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简史：蛮荒到童话

作者：科丝婷·罗卡

本文摘录自《现象式学习》一书中芬兰史部分

知过往，方能更了解前路在何方

        知过往，方能更了解前路在何方。我认为值得花笔墨谈一谈芬兰人是如何奇迹般地通过拼搏从极度贫困走向富裕和平等的。在19世纪，芬兰就高度重视学校教育和读书认字。许多连食物都买不起的人却渴望买书。今天，免费开放的图书馆仍然是芬兰人度过闲暇时间的热门去处。这也许会给那些仍在每天挣扎的人以及正在去往更好生活路上的国家带来些许激励。

从何而来

近年来随着DNA研究和其他人类学更高级的研究方法的发展，我们对于很多历史事实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这个故事？也许它能帮助你理解教育和公平在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进程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也许这个故事会给人以希望。如果芬兰能够做到，那么为什么那些至今仍在贫穷和饥饿中的国家做不到呢？芬兰人的精神可以用一个芬兰词语“sisu”来描述，它是指勇气和韧性。

芬兰人最初以狩猎和捕鱼为生，我们是欧洲最后进入农耕社会的民族。我们国家的芬兰语名称是“Suomi”，有人认为它起源于“Suomaa” ——沼泽之国。然而，一些研究人员现在则认为这个名字起源于另一个爱沙尼亚语中的单词。

芬兰被瑞典统治了至少600年。尚无确切的历史证据表明瑞典究竟是在哪一年征服了芬兰，但大约是在13世纪。芬兰过去由部落和边远地区组成，所以一直到1323年都没有确切的边境线。芬兰东部的一些地区至今仍然非常欠发达。我们的东南部地区边界附近时不时会成为瑞典的一部分。特别是在芬兰东部的一些地区，人民仍然非常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原始信仰。我们的祖先崇拜自然。古老的芬兰信仰及神灵与很多国家原住民的信仰和神灵类似，比如“乌科神”（无所不能之神）、“塔皮奥神”（森林之神）、“阿赫蒂神”（湖神）等。对一些小的精灵，例如小矮人、仙女和森林小妖的膜拜一直延续到基督教时代。很多家庭都有自己的看家精灵。

“芬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城市居民经常在他们位于乡间的小木屋度过夏天。20世纪50年代，我的祖父在湖边建造了一座朴实的房子。至今它依然是我们夏天最喜欢消磨时光的地方。徒步、采摘莓果和蘑菇、观鸟、钓鱼和打猎是芬兰人普遍的爱好。在冬季，滑雪、溜冰等户外运动深受芬兰人喜爱。很多芬兰人享受去森林里散步。”

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借助口传叙事、民谣和民歌，讲述了民间故事。19世纪，艾里阿斯·隆洛特四处旅行，结识民间的吟唱艺人和说书人，他记录和整理了他们的故事和诗歌，并把它们收录在《卡勒瓦拉》中。归功于诗歌中相同的韵律，这些口头叙述的故事和诗歌被相当完好地传承下来。古时候，这些故事很可能是人们娱乐和学习的主要来源。

古代史中的残酷环境

历史上，芬兰多次经历极度的贫穷乃至饥荒。在小冰河时期，北欧地区出现了极度寒冷。在死亡率最高的1695—1697年，芬兰总人口的28%，即14万人死亡。之后一次大的灾难发生在1866—1868年，饥荒也袭击了欧洲的其他地区，例如爱尔兰。那时气候条件恶劣，两年时间几乎颗粒无收，政治统治无度。大约20万芬兰人在这3年中死于疾病和饥饿，约占当时总人口的10%。“像饥荒年那么长”这个俗语至今仍在芬兰被使用。距今最近的饥荒年份分别出现在1918年前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一些人并不了解，芬兰人民也是数百年奴隶贸易的受害者。在中世纪和近现代时期，东欧的奴隶贸易路线一直延伸到里海和中亚。尤卡·科尔佩拉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在今天芬兰的部分地区、卡累利阿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袭击中被抓获的人，最终会在偏远的贸易路线上被出售。金发少男少女被视为具有异国情调的奢侈品，远方市场对他们的特殊需求使得远途的奴隶贸易有利可图。奴隶贸易甚至一直延续到俄国统治芬兰时期的1713—1721年。那段时期在芬兰历史上被称为“俄国统治时期”或“暴怒期”。芬兰人继续被当作奴隶贩卖，同期在芬兰暴发了瘟疫。

