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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首版录音背后那群人 朱玺安

 金钱河南山牧童 2021-08-29


夜光杯2021.8.29

朱玺安

徐汇区文旅局局长伍彦心介绍国歌当年的创作背景

《义勇军进行曲》曲谱手稿

《义勇军进行曲》母盘,编号A2395

《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百代小楼 本版摄影 王凯

百代小楼中,聂耳的展板

扫码看专题 “与革命文物面对面”

◆朱玺安

      若作为一个匆匆而过的路人,很难发现隐匿于徐家汇公园树影中的百代小楼,但这栋小楼100年里发生的故事,却被永久载入了中国音乐史。

      上海是国歌的诞生地,《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首唱及最早的公开传唱都发生在此。百代小楼中的“镇馆之宝”无疑是《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的金属母盘,其原件如今保存于中唱库房,此次百代小楼获得授权,展示了一比一复制件。观众扫描二维码,还能现场聆听原声。


       作词与作曲 隔空合作

“就像现代人因为疫情无法相见,在线上以隔空的形式互相交流,《义勇军进行曲》在当年也是一种隔空的合作创作。”徐汇区文旅局局长伍彦心这样解释当年的创作背景。

时间回到1934年春天,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的直接领导下,一家由夏衍、司徒慧敏等人组建的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一批怀着爱国激情的共产党文艺战士,开始以文艺创作的形式为抗战发声。田汉就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冬天,田汉将剧本交给了电通公司的孙师毅。在剧本里,田汉借剧中男主角辛白华之手,创作出了一首激情奔放的自由体诗《万里长城》,这首诗的第一节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版歌词。可谁料想,就在影片即将开拍时,田汉却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当时歌词只写了前两段,分镜头脚本还没有。

后来,年轻的聂耳主动请缨,担当起为影片作曲的任务。当时,为保护新生力量,经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聂耳正要东渡日本,得知田汉被捕,《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他就主动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聂耳比田汉小十几岁,但田汉对聂耳的音乐才华赞赏有加,1933年经由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平时聂耳更是亲切地叫田汉为“田老大”,聂耳相信“老大”会同意的。

1935年4月底,聂耳从日本东京将一个曲谱寄回了上海,这就是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但此时,还没有“义勇军”之名。小红楼的二楼陈列室里,可以清晰地看见手稿上聂耳为了使歌曲的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还对歌词作了几处修改,在原词“我们万众一心”前一连加了三个“起来!”将原歌词第六句的“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又在“前进!前进!前进!”后增加了一个“进”字,语意反复,添了余韵,实现了节奏铿锵有力与敌人战斗到底的气势。与第一稿相比,修改后的这首歌曲调更加激越、高昂。于是,一首显示祖国尊严、豪迈气概的战歌就此诞生了。

1935年5月,在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任光的主持下,百代公司邀请电通公司歌唱队,包括袁牧之、顾梦鹤、盛家伦、司徒慧敏、郑君里、金山、施超等上海文艺界进步人士,在公司录音棚内录下了这首歌,当时,除了盛家伦是经过专门学习的职业演唱者之外,其余的六人都是被热情鼓舞起来的“非专业演唱人士”,在第一版的《义勇军进行曲》中,若仔细听,还能发现歌者中有略略带着粤语方言的发音。他们灌制的首版《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这张唱片的编号是34848b,上面有百代唱片公司独特的金鸡标识,唱片上的录音后被转录到影片《风云儿女》胶片上。

“但这七位歌唱者与词曲作者田汉聂耳在《义勇军进行曲》从雏形到成品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直接相见的机缘,而是隔空的交流,他们的思想与信息交互是一致的。”伍彦心说。

      电影与歌曲 相辅相成

百代小红楼展出的《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录音的唱片金属母盘,版号A2395,尤为珍贵。现场展陈的当年的录音记录本,则清晰记录了《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录音的时间是1935年5月3日,这一记录如同唱片的“出生证”,准确复现了《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之初的宝贵记忆。“仔细看这本记录本,会发现《风云儿女》中的另一首歌曲、由王人美演唱的《铁蹄下的歌女》被安排在唱片的A面,仔细一想方才悟得,原来,当时的唱片制作者是用这首看上去不那么'刺眼’的歌曲来为B面的《义勇军进行曲》作掩护。”伍彦心介绍。

