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兴安岭最美丽的花是达子香，也称兴安杜鹃，那花开在早春时节，山坡上一片耀眼的玫瑰色。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六月初，小兴安岭的达子香已经凋落了，枝叶还在，那花已随春雨溶入了土地里。三十多年前，几万个来自大城市的知青，也像那开遍山坡林间的达子香一样，给寂静的大山带来一片灿烂。后来那些花又逐渐地移植回了他们的家乡，大山里的人时常想着他们。 我又到大山里寻找，那遗落在大山里的达子香。伊春市委宣传部好不容易给我找到了五个上海知青：市工商局局长胡一名、市水务局副局长朱孝天、市文化局原办公室主任忻丽范、市电业局会计朱翠珍和上甘岭区的物资局长郭奕明。这三男两女都是1972年初下乡到伊春所属的农村或上山到林场的上海的初中生，后来陆续调到了伊春市里工作，他们都因为和当地人结婚而没有返城。 他们的故事都很感人，可我更想找一位还在基层工作的老知青。胡一名想起了上甘岭的乐新华，他说：“你去看看吧，老乐一点也没有上海知青的样子了！”郭奕明说：“乐新华是我的同学，我们是一起到上甘岭的，到现在我们在山上已经待了三十五年零五个月了！当年一共来76个上海知青，只剩我们俩了！” 怀着对坚守上甘岭的战士的深深敬意，第二天一早我就上山了。上甘岭林业局地处小兴安岭中段，横跨南北两坡，位于高山密林之中，全区5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493座。上甘岭林业局是1953年成立的，当时正赶上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大捷，因此取名为上甘岭林业局。还有一种说法，准备参加上甘岭战役的一部分部队，后来转业到了此地，成为这个局建设的主力，因此这个新局被命名为上甘岭林业局。无论怎么说，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当年抗美援朝的战士和林区的工人们披荆斩棘，在大山深处建设起这个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人民大会堂里有来自这片林区的栋梁。后来的知青正是英雄们的继承者。 郭奕明早早地就在道口等候了。他说，你是三十多年来头一个来看知青的领导，我说是老知青会老知青，我们是惺惺相惜吧！老郭1953年出生，是上海杨浦区图门中学的初中毕业生，1972年1月来到上甘岭林业局，先当林业工人，后来又当了二十年的保管员和材料员，1991年当上了局材料科的科长兼书记（区物资局局长兼书记）。他很清瘦，像位饱经风霜的基层干部，如果不说话，你绝对看不出他是位大城市的知青。他的爱人是位鹤岗知青，前几年从审计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现在一家企业打工。他说，因为林业的危困，大量人员外流，他已是当地最老的“土著”和在位最老的干部之一了。 大山中最后的知青一家人_乐新华张春英夫妇 在那栋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家属宿舍里，我们找到了乐新华家，房子很破旧，院很挤，屋内的陈设异乎寻常的简单。更让我们吃惊的是老乐的满头白发、老旧的衣着和木讷的表情。去年秋天我曾在杜蒙县采访了一位叫乐兰英的上海女知青，写了一篇《乐不起来》的故事。这回在大山里我又看到了这位老乐，还是让我乐不起来。他的境况大概不如许多普通的林业工人。 看老乐说话太慢又太简单，他的爱人张春英接过话茬，她快言快语，把这些年和老乐过的日子都道了出来。乐新华上山以来一直在基层林场当工人，开始在离局里20多里的永绪林场，后来又到了100多里外的山峰林场，都是清林工，打杈、归楞、抬木头，山上的什么重活都干过。住过帐篷、木刻楞，吃的都是粗粮，冬天进山干活时，用火烤冻馒头，就着咸菜条吃，渴了就抓一把雪。 1979年老乐认识了从吉林榆树县来林场投奔姐姐的张春英，她爽朗热情什么活都能干，他们很快在山上成了家，结婚时连炕席都没有，那时老乐的工资每月只有38﹒61元，小张干一天清林的活能挣一元多钱，日子虽然清苦，但很快乐。以后许多知青战友陆续返城了，老乐在上海的家境不好，父亲早逝，母亲也没有办法能给他找到一份工作，再说也不能为回家和老婆离婚。 1980年，他们的女儿乐波出生，那孩子长得漂亮，说话又早，尽说让爸爸妈妈高兴的话，老乐他们把什么苦和累都忘了。 然而最大的不幸降临到了这个苦难的家庭。1986年春天，生来就营养不良的小乐波总是感冒发烧，说话气都不够用。开始老乐并没在意，再说他们住在山上，医疗条件很限，如果下山看病既费钱又耽误工。后来孩子病重了，他们急着下山了，给孩子看病的钱是借的。那山路很长，他们恨不得飞过去，早点治好孩子的病。可是上甘岭林业局医院无能为力，他们又到伊春住了三个多月的院，还不见效，他们只好抱着小乐波又赶到上海，老乐对女儿说：“上海是咱们的家！”非常懂事的小乐波说：“回家就好了！”医院诊断是病毒性心肌病，医生埋怨他们来得太晚了。 那些天，他们一家住在只有13平方米的弟弟家，他们睡在床上，弟弟一家躺在地上，晚上上厕所要从他们身上迈过去，老乐两口子度日如年。