中国报道。

尤其是，他向世界报道了从1942年到1943年发生的河南大灾荒，以特有的力量帮助了河南的灾民，这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

从哈佛到重庆

白修德（英文名字为Teddy White），1915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犹太人街区一个律师家庭。14岁时便失去父亲，家庭生活拮据，他不得不过早地品尝生活的重压，在道彻斯特的街车上卖报，以此来承担部分家务以及学费。19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奖学金，进入富有盛名的哈佛大学学习历史，翌年转到该校的燕京学院专修汉语和中国历史，在汉学家费正清的指导下研究中国文化及社会政治。

哈佛校园美丽而安宁，白修德在此度过数年美好的光阴。他个子瘦小，头发黝黑，貌不惊人，但聪明勤奋，在学习上很有天赋，由此获得费正清夫妇的喜欢，视如己出，关怀备至。毕业时，白修德成绩优异，具备了丰富的汉学知识，并学会以历史学家的观点来分析社会现象。由于当时的汉学研究不景气，再加上白修德身上很少有那种学院派的习气，留在学校反而不大合适。费正清从白修德身上看到了他所认识的记者斯诺的影子，觉得自己的高足最好是到新闻行当里闯世界，而且要想很好发展，最好是到中国。于是，他把白修德叫到家中，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建议学生去中国，而且他可以代为推荐。白修德一听，喜出望外，那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早就吸引了他，如今不意机会就在身边。不过，费正清告诉白修德，到中国恐怕必须过一段苦日子。接着费正清严肃地看着自己这位学生，看他有何反应。白修德没有一点退缩，马上告诉老师，自己是吃苦长大的，只要能实现梦想，有所作为，吃点苦又算什么呢。费正清满意地点点头。

哈佛大学校园

1939年，白修德怀揣着老师的举荐信，兴冲冲地前往中国，首先在上海找到驻华美国记者J.B.鲍威尔，接着由鲍威尔推荐给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董显光正在物色人选,来帮他在重庆严密的检查条件下控制外国记者，白修德被选中。于是，追求报道自由的白修德无意中成为一名宣传官员，其任务是向外国报纸提供由国民党编造的虚假新闻。

当然，此时初出茅庐的白修德并不十分清楚自己的角色，他也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前在美国所了解的中国情况，正是由国民党严格的检查制度下所筛选篡改的报道。当时的美国一味地吹捧蒋介石政权，所有的报道也基本上遵循这一思路，于是白修德与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中国领袖，领导着自由中国单独作战，那些从日本占领区逃出的中国人，流亡到安全可靠的中国西部，带去了所有的财产物资，如牲畜之类的东西以及工业设施和大学档案等等。怀着这种想法，白修德乘飞机到达重庆，充满好奇地观察这个几乎是一片废墟的城市。

刚到重庆的日子是艰苦而刺激的。还不到一个月，白修德便亲身经历了1939年5月的大轰炸。天空中突然布满了日本的轰炸机，不到一分钟就扔下炸弹，城里一片混乱。等轰炸过后，白修德从岩石下面爬出，在返城的途中耳闻目睹了人间惨剧：“人们可以听到，火舌吞噬竹子发出的噼啪噼啪声；到处一片嘈杂，女人号啕大哭，男人呼喊，小孩嚎叫。”“有人靠着山岩坐着，或者躺在地上，在那里呻吟。我听见后巷里发出喊叫声，有几次我看到人们从山坡上的小巷里冲到大街上，衣服上燃着火，于是，他们在地上打滚，想把火熄灭。”恐惧降临重庆，同时也降临到这位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美国小伙子身上。他以一种既害怕又有点兴奋的心情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并对日本人充满了仇恨，把日本人看作自己的敌人。他曾这样写道：“以前，南京和上海也遭受过轰炸，但是，那些轰炸都是属于战争性质的。在古老的重庆城墙之内，根本就没有军事目标。日本人精心选择，蓄意要把重庆夷为平地。对于城里的所有人民，是想挫垮他们那种不可理解的精神；对于政府，是想摧毁它的抵抗，摧毁它在重庆郊区建立的收容所。从那时起，当我们轰炸日本时，我从未产生过一点内疚之感。”

重庆市区对日本的空袭完全没有防备，因此遭受了想像不到的损失。但日本人的野蛮行为不能使中国人屈服，反而很快激起强烈的愤慨以及前所未有的团结精神。人们的活力迅速焕发出来，挖掘防空洞，重建家园，建立警报系统……此后，每当日本前来空袭时，重庆居住的人们便能提前得到警报，安全地进入防空洞。白修德自然也不例外。

