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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都会犯错。对于他人的过错该怎么对待呢？唐太宗的做法或许可以给现代人一些启示。唐人吴兢的《贞观政要‧卷六‧论杜谗邪》提到，贞观年间，针对有人上书告发百官之事，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历朝历代只要君王怀疑臣下，下面的意见就不会传达到上面，想要臣民尽忠职守，是不可能的。而小人专以诽谤他人为能事，破坏君臣之间的关系，这对国家非常不利。从今以后，凡有人上书揭发别人的小过失，应当以诽谤之罪论处。唐太宗对臣子“不计小过”的做法，自有他的道理。因为一个人只要承担大事，就不可能不出错，但依过失的性质，也要有不同的处置方式。比如，出错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有很严重的差错，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很大的，但也有损失和影响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过失所造成的影响有限，却都要严厉追究责任，有可能会挫伤臣下的积极性，往后在做事上就会多有顾虑，乃至于让很多人从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此外，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少专门盯着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以打小报告博取上级欢心、谋求个人上升机会的小人。假如对这样的小报告，每每高度重视，不仅会消耗朝廷太多的资源，而且会让勤政的官员心寒，让打小报告者得意。唐太宗深知一个为人君者不明是非、不辨真伪，就有可能导致君臣之间产生隔阂，进而让臣子与他离心离德。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对国家的稳定必定十分不利。因此才提出：“自今以后，有上书讦（攻击）人小恶（小的过失）者，当以谗人（诽谤他人）之罪罪之。”魏征做秘书监的时候，有人告发他谋反，唐太宗说：“魏征过去曾是我的敌人，但这是他基于对自己职责的尽心尽力，所以我还是提拔任用他，现在怎么会传出他谋反的谗言呢？”结果唐太宗不去询问魏征，反而把告发者处以重刑。之所以对诽谤者处以极刑，有可能这件事已经不是一般性质的“小报告”，而是要举发他人、致他于死地的大问题，因此，唐太宗的处理方法自然有别于一般。贞观年间，由于唐太宗身边围绕着一批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等贤能的大臣戮力同心为朝廷效力，君臣之间得以共同营造了“贞观之治”。而这其中，唐太宗对臣下充分信任的做法，无形中也对他们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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