再说他们带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决定还是回家，在登上火车那一刻，乐新华望着这个既亲切又生疏的城市流下了眼泪，小乐波艰难地喘着气说：“上海多好啊，我不想回家！”是的，这里也是孩子的家乡，她有权利在这里度过自己快乐的童年。 可是爸爸妈妈还是抱着她回到了大森林。小乐波又住进了伊春的医院，爸爸妈妈和医院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无力挽救她幼小和美丽的生命。她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睁着圆圆的大眼睛望着亲爱的爸爸妈妈。临床的阿姨给她送来苹果，她说：“我快死了，不用吃东西了！”爸爸妈妈恸哭，流的不是泪是血。他们眼看着孩子像鲜花一样渐渐地枯萎，心如刀绞，他们捶胸顿足，痛恨自己的无能！ 现在小乐波静静地睡在家乡的大山里，春天，她的坟头总是开满达子香，那花儿很艳丽。 女儿的死让老乐一夜白了头，也让张春英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力量。她不思茶饭，每天两眼发呆。他们感动了苍天，上帝又给了他们爱的补偿，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又在大山中降生了。他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乐岩。他们要让自己的儿子像山岩一样坚强！那孩子健康，也很聪明。 春英说，这些年我们能坚强地生活下来，还因为郭奕明的帮助，他比我们的亲兄弟还亲，是我们家的大恩人！1992年林场涨工资，70％的人都榜上有名，可是一贯任劳任怨的老乐却被落下了。他也太老实了，从没有为个人的事找过领导。他说，场里为女儿看病花了不少钱。我不能再张口了。可张春英咽不下这口气，她向邻居借了30元钱，又借了一件体面的衣服，坐上汽车下了山找到了局里，可她谁也不认识。有人告诉她，材料科的郭科长是和你家老乐一起来的，他人可好了！张春英找到他一说，他说，老乐该涨工资，我帮你找。正好局长姜向东曾是他的上级，他把情况一说，这位善良负责的领导当场拍板，又给乐新华单独下了一个涨工资的指标。拿着那一张表，张春英热泪直流！虽然每月只增加了十多块钱，可对这个家庭太重要了，为了女儿治病，他们还有2000多元的债务。 郭奕明（右）和乐新华张春英夫妇 也许郭奕明对老乐一家最大的帮助，是安排他们下山。在乐岩就要上学的时候，老郭想，女儿没了，儿子是老乐一家最大的期望了。他应该下山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又找到了姜局长，想让他为老同学在山下安排个工作，他很同情老乐，可岗位难找。老郭说，不行就安排我们材料科吧！姜局长说，你们能安排，我同意。老郭当时是副科长，回去和王长友科长一说，老王也是好心人，当时就答应了。 这样，老乐这个在深山里一待就是三十多年的山里人，终于下山了，在材料科当上了更夫。他们全家住进租借的一间不遮风寒的偏厦里，老郭不过意，又颇费周折为他们要到了现在住的这间27平方米的旧房，他们自己又接了20平方米的门斗，全家人很满意地在上甘岭区的这个小城镇生活着。他们像走出山洞的白毛女一样高兴。 乐岩学习很努力，生活很刻苦，在上甘岭读初中时，每天骑车上学，走十多里的路，从不在学校吃饭。到友好林业局读高中住校时，他的伙食费是同学中最少的。他知道，他的饭钱是妈妈从邻居家借的。乐岩很争气，2005年考取了黑龙江科技学院。老乐夫妻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全家又有了希望，难过的是老乐每月240元的工资怎么供得起一个大学生！关键时刻，老郭又伸出了援救之手，他又帮助老乐向组织求助，刘永文局长又批给老乐补助2000元钱。这样他们又借了一些钱，终于把儿子送到哈尔滨，让乐岩有尊严地上大学了。 老乐两口子，是坚强的人，他们不忍心再麻烦老郭和单位了。他们要自强自救。在这个只有几万人的小镇上，人们经常看到一对起早贪黑打短工的老夫妻，他们一起为别人家修房、刷墙，老郭还干过为别人家挑水和为楼上装修的人家扛水泥的活，挑一担水给5毛钱，刷一平方米的墙得5毛钱，扛一袋水泥到6楼挣2元钱。他们还经常到街上检废纸盒，当废品卖钱。看着这一对50多岁的知青老夫妻劳碌和疲惫的身影，老郭总是很难过，他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张春英说，我穿的这身衣服都是郭大嫂给的，家里的许多用具也是老郭和别的人送的。“你们坐的沙发，是我们刷墙的那家人给的。”说起打工的事，老两口很快乐，因为他们是给孩子挣学费，干什么活也不觉累，也不觉丢脸！最近就要退休的老乐，今年调整工资后每月能开500多元。下岗之后，可能就少了。张春英说，原来她每月还能得90元的社保金，最近也不给了！说着，她哭起来。她说，儿子每月生活费要500元，他们太难了。老郭和我都劝她，大家总能想办法让乐岩把书读下来！等孩子大学一毕业，就好了！ 后来知道，其实时刻关心着老乐的郭奕明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也遭受过巨大的精神创伤。他把12岁的儿子送回上海请父母帮助抚养，当时他和爱人两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000元。 