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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作为梵高生前唯一卖出去的作品，《红色的葡萄园》在当时只给这位落魄的画家带来了400法郎(约合目前1000美金)的收入。  而到了1990年，他的那幅《嘉舍医师的画像》则以8250万美金创下彼时有史以来艺术品拍卖最高价格，也是其所有作品成交价格的巅峰纪录。  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梵高身前潦倒不堪的境遇与身后扬名天下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点石成金的奥秘。 今年，日本东京都美术馆预计从9月18日至12月12日举办的海伦·库勒-穆勒(Helene Kröller-Müller)藏品特别纪念展，似乎正是量身解答这个问题的理想诠释。 提及海伦·库勒-穆勒，就不得不说起她的名字与荷兰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有密切的关系，即位于海尔德兰省奥特洛的Kröller-Müller 博物馆。该博物馆所收藏的梵高藏品，仅次于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 而她，不仅是是梵高作品的世界最大个人收藏家，甚至还是在艺术界对梵高的评价尚无定论之时，就着手大量收集他各类作品的先行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她知之甚少：这位伟大的收藏家究竟是谁？为什么她会喜欢梵高的作品？ 一位是有钱有势的富有资产阶级，一位却是一生只卖过几幅画潦倒画家，从未见过面的两人，又到底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联系到了一起？ 1869年生于德国鲁尔区的埃森(Essen)，出身钢铁原料供应商家庭，海伦长大成人的岁月，正值德语民族在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后，称霸欧陆的巅峰年代。轰轰烈烈地构建主权国家与军工基建产业方兴未艾的社会大潮，使得她的家族很快攀登上了财富的顶峰。  1888年，她嫁给了荷兰船业、采矿业巨头安东·库勒(Anton Kröller)，并于婚后不久移居荷兰鹿特丹，继承了父亲的公司。到20世纪初，她已经是荷兰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有钱未必结缘艺术，但鉴于艺术品收藏的行业特征，财力雄厚，的确是很多藏家故事必备的共同起点。1905年，在一次机缘巧合的作用下，她认识了画商亨克·布雷默(Henk Bremmer)，并聘请他给她和她的女儿上艺术家教课。  旁人也许会认为，向海伦滔滔不绝地讲授如何读懂艺术品、理解艺术家以及鉴赏收藏的技能，无非是布雷默出于盈利目的的销售本能。可当你了解到他也是名接受过系统美术训练画家，且同时兼任致力于艺术行业长期发展的艺评家和教师，对此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梵高得以被罗列到布雷默的推销名单中，并非空穴来风。虽然就在1892年，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还曾写道“他的死却还是像他活着的时候那样悄无声息”，那位孤独艺术家的作品彼时已经在小范围内引起了部分关注。据说这其中还包括时任法国总统玛利·弗朗索瓦·萨迪·卡诺(Marie François Sadi Carnot)。  尽管我们无从考证，在初次见面以及之后的几次会晤上，亨克是以怎样富于打动性的语言向海伦介绍梵高的魅力，不过除了“买它，买它”之外，彼时艺术界受梵高影响掀起的新派浪潮，必然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旁证。 大名鼎鼎的野兽派便是其中之一。从崛起到式微，它活跃的整个周期相当短暂，却造成了相当瞩目的影响。  作为率先崛起的象征主义画派，它不再讲究透视和明暗、放弃传统的远近比例与明暗法，大胆涂色、强烈对比。总地来说，这些都是受梵高直接影响诞生的灵感。另外再吸收非洲殖民地民俗工艺品的部分表现特征，便是这个流派于1905年巴黎秋季艺术沙龙展上大放异彩的全部魅力。 “当我试图理解梵高的柠檬时，我就会在想象中给他的画作旁也摆上几颗，直至遇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从几次尝试性的购藏开始，海伦已经开始在与人往来的书信中，坦诚表达她对梵高的热爱。有证据显示，1911年的时候，海牙的艺术品经销商约翰内斯(Johannes de Bois)曾受她权限极其宽泛委托，去“找到梵高尽可能珍贵的佳作”。  May 1888, Oil on canvas, Kröller-Müller Museum © Kröller-Müller Museum, Otterlo, The Netherlands 她和梵高的生卒年代虽然有所重叠，但二人从未得见一面。即便如此，这位年轻藏家却对他满怀近乎忘年交式的情愫。 不满足于这种隔空单相思，1912年，海伦在布雷默的指导下启程前往巴黎，亲自去光临那座被无数有趣的灵魂寄予期许的艺术之都。 而那又是个欧洲人分外安乐的时间节点：工业革命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电力生活设备广泛普及，各国在非洲的利益也在1902年瓜分完毕。尽管德意志人作为后发列强势力，已经在两次摩洛哥危机中与英法等国产生激烈的利益冲突，为日后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埋下伏笔，西欧世界大体上仍旧维持着纸醉金迷的浮华外表。 出街逛画廊的环节行至《洛林夫人的画像》面前，她便再难掩欣喜之情。这幅画创作于梵高割掉耳朵后住院的那段日子，他萨满附体似地开始在书信中与高更谈到与远航水手有关的生死观，因而对“摇篮”这个意向格外魂牵梦萦。  画中那只握着绳索的手，无形中像是也给了观者隐约的摇曳，这一点彻底征服了海伦。从此，她对梵高又有了新的认知，发现他面对复杂事物时的冷静，才是作品中最迷人的部分。 稍后，在另外几家画廊，他们买到了不少于15幅梵高的作品，费用只花了店家出价的三成。存在这么大的还价余地，说明梵高在那个时间点上的市场地位，远达不到后来这么说一不二。人们在回忆录中发现，与海伦用矜持强压着的兴奋心情相比，跟她同行的布雷默倒是刚踏出店门就激动得“像树叶那样颤抖”。 © Kröller-Müller Museum, Otterlo, The Netherlands 地震之前老鼠会乱蹿，这是人们根据经验总结出来的生物本能。那么，一位艺评人为自己的收藏开心到有意识的地痉挛起来，会是某位被埋没的艺术家重见天日前的固定征兆吗？ 1913年在纽约举行的军械库艺术展览会，映证了这种“超自然现象”貌似有几分道理。 包括基督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开始对梵高作品的入驻，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 梵高《有丝柏的道路》 May 1890, Oil on canvas, Kröller-Müller Museum © Kröller-Müller Museum, Otterlo, The Netherlands 有些报纸不惜豁出半个版面登载梵高那幅仿米勒的《拾穗》，有些撰稿人则不吝直言他是是彼时“新颖且令人惊讶”的前卫画家。在那个信息传递不发达的年代，有些评论家当场才了解到梵高早已自杀身亡，亦对此表示无限惋惜。 梵高《夕阳下两位农妇开掘积雪覆盖的田地》（仿米勒《拾穗》） 那既是梵高作为艺术标签登堂入室的重要标志，也是他作品身价一路飙升的里程碑。当然，这也正式宣告了海伦和布雷默那次难忘的“捡漏”经历，以后不太可能被再度复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得益于出版的三卷书信合集，梵高的名气在德语世界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那些富有表现力和文字，被称为 19 世纪同类作品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梵高的心路历程不仅在字里行间彻底浮出水面，他引人入胜的理想神话和他为艺术受苦的挣扎，也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梵高《黄房子》 September 1888, Oil on canvas, 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 (Vincent van Gogh Foundation) © 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 (Vincent van Gogh Foundation) 由是观之，在画面里找到了宗教世界不曾存在的灵性，与海伦沉迷梵高不能自拔有着很大关系。