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都知道，按照罗卡定律（“两物接触，必有交换”）来说，嫌疑人犯案之后，现场完全不留下自己的痕迹，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现代刑事侦查的基本思路所在，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来寻找嫌疑人，并用这些物证来证明其罪行，比如指纹、DNA、脚印等等。当然，在有些案件中，因为种种机缘巧合，嫌疑人留下的痕迹被淹没、破坏，定案就相当困难了。 而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呢，和这事就很有点关系…… 本案，于1995年7月25日，发生在米国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县（Lincoln，NE）。 案件的主角，名叫蒂娜·麦克梅纳敏（Tina McMenamin，时年19岁），是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的一名大学新生。 蒂娜的性格偏于内向，为人处世相当谨慎，还是该学校“拒绝酒和毒”（GADA）社团的组织者之一，是那种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嗑药的乖娃娃。为了安心学习，她和自己的一个发小——萨拉·伯尼奇（Sarah Bognitch），在校园外合租了一套房子。该社区的治安状况良好，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恶性案件了。 和很多米国大学生一样，在学习之余，她在当地一家名为“教父披萨”的餐厅打工。这个地方，距离她的住处很近，大概也就是两三分钟的路程。而案发当天，她应该是上晚班，在17：30上岗。 当天16：45时，萨拉有事先走了，蒂娜一人独自在家。大致在17:17时，她打电话给了另一个女生路·弗兰德（Lu Friend，和蒂娜、萨拉都很熟悉），电话里两人谈笑风生，完全没听出有什么异常；她们约好，当晚在路小姐家里小聚，随后，路小姐挂断了电话。这个电话，打了一分多钟。 然而，这天晚上，萨拉和蒂娜谁也没去路小姐家里。 夜里十点多钟（22:19），萨拉下班回家，却发现屋子里没开灯。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两个女生都有一个习惯，把门厅的灯留着，这样另一个人晚归时，就不必摸黑穿过客厅、再走进卧室。萨拉的第一个反应，家里遭贼了吧？但打开灯一看，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啊。 对了，萨拉还在冰箱上，看到一张便利贴，明显是蒂娜的笔迹，内容大致是：“晚上一起去路小姐家坐坐啊，看到纸条之后直接过去。”她就有点闹糊涂了，难道是路娜已经去鹿小姐家了？ 随后，她注意到电话答录机上的灯在闪烁，说明有留言未听取。（这是一种上古时代的电子装置，用于固定电话；主人不在家时，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就可以留下1分钟的录音，提醒主人回电——馒头注）于是，她就摁下了收听键，传来的却是“教父餐厅”老板的声音：“喂，蒂娜，你还好吗？为啥不来上班呀？” 此刻，萨拉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对劲了。她走到蒂娜的卧室门前，发现门是关着的。从下面的门缝一看，她看到了地板上有一滩鲜血。 萨拉顿时慌了神，赶紧电话报警。接线员让她立即离开房间、锁好房门，并很快派员赶到了现场。 随后，警方确认，蒂娜·麦克梅纳敏确已遇害：她死在自己卧室的地板上，周围的地上、墙上、床上，都是血迹斑斑。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图：蒂娜·麦克梅纳敏的生前照片 法医尸检显示，蒂娜死于刀伤：凶手用一把水果刀，先后刺捅了她的胸、腹部，随后又在她的脖子上划出了深深的伤口。她最终死于失血性的休克。此外，尸体的下半身赤果，并有性侵留下的痕迹。凶手的作案动机，似乎就是劫色，然后再杀人灭口。死者身上，未见约束伤，也没有发现药物或毒品的残留。法医推测，她是在四个多小时前遇害的，也即，死亡时间是五点半左右。 从现场勘验来看，门窗没有被破坏过的迹象，屋内没有翻动过的痕迹，财物也没有丢失。而最重要的物证，莫过于一把木柄的水果刀，就丢在尸体旁边。从刀上残留的血迹判断，这把刀很可能就是杀害蒂娜的凶器；然而，在刀柄上没有发现任何指纹，说明凶手把它仔细的擦拭过了。