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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花鸟画与石涛花鸟画创作有着相通之处，他们同是文人画家，又都以诗、书、印入画，在笔墨情趣表达上相得益彰，加上他们早年同样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后来坠入佛教后又因为被世俗牵绊转而信道。使得他们的花鸟画都有主观情感的注入。二人晚年书信来往也极为密切，艺术上互通有无、相互影响，因此在艺术思想和绘画风格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于相同的身世背景和人生经历，八大和石涛将内心复杂的思想情感付诸于绘画，再由独特的绘画技巧和对特殊事物的描绘注入其中，使他们的花鸟画创作具有了或多或少的相似性。 中国文人画的出现是伴随着一批文人在政治上的失意，转而追求一种“恬淡隐逸”的生活方式而诞生的。石涛早年受儒学影响最深。作为一名僧人，他本应潜心向佛、不问凡尘，但他自幼饱读儒学经典，一直受儒学出世思想的影响。他对满清政府并非没有愤恨之情，但胸怀天下的远大抱负更甚于自身的家国之恨，尤其在满清政府根基稳固之后，石涛默然选择接受现实。这也是他乐观性格的一个侧面体现。在经历家国之变后，石涛仍不改其本志，力图通过积极入世来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这与他狂傲不羁的性格有着密切联系，也与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如出一辙。 石涛对社会生活是一种积极干预的心态，但生不逢时。他入世不得，几次进京都无功而返，这使得原本就厌弃青灯古佛的他佯狂而去。他感叹世间冷暖，将内心的愤懑抑郁抒发到绘画中去，表现出一种大气磅礴的傲然之气，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而明亡前，八大一直从小接受的都是正统的儒家教育，从小饱读诗书，励志为明王朝的辉煌贡献力量。在经历异族入侵、家国尽丧后八大才毅然选择“独善其身”。明亡后，八大带着无限的故国之思退隐山中、不闻世事。 他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虽选择隐逸出家但内心却是痛苦悲愤的，这体现在花鸟画中就是“墨点无多泪点多”的旧山河，遭受风雨洗礼后依然挺立的“塘中荷”。儒家思想常讲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处世之道，八大受其影响，虽受清廷多数官员的礼遇，也仍未曾改变自己最初的坚韧品质。他的花鸟画创作同他的品质一样坚贞有力。八大将自己主观爱国情感融于绘画创作，使得画面更加具有了不屈不挠的爱国情操。 纵观整个文人画史，无论是与世隔绝还是辗转于世，都离不开禅学思想的影响和“道法自然”的引导。清王朝的异族统治为汉文人带来了痛苦与不幸，但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性，这种深重灾难的背后是文化的创新和变革。文化创新在这种特殊社会背景下悄然兴起，这在清文人画领域的变化是空前的，一些反对封建思想的文人为迎合历史的潮流提出了反对封建文化的主张，他们的思想很多都是超越当时时代特征而存在的。清初文人画与之前文人画有所不同。清之前文人画讲求的是心境的平和、归隐的自由、出世的宁静。而清初文人画坛打破这一观念，冲破常规束缚，在融入禅学思想的同时，将画家的主观的情感注入绘画，使绘画开始向更加生活化、世俗化的方向发展。清代文人画家虽多数飘然世外，但或多或少都会对社会生活有所干预，这种干预体现在花鸟画中就是情感的表达，最终揭露的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批判。 文人画讲求柔和之美，八大绘画一反其常态，将花鸟画转变为一种抒发内心情感的工具。他笔下夸张的变形、稚拙的用笔都与传统文人画相背离。他用极简的笔墨表现事物内在的情感，以灵活多变的技巧表达物象的精神内涵。这既是花鸟画艺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又是超越时代而衍生出的新的艺术特色。石涛则将这种创新表达的更加淋漓尽致，因为他明显的性格特征给予他不韬前人、富于创作的精神。石涛花鸟画更加重视“自我”的表现，他打破自然的束缚，重视情感的表达，以自己强烈的内心思想作画，他的花鸟画创作兼有禅学思想和文人的思想特征。八大、石涛以自然为师，描绘眼中之景，以花鸟画为承载情感的载体，作品中充满了现实生活气息。这种特有的文人画气质超越时代而又横亘古今。 八大、石涛花鸟画重视笔墨技巧的表达。山人纯用墨色，以墨色来表现画面的虚实变化。在八大花鸟画之前，笔墨都是同绘画的具体特征相联系，它重在表现花鸟的形象特征。而在八大之后，笔墨成为独立的艺术语言而被提炼出来。八大以笔墨表现虚实变化，这种虚实变化是对绘画空间感的极致体现，除了虚实的表现外，其绘画还多有留白。大写意花鸟画向来要求作品笔墨简练、富有个性。这种“即白当黑”进一步体现出了笔墨简练的强大表现力，更是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笔墨造境的特殊表现形式。八大花鸟画不仅从形式上体现虚无缥缈之感，更在意蕴上表现出不同前人的趣味性。 石涛花鸟画也极少用色，在笔墨情趣的表达上，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此说法认为笔墨要在传统绘画创作的基础上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不能因画家尚古就止步不前。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尤其重视笔墨情趣的表达，若某个朝代、某个画家将其独立于时代特征而发展，就会导致笔墨很难从传统的牢笼中挣脱出来。八大与石涛就是在发展笔墨的基础上给予笔墨以人性化的特征，并为其注入了新的艺术思维，这就使得他们的花鸟画再创作充满了全新的艺术魅力。 八大和石涛都为明代王孙，自出生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突如其来的变数一夜间就将二人原有的生活击的粉碎。山河破碎、家破人亡的现实对八大、石涛心灵上的冲击是巨大的。意欲入仕却又报国无门，满身才华无处施展，这对两个心气高傲、不落世俗的人来说更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即便明亡数年，清政府多年也未曾停止对明遗民的追杀。八大、石涛在了却凡尘、出家为僧后，虽除去了顶上“三千烦恼丝”却忘不了心中万千亡国恨。这种内心的愁苦无处发泄，家国不在已是现实，重振故国雄风已经不可能实现，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布衣文人，只得靠自己手中的笔墨来抒发胸中的郁气。八大自幼性格孤傲幽僻，加上有口吃的毛病，于是不善与人交流。明朝的灭亡对普通汉人子民来说都是奇耻大辱，而对于原本就有身心缺陷的八大更是无法比拟的悲怆。他无力改变现实，只得将这种愤懑抑郁之情写于绘画。他的花鸟画已不单单是艺术的衍生品，而是个人情绪的表达。 他绘画中出现的形象都是晦涩难懂的，或表现桀骜不驯的志气，或表现悲痛欲绝的情绪，又或表现幽默诙谐的态度。八大、石涛的花鸟画创作中又充满了隐逸性特征。作为明遗民，他们二人的花鸟画不像其他时代的画家那样直抒胸臆。加上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他们原本就对清廷避之不及，若再通过诗文书画创作直接表现内心情感，稍有不慎便可闯下弥天大祸。因此他们在绘画上运用的艺术语言都是隐逸的艺术符号。这种隐喻的艺术符号在之前的绘画创作中并不多见，因此他们的花鸟画创作又具有独创性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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