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中晚期直到秦帝国诞生，青铜剑在柱脊形铜剑的基础上发展成了丰富多姿的东周式铜剑，它们广泛地流行于华北、中原和江淮地区，是青铜剑的鼎盛时期。剑身与剑茎区划明显，剑身的后端一般被做成直角转折，剑身起脊，并且剑的长度逐步加长。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互为敌我，战争日益频繁，战场不只限于平原地区，逐渐地车战退居于次要地位，步兵与骑兵兴起，导致了青铜剑在战争的舞台上占据着更重要的地位。
就在中原地区还在以隆隆的战车为战场主力的同时，江南吴越地区因其水网纵横交织、山前林木茂盛，始终没有出现大规模车战的场面。步兵在这里是战场上绝对的主力，吴国、越国、楚国因之在剑的制造技术上取得了重要成就。
在被称为宝剑之乡的吴越地区出现了许多传奇式的铸剑大师，最著名的莫过于同出一门的干将和欧冶子。他们为适应步兵在战场上近距离搏杀拼斗的需求，制造出长度一般在50厘米左右天下闻名的铜剑，如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越王勾践剑、越王州句剑等。这些宝剑在地下经过两千余年的浸蚀，出土后至今仍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图8）。
《吴越春秋〉记载了干将、欧冶子夫妇“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并“断发剪爪投干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囊装炭”，经过千锤百炼，终于制成闻名遐迩的干将剑和莫耶剑两把宝剑的故事。此外吴国名剑还有欧冶干所造的鱼肠剑、磐郢剑、湛卢剑，据说湛卢剑价值最高。有次，风胡子对楚昭王评价到湛卢剑，说它不是“有市之乡，骏马千匹，万户之都”可以换到的，也不是“倾城量金，珠玉盈河”可以买到的宝剑，足见其价值连城，工艺之精美了。60年代湖北江陵出土了两把越王剑，尤其是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出土时竟然完好无损，宛如新就，锋刃锐利，制作精美。剑长55.7厘米，剑格两面嵌蓝色琉璃与绿松石，剑身上饰满菱形暗纹，衬出八字错金鸟篆体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浅就是那位卧薪尝胆、枕戈面眠、历十年自励，终于灭掉吴国的越王勾践。1996年的《中国文物报》上曾经刊载了一篇文章，记述了一柄精美绝伦的越王勾践剑流落香港，在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的多方奔走和江苏省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南京一企业慨然捐资不惜百万人民币使得这把宝剑重新回到祖国的感人事迹。这类宝剑的主要特点是靠近锋端的刃部有一明显的内收弧线，至近锋处再外凸然后内收成尖锋，说明它的功效是直刺而非劈砍。
越灭吴，后又被楚国灭亡，上述的吴越宝剑及能工巧匠们被一同掳掠到楚地，精湛的吴越铸剑术在铸剑技术已有相当水平的楚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一带的楚墓中屡有带吴王、越王铭的青铜剑出土，以及楚墓中众多精美的青铜剑出土，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上面介绍的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经检验分析，主要由锡铜合金铸成，并含有少量的铅和微量的镍。同一柄剑因部位不同功能有异，锡的含量也有所区别。剑脊部分含锡量低，剑刃部分含锡量高，这就使得剑身柔练坚韧，格斗时不易折断，刃部硬度高则锋利异常。考古工作者作了一个试验，一札叠成19层的白纸越王勾践剑可一挥而断，由此可以想象这种武器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威力。传说越王勾践饮辱兴国过程中有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教练士兵提高击剑水平，在击剑高手越女和猿公的训导下，步兵的战斗力得到提高。屈原在《国殇》中以“带长剑兮挟秦弓”显其豪气。毫无疑问，50厘米左右的长剑在当时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武器之一了。
在战国时，青铜剑制造技术达到了高峰。据《战国策·韩策〉记载，韩国铸剑水平也名噪于世，邓师、宛冯、龙渊、大阿四种名剑，“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秦国的铸剑技术秦始皇时达到顶峰，这从秦兵马俑坑出土的秦剑可见一斑。唐代大诗人李贺在《秦王饮酒》中有：
