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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一川 简介｜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ssr）博士候选人 编辑｜黄麒瑄  编者志 本文原载于《香港01》的哲学栏目。经作者同意转载。本期推送，个别字句略有调整。  前言 中国大陆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使二十世纪初“革命者”的形象倏忽间跃然荧屏。延年与乔年的就义，带着舍生取义者慷慨赴死的悲怆，与其父辈们，像是陈独秀、李大钊，甚至鲁迅等左翼知识分子在时代风云际会下的苦苦求索，一道在“告别革命”的当代观众间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然而，离开充满电影质感的镜头，对所有关心社会主义前世、今生与未来走向的人而言，《觉醒年代》揭示出的或仅仅是易于被人们的感官捕捉的情绪与高度情感化的理念，连同它们在大时代下跌宕起伏的瞬间与片段。而它囿于篇幅，未曾聚焦的，则恰恰是在历史的长镜头中真正构成年代之“觉醒”核心要素的、关乎革命前途，并决定千万人生死的种种极具现实感的议题。 无论是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两权并立”的政治现实，还是辛亥革命以来任北洋军阀蹂躏的民初社会，考验中俄革命者的，无一不是如何组织民众、团结一切受压迫的力量，并在夹缝中求取生存的革命难题。如何保持革命运动的火种？如何平衡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甚至，如何在革命初步取得胜利后，保卫新秩序免于堕落回旧秩序的腐败趋向？对于这些运动过程中实实在在的“组织”问题——而不仅仅是思想或理念——的探索与答复，乃至在左翼人士之间引发的争论，才真正构成了延年与乔年之死所抽象代表的时代转向亦或新生。  ▲纪念邮票中的卢森堡。 革命斗争中的政党 在写于1918年的《论俄国革命》中，罗莎・卢森堡在开篇即指出：“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发，它的史无前例的激进主义，它的持久的影响，最好地驳斥了官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起初十分卖力地从思想上为德帝国主义征服战争进行粉饰的谎言。”[1]然而，就在这本小册子的结尾，针对同一群革命者，卢森堡的论调明显发生了转折，或者说一种深层次的递进。她说：“ 他们（布尔什维克）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面，夺取了政权并且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实践问题，他们在全世界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决战大大向前推进了。在俄国只能提出问题。问题不能在俄国得到解决，只能在国际规模上得到解决。在这一意义上说，未来是到处都属于'布尔什维克'的。[2]” 事实上，任何领略过卢森堡思想世界的读者都不难发现，其人在分析问题时一贯的批判立场与思辨性。在俄国革命的问题上，卢森堡的态度并非无所保留地褒扬，而毋宁说是一种有限的肯定。对于列宁与托洛茨基等人的事业，她所做的积极评价主要集中在革命的发动这一点上。如她所指出，布尔什维克最大的贡献在于解决了“赢得多数人”的这一难题。[3]具体而言，正是“列宁和同志们在决定性时刻提出了唯一向前推进的口号即全部权力归无产阶级和农民！他们的坚决态度使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受迫害、收诽谤的'非法的’少数成为形势的绝对主宰。”[4]这其中隐藏了一种与后世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墨菲（Chantal Mouffe）的“链接（articulation）”概念之内涵存在重叠的“革命的辩证”，即不同于被卢森堡斥之为“鼠目寸光的议会真理”[5]——“不是通过多数实行革命策略，而是通过革命策略达到多数。”[6]这直接要求在瞬息万变的革命情势中间迅速作出决断，并要保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勇气与决心。正是认知到这点，卢森堡相信，“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都无法保持'中庸之道’”，[7]换言之，“要就是火车头沿着历史上的上行线全速前进，直到顶点，要就是它由于本身的重力重新退回到出发时的洼地上去，并且把那些在半路上想凭自己微弱的力量使它停下的人无可挽救地一同带下深渊。”[8]而对前者的实践，即为一个真正革命党的使命和职责所在。 若从历史的视角观察，卢森堡认为，这里存在着一种“革命的生存规律”。[9]它的基本要求在于——“ 它必须非常迅速和坚决地向前猛进，用铁腕克服一切障碍，日益扩大自己的目标，否则它就会很快地倒退到它的软弱无力的出发点后面，并且被反革命扼杀。在革命中是没有静状态的，不能原地踏步，不能满足于最初一度达到的目标而进行自我克制。谁想从议会的蛙鼠之战中把这种平庸的真理搬用到革命策略上来，那只会证明，他对于革命的心理、革命的生存规律本身，正像对于全部历史经验一样，都是一窍不通的。[10]” 对“革命政治”与“议会政治”的区分，始终是卢森堡思考无产阶级斗争的关键意识。其缘由，正如其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所指出的——议会政治所进行活动的领域，恰恰是“距离最近的一次”革命所塑造的。