此时，住在重庆的美国记者不过两名。因此，当美国国内新闻界有人对重庆事态感兴趣的时候，白修德的机会也随之降临。

幸运之神的眷顾

首先对重庆投注巨大兴趣的美国新闻界巨子是《时代》杂志的创办人、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这位传教士的儿子是在中国长大的，故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中国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时候，卢斯认为有必要派人在重庆发回连续的报道。1939年6月，新聘担任《时代》远东主编的约翰·赫西（John Hersey）受命飞往重庆，在当地记者中物色一位可靠的提供信息的人员。他找到了在重庆仅有的两名美国记者德丁与马丁，结果二人都向他推荐白修德。白修德因此一跃成为《时代》驻重庆的特派员，领取高额的薪水，并继续在国民党的宣传部任职数月。

《时代》杂志上的卢斯照片

宣传部的工作使白修德具有别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他可以使邮件很容易地躲过检查人员的眼睛，从而将一些真实的情况源源不断地输往美国。例如他曾在给约翰·赫西的信中提到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活灵活现地描述为：“那个肥胖、双下巴、大腹便便的老头，所谓孔夫子的后裔。”有时候，他也不免窥探宣传部的一些内情，这使得董显光等人十分生气。当白修德决定将视线扩展到重庆及国民党之外时，他辞去了宣传部的职位，与董显光友好地分手。然后，他便迫不及待地前往山西，要亲眼看看抗日战争。

山西之行使白修德受益匪浅，他整天骑在马上穿越战场，一视同仁地采访共产党和国民党士兵，目睹了活跃在中国农村的共产党游击战，写出了大量丰富多彩的第一手材料，并以历史学者的态度将那些已经写在报道中的笔记补充到文章中。他发往美国的材料生动而详实，受到卢斯的高度重视。白修德因此获得了相当的荣誉。尽管白修德从山西寄回的报道被赫西改得面目全非，但大量的事实被刊载到《时代》上，而且文章仍以白修德的名义发表，白修德很快声名大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代》是美国乃至世界最具影响的杂志。由于它的盛誉，白修德的地位也一步登天。他在重庆是《时代》的代表，于是被视为与驻外使馆人员有着相似身份的使节，常常受到外交官等名流的邀请，出入于上流社会。有着这样的身份，再加上白修德本人的素质——出色的口才，敏捷的思维，勃勃的生机，燃烧的热情，他很快成为一些重要人物的座上客，与外交官克尔爵士、史德威将军、陈纳德将军、麦克阿瑟将军等权贵建立了友好关系。他的前程一片光明。

但是伴随着白修德对中国问题的深入考察与思考，他的情绪却变得越来越沮丧。他必须忍受重庆阴冷、厚重的天气，必须在大轰炸中躲进憋闷的防空洞，这些尚在其次，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国民党宣传部的新闻封锁以及国民党政府所暴露出的无能，他在1941年1月11日写信告诉费正清：人越在这里呆下去，就变得越狼狈。在这里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你所看到的到处都是肮脏和污秽；第二阶段，你得接受这些肮脏和芜秽，因为你看到善良勇敢的人们，在克服一切困难为这个国家而奋斗。第三阶段，在这些善良和勇敢背后，你看到的是腐败、贪污、阴谋、管理荒唐、怯懦、官员的贪婪。于是，人便不得不开始怀疑。怀疑之后便是挫折。我认为我比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人更为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但是了解却派不上用场。我们不能说出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真相，因为这会伤害我们正在努力帮助的一个民族；而等到了明天，人们却又不会再对我们必须说出的一切有任何兴趣；不管如何，希望这不是真的。

很显然，此时的白修德尽管宣称自己最了解“这个国家的真相”，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只看到了一部分，而且他认为“不能说出真相，因为这会伤害我们正在努力帮助的一个民族”，这表明他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还存在某种“理解”，而他对蒋介石及国民党仍寄予很高的期望。

白修德没有不良嗜好，这使他能够以充足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因此工作得更加出色。1941年，白修德担任《时代》周刊驻重庆的记者。接着，他受命跑遍整个东南亚，包括法属印度支那、泰国、马来西亚、爪哇（当时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一部分）、菲律宾、香港。此次活动为他建立了相当广泛的关系。其中，最有收获的是他在马尼拉采访麦克阿瑟将军，采访文章刊登在《时代》杂志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在马尼拉期间，白修德被《时代》聘请为全职全薪记者，随即收到一千美元的奖金。等他准备返回中国时，他又收到一个可以随时回纽约任职的邀请。白修德的工作得到了全面认可，同时远离了贫穷。

