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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胎珐琅彩器”就是著 名的“珐琅彩瓷器”。其先在景德镇烧成涩胎瓷或白釉瓷，然后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彩绘而成。所用彩料在雍正六年以前，均为进口的珐琅料。清雍正《广东通志》卷58中有：“西洋国——雍正四年五月复谴使进贡——各色珐琅彩料十四块”，“雍正六年——奉怡亲王谕，着试烧炼珐琅料。”烧珐琅料有专职工匠，造办处提及的有“吹釉炼珐琅人胡大有”等。
 在解决了珐琅彩料的研制问题后，如何使用它们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掌握西方绘画技法的外国传教士的苦差，著 名的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三月写回欧洲的信中提到一段如今读来十分有趣的故事：「康熙皇帝对我们欧洲的珐琅器以及珐琅彩绘的新技法着了迷，想尽办法要将画珐琅的技术引进到他早就为此目的在宫中设立的作坊中，由过去瓷器上用来施彩的颜料，以及他设法得到的几件欧洲珐琅器，制作画珐琅这件事变得可行。为了也要有欧洲的画匠，他指派我和郎世宁用珐琅彩料来彩绘，然而我们两个考虑到，可能要和一群腐 败的人从早到晚在宫中作坊内相处，就觉得无可忍受，便推脱说我们从来未曾学过此项艺术，但即便如此，在命令的强迫下，我们只好遵从，一直画到本月的三十一日。在我们从未学习此艺术的前提下，我们毅然下定决心，永远也不想习得此项艺术，我们故意画的很差，当皇帝看到我们的作品时，说'够了’，我们因此从被奴役的状态下得到解脱。」 珐琅彩瓷的装饰纹样而言，诗、书、画、印四种元素因鲜见于宫外造作，故堪称之为“内廷恭造式样”的典范。追溯起源，虽然在康熙朝已偶有此种先例，然而因装饰在雍正珐琅彩瓷上的图画、题句和印章，乃至于器底款识，都有更为丰富多元的组合和格式，不仅一举改变了康熙朝的风格，而且在画匠和写字人的通力合作下，诗、画、印三者意涵相通，互为辉映。
 瓷器收藏不仅是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同时也是一种学问，一种境界。但是在购买之处，一定要对珐琅彩瓷器鉴定，以免欣喜若狂买到的瓷器是赝品。 瓷胎画珐琅是珐琅彩瓷的正式名称，是将画珐琅技法移植到瓷胎上的一种釉上彩瓷。珐琅彩瓷的装饰工艺，即珐琅彩，也称为瓷胎画珐琅是专为清代宫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种精细彩绘瓷器，部分产品也用于犒赏功臣。据清宫造办处的文献档案记载，其为康熙帝授意之下，由造办处珐琅作的匠师将铜胎画珐琅之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胎上而创制的新瓷器品种。
 珐琅彩绘的发展有各自的时代特点。康熙时期珐琅彩瓷器：多为色地，有花无鸟。所谓“色地”，是在外壁没有上釉的素瓷，先进行外壁“满器”色地施彩后，再画珐琅。纹饰中以多种缠枝牡丹、折枝大朵花卉及团花中加“寿”字、开光花卉等为主。 珐琅彩瓷器是极为名贵的宫廷御用品，它诞生于康熙朝。由于它始源于仿制铜胎珐琅器，故在清宫内被称为“瓷胎画珐琅”。身份地位尊崇的珐琅彩瓷器，制造过程非常的复杂，通常先在景德镇御厂烧成白瓷，然后送抵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绘彩、烧制成品。虽然它出身自景德镇，但是由于彩绘及烧成工艺均在宫内进行，故不属于景德镇窑的制品。早在康熙年间，开明的康熙大帝拓宽与外界的联系，积极地接受许多新兴事物，各国传教士们携着风尘应天命而来，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带来了艺术的异域灵感。红极一时的郎世宁等西方画家不仅在中国画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间接地影响了珐琅彩瓷器的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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