回到上海，虽然有亲人的呵护，但孩子总有孤独感，开始学习很好，上中学时迷恋上游戏机，干脆放弃了学习，整天泡在游戏厅，可爷爷奶奶并不知道。高中毕业那一年，老郭几乎天天都要给儿子打电话，询问他的学习情况，他总是报喜不报忧。6月1日学习单发下来了，他的成绩很差。儿子觉得没脸见为他费尽心血的父母了，6月2日中午，他走出爷爷奶奶家，找了一处高楼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走到18楼，上面有护栏，他又走到6楼，一头栽了下去……正在外地出差的老郭赶到上海，看到躺在病床上血肉模糊、浑身缠满纱布的儿子时，他眼前一黑，几乎倒下。万幸的是，儿子跳下时被空中的电线挡了一下，掉下后又被及时发现、及早送到了附近的吴泾医院，迅速处置后又被送到条件更好的第五医院。但是医生还是让他做好“两手准备”：死亡的可能很大，活过来也可能是植物人！儿子昏迷20天，这20天是老郭两口子的人生地狱，他们已记不清是怎么熬过来的。儿子终于醒了，老郭和妻子叫着儿子的名子，已是泪流满面。真是神奇，儿子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休息恢复两年后，在老郭和爱人的鼓励下，儿子考上了上海师大的日语系，现在已经毕业正等着工作呢。我说，老郭你太善良了，苍天有眼，让你儿子化险为夷，而且会前途无量！真是好人有好报。老郭笑了。 听说我来采访，上甘岭林业局的马仁祥书记和夏景涛局长把我请到局招待所。我向这两位年轻干部汇报了老郭对老乐的帮助，他们都说老郭是个好人好干部，他为人正派，工作兢兢业业。有人说，他有权不会用，物资局长白当了。可全局的干部都知道，他克己奉公，当得很好！我还说到老乐现在的困难，还有爱人的社保金问题。他们都表示，只要政策允许，我们一定帮助。在我还没离开伊春，我就听说，老乐家的社保金解决了。我知道，林区职工有困难的人很多，基层的领导能这样关心老知青，已让我们很感激了。 我想，写完这篇稿，我应该到黑龙江科技学院去看一看乐岩，我想对他说，你的父母很伟大，他们像上甘岭上的红松一样扎根山岩，千磨万击还坚劲。你应该像他们一样！ 黑龙江科技学院在哈尔滨市松北区的糖厂街1号，乐岩在矿务加工工程专业学习。我想还会有人去关怀他——一个饱经苦难的老知青的后代。 我是乐新华的儿子乐岩，现正在黑龙江科技学院上大学。在这里向所有关心的父母关心我的好心人表示感谢！首先感谢贾老师，感谢他不辞劳苦跑进大山，把不为人知的我的父母的苦难经历告诉了更多的人。也感谢他在采访了我的父母之后，又带领夫人和儿子儿媳一家四口人，到学校来看望我鼓励我，给我送来衣物；也感谢那些从报纸上从网站看到贾老师的文章后，给我打电话来信的好心人，更感谢他们对我父母对我的资助！请相信，我一定会以我的父母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好好读书，将来回报社会，回报所有的好心人！ ——乐岩 老乐的故事又让我落泪了。他是上甘岭的坚强战士，历经磨难，但他没有离开林区。他的女儿死在了大山里，他的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老乐夫妇的精神让人感动。他们的战友老郭和同事们对他们的帮助让人感动。我们真应该向作家老贾学习。多关心生活困难的老知青，多关心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方中行 看到贾老师的这个故事，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不管返城的知青的成功与失败，我们毕竟回城了。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当年一个车皮下乡、在一起摸爬滚打、因种种原因还留在那里的战友们。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些至今留在北大荒的外省知青，因为他们才是“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的一个特殊的群体。 ——武振中 百万知青中更多像老乐这样的人，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如果不是贾老师这样的有心人去采访他们，就将默默无闻终其一生。无论是返城的还是守望麦田的，他们都是主体，真正做出成就，改变命运，或者能扼住命运的喉咙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我所认识的知青中有许多老乐这样的人，他们善良、本分、纯朴、忠厚，却有些窝囊、怯懦和迟钝，因此一直生活在底层。我不知道这样表达是否准确，但毫无居高临下的意思，这些人曾是我的好兄弟好哥们，有的甚至为我拼过命、打过架。但是那个年代他们毕竟是耽误了最好一段青春年华，因此在命运的搏斗中缺少智慧。可喜可贺的是他们的后代成长起来了，乐岩他们会靠知识改变命运。 ——王国栋 文章来源“知青50年” 本文编辑：兴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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