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继续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霸道，进一步进攻大场、闸北等地区，企图切断中国的后路。10月26日，第88师262旅524团副团长谢晋元，受命率官兵400余人留守闸北，掩护大部队撤退。但在实际掩护途中，为了迷惑敌人，对外称八百人，因此得名“八百壮士”。
1939年，上海的局势愈发不太平。团长牺牲后，继任524团团长的谢晋元早早便察觉出不对劲，于是便提前给留守在广东蕉岭乡下的妻子凌维诚留下了一份遗书；
“......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男对死生之义，求仁得仁，泰山鸿毛之旨虑之矣!”
这之后，谢晋元与八百壮士便开始身陷重围。当时不少人对他们的处境都十分担忧，有人甚至提出，可以用上海的难民假装到八百壮士所在的孤军营慰问连欢，趁机将里面的“八百壮士”分批次替换出来，然后他们才有重返前线，与日军作战，而不是一直被困在孤军营。
但谢晋元怎愿意这样呢？他非常严肃地表示，“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与其让难民将自己替换出去，谢晋元更加情愿自己继续留守孤军营。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牺牲了。但是他远在广东蕉岭乡下，尚且来不及供养的双亲，妻子和四个儿女，以及曾经跟随他的“八百壮士”，退路还没有找到。
谢晋元也许想不到，他牺牲之后，从1946年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妻子会坚定地用一句“团长牺牲了，我作为团长夫人，要把团长留下的担子挑起来”，代替他，将团长的“责任”尽职履行起来。
1946年7月16日，一件署名为“谢凌维诚”的呈请状被送到了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案头。吴国桢虽身为上海市市长，但对这份呈请状却丝毫不敢怠慢，几乎是秘书刚刚将状书放到了他的案头，他立即便打开看了起来。
这位“谢凌维诚”便是5年前在凇沪会战中壮烈牺牲的谢晋元团长的遗孀。在呈请状中，凌维诚提出的两点要求，都是和八百壮士相关的：一是为呈请房屋事，二是为呈请恢复孤军工业并孤军兵工厂事。
关于这两点，凌维诚衷心地希望能够由南京市政府出面，调拨房屋给谢晋元家属、子女以及部属居住，以及恢复孤军工业帮助所有孤军谋生。
凇沪会战中，谢晋元以及他背后的“八百壮士”，都为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要求都在合理之中，于是吴国桢几乎是二话不说，便提笔在呈请书上写下了批示，将这两件事情交由房屋分配委员会办理。
表面上看来，凌维诚好似在团长丈夫牺牲后，将丈夫留下来的担子挑了起来，但是除了最亲近的子女外，很少有人知道，谢晋元牺牲后的那五年以及上海解放后的那些年，凌维诚一介弱女子，遗孀的身份，为了挑起身上沉重的担子，曾经过着怎样的生活。
谢晋元与凌维诚的相遇，可以用浪漫二字来形容。
1927年，在上海的某一家酒店举办了一场朴实无华的婚礼，新郎新娘的亲朋好友全部在场，给新人送去了自己最诚挚的祝福。在所有来宾中，新郎有一个同学，名叫谢晋元，新娘有一位密友，名叫凌维诚，这两个人相遇了。
那一年的谢晋元22岁，凌维诚20岁。
谢晋元毕业于黄埔军校，一身正气，站在新郎所有的亲朋好友中，分外显眼；凌维诚自小学习各种才艺，站在新娘的所有女性朋友中，也是气质卓然。缘分让他们对彼此一见钟情，但那个年代的人都比较含蓄。
新郎新娘作为二人的同学和朋友，在看出两个人之间的那点害羞后，自然也是从中为他们牵线搭桥。一来二去的，二人很快便熟悉了起来。交往仅仅一年，二人便进入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实际上，到了谈婚论嫁这一步，谢晋元差一点便没有将美娇妻迎娶回家。
