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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伯雍：“11·27”渣滓洞脱险志士。 1949年11月27日晚，我和刘翰钦一起，从渣滓洞监狱打米室的下水道冲出了渣滓洞牢房的火网。在歌乐山树林里，与翰钦分手后，我只身来到巴县西里永兴场白泥塘，在老同学李志荣家的侧屋里，度过了难熬的分分秒秒。我的眼前总是闪烁着跳跃的烈焰，黑暗包围着摇摇晃晃的火舌，汤姆式机枪的弧形弹道划破夜空，发出凄厉刺耳的声音，烈焰照旧灼人，一切却归于死寂，没有人抽搐，也没有人呻吟，血流被烈火焙干，封闭了蜂窝般的弹孔，尸体在烈焰中化为灰烬…… “重庆解放了！”老同学李志荣从场上带回一张《大公报》，按《大公报》刊登的通知，我坐上老同学找来的便车，直奔重庆临江门介中公寓“脱险同志联络处”，办理报到登记手续。 我在联络处脱险人员登记簿上看到了白公馆脱险的罗广斌、任可风、毛晓初、郑业瑞、杜文博、郭德贤（女）等人的名字，渣滓洞脱险的有肖钟鼎、刘德彬、钟林（林涛）、孙重（志诚）、杨丕基等人。 在联络处，我被安排在楼上三号房间，和肖钟鼎、林涛同住一室。老乡刘德彬、蓝又耕来看望我们，老朋友任可风也来了，还有白公馆的难友罗广斌、杜博文、郑亚瑞等人。渣滓洞、白公馆的幸存者们，大家挤满一屋，述说着各自脱险的经过，打听死里逃生的还有哪些…… 12月8日，在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蒙难烈士治丧委员会”成立，主任为张际春，副主任张霖之、曹狄秋、张子意，委员有程子健、楚图南、徐崇林、艾燕、温少鹤、胡文澜等人。委员会地址：青年路的青年馆。 从白公馆、渣滓洞脱险的同志中，张泽厚、盛国玉伤势较重，住医院治疗。杨丕基留在招待所护理受伤的难友。任可风留下来写有关大屠杀通讯报道。罗广斌、刘德彬去夫子池渝女师校筹办“美蒋匪帮屠杀革命烈士罪行展览”工作。其余人均在治丧委员会领导下，去收殓烈士遗体。 1949年12月9日清晨，重庆军管会后勤处派来10辆专车，车上装着黑色的棺木。我跟肖钟鼎、孙重、林涛等人被安排回渣滓洞去认领烈士遗体，同行的还有烈士家属罗世文烈士的叔父罗沅叔先生、车耀先烈士的女儿车毅英、何伯梁烈士的妻子曾詠羲、陈作仪烈士的妻子林梅侠等，另外还有十多位搬运工人。陈然、王朴、罗广斌等策反的看守杨钦典，随同做向导。 来到渣滓洞监狱前面的炭坪，呈现在眼前的是被大火揭去了房盖，一地灰烬、满目狼藉的牢房。深灰色的半截断墙裸露着，断裂倾斜，楼柱给烈焰熏得墨黑如炭，残垣断壁上弹孔累累，废墟上一堆堆的瓦砾焦土布满灰烬，一根根楼板、梁架、椽子、扶梯变成了木炭，横七竖八地乱撑着，到处充满着尸骸烧焦后的气息。 放风院坝和牢房的走廊边，散摆着十来具烈士遗体。院坝里是刘德惠、张永昌，放风坝子碾米槽边躺着的是张孟晋和聂宾，围墙缺口处躺着郭俊峰、陈立本，走廊边还有我的同乡陈邦文，他们的身上全是弹孔。还有两位难友，已血肉模糊，难以辨识。后院阳沟旁是垫江中学的教师陈鼎华，他是和我一起被捕入狱的战友，在他遗体旁，我默哀着，泪水忍不住地夺眶而出。 在厕所里掏出了8具尸体。难友们冲出牢门，打算向围墙缺口跑，但敌人端着机枪来回扫射，他们临时改变主意，跑进厕所跳入粪坑，但仍被狡猾的刽子手们发现了。 我们将比较完整的室外尸身全部收拢，一共有18具，由搬运工人收殓后，用白布裹好遗体，逐个装入棺内，写上姓名，暂时将棺盖合上，等待亲属前来辨认。 这时又抬来一具难友尸体，他是在围墙口外找到的，我们几个不约而同地喊出了他的名字“伍时英”，在忠县被捕的老共产党员，他胸部有三个弹孔，致命的是靠近心脏的那一枚子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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