因之，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的前提与框架得到承认，无产阶级斗争所达到的“高度”就会被锁死。如其所言：“ 每个时代的法制都不过是革命的产物。革命是阶级历史在政治方面的创造行为，而立法则是社会在政治方面维持生存的手段。合法的的改良工作本身并不包含着自己独特的，与革命无关的动力，在每个历史时期中，它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所给予它的推动在它身上还发生作用的方向上和时期内进行活动，具体地说，也就是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在世界上所建立的社会形态的框框里进行活动。这正是问题的核心。[11]” 不过，在这里，重心仍在于对布尔什维克所发挥政治领导力的肯定。正是看到了列宁、托洛茨基与他们的同志在革命进程中的不妥协与激进色彩，卢森堡指出，“布尔什维克是英国平等派和法国雅各宾派的历史继承者。”[12]以上三个政治主体，在历史的进程中，面对各自迎来的历史关头，都将“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等方面所能为之事，[13]臻于极致。由此，新的政治可能与道路才变为现实。  ▲卢森堡代表作《Reform or Revolution, The Mass Strike》。 革命政党与工人运动 然而，将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远非革命的全部。先期而至或者说占据大部分时间的，从来都是基层运动持续而繁重的耕耘与守候。强有力的列宁式政党领导，尽管在历史的关头发挥了“组织多数”的关键作用，但在维持与基层工人运动的关系上，列宁主义有着不容忽视的局限。卢森堡相信，其根源在于，革命的领导人错解了政党与工人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 早在写于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卢森堡就给出如下振聋发聩的论断：“ 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14]” 作为十九世纪革命冒险主义思潮代表的布朗基主义（Blanquism）一贯主张，革命运动的前途系于少数人有组织且富于军事性的联合与密谋。在这一点上，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显示出与巴贝夫（Gracchus Babeuf）的一脉相承。其核心精神在于，“少数人”为着工人阶级而奋斗，但却不依赖他们来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卢森堡以此为鉴，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中存在着将中央机构全然“架空”，并进而脱离群众组织，由此造成革命领导层与革命环境相剥离的危险趋向。而这俨然重蹈了布朗基主义倾向以近乎政变的方式来实现社会进步的覆辙。 事实上，在列宁对社会主义系列问题漫长的思索中，富有争议性并极易引起后世争议的，莫过于他如下的一处论断：“ 任何大机器工业都要求无条件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15]” 尽管此处论及的乃是通过武装革命取得政权后社会主义如何展开建设的问题，但列宁思想中偏重强有力领导与精英控制的倾向，使得像卢森堡这样的同时代人在革命尚在进行之时就已多有警觉。只是卢森堡的批评并未停留于表面。她所提供的仍旧是一整套抽象且极富辩证性的分析性观点。其论旨在于——作为“先锋队”的革命性政党，应如何摆正并处理自身与群众运动的基本关系。 如其指出，政党尽管在统筹革命力量方面扮演着“先锋队”角色，但就摸索富于“原创性”的斗争策略而言，反倒显示出一定的“滞后”。其原因不外乎是：在富含变化的革命环境中，真正的政治行动者往往比觉悟的理论家，更易感受到外在环境的刺激，并因之会更加敏捷地发展出随形势而变化的因应策略。这即为卢森堡强调的，“不觉悟的人先于觉悟的人，客观历史进程的逻辑先于历史进程的体现者的主观逻辑。”[16]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映出卢森堡与列宁思想层面不容忽视的张力。后者在有关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思考中曾认为，“ 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7]” 因此，围绕工人阶级能否自发创造具有原创性的斗争策略并进而在此一过程中形成革命意识的问题，俨然成为左翼人士需要共同面临的问题。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的回答，不仅提供了对群众运动强有力的辩护，更丰富了左翼对于政党性质的认知。如她进一步所指出的，在俄国革命的早期斗争中，社会民主党囿于自身的局限，在革命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不仅是渺小的，还常常显示出明显的“保守化”倾向。其最终造成的后果是，“它（社会民主党）凭经验把每次赢得的斗争领域开发到尽头，就立刻把它变成一个堡垒反对更大规模的革新。”[18]这意味着，在绵延的革命进程中，革命领导层需要不断检视自身与底层民众之间的位置关系，并进而展开反思，以求最有利于革命局面的组织形式的产生。反过来说，政党的“先锋性”无法一劳永逸地获得。它仍需要在每一次运动或考验中经过调整与努力才能得到实现。  ▲另一位重要的左翼理论家，葛兰西，对工人运动和政党的思考，以及他个人观点的转变，同样深具启迪。 “历史社会主义” 在卢森堡看来，借由武装革命夺取全国政权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是革命者须严肃对待的历史性难题。