凌维诚在家排行老二，虽然父亲早亡，但她是一个老上海人，母亲独自一人在上海徐家汇老家开了一家面店，在生意一直不错的情况下，将三个女儿精心养育长大。凌维诚自小便学习各种才艺，生活富足，与普通人相比，说是富家小姐，一点不为过。擅诗歌朗诵，风琴、小提琴、萧等乐器耍起来也是分外流畅；
但谢晋元，用今天的话来讲，那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广东凤凰男。他出身广东省蕉岭县新铺镇同福乡的一个贫困的农村地区，家里务农，兄弟姐妹加起来共计9人，生活十分贫苦。
但谢晋元自小成绩就十分优秀，考入了广东大学，开了眼界，受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响，弃笔从戎，加入黄埔军校，成为一名军人的机会。
但与凌维诚相识相知相爱后，也丝毫不影响谢晋元在战场上与日军厮杀时的勇猛异常。当时国民革命军正在北伐，但却遭到日军的阻挠，谢晋元担任先锋营营长，带领将士们与日军进行一阵拼杀，不幸受伤，随后被送去医院进行治疗。
趁着住院，谢晋元对前去看望他的凌维诚求了婚。但凌维诚虽然答应了，她的母亲心中却并不乐意。20年代末的上海，其实也不太平，全国范围内，战争不断已成趋势，军人在战场上拼杀，生死没个保证。凌母虽然对谢晋元的人品非常信得过，但宁愿女儿将来嫁给一个平凡人，过安稳的日子，也不希望她嫁给一个军人，整日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
这段婚姻，最终还是在凌维诚的一再坚持下，才有了后来。
谢晋元与凌维诚婚后的那几年，生活还是非常幸福的。尽管谢晋元依旧还要在战场上不停拼杀，但只要一有时间，便会返回上海，看望妻子和孩子。
长女、次女、长子先后出生，时间也来到了1936年。身在部队的谢晋元深知，上海很快便要变得不太平了，于是便想着让妻子和孩子先到广东乡下老家躲一躲。
谢晋元这一提议提出后，凌维诚的娘家人以及亲朋好友，没有一个同意这件事。以凌家的财力，养活一个大人和三个孩子完全不成问题，有人也提议凌维诚带上三个孩子一起去重庆，但谢晋元觉得，重庆与上海相比其实也不安全，而日军即便要轰炸也不会轰到自己老家那个偏远的山村地区。
更让谢晋元担忧的是，老家的父亲已经年迈，大哥在南洋打工时不幸病逝，几个妹妹出嫁的出嫁，年纪尚小的年纪小，他由于常年征战，也不在家，实在是不放心家中的双亲。
一为尽孝，二为安全，1936年，身怀六甲的凌维诚不顾家人反对，最终同意了丈夫的建议，带着三个孩子，在谢晋元的护送下，来到了广东蕉岭乡下。
夫妻二人在蕉岭一起待了两个星期，考虑到上海的局势随时都有可能改变，部队随时都会进入战斗状态，谢晋元只能放下心中的不舍，返回上海。
临行之前，谢晋元对凌维诚说：
“这场战争将会是长期、激烈和残酷的，如果不安顿好你们，我无法安心杀敌。让你呆在这么苦的地方实在是不得已，侍奉年老父母和抚养年幼子女的重担本应该由我来挑，但作为军人，为国效命就不能顾家，所以现在不得不交给你了。但你要相信，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到胜利那天，我就来接你们返回上海。”
凌维诚一直都愿意将自己全部的信任交托给丈夫，当时的她并没有预料到，革命确实会有胜利的时候，但谢晋元回广东接她的承诺，却永远不会有兑现的那天了。
当时凌维诚面临的生活无比艰苦。他们客家人还有一个规矩，那便是男子不下地种田，且不论这一点，公公婆婆都已经上了年纪，过重的农活压根就干不了，孩子又还小，孩子大伯外出做小生意病死后，妻子出走，只留下一个女儿，一家算上凌维诚以及公公婆婆三个大人外，还有五个小孩子等着吃饭。
尽管在战场上拼杀的谢晋元不时地将自己的薪饷寄回老家，但对一个拥有庞大人口量，却只有一个劳动力的家庭来说，那点钱压根无异于杯水车薪。
这就使得凌维诚那个过去穿着旗袍，穿着皮鞋的上海时髦小姐，为了生活，为了让家人都能吃得上一口饭，不得不像当地的妇女一样，穿着粗布衣裳，学着下地种田，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收割。
