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言（左）和潘大林。 2017年，广西卫视“月是故乡明”的中秋晚会上，杨学明老师以她那动听的嗓音，深情地背诵了一篇近两千字的散文《故乡的橄榄树》， 这是作家潘大林二十多年前的旧作，描写了桂东南大地上那伟岸的橄榄树，还有生活在这巨树之下的故乡人，寄寓着作者深厚的故土情怀，可谓乡愁款款，真挚动人，一时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潘大林是新中国成立后桂东南的第二代作家，也是改革开放后走出来的第一代写作者。他出生于上一世纪的五十年代，如今已步入退休之龄。这一代人，在共和国创立之初的五十年代出生、成长，尽管缺吃少穿，但丰富的乡村生活给了他们与城里孩子截然不同的人生历练。在日后的写作中，作家将那一代人的人生经验悉心记录下来，融铸进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之中，塑造出特色鲜明的文学形象，使之成为了那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这是他们那一代和上一代作家的共同点：强调创作源于生活，强调创作反映现实和世道人心，但比之前代作家，他们又多了一点自己的视角，多了一些个人的思考和文采。 1954年12月，潘大林出生在容县杨梅镇，是一个农民家庭中的长子和长孙，因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呵护。他的家乡是天堂山余脉下的一个小村子，座落在群山环抱的红石河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目睹乡亲们日复一日的耕耘劳作，除了日出日落，除了每日的开会学习、出工收工，除了残酷的阶级斗争，除了山林日渐光秃，除了河流日渐萎缩，除了生活愈见困顿，农村的面貌却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 他在这种单调而枯燥的生活中，却发现了自己的乐趣。他聆听了大量前辈口口相传的故事传说，借阅了乡村里所能看到的一切书籍，观看了乡亲们用以消愁解闷的山歌传唱，甚至目睹了“文革”中那些毫不留情地致人死命的斗争场面。多年之后，每到夏天，他就会回想起当年那难忘的时刻，回想起和弟妹们躺在地上纳凉，数着天上的星星和流萤，聆听叔婆反复地述说的那些永远也听不厌的故事，从梁山伯、祝英台到高文举、秦香莲……所有这些，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心灵世界，也成就了他最基本的人生价值体系和审美判断。 1967年，作家13岁，他那担任公社干部的父亲因病辞世，留下了母亲和他们五兄妹，母亲虽然个头并不高大，但生性十分顽强，担任着生产队长，以自己瘦小的双肩担负起全家的生活重任，她善良坚韧、对未来从未失去自己的信心，那积极果敢、勇于承担责任的个性，给与了作家以深刻的正面影响。 “文革”数年，乡村学校基本无书可读，整天的批斗活动和体力劳动，没能泯灭一个乡村孩子对生活和知识的渴求。他开始认真读书，开始意识到不认真读书，就无法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他读完父亲遗留下来不多的几本《战斗的青春》《把一切献给党》等藏书，借阅了村人收藏的那些《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名著，以此成就了一个作家最基本的文学启蒙。在学校里，尽管他数理化的成绩并不差，但他最为引人关注的功课还是语文，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在班上宣读，经常被抄写于班级的墙报上。当年一位高中老师在他的作文上毫不吝惜地写上了“大小标题妙而醒目，情节引人入胜”这样的评语，这无疑极大地鼓舞了他的写作决心和信心。 只可惜，那个年代并无大学可考。1972年，他高中毕业了，等待他的依然只能是返回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意味着仍然是无穷无尽的体力劳动。就在决定回乡的那一瞬，他抓住了一个可以逃离农村的机会：以应庙毕业生的资格，考上了玉林地区工农师范图音班，以绘画和音乐为专业。对于一个从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那两年除了学点皮毛知识，基本没能学到太多东西，以致多年后他有机会从事写作，便毫不犹豫地抛开了自己所学过的专业。 师范毕业，他被分配到容县师范，上了一年课，就被抽调到教育局教研室，经常跟随局领导下乡，到各中小学检查工作。每逢下乡，他都会随身带上一本书，有空就拿出来读。在那些零散的时间里，他一边自学英语，一边阅读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甚至顽强地将屈诘赘牙的《诗经》《楚辞》背诵了一大半。他也惟一参加过一次高考，那就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次高考，他自信应该考得不错，但还是落榜了。到第二年高考，他又想再次报名，县招生办的同志告诉他：你别考了，领导不会让你们去读书的。当时，教研室里有三四个和他有同样意愿的年轻人，他们是老三届高初中生，考试绝对不会太差，和他一样参加了高考，结果同样名落孙山。那时不想给某人上大学，不送该学生档案就是。考虑到家里拮据的经济状况，考虑到最小的弟弟正跟随着自己在读小学，他欣然接受了这个现实。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啊！春光初露，万物复苏，东风浩荡，百废俱兴，在邓小平同志全力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中国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呼吁科学的春天、文艺的春天的到来。