在此一问题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依旧存在着重大局限。自马克思的学说诞生以来，探索能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政治形式一直都是左翼理论家与实践家关切的核心。在卢森堡的评议中，列宁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阐释完全无视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本质不同。后者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的资产阶级国家。”[19]然而，这一过于简化的观点显然未能考虑到如下事实，即，为“少数人”把控的资产阶级政治，显然“不需要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20]与之相反，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而言，该种训练与教育恰恰是一种新型政治借以才能变得可能与可行的基本要素。离开它，无产阶级政权下的政治生活便会迅速地回落到旧式的资产阶级意识下的水平。正是看到这点，卢森堡相信，当前的苏维埃亟待进一步释放并培育更广泛的民主参与。 若用一种历史性眼光加以审视，这其中隐含着一种涉及到“如何认知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问题。在卢森堡看来，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从来都没有现成的处方。它本质上是一件“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21]这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新生活的展开，都只能在一种具有探索性质，并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允许程度更深的多元主体参与进来的制度环境中一步步实现。在此过程中，任何排斥底层而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体系来组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尝试，都只会将社会主义事业引向某种自我毁灭的结局。在这个意义上，对应着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提出的“历史资本主义”的概念，[22]一种“历史社会主义”的视野在卢森堡的写作中隐约浮现。[23]其要义在于，公共生活的存续与否关切着社会主义的命运。而卢森堡的如下论断尤为值得关注：“ 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应当并且只能是一个历史产物，它是在它自己的经验的学校中，在它得到实现的那一时刻，从活的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的；历史归根到底是有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它同有机自然界完全一样，有一个好习惯，总是在产生实际的社会需要的同时也产生满足这一需要的手段，在提出任务的同时也提出解决的办法。但是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主义显然就其本性来说就是不能钦定的，不能通过敕令来引进的了。它需要一系列针对财产等等的强制措施作为前提。消极的东西，即废除，是可以用命令实行的，积极的东西，即建设，却不行。这是处女地。问题上千。只有经验才能纠正错误并且开辟新的道路。只有不受拘束的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出成千的新形式、即兴而来的主意，保持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失误。[24]” 由此，卢森堡完成了对俄国革命的基本评价。回到开篇所引《论俄国革命》的结语。之所以“未来是到处都属于布尔什维克的”，是因为一方面，列宁与他的同志，在一个全然不利于革命产生的社会环境里，凭借过人的意志与策略选择，在短时间内将人类的社会主义事业推至一个高峰。这是马克思曾寄望的西欧老牌工业国家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奢求却始终无法达到的新高度。更代表着自巴黎公社以后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历史转折。但另一方面，“觉醒年代”下接踵而至的历史难题，仍在考验着俄国革命者与全世界的左翼人士。如何建构更具互动性与灵活的党群关系？如何在夺取政权后不断实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超越而不至于误入歧途？显然，列宁与托洛茨基以及整个布尔什维克，仍是面临险途而无任何经验可以参照的先行者。向前的每一步，皆为历史的新篇章。  ▲对俄国革命的评价依旧是当代一些政治对话所绕不开的主题。 结语 在《觉醒年代》中，有两处细节颇多引人注目。其一是几处特写镜头所提示的，陈独秀与蔡元培早年从事革命暗杀活动的传奇经历。其二是延年与乔年，从早期经由吴稚晖启蒙信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到后来在留学期间转而拥抱马克思主义信仰，直至最后的牺牲。事实上，如汪晖指出，“围绕政治路线、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策略的理论辩论，从而在劣势条件下获得领导权正是二十世纪的政治遗产。”