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秦》开篇即音乐缭绕，摄人心魄，连飞禽走兽都屏声静气，陶醉其间。不知几时，职业杀手悄然登场——一个有文化懂音乐的刺客，名垂青史的荆轲。而那指尖功夫了得的乐圣，即是燕国击筑大师高渐离。这两人交往甚深，常常一起“高山流水”，乐音酒味交融其间。虽然，荆轲视死如归地为太子丹殉职。但真正的知音，不是太子丹，而是高渐离。高渐离意外得知荆轲即将为主子赴死，并没有心急火燎地力劝知音放弃不归之路，因为他深度了解荆轲。最后一夜的陪伴后，荆轲上路了，高渐离也上路了，带着他那如影随形的乐器。水岸边，乐圣的心曲从他的乐器里流泻出来，激起杀手的悲壮之声：那荡气回肠的《易水歌》从此永留人间。而作者笔下的乐圣之乐，也如白居易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悲情四溢；又如李白的“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其心可鉴，其情可明。《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刺秦被杀后，高渐离步其后尘，走上了为友复仇的不归之路。秘密武器就是他的乐器！
春秋时期还有个为主殉职的著名刺客，叫豫让，他留下的一句话，比荆轲的《易水歌》影响更大：“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不过，仔细看看荆轲为之卖命的主子太子丹，其实不算“知己”。似乎重情重义，其实暗含猜忌与功利。《史记》说，荆轲要待客而行，太子丹却猜疑他可能反悔了；太子丹为他配备助手秦舞阳，却用人不察，以致被这个“猪队友”坏了大事；唯恐荆轲变卦，太子丹用激将法逼迫荆轲立即动身，说是派秦舞阳先行一步。而荆轲很不平地怒斥他之后，意气用事地仓促上阵，饱含着不服气、要强之意。其间配合并不那么默契。他们之间牵扯着有如做买卖般的利害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太子丹求荆轲办事时会以头磕地，一旦答应，就拜荆轲为上卿，盛宴、珍宝、车马、美女……大放送。据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引》记载，荆轲有次给鼓琴佳丽一句好评：“好手！”太子丹竟然为此残忍地砍下佳丽玉手，用玉盘盛上，赠与荆轲。曲意奉承之意图明显。荆轲泰然而受，点赞道：“太子遇轲甚厚!”之后，毅然舍身相报。这是一个有缺陷的英雄。
荆轲在强秦朝堂上，沉稳超人，勇武过人，有口皆碑。抖抖索索的秦舞阳，狼狈逃窜的秦王，与之形成强烈反差。虽然剑术不精，失败了，仍常常被后人奉为英雄。成语“图穷匕见”里，包裹着一段荆轲与秦王绕柱打斗的故事，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汉代画像石也有这个故事的传神演绎。而本文作者，也以其生花妙笔，跌宕多姿地戏说了这段传奇般的历史。读者只要冷静分析，不难发现，荆轲被推崇之处，主要是重然诺，轻性命，大无畏。至于是非曲直，倒在其次。荆轲本是卫国人，游侠而已，燕国存亡于他而言并不十分重要，他的英雄气节其实没法跟屈原相比。
当然，荆轲之所以失手，除了自身武艺不佳，太子丹也难咎其责。他让荆轲学当年曹沫挟持齐桓公那样，挟持秦王，然后逼他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缺陷的计划，难以实施不说，即便成功了，秦王当时答应了，事后也肯定翻脸不认账。所谓的君无戏言，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早已成了一句戏言。如果荆轲一出手就是以取秦王性命为目的，全无顾忌，成功的概率将明显高于“五成”。如果那把剧毒的匕首，像专诸的鱼肠剑一样，直接刺入嬴政胸膛，那么中国历史就将被改写。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春秋战国时代，有所谓四大刺客之说，其中一种说法是：要离、专诸、聂政、荆轲为“四大刺客”。这四人如今统统亮相中学语文课本，都是重然诺舍生行刺的杀手。但只有荆轲具详细事迹，为学生熟知。“四大刺客”究竟包含哪些人，不管哪种说法，总有荆轲之名。他是典型。司马迁《史记》中，《刺客列传》为中国最早的刺客传记体史料。全文5000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人，而荆轲一人独占3000多字。俨然一精彩纷呈的短篇小说。司马迁明显偏爱他。对于这些刺客，司马迁还是比较肯定的：“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后世的陶渊明也欣赏荆轲，情不自禁地礼赞：“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唐初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作诗颂扬：“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致敬之意，怀念之情，溢于笔端。
不过，后世批评者也不少。
苏轼非议道：“荆轲不足说，田子老可惊。燕赵多奇士，惜哉亦虚名!”
司马光指责道：“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这话很严厉，批评荆轲仅为报答太子丹“豢养”的私情，竟然置庞大家族亲人将遭牵连于不顾，异想天开地要靠一把短小匕首壮大燕国、削弱秦国。司马光忍不住骂他太蠢了。
朱熹也很不屑：“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
春秋战国时代，处于风雨飘摇的动乱之中。百态人生，总会留痕于史料里。而生动传神，呼之欲出的荆轲形象，可谓那个动乱年代刺客群体里的一个典型。后人不妨视之为先秦乱世中的刺客“标本”，可用于探究历史，洞察人生。但不可树为榜样，盲目效法，谨防走火入魔。
刊发于2021.9.3《劳动时报》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