芬兰也有着各种和平时期的文化往来。许多年来，对外贸易一直是芬兰人谋生的方式，从最初的皮草贸易到后来的焦油贸易。贸易商人和其他访客经常经海路到达，当然也有穿越东部边境从事贸易和移民的人。最新的基因研究显示，芬兰人不仅有萨米人（居住在拉普兰德地区的原住民）的部分基因，而且还有来自北西伯利亚、北欧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基因。虽然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基因库仍属非常独特和孤立的，但我们也具有历史上各种交流和融合而成的混合基因。最近的基因研究结论挑战了我们是来自乌拉尔地区单一种族的古老说法。

欧洲两大列强之间的战场

很久以前，芬兰深陷欧洲两大列强——瑞典和俄国之间的斗争。1809年以前，芬兰是瑞典王国的一部分。俄国经过数个世纪的战争和冲突，从瑞典手中夺走了芬兰。需要说明的是，芬兰东部的某些地区从来就没有真正融入瑞典。靠近俄国边界的芬兰东部地区贫穷落后，苦难不断。随着岁月的流逝，芬兰的东部和西部在文化，甚至遗传基因上都产生了差异。在东部，瑞典语传统上被视为上流阶层，甚至是征服者的语言，至今仍不受欢迎。

我的家族罗卡氏源自芬兰东南部的巨米。该地在历史上有时属于俄国，有时属于瑞典。巨米河还曾是两个王国之间的界河。在距离圣彼得堡不到300公里的巨米地区，艰难时期占据着人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许多人对贵族和政府深表怀疑。讲瑞典语的上流阶级在那里不受欢迎，因为瑞典国王曾经征收重税，进一步加重了贫苦人民的负担。

“罗卡氏的祖先自16世纪就在瑞典国王的军队中服役。在西伯拉的罗卡农场，人们会派一名男性出征，并上缴一匹战马，以换取政府免税。自18世纪起，农场获得了更多的特权。我的父亲告诉我，几个世纪以来，只有一次，一家之主必须上战场，那是因为其他的男性都死了，他们也付不起钱让其他男性代替出征。幸运的是，罗卡氏的祖先活着回来了，要不然，就不会有今天写这本书的我了。”

从自治到独立

在成为俄国的大公国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给予了芬兰自治权。1809—1917年芬兰曾是俄国的自治领地。很特殊的一点是，当时的每个芬兰人都是自由人，而直到1861年俄国绝大多数的农民还是农奴身份。芬兰保留了双语制度（将瑞典语作为官方语言），同时芬兰也保留了瑞典的立法和自己的议会。很多芬兰历史学家，例如马迪·克林格教授认为，在俄国统治下的自治时期是芬兰国家的真正开端。19世纪，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开始欣欣向荣，凝聚起了民族精神。著名的芬兰作曲家让·西贝柳斯、诗人埃伊诺·雷诺、教授艾里阿斯·隆洛特和建筑师埃列尔·萨里宁是构建我们浪漫民族主义文化的先驱人物。

随着俄国内部暴风雨式的革命爆发，芬兰在1917年获得了独立。我们国家有太多受压迫的穷苦的人民，他们相信共产主义会带来改变，同时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独立后的第二年芬兰就卷入了惨烈和血腥的内战，交战的双方为红军和白军（左派和右派）。随着德军前来支援白军，结束了1918年的这场持续了4个月的内战，但这场在国家创建之初发生的战争，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割下了深深的伤口，左派和右派用了很长的时间来修复割裂。