因为电影由抗日将领朱庆澜出资拍摄,讲的又是东北民间自发的抗日组织义勇军的故事,遂把《进行曲》最后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到最后成为《国歌》,放眼世界,鲜少有国家把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定为国歌。

1935年7月,《风云儿女》首映,空前轰动,当影片在开始和结束时两次响起《义勇军进行曲》时,全场都爆发出了阵阵抗日怒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响遍了整个上海滩,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久,这首歌便随着《风云儿女》在全国的播映而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全国连映了八十余场,在当时,除了好莱坞电影之外,中国电影能够放映那么多场次非常不容易。”伍彦心说。歌曲激起无数爱国人士的共鸣,《义勇军进行曲》被广泛传唱,激励着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就在电影《风云儿女》放映之时,1935年7月17日,从日本传来一个噩耗:聂耳在日本藤泽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没想到《义勇军进行曲》竟成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曲家生命中的绝响,悲痛之余,大家皆惋惜不已。不过,可以告慰英灵的是,正如当初聂耳与田汉所期望的那样,自从《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那天起,它便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响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鼓舞全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战斗号角!

      红色的主旋律,超越了民族、语言和国界。《义勇军进行曲》随着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传遍了全世界。二战期间,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东南亚各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这首歌。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了这首歌后大为感动,跟着刘良模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地学,在纽约的一次演唱会上演唱,还特地灌制了一套以《义勇军进行曲》最初的一句歌词“起来”为名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请宋庆龄撰写序言。二战结束之际,《义勇军进行曲》名列盟军凯旋的曲目中,美国将它与《美丽的美利坚》《马赛曲》等一同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的音乐广播歌曲。

      公司与住处 一步之遥

百代(Pathe)一词源于1896年法国百代兄弟创办的留声机公司。1908年,法国商人乐浜生(Elabansat)在上海注册了中国第一家唱片公司“东方百代唱片公司”;1914年乐浜生买下了徐家汇谨计桥(徐家汇路1434号)地皮(今衡山路811号)筹建新厂房;1921年以小红楼为主体的新址落成。百代以“雄鸡”为商标,从此开创了中国唱片业生产历史。

中国唱片业发展与上海的工业生产配套能力有密切关系。唱片生产无法仅靠手工完成,需要用到先进的制造业设备和技术,包括机床、电镀、化学工艺等。上海作为中国工业起步最早的城市之一,具备了这一产业承载能力。80多年前的徐家汇还有着丰富的水系,能满足唱片生产需要的排水、材料运输等需求。据当时留下来的历史照片中所现,作为百代公司厂区布局,小楼周围还有车间、仓库等生产配套设施,小楼的作用是为满足创作、录音、接待歌星、销售等社交需要,而小楼所在区域,也因电影、唱片公司相对集中,而逐渐成为左翼文艺人士的聚居地。

“1934年,左翼电影拍摄基地'电通’公司在徐家汇(斜土路)成立。王人美住在距离只有一公里远的武康大楼,田汉在福煦区(今徐汇区)永嘉路简陋的亭子间,任光当时在上海居住的华安坊8号,正是今天的肇嘉浜路986号,徐家汇公园近宛平路一带。聂耳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58号)寓所内因为不分昼夜创作被房东太太责骂一通……”伍彦心分析,这一带是一座艺术的宝库、声音记忆的殿堂。

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地名,一个个似乎已经耳熟能详的名字,在这一片浓荫中仿佛穿越了时光,如电影画面般出现:任光、聂耳、王人美,一群青春风华的年轻人,沿着淮海路,衡山路,一路漫步,讨论时事,轻轻地哼一段“进行曲”,到百代公司去上班,去传承那战斗的精神。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特别报道

《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的金属母盘


1935年5月3日,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百代小楼进行首次录音,后被灌制成黑胶唱片并传唱到全国各地。首版录音唱片金属母盘编号A2395,唱片编号34848B。

      由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捐赠的《义勇军进行曲》母盘封套上,清晰标注了1935年5月3日的录制日期,以及A2395的母盘编号。

      百代小楼位于徐家汇公园靠近余庆路的绿地一角。1910年代,法商百代公司在此购地建厂,1920年底,中国首家唱片制造厂在徐家汇落成,正式投产,从此开创了中国唱片生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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