秦王骑虎游八极，
剑光照空天自碧。
羲和敲日玻璃声，
劫灰飞尽古今平。
这不仅彩描出秦始皇挥剑征战统一六国，建立空前的秦帝国的历史画卷，也使我们对秦王宝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图9、图10、图11）。
秦俑坑里出土了数十柄青铜剑，它们被埋在潮湿的地下达两千余年，出土时居然表面光洁如新。考古学家袁仲一教授曾讲述了这么一件趣事以证秦剑之锋利。秦俑发现后曾举行了一次文物展览，布展时有一摄影记者要求袁先生手捧90厘米左右的秦剑照张像，可袁先生头上几根零乱的头发怎么也不听指挥，总是高高地翘起，情急之下，工作人员挥剑削断这几根头发，而袁先生竟然没有丝毫的感觉。
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剑，长度在83厘米到94.1厘米之间。剑身通体窄长，宽为3.14厘米到3.6厘米，横截面呈扁状的八而体；锋部截面呈等腰三角形。剑茎为柱状，与剑身一次铸成。剑茎长度在16.7厘米~19厘米之间；剑体有格，剑首为喇叭状和帽状。一号铜车马御官俑所佩的剑长达60厘米，如果按铜车马为原物二分之一大计算的话，此剑的长度当在120厘米左右。由战国之际各地所出青铜剑的长度来看，秦剑无疑最长。说到秦剑的长度，还有这么一段历史故事（图12、图13）。
战国晚期秦灭韩、赵之后陈兵燕国的边境。地处长城之南、易水之北的燕国国小人少，力量薄弱，君臣上下俱感不安。燕太子丹曾为质于秦，秦王对他不甚友善，遂逃回燕国，找到一名卫国侨民荆轲共谋抗秦大计。荆轲与副手秦舞阳在易水岸边与太子丹分手，带上投奔燕国多年的秦将樊于期的头颅，又备了割地求和的地图一路向西奔去。在秦王的咸阳宫内，荆轲受到秦王政的接见，图穷匕现后秦王惊慌失措，满朝文武大惊失色，高喊：大王，拔剑！拔剑！无奈秦王的宝剑太长，越急越抽不出鞘来。这时御医夏无忌急中生智，将手中的药罐向荆轲砸去。趁着这瞬间的功夫，秦王在众大臣的提醒下将剑鞘推到背后拔出剑来，一剑下去斩断了荆轲的左腿，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秦俑坑中出土的秦剑中有一.部分表面呈灰黑或深黑色，光洁度甚高，在6花~8花之间，其硬度相当于中碳钢调质后的硬度，具有良好的抗磨耐磨性能。这些秦剑表面经过铬盐氧化处理，在表面上形成一层厚10微米的致密的氧化层。这是一项使世界科技史研究者十分震惊的发现，这一技术欧美在本世纪初才被列为专利。经过化验，秦剑的铜含量最多，锡含21.38%，铅含2.18%，剑脊与剑刃中锡的含量不同，使得剑身具有一定的韧性而剑刃又相当锋利。
剑在战国时期作为常备武器面装配给每一位士兵，这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有大量的各式铜剑。魏国一个士兵的正常装备有甲、胄，十二石的强弩（每人配箭50支），格斗武器戈和剑。从建国前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一对水陆攻战纹铜鉴和1965年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有类似题材的一件铜壶看，战国时剑已成为士兵的必备武器了。不论是短距离的挥剑对刺，还是中距离的挺戈上阵，抑或是远距离的张弓怒射，士兵的腰间几乎都佩带有剑。这些画面将我们引回到纪元前那如火如荼杀声震天的统一战争中去。剑还有一项非实用的功能，即用于表示身分地位。东周之际盛行佩剑，促使青铜剑铸造得异常华美珍贵，往往饰有玉、象牙之类的雕刻镶嵌。不少剑身上显现出细密的几何形花纹，有的还采用了鎏金、错金银、镶嵌等技术装饰铜剑，使之更加美观。陕西宝鸡市在90年代初曾出土了几柄精美的青铜短剑，剑柄上或错金银，或镶嵌珠宝，华美异常。《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季札挂剑”的故事就很能说明贵族阶层盛行佩剑的风气。那是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出使中原，拜访徐君时，徐君很想得到季札的佩剑。季札因出访的需要当时没有送给徐君，等完成任务返回再访徐君时，不料故人已逝。悲悼之余季札将自己的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挥泪而去。屈原贬官流浪他乡，感叹“佩长剑陆留兮”。孟尝君的门客冯驪初来乍到，未被赏识，长歌“长铗（剑）归来兮食无鱼”“长铗归来兮出无车”，这些都是贵族佩剑之风的反映。
车战退出战场，步战的兴盛促使剑在战争中日益发挥其重要的作用。短距离的格刺拼搏需要，迫使战剑要更长和更加锋利坚硬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变化。青铜质地较脆，而剑身长度的增加又使战争中士兵对剑硬度和韧性的要求更高。这时，一种比青铜剑更好的剑器在春秋晚期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