一年劳累之后，丰收的时节也是自己一个人收割。农忙的时候，一整天下来，孩子们甚至只有在晚上时，才能看到妈妈已经疲累到极致的身影。
在广东乡下生活的那些年，凌维诚几乎没有哪一天是不累的，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如何熬过来的。一天忙不完的农活，娘家人远在千里之外，孩子年纪太小，心里疲累时，连一个倾诉的人都找不到。后来想了想，其实就是全凭借着一股子信念在支撑着吧！
凭借着当年谢晋元一句“到胜利那天，我就来接你们回上海”的承诺。
然而，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牺牲了。
当年与妻子凌维诚分别后，回到上海的谢晋元面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日军从1936年年初时便开始加紧侵华步伐，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更是故意多次在上海挑起争端，甚至从本土调集士兵增援，战况一触即发。
8月13号，日军海军陆战队以小队为单位，跨过铁路向国军扫射，主动挑起战争，淞沪会战由此爆发。会战爆发以来，中国士兵皆不畏生死，奋力抵抗，让日军从“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白日梦中醒过来。但尽管如此，在敌人强劲的火力冲击之下，我军最终依然还是不得不做出10月26日全线西撤的决定。
在撤退之前，掩护却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部队需要选派一名坚定果敢的军官，率领一小支队伍据守要点，掩护部队西撤。
在日军强度火力攻击下，要完成掩护的任务，难度不言而喻，所有参与的将士们都需要抱着必死的心态。
师长孙元良在经过几番思虑后，最终选择了谢晋元，命令他率领524团一营断后掩护。谢晋元接到命令后，非常严肃地表示自己即便是死也势必要完成任务，他仅仅只提出了一个要求，部队在西撤之前，要在原师部所在地的四行仓库内多放一点弹药，以让将士们能歼灭更多的敌人，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这确实是一场持久战。
尽管四行仓库是一座高达六楼，由钢筋混凝土建造而成，里存储了上万包的粮食以及其他应急物资，墙壁厚实，易守难攻，但不久之后，在日军兵力大量聚集的情况下，四行仓库的西面和北面依然还是逐渐被日军彻底占领，而另外两面面临的是公共租界，至此，四行仓库变成了一座四面皆不同的孤岛。
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以及那400壮士，便也成为了孤军。
四行仓库内的400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几乎进不来。谢晋元与400名部下只能一直靠着仓库内的那些物资咬牙硬撑。在此期间，租界内的英军也曾劝说谢晋元卸去武装，退入租界，甚至还保证他们会保护中国军人的安全。
谢晋元坚定拒绝，他说，我们是中国军人，宁愿战死在这方寸之地，也坚决不放弃杀敌的责任！
“八百壮士”坚决抵日，枪声炮响的氛围之下，最终感染了很多上海的居民。当谢晋元以及“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与日军抵抗之时，外面的上海居民，也在外为抗日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时普通百姓们聚集在附近高楼，为壮士们呐喊助威。这并非无用，当日军作出偷袭之势时，远观的百姓们便通过在大黑板上写字、画图等方式将敌军的动向告知我军，让他们及时作出预防。
胆子大一些的百姓，直接冒着枪林弹雨，将从民间募集过来的食品和药品，趁着黑夜，送到仓库，交到孤军的手中......