潘大林报名参加了广西民族学院的本科函授，系统学习了中文专业的全部课程，四年半之后，正当他们毕业之际却被告知，由于学校无法办下本科函授资格，他们这一届函授生，只能发给大专文凭，如需本科毕业证，则还要再参加两年的本科函授。那时候，潘大林已开始文学写作，自觉拿什么样的文凭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写出像样的作品来。 1979年，广西人民出版社看到当时桂东南民间创作力量的蓬勃兴起，准备为玉林地区出版一本小说集。当时玉林地区包括八个县市，有800多万人口，无论是经济、社会、教育还是文化发展水平，在全区都居于上游地位。玉林地区的黄飞卿、莫之棪等农民作家的创作，在全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潘大林一口气交上了三篇习作，均得到编辑老师的赞赏，专门请他到玉林，和众多文学前辈一起改稿学习。后来，那本小说集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出版，但潘大林的小说却因此得以发表在《金田》杂志上，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次年，他反映“文革”灾难的小说《春江花月》，反映农民生存现状的小说《贫协组长》，又先后发表在《广西文学》等杂志上，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自此，他开始义无返顾地走上了一条虽然艰苦、却也收获颇丰的写作之路。 1981年，潘大林调到《金田》杂志当编辑，有了更多的时间阅读、思考和写作，创作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高。他的作品开始出现在《作品》《羊城晚报》等区内外报刊上，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和好评。面对着编辑部里大量如雪片般飞来的自然来稿，他沙里淘金般从中发现了一个个文学苗子，一些作者得到扶持，迅速在广西文坛上崭露头角。编辑部在玉林举办了一期暑期文学讲习班，五百余名青年作者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这一盛会，区内外知名作家也应邀前来讲学。潘大林上台讲了一课，年轻人和年轻人的思想交锋和激情碰撞，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6年，作家回乡参加祖母的葬礼，多年乡村生活的积累和思考，在刹那间爆发出来，他很快写出中篇小说《南方的葬礼》。1987年，他拿着这部作品来到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的培训学习，《南方的葬礼》交给《中国作家》，通过了初审二审。年底他从北京回来，半年之后却得到通知，小说终审没能通过。1988年11月号《广西文学》将《南方的葬礼》推出，一时好评如潮，荣获了广西区人民政府颁发的文艺创作铜鼓奖，评委们对这部作品给与了高度评价：“作者以一种近乎散文的优美、随意而超脱的笔调，从自己心境和记忆深处最细微的感情波澜切入和开掘，展示了一幅交织着忧患、欣喜、阴影、光明等等复杂意蕴的社会画景。”“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其中蕴含的哲理，使得这部小说主题的现实性带着浓重的历史和文化意味。”“无论语言还是结构技巧，在我区同时期的中短篇小说中都是堪称一流的。” 此后，潘大林的小说创作更是一发不可收，作品陆续在《中国作家》《小说家》《清明》《江南》《百花洲》《四川文学》《文学报》《文艺报》等报刊上推出，他本人于1995年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庄重文文学奖，当选为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多次被选为出席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 1995年，他到县级贵港市挂职副市长，次年，地级贵港市成立，他被安排到《贵港日报》担任社长。繁重的工作事务，使他无法有更充裕的时间去构思小说。次年的一次大手术，更使他身体元气大伤，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而是转而写起更为轻便一点的散文来。他以鲜明的艺术形象和诗意充盈的笔调，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多年持之不渝的坚持，他写下了无数的散文随笔，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散文、传记、纪实文学等专集十数种，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他的作品，被著名作家张洁推荐入选《二十一世纪散文精品》，入选广州出版社的《年度散文精品》，入选广西高校文科教材等等。 2011年，潘大林作品讨论会在贵港召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等数十位区内外著名作家、评论家出席会议，对潘大林的创作给与了高度评价。面对这些硕彦大家，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潘大林感慨万千，赋诗一首：“涉足文坛三十春，半为虚构半为真。走红发紫羞言我，刮垢磨光喜仗人。佳作愧无酬慧眼，微言谨有谢知音。苍茫世路何堪虑，满座春风净俗尘。” ——这，大概就是潘大林数十年文学创作最好的自我总结。 潘大林部分著作。 作家潘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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