画家因营养不良、过度劳累、失眠和酗酒而罹患精神疾病时记录下来的梦境和真实，冥冥之中，也暗合了海伦在青春期就开始勇敢质疑上帝、圣经、存在、物质等概念的叛逆思维。 水涨船高之间，海伦对艺术的热爱，从梵高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1910 年的佛罗伦萨之旅，使海伦萌生了建造博物馆的想法。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之作，给她留下了蔚然大观的印象。“教堂抽象、平坦的多面体，是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她写道，“这些奇迹不是出自国王的命令之下，而是由人民建造的”。 海伦早期陈列藏品的空间 后来因为在一次危及生命的手术中幸存，她的愿望不仅变得更加迫切，也隐含了一丝劫后还愿的神秘主义色彩。由于丈夫热衷于狩猎活动，之前曾经在上费吕沃（De Hoge Veluwe）买下大片猎场，她便希求在这片现成的土地上构造出自然与艺术相结合的文化景观。 时至1920年前后，这处今天被别称为“荷兰梵高国家森林公园(Nationaal Park De Hoge Veluwe)”的工程已初具雏形，占地面积约5500公顷。修建在湖边的圣胡伯狩猎住宅(Jachthuis St. Hubertus)，是汇聚其中一切优雅的灵魂。 圣胡伯狩猎住宅 它由一座位于中心的高塔以及向两侧斜向伸展的翼楼组成，两侧带有花园，东北侧是一座八角形庭院，由主建筑的东北立面、两座翼楼、两座大门以及后楼围成。和那些来自北欧各地的麋鹿、狍子、野猪、盘羊等动物一并前来的，当然还有许许多多艺术品。由此，兴建库勒-慕勒博物馆(Kröller-Müller Museum) 成了接下来顺理成章的续作。 然而，1923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来袭，令夫妇二人不得不停止博物馆的建设。紧接着，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遭遇。
博物馆的整体外观 放眼欧洲各地，烧不起煤炉取暖的贫困家庭远远多过对画展有兴趣的观众，各地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让整个社会仿佛坐在了即将爆炸的火药桶上。各阶级间的利害矛盾，早已超越几场陶冶情操的艺术派对所能舒缓治愈的范围。 所幸在1935年，解决问题的方案被正式提出台面。梵高森林国家公园基金会的成立，使得博物馆的营建工作，由政府负责提供有息抵押贷款后续跟进。而馆内所藏的艺术品，也因此从私人财产转化为国有。 建成之初的展馆内部格局 三年后，约莫是纳粹德国着手侵吞整个欧洲前夜，博物馆终于正式对外开放。这里所藏的梵高作品数量仅次于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其中包括譬如《夜间咖啡馆》、和《有丝柏的道路》在内的90余幅油画和185幅素描。除此之外，馆内还藏有蒙德里安、雷诺阿、乔治·修拉、贾科梅蒂等名家的作品。 与来宾鉴赏画作的晚年海伦 可惜新馆落成的喜悦，只陪在她风烛残年之际度过了一年左右的美好时光。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海伦也随即溘然长逝。人们在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还不忘拖拉着灵车，缓缓地再一次带她回到她所钟爱的那些画作周围。 海伦的葬礼 而那位启蒙海伦迈进艺术殿堂的画商布雷默，于1956年在荷兰海牙走完余生。比海伦多活了十几年，他大抵有幸亲历了荷兰美术在他的辛勤推广下走向空前繁荣的阶段。 以某个较低价格收购的藏品，能伴随艺术家的走红而身价陡增，是每位藏家多少都曾期盼过的好事。但能逆业内风评潮流而上，坚信屡次藏购不会错付一位被埋没的天才，就未必是任谁都能坚持的奉献式精神了。 博物馆入口处的今日样貌 肯多破费些车票机票，赶赴异地多参加几场首展揭幕仪式，或许在不少人心目中就已经算是艺术行业的发烧友了。可在自己经济状况已不宽裕的状况下，还能倾家荡产，全身心扑在艺术事业上，背后一定不是平凡的个人趣味考量。 若干年后，大众方才注意到海伦的墓碑上赫然写着：“我相信一切事物都是完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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