收到百姓的心意后，谢晋元这个铁血硬汉一度忍不住红了眼眶。在表示感谢的同时他也表示，即便“打剩最后一兵一卒，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也要与敌人拼到底，宁死都不会丢了中华民族的气节！”
一时之间，“八百壮士”气势激昂，但日军的手段却愈加阴毒，除去不断用炮弹进攻孤军外，他们还四处纵火，甚至恶毒地发射有毒的瓦斯弹，致使不少壮士中毒，深受重伤。
尽管如此，谢晋元和“八百壮士”依然还是选择继续坚守。但很快，受形势所迫，谢晋元最终还是不得不带领着孤军撤出战斗，只因当时在距离仓库很近的地方，有两只爆炸后足以毁灭半个上海威力的煤气罐存在。
双方交战的那段时间，日军没从孤军手中讨到什么便宜，因此，中国政府依然还是要考虑，万一日军丧心病狂之下，不惜你死我亡也要将煤气罐引爆后的后果。
这时即便是孤军想要继续在四行仓库继续战斗，也不行了。
此前英租界内的英军曾经承诺过，一旦孤军撤退，英军将会负责掩护。但事实证明，即便是曾经号称建立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二战时期在日本人面前依然还是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这就导致，等孤军真的撤退时，因为相信英军的承诺，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30余名孤军牺牲在日军制造的枪林弹雨中，但他们好不容易抵达英军租界，便被英军勒令上缴枪支。
孤军自然不愿意，最终中英双方在租界中又再一次对立起来。
偏偏国民政府这个时候又开始有骚操作，命令孤军配合英军，上缴枪支，在这种情况下，谢晋元不得不带领着部下，将手中的枪尽数上缴。
枪是上缴了，但被日军威胁“要是准许孤军通过租界归队，他们将会打进租界追击孤军”的英军转头便翻脸不认人，最终，“八百壮士”只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束手就擒。几个月的坚守，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被解除武装的八百壮士最终被羁留在胶州路新加坡路口的一块15亩空地里，四周以铁丝网围困，日本人还专门派了白俄兵看守。
十五亩空地里，孤军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但尽管身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谢晋元依然没有丝毫放松。他照常带着孤军们进行艰苦训练，就和他们往常在营地中训练一样。
在此期间，汪伪政府曾经为日本当过说客，想要说服谢晋元投降，但被他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但谢晋元心意已决，手下的人就不一定这么想了。
一天，谢晋元像往常一样带兵训练，但有四个上等兵却一直都没有出现。谢晋元便询问他们的下落，这时四人突然出现，取出早就准备好的武器，趁着谢晋元不注意，对着他的心脏以及太阳穴便刺过去。
谢晋元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流血不止伤重不治身亡，年仅37岁。四个叛徒虽说后来被抓捕移交租界当局审判，但却也挽回不了谢晋元的生命 。
谢晋元牺牲的消息不久后便传回了广东，对苦撑了5年之久的凌维诚来说，无异于天塌了。那一瞬间，凌维诚想过抛下一切回到上海，逃离广东那令人窒息的一切。
但看着自从婆婆去世后，行动力愈发差的公公，外加五个尚未长成的孩子，于心不忍的她最终还是选择留下，继续挑起原本应当由夫妻二人共同挑起供养家庭的担子。
尽管凌维诚足够坚强，但丈夫的去世依然还是让她病倒了。那段时间，家中唯一的劳动力倒下，很快便开始坐吃山空。在这种情况下，凌维诚不得不选择在1941年秋天，独自一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重庆，并受到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接见。当时，这夫妻二人都拍着胸脯表示：现在国家正是困难时期，等胜利后，国家会照顾你们母子的。
那一次重庆之行，凌维诚拿回了5万元法币抚恤金，但这笔钱够干嘛呢？与老公公一人一半分了后，买了几亩薄田，钱便花得差不多了。
独自一人辛苦养家糊口，这样的日子，凌维诚一过，便又是一个五年。她在等，等亡夫谢晋元当初所说的革命胜利时刻。
1945年，当听闻抗战胜利的消息后，凌维诚知道，她该采取行动了。
她卖掉了一些田，将卖田得来的大部分钱都留给没法劳动的老公公，随后便带上四个孩子，踏上了返回上海的路。
回到阔别十年的上海，凌维诚心中感慨良多。她带着四个儿女暂时住进了一家旅社。第二天，报纸上便将“谢晋元将军的遗孀回上海”的消息发布出去，当天，便有两三个孤军找到旅馆，并将母子四人请到了吴淞路466号靠近海宁路的一幢三层楼房居住。