我们的国家依靠艰苦的努力保持了民主制度。建国初期，曾经有让芬兰成为君主制国家的方案，甚至出现了芬兰国王的候选人。但是我们最终选择了共和制，我们的首任总统是卡罗·尤霍·斯塔尔伯格。强权的总统加多党议会制度诞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1944年在芬兰境内燃起了熊熊战火。芬兰和苏联作战多年，特别是1939—1940年的冬战变得有些传奇色彩，因为那时芬兰没有任何外援，完全是孤军作战对抗强大的对手。尽管芬兰割让了卡累利阿的大片领土，包括通往北冰洋的富庶城市维堡和东部的一些地区，但芬兰依然努力保持了独立。战后的芬兰贫穷且满目疮痍，除了战争遗留下来的孤儿、寡妇和伤残军人外，还有很多来自卡累利阿的难民。我们从那样的起点发展成今天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的祖父阿尔维·罗卡（1900—1972年）藏身于森林而躲过了1918年的内战。那时红军占领了该地区。阿尔维是在火车站工作的一个年轻工人，红军抓住了他，并命令他枪杀作战的另一方。他没法这么做，所以逃进了森林。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他靠喝石缝里的水和苔藓上的露水为生。那时还是春季，森林里没有莓果可以充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祖父大约40岁。他的工作是保障科沃拉的火车站正常运营。该车站是通往东部前线的主要铁路枢纽。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因为科沃拉遭到了严重轰炸。我的亲人遭受了战争创伤，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因为城市被战火烧毁，孩子们经常被送到乡下。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在地窖和防空掩体中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1933—1944年，共计7.2万名芬兰儿童被送往瑞典躲避战乱，我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我们和20世纪初一样，处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之中。独立意识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当中，很多经历过“冷战”的人仍很难把国外的影响视为财富。尽管和苏联有一些冲突，但整个冷战期间，芬兰和所有邻国的关系都相当友好。乌尔霍·吉科宁在其执政的1956—1981年奉行和平与和缓的外交政策。因此，芬兰保持了中立的地位，并没有加入北约。1975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使东西方阵营在安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实现了和解。1991年前后一系列连锁型重大事件的发生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与原东方阵营国家的贸易停滞。全球经济衰退沉重地打击了芬兰，银行倒闭，国家处于破产的边缘。政府不得不做出大量节省、削减开支以及其他困难的政治决定。之后，芬兰开始在西方找到了新的市场。1994年，57%的芬兰人投票赞成加入欧盟，芬兰于次年正式成为欧盟的成员国。

我们漫长的苦难和饥饿史也是孕育黑色幽默的绝佳土壤。很多深受欢迎的芬兰作家深谙此道。比如，作家亚托·帕西里纳的《当我们一起去跳海》是我读过最有趣的书之一。还有罗莎·里克索姆也是运用黑色幽默的高手。这可能是芬兰人哲学的一部分——悲观主义者永远不会失望。例如姆明家族的'我们时刻准备好应对糟糕事情的发生’这种态度帮助我们度过了数个世纪。

“静默的喜悦可能来自我们不为成功大肆宣扬的态度。调查显示，非物质层面的东西同样令芬兰人快乐，比如健康、家庭和朋友。因为喜怒形于色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有时难以理解究竟为什么地球上的一些人把我们列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芬兰谚语云：幸福的人必须学会隐藏幸福。”

经历了血雨腥风般的历史，芬兰在过去的50多年里积极地为和平而努力。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和平与稳定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很多国际会议与和平协商都在作为中立国的芬兰举行。芬兰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还于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因为在纳米比亚独立、印度尼西亚亚齐的自治、塞尔维亚从科索沃撤军和北爱尔兰的非军事化问题上发挥的领导性作用而获得该奖项。

芬兰的议会制体系非常稳固。我们现在处于全世界最稳定和最廉洁的国家行列。大部分的权力基于信任，媒体和公众有批评执政者的权利。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地对执政政府行使这项权利。与之对照的是，芬兰总统通常获得更多正面曝光。总统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最多可以连任两届，即一共12年。芬兰总统不再拥有特别多的实权，但他深受人们信任。我们的第一位女总统塔里娅·哈洛宁非常受欢迎，她在2000—2012年担任总统。现任总统绍利·尼尼斯托也是一位深受芬兰人民喜爱的总统。他从2012年开始担任总统并在2018年连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