更麻烦的是，萨拉也没法确定，这把刀是属于蒂娜自己的，还是凶手带来的？ 此外，在发现尸体的卧室里，以及房间的洗手间里，有一股非常浓烈的漂白水的气味（类似我们的84消毒液），说明有人不久前在此使用过。 证人方面，两个隔壁邻居表示，自己是17:15就到家了的，但没有听到隔壁有啥异常的响动。 然而，最让人困惑不已的，就是本案的时间窗口问题。多个证人都能证明，蒂娜在那个“教父披萨”餐厅上班时，从不迟到；而要做到按时上班，她最晚必须在17:26之前出门。结合她与路小姐的通话记录来看，留给凶手的作案时间窗口，竟然只有短短的9分钟而已。如果是临时起意作案，这也实在是太巧了吧？哪怕是精心策划，也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才能如此精确的实施犯罪。 更奇怪的是，如果另外那两个证人没有看错的话，凶手是在21点前后离开的。这就意味着，他在屋里足足呆了三个多钟头，方才逃离现场；但他并没有在现场翻找财物，也没有继续侮辱尸体，这又是在干啥呢？ 法证人员在现场仔细勘察之后，确定没有发现可疑的足迹和指纹；但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件物证，同时也是本案的孤证：一根头发。 这根头发，缠绕在蒂娜的右手食指上。警方推测，这很可能是受害人在与凶手搏斗时，无意中从凶手的头上扯下来的。 此刻的米国，DNA技术已经开始用于刑事侦查。当然，那时的DNA比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灵敏度还是精确性，都不能和今天相比，但已经初露锋芒，在刑侦中体现出巨大的作用来。具体到本案，那根可疑的头发，也被用来提取、检测了DNA，证明是来自于一名男性，很可能是白人。 不过，光有这个信息，还不足以锁定凶手，毕竟，那个时代还没有“DNA数据库”这种东西。当地警方只好开始人工摸排，以案发地点为圆心，几公里之内有前科、有劣迹的男性都走到、问到；如果对方同意，还提取了此人的DNA样本。 不久之后，DNA比对结果回来了：一个叫做克雷格·加贝尔（Greg Gabel，时年32岁）的男子，和那根头发的DNA信息一致。 对于这个克雷格·加贝尔，警方并不陌生：他在多年前，就因猥亵女性而被捕过，还曾数次当街“遛鸟”，行为相当不端。然而，他在很年轻时，就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加上案情并不算严重，所以也就没有被起诉过。 警方查明，此人平时在某汽车修理店打零工，收入并不算高，平时独自居住，住处距离本案的案发地点不远。实际上，一名证人（附近音像店的老板）就证明，案发当晚10点刚过，曾看到他从附近匆匆走过。有了这么多证据，警方遂决定收网，在1996年6月25日，将克雷格·加贝尔逮捕归案。
图：克雷格·加贝尔的入案照 同年11月25日，本案在林肯县地方法院开审。而辩护人提出的第一个动议，和案情并无关系，就是：被告人克雷格·加贝尔，有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是不是适合受审？ 法官一听，很有道理啊！此人本来就有精神病史，还是先做个鉴定吧，如果确认没有刑事能力，那还审个啥啊，直接送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咯。 有趣的是，在鉴定过程中，一些奇怪的细节也渐渐显露出来： 首先，在本案十年之前，克雷格·加贝尔，就已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而那次鉴定，并不是因为刑事诉讼，只是为了治疗，所以没有造假的需求；该鉴定的过程合规，记录完整，结论也是可靠的。 其次，有多名证人分别证实，克雷格非常自闭，或者说是社恐，很不喜欢和人说话，更不要说和陌生人搭讪了。然而，他却拥有“计算机一般的记忆力”，无论是电话号码、书籍内容，还是多日前的发生过的事情细节，甚至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他都能做到过目不忘。此外，他似乎也很擅长观察，能够非常敏锐的察觉到周围的微小变化。一句话，他就像是电影《雨人》的主角：和普通人相比，社交能力0分，记忆力和观察力1000分。 当然，这并不影响对他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大致在一个月之后，鉴定意见回来了：虽然他的确有精神病，但此刻的精神状况、理解能力都很正常，适合接受审判。 对于检方而言，这当然是个好的消息。