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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中国二千年文化的堕落，荀子是罪魁祸首 谭嗣同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失败，堂堂中华帝国竟败于蕞尔小邦日本之手，年仅三十的谭嗣同痛心疾首，写下洋洋五万字《仁学》一文，反思中国何以沦落至此。  《仁学》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名篇，但它很不好读懂，甚至有些佶屈聱牙，逻辑不通。在该文中，谭嗣同把他学到过东西都揉到一块，儒、释、道、耶是一家，乃至于借用物理学中的概念“以太”来描述世界的起源。简而言之，谭嗣同无非想说明三个大问题： （1）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谭嗣同说，世界的本质就是“仁”。世界有了仁才会有秩序，没有仁就变得“麻木不仁”。人世间的伟大思想皆出于此，孔子的仁学，释教的慈悲，耶教的博爱，都在揭示这个真理。 （2）文化的本质是什么？谭嗣同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传承仁，有仁爱，才谈得上人的平等。 （3）政治的本质是什么？谭嗣同说，政治的本质从文化中来，最高形式是“大同”，君臣平等，没有暴政。 谭嗣同认为，中国的衰败，早在两千年前就埋下隐患。若论制度，祸在秦政；若论文化，祸在荀学：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秦政皆大盗，荀学皆乡愿，这话听起来惊世骇俗。乡愿，就是伪善，凡事不讲原则，与坏人同流合污。谭嗣同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制度源于秦始皇的集权加专制，秦政借孔子仁义之名，行专制窃国之实，荀学也乐于与专制主义相唱和，二者互为表里，相资利用。在君主专制下，帝王独大，臣民都是帝王谋取私利的工具。秦朝虽亡，但专制主义照旧。汉兴，叔孙通导君于恶，让刘邦“今而后知皇帝之贵”。唐太宗以科举行专制之术，“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韩愈助纣为虐，竟然说出“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种毫无道理的谎言！政治制度制度贻害中国二千年，直到王夫之等人才痛斥其非。 谭嗣同进一步指出，专制主义的根子在文化。中国文化本于孔子的仁学，但是，孔子以后，儒学的传承失真： “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故痛诋君主，自尧舜以上，莫或免焉。不幸此两支皆绝不传，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曰法后王，尊君统，以倾孔学也；曰有治人，无治法，阴防后人之变其法也；又喜言礼乐政刑之属，惟恐钳制束缚之具之不繁也。” 大意是说，孔子的儒家后来演变为两大派别：一派从曾子、子思到孟子，推崇“民主”（实为“民本”），一派由子夏、田子方到庄子，斥君主，倡个人自由。可惜，这两支都没有传承下来，倒是荀子一家独大，打着孔子之旗号，提倡“法后王，尊君统”，以“礼乐政刑”为钳制束缚臣民之工具。 谭嗣同认为，荀子的儒学显然违背了孟子“民贵君轻”之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大臣们的卑诌侧媚、奴颜婢膝反而成了“忠义”，而在上者也视“君尊臣卑”为理所当然，放纵横暴，人民的思想长期禁锢，竟然习以为常。这样，正统的孔门仁学变质了，沦为“乡愿”儒学，沦为专制主义服务的“奴才”儒学。 客观而言，谭嗣同把两千年的中国政治制度和主流文化全盘否定，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因为他忽视了封建专制主义相对于原始社会和奴隶制度乃是一大进步，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发展既有人为的选择，也遵循着某种固有的规律。实际上，荀子之学，是儒家和法家的合流，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有其合理的一面，是中国历代当政者的博弈和选择。然而，法久生弊，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愈演越烈，明清以后确实成为痼疾。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谭嗣同提倡民主、平等，反对君主专制，为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而呐喊，具有思想启蒙的进步意义。然而，谭嗣同毕竟太年轻，他的《仁学》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确实有些以偏概全，过于激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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