这栋房子当初本是日军侵华期间的住所，环境不错，抗战胜利后，各地市里都想要来分一杯羹，但被孤军抢占了先机。
虽然说住的地方解决了，但孤军的生存问题，却依然还是一个难题。自从凌维诚母子与孤军都搬入楼房后，几年前幸存，依然还在上海的孤军便纷纷找上门来，逐渐地便聚集了百十号来人。
这百十号来人中，有稳定工作，稳定收入的人少之又少。这种情况下，凌维诚身为牺牲团长的夫人，只能代替丈夫将这帮属下的生计问题担起来。
1941年，凌维诚去重庆找蒋介石夫妻时曾得到保证，战争胜利后会好好对待他们，于是凌维诚首先想到的，便是寻求蒋介石夫妻的帮助。
可当时老蒋正忙着筹备内战呢，哪里有功夫答理孤军以及凌维诚这个遗孀？凌维诚甚至连蒋介石的面都没见上，而他的夫人宋美龄当时也不过轻飘飘地说了句，你们先回去吧，我们会安排上海市政府照顾你们的。
可事后，凌维诚母子以及那帮孤军一直都没等来上海市政府的回应。在一分钱，一粒米都没有拿到的情况下，凌维诚只能厚着脸皮去上海市政府讨要说法，但最终各方却像是踢皮球一样，将责任踢来踢去，一直都没有给出什么解决的方法。
出现这个局面，其实并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帮孤军的年纪也不是很老，蒋介石要发动内战，正是用人之际，不然他当时也不会四处抓壮丁了。
但这帮孤军在抗日战争中见证了战场的残酷性，他们实在是不愿意看到国共两党之间再起争端，牵连无辜的老百姓。因此，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去为老蒋卖命，最终造成了那样无人管的尴尬境地。
到了这个境地，凌维诚也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靠不住了，他们必须要学会自力更生。但不管是在码头做扛棒工，还是去开一条公交路线，都因为背后没有势力帮助，而屡屡失败。
最终，她想起还在家做姑娘时，母亲经营一家面店，抚养姐妹三个的事情，于是，她萌生了做点小生意，维持母子五人以及孤军生活的想法。
四面筹资，终于筹来了一点钱，凌维诚终于将“孤军工业服务社”办了起来，主要经营的项目，便是生产孤军牌的毛巾、袜子以及肥皂等日用品。
抗日战争虽取得了胜利，但上海的老百姓却依然记得谢晋元将军和孤军曾经为抗日、为上海人民作出的牺牲和奉献。因此他们都非常有情怀地经常光顾服务社的生意。
靠着这个，凌维诚与老兵们终于实现了自救。但好景不长，内战的一段时间，国民党大幅度发行纸币，通货膨胀严重，这给凌维诚母子以及孤军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当时有一位谢晋元的部下专门圈了六十几亩地出来，租借给苏北难民搭棚，一户收取一两斗米的租金，并将收来的租金全部交给凌维诚来支配。靠着这笔钱，凌维诚和孤军才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
很快，国民党开始节节败退，上海解放了，陈毅成为解放后上海的第一任市长。
此时孤军的问题依然还是没有解决，凌维诚只能尝试去找陈毅市长，将他们一家和孤军共同居住的那三层楼以及谢晋元墓地附近的空地的历史渊源都说明清楚，请求人民政府准许继续使用。
在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将军带领孤军，与日军奋战数月，抵抗数年，为抗日做出了巨大贡献，最终壮烈牺牲，于国于民，他的遗孀，以及曾经那些跟随他一起杀敌的孤军，都该得到政府的优待。因此，陈毅市长当即同意了这件事情：
“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致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一栋及墓地一段，悉仍拨归凌维诚居住使用，一般费用酌予减免。”
最终，在不用交房租，不用交住房房捐和地捐的情况下，凌维诚母子以及那些孤军得以继续住在原地。可以说，当时幸好有陈毅市长的特殊关怀，最终，凌维诚这一介弱女子才得以带着孩子以及孤军，过上安稳的生活。
建国后，政府为凌维诚安排好工作，而凌维诚为了就近照顾孩子，最终选择成为一名保育员。
与丈夫谢晋元自1936年分别后，这个曾经娇弱的上海小姐便过起了颠沛流离，异常辛苦的生活。她中年丧夫，晚年长子病死，命运多舛。但不论命运对这个女子多么残酷，她始终都用一种强韧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困难。
她从不怨天尤人，对弱者反而一直抱着一种同情的心态，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援助这些人。她的伟大，她性格的强韧，已经超脱了性别。
当初夫妻分别时，谢晋元说，革命胜利后，我来上海接你，但谢晋元牺牲了，以少将的身份葬于宋园，这承诺最终也没办法实现。
1991年，凌维诚病逝，按照她生前的遗愿，后人将她葬在宋园。这对分别了50年的夫妻，终于得以以这样的方式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