然而，本案的证据稍显不足，他们还需要再作努力，才能给本案盖棺定论：根据专家证人的意见，当时的那个DNA鉴定，偶然重合率为1/1049；也就是说，每1049个白人男性之中，就会有一个人，可能与凶手的DNA被鉴定为“一致”。从数字上说，这个概率很小；但对刑事诉讼来说，鉴定书就是棺材板，如果有千分之一的可能会出错，就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必须加以补强。 而克雷格本人，则对所有指控矢口否认，然后保持了沉默。此外，有一个证人能证明，他经常10点左右去某便利店，买打折出售的面包；而那个便利店，恰好也在案发的那个街区。对他在案发当晚曾在附近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吧。 同时，本案也引起了当地舆论的普遍关注：让一个不愿开口辩驳的精神病人来顶锅，当然是很省事的做法，但这样完全可能会冤枉无辜、放纵真凶，很难让人信服啊。 于是，检方找到了宾州大学，用一种当时新发明的技术，对那根头发进行了第二次DNA鉴定。 这种鉴定技术的对象，叫做“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 ）。这种DNA，基本仅来自于此人的母亲，多态性极强。如果用它来证明“同一性”，也即某个样本和某人的DNA相符，实际上并不可靠；但如果用它来证明“排除性”，也即某个样本和某人的DNA不一致，却是非常可靠的证据。 1997年1月，鉴定意见出来了：被鉴定人克雷格·加贝尔，不是那根头发的主人；两个DNA来源相同的可能性，低于一亿分之一。 听到这个话，检方也傻眼了……还说啥呢，本来证据就不足，现在铁板钉钉的排除了他的作案可能，那就撤诉吧！ 于是，本案随即撤销，法庭宣告，被告人克雷格·加贝尔无罪，当庭释放！ 故事讲到这儿，本来就该结束了。按照我自己的知识，我也绝对相信，宾州大学的鉴定意见是科学、严谨、公正的，不仅是疑罪从无，根本就是清白无辜嘛。 然而，宾州大学的鉴定意见，还留了一个小尾巴： 本次鉴定提供的检材，不仅DNA含量极少，还曾遭到过破坏，检测结果也可能因此受到了影响；至于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以当时的科学技术，尚无从评估。 还记得吧，警方到场勘验时，曾发现卫生间和尸体所在房间里，都有浓烈的漂白水的气味。而根据萨拉的证词，她们平时从不用这个东西，洗手间里也没有存放过。那么，这个漂白水，极可能就是凶手自己带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清洗身上沾染的血迹。 同时，尽管尸体周围血迹斑斑，但现场却没有发现带血的脚印、手印，连毛发也仅仅找到一根（在性侵类案件中，凶手留下的毛发往往不止一根，有时候多达十几根之多）。考虑到他曾在现场又呆了两个多小时，这似乎解释不通——唯一的可能，就是他非常仔细的清理了自己曾留下的痕迹，包括尸体的部分皮肤，才让证据如此之稀少。 而漂白粉作为强力的消毒剂，当然也会破坏那根头发上的DNA（确切的说，是头发末端的毛囊里的DNA），给鉴定带来不确定的影响。 遗憾的是，在当初尸检的时候，谁都没想到去验证下，尸体表面是否还有余氯残留（证明尸体是否被漂白粉处理过）。时过境迁，尸体早已下葬，这一点自然就是无从考证了。 后来，也有人提出，能不能用最新的DNA技术，再对那根头发，做第三次DNA鉴定呢？但考虑到检材本来就很少，两次鉴定基本上都给霍霍了，再来一次，物证就彻底没了，检方始终没敢冒这个险。 本案，还有一个小小的尾巴：2009年，这个克雷格·加贝尔，因为在林肯县某理发店中，多次用语言性骚扰一名年轻女子，再次被警方逮捕。具体而言，他告诉那个女性理发师，“既然男生可以不穿上衣，女生应该也可以啊。”然后又说，“哈，你叫做克拉克啊，我喜欢《不坏之身》（Death Proof）那部电影。”这部电影描述的，是一个变态杀手，凭借自己的车技和外表，诱骗、杀害了多名年轻女性，其中一名受害人，恰好也叫做“克拉克”（Clerk）。 那名女子不堪其扰，愤然报警；但考虑到他的精神状况，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警方还是将其无保释放。法官遂发布禁制令，禁止他再去那家理发店，也就只能处理到这个程度而已。
图：克雷格·加贝尔 （此照大致拍摄于2012年前后） 以上，就是蒂娜·麦克梅纳敏遇害一案的调查结果。至于到底是谁杀害了蒂娜，警方和家属都依然在继续追问。但愿，该案最终能有谜底揭晓的那一天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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