白修德与卢斯（左）

幸运之神眷顾着白修德，当《时代》周刊的创办人卢斯携夫人于1941年访问中国时，白修德本人就在重庆机场迎接他们。卢斯在美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新闻界呼风唤雨，而且一向支持蒋介石，因此，他的中国之行受到蒋介石的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周到的安排。可是，白修德却不管蒋介石那一套，他带着卢斯到处转，与卢斯乘坐黄包车到闹市区与市民交谈，告诉卢斯无数在美国想都想不到的事情的真相。他还无所顾忌地描述着孔祥熙的贪婪，特务头子戴笠的险恶，以及新四军皖南事件的内幕等等。他的敏捷的思维，滔滔不绝的讲说，新鲜的话题，使卢斯备感兴趣。等卢斯离开中国的前两天，他已经决定聘白修德担任《时代》的远东主编。这对白修德非常重要，在当时犹太人备受歧视的美国，白修德却以他的才华闯入了美国文坛的主流，这是他的荣耀。

真实的声音

白修德与卢斯返回美国，几个月后白修德重新回到中国，中国的形势已发生更大的变化。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变本加厉，使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几无用武之地，成半囚禁状态。而国民党政府的日益腐败，严重的通货膨胀又使得记者们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白修德也受到压抑，他感到重庆已没有一点生趣。这种压抑的生活使白修德产生更多的怀疑，到1943年1月他与一位同行采访过河南后，所有的怀疑与压抑便成为火山的熔岩突然间迸发了出来。

河南的人间惨剧令白修德的神经大受刺激。他看到死亡中挣扎的人们，饥饿的村民想要把他从马上赶下来，以便可以吃他的马。他听到人吃人的故事，听到村民勒死孩子然后吃掉的故事。他了解到当地政府对河南的旱灾不仅不能提供帮助，反而还想着法子从不存在的农民那里征税，当时每亩只能收获15斤粮食，而政府抽税即达13斤。那些从外省弄来的提供给河南饥民的粮食，则被军队扣下，以至于军队粮仓里堆满过剩的粮食，而能够到达灾民手中的食物都是通过黑市……

大灾荒中的河南灾民

河南的现实太黑暗，太残酷了，白修德从随处可见的死尸身边走过，遍地的饿殍仿佛在向他述说，促使他写出了题为《人吃人的河南灾荒》，里面不乏令人震惊的细节：

“一些人躺在沟里，一动不动。我们把一两人摇一摇，看他们是否仍旧活着。其中有一人微微动了动，我们将一张大钞票放在他的手里。他麻木的手指握住了这票子，但只是一个反射动作而已。接着，他的手指慢慢张开，票子在他摊开的手掌上抖动。另外一人躺在那里呻吟，我们摇动他，想设法使他起来。他没有力气。我们求旁边一个女人帮忙，给她一张票子，可是当她伸手的时候，孩子跌下来跌在雪里，可怜地哭了。我们终于把这三个人都送到难民所，陪着我们的天主教神父说：'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

在报道可怕现实的同时，白修德在文中指出，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是加重这场灾难的重要原因。

采访完毕，白修德在没有返回重庆之前，便迫不及待地将这些令世人震惊的揭露稿件由洛阳发出，避开国民党的检查系统，直接到达纽约。紧接着，此报道在《时代》杂志上发表，然后又在美国各地报刊登出，影响很大。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四处游说以争取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而白修德的文章却仿佛向她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她生气极了，要求《时代》发行人卢斯将白修德解雇。卢斯虽然亲蒋，但他拒绝了宋的要求。

1943年《时代》周刊封面的宋美龄

稿件发出后，白修德仍然被河南的“梦魇”包围着，回到重庆后，依然神经紧张、压抑、难受。他写信告诉朋友：“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他作为自由记者的真实正直的心灵被完全激发起来，他仿佛不做出点事便誓不罢休，于是他去找孔祥熙、何应钦等国民党高官，向他们反映他所见到的一切。当国防部长何应钦不承认军队克扣粮食时，白修德便大声与他争论。此事最终惊动了蒋介石，于是便有了白修德所描述的这段场景：

事情发展到我去见委员长本人。这个老家伙给我二十分钟时间。他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坐在昏暗房间里的大椅子上一直一声不吭，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就拿出福尔曼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我说真的是这样。他便开始相信我，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地点……

蒋介石照片

此后，蒋介石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河南灾情得到缓解。

几个月后，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写信给白修德，说：“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