[25]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一进程中，革命者的人格与价值观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相反，它是深刻地嵌于一个更广大的苏醒着的阶级意识之中。另一方面，革命者与革命者之间是在一个劣势环境中发生关联，并进而凝聚力量的，由此必然牵涉出众多革命者如何进行组织与协调的问题。隐藏在陈蔡二人早年人生经历之后所“按下不表”的，乃是向前可追溯至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与巴贝夫等人的，涉及革命展开方式的历史性论辩。而与延年与乔年的生死所“共振”的，乃是整个左翼运动在“短二十世纪”的开端面临的重大路线纷争。其中被聚焦的，皆是十分现实的组织架构与策略选择的革命性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觉醒年代”之下真正觉醒或者说获得新生的，乃是脱胎于十九世纪但却大大超越了十九世纪的一个全新的政治行动空间与可能。 对于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列宁塑造的革命者人格与政党行动原则连同卢森堡偏向“扁平化运动”的政治视野，提供了重新思索今日政治的“异化”历久弥新的思想资源。如何展开与过往的对话，并进而培育出专属于二十一世纪，并回应着它的内在种种困境的新的政治行动空间，自然有赖于只有不断“觉醒”，从而才能让曾经觉醒的政治意识免于沉沦与熄灭的热望和努力。 -Fin- 注释 罗莎・卢森堡. 1918. “论俄国革命.”https://www./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htm/ 2021-08-2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罗莎・卢森堡. 1899.“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https://www./chinese/rosa-luxemburg/1898/09.htm/ 2021-08-20. 罗莎・卢森堡. 1918. “论俄国革命.”https://www./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htm/ 2021-08-20. 同上。 罗莎・卢森堡. 1904.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https://www./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04.htm/ 2021-08-20. 弗拉基米尔・列宁. 1918.“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https://www./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804.htm/ 2021-08-20. 罗莎・卢森堡. 1904.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https://www./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04.htm/ 2021-08-20. 弗拉基米尔・列宁. 1902.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https://www./chinese/lenin/1901-1902/02.htm/ 2021-08-20. 罗莎・卢森堡. 1904.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https://www./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04.htm/ 2021-08-20. 罗莎・卢森堡. 1918. “论俄国革命.”https://www./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htm/ 2021-08-20. 同上。 同上。 见伊曼努尔・.沃勒斯坦. 1999. 历史资本主义.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有关“历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阐释，本文受启发于邱士杰对台湾“左统”人物，陈明忠，思想历程演变的分析。见邱士杰. 2021-03-16.“历史社会主义的盗火者——陈明忠的思想轨迹.”http://www.cifu.fudan.edu.cn/35/c4/c12233a275908/page.htm/ 2021-08-20. 罗莎・卢森堡. 1918. “论俄国革命.”https://www./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htm/ 2021-08-20. 汪晖. 2020-04-22.“革命者人格与胜利的哲学——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https://www.guancha.cn/wang-hui/2020_04_22_547798.shtml/ 2021-0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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