转变与对抗

白修德撩开了国民党腐败的一角，并继续关注着中国。蒋介石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无能表现使白修德越来越失望，他正在寻找新的希望。积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引起白修德的强烈兴趣，他期望了解共产党的内部情况，想去延安得到可靠的消息，然而，这种想法受到国民党长期的抑制。从1939年后的近5年时间里，国民党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解放区，直到1944年，经过多方面的斗争，蒋介石才被迫同意少数外国记者前往延安，白修德是幸运的一个。

延安

1944年年底，白修德到达延安，惊喜地发现了一个新的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世界。他把在这儿的所见所闻与重庆相比较，把他所见到的毛泽东与蒋介石相比较，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周恩来则以自己的风采将白修德完全征服。这位哈佛大学的高才生、美国新闻界的佼佼者发自肺腑地说：“在周恩来面前，我几乎完全丧失了判断问题的能力……我不得不承认，他完全征服了我。”

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白修德与他的老板卢斯的分歧正不断加大。从20世纪30年代起，卢斯就是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如果在真实与新闻操作之间做一选择，卢斯倾向于后者。而白修德则不同。尽管二人曾有过很好的合作及很深的私人感情，尽管卢斯曾对白修德所提供的真实情况备感欣喜，但白修德的思想正与卢斯所遵循的美国政策越来越远。分歧在所难免。白修德曾想方设法避开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真实的报道发回美国，但这些报道免不了被卢斯派人修改，许多报道被改得面目全非。

1944年，中缅战区司令官、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离职返回美国，离职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与蒋介石的失和。他认为，离开共产党的帮助，是不可能打败日本人的，这显然不能被蒋介石所接受。同时这一内幕被蒋介石严密封锁，不允许世人知道。史迪威非常愤怒，临行的前几天，特地将白修德以及另一位美国记者布鲁克斯·艾特金森叫到司令部，告诉他们外人所不知的内幕。为将内幕揭露出来，艾特金森专门随史迪威飞回美国，将这一独家新闻发表在《纽约时报》的头版，引起巨大的震动。艾特金森同时将白修德所写的报道交给《时代》。文章中，白修德将史迪威描写成一位英雄，并揭露蒋介石的腐败、堕落和独裁。可是，当卢斯拿到这一稿子后，却命令一个叫钱伯斯的编辑进行修改，“将之改编成一个充斥谎言、完全虚假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作者的本意。白修德愤怒极了，向卢斯提出强烈的抗议。反对共产主义的卢斯也正在疏远白修德，到1944年年底，白修德的文章已经无法在《时代》发表了。白修德并不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他写信告诉卢斯：如果你坚持现行政策，你就不仅错了，而且害了美国，也害了中国。1945年日本投降时，《时代》周刊准备以蒋介石为封面人物予以大力宣传，白修德发电文批评卢斯：“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卢斯则反过来抨击白修德太左，太靠近共产党。不久之后，白修德被召回美国。

白修德结束了数年的驻华记者生涯，他与卢斯正走向决裂，不过他不在乎，他此时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将中国的真实情况报道出来，于是他与安娜丽合作，一鼓作气写下了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中国的惊雷》。此书涉及从抗战爆发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的中国历史，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腐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对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也表示了不满，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读起来就像一本《错误大全》撕下来的一页。”与之相反，他盛赞延安盛赞中国共产党，认为：“迄今为止，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是光芒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是洁白的。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雄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这样获得了权威。”此书出版后，受到西方新闻界的普遍称赞，美国每月新书俱乐部曾把该书列为最佳读物，推荐给它的百万读者。全国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文章，进行系列评论。白修德之名又一次传遍美国，成为年轻记者的楷模，受到崇拜。卢斯虽然大骂白修德为“那个婊子养的犹太丑小子”，并在不久后将白修德解雇，但他明白，白修德比他真实。而哈尔伯斯则评论：“卢斯很明白，白修德比他要正确。”美国著名的驻外记者索尔兹伯里认为此书“可与斯诺的著作相媲美”，同时称赞作者非凡的写作才能和对真理不懈的追求。斯诺、费正清等人也均对此做了评价。

总之，白修德的报道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的一流记者。然而，他本人也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他的护照曾被吊销，有过失业的经历，长期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受到公开的和秘密的审查达20年之久。1961年起，白修德首创以个人身份进行美国总统选举的专业报道，每年出版一卷《总统的诞生》，首卷即获美国最高新闻奖——普利策新闻奖，标志着他在美国新闻界的再度崛起。

白修德一直具有浓厚的中国情结，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是随行记者团中的一员。1983年，他又再度来到中国，故地重游，写了不少抒情文章。1986年，白修德因病去世，而他的经历及著作则成为一段独特的历史，供人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