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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教育专题】哲学本性与大学使命

 新用户5189P0ZJ 2021-09-04

哲学本性与大学使命

文/夏年喜

学哲学有什么用?讲授哲学课的教师最害怕学生问这样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哲学教师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不仅国内如此,国外也如此,不仅现在如此,过去也如此,并且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我尝试从哲学本性及其与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间的关系来论述哲学之用。

01

无用之学

法国年鉴派史学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该著作原名为《为历史辩护》)的开篇用的是他儿子的一个问题:“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为回答这个问题而撰写了这部著作。哲学教师的处境其实与这位史学家相似。冯友兰先生早在1947年与美国的哲学教授们交流时,就有美国的哲学教授说,最怕学生的家长们所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教孩子们的那些东西,对孩子们有什么用处?”据说教授们对于这个问题,茫然不知所对。

从“实际”的观点看,哲学无用,对于这一点哲学家们也不否认,人们常用庄子“无用乃大用”[1]的思想来说明哲学之用,显然,“无用乃大用”是以承认“无用”为前提的。冯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就明确表示:“哲学对客观事实并不提供任何信息,因此,哲学对现实问题并不试图去具体地解决。举例来说,哲学不能帮助人长生不老,也不能帮助人发财致富。”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为我们增进对事实的知识并无用处。”[2]

哲学有什么用?这是哲学教师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尤其是哲学专业的本科生。邓晓芒教授曾对此表示过深深的无奈,“在实行学费制的这几年,哲学系的每届新生都不得不叫我们这些哲学教授们去给他们做稳定专业思想的工作,因为家长和学生们越来越感到,每年投资数千元来学习这种'毫无用处的’知识实在是太花不来了,还不如去学一门足以糊口的小本领。当我听着那些哭红了眼睛的新生陈述自己想要转系的理由时,不由得产生一种深深的同情,心想我也许正在和大家一起骗人、害人、误人子弟!这种强制性的专业分配有些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先结婚、后恋爱’。”[3]这种尴尬哲学教师们都应该深有体会,当参加高考咨询的时候,当高考各专业第一志愿填报人数大排队的时候,当面对哲学系的本科生要求转出哲学系的时候,当学校公布各本科专业毕业生签约率的时候,……有太多的时候让哲学系的老师们有误人子弟之困惑了。难怪陈嘉映教授主张取消大学本科的哲学专业。虽然陈教授的这一主张不是基于高校哲学系所面临的困境提出的,他的主要的理由或者说全部的理由是“哲学自身的性质”,即“哲学是对经验的反思,是对知识的反思。十八九岁的大学生,没什么生活经验,没有什么知识,他反思什么?”陈教授认为, 单从哲学自身的这种性质来说就可以取消哲学本科专业了,况且“从外部情况来考虑也应该支持我的主张。”陈教授十分了解哲学系的生源现状,了解现在哲学系极少招到第一志愿的本科生,大多数学生都是被调剂到哲学系的。“这些学生既不愿意学哲学,他的能力又可能不适合学哲学,花力气去教他们哲学,不仅浪费了学校和教师的力量,更要紧的是糟蹋了这些学生。本来,他们学一点实用知识、实用技能,花了学费、用了苦功,还算值得。现在你教他读阿奎那,读康德,他就算一个一个学期考过了,将来,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再也不会去找出阿奎那和康德来读读。不像学过数学,学过外语或计算机,不像读了些诗,不像学了游泳或开车,这些对他将来的生活将来的学习会有用,或有意义。对于绝大多数的哲学系学生来说,他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对他将来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对普通劳动者来说,哲学本是无用之学,爱好者得了闲空,自可以读读,聊聊,但把这无用之学强加给年轻人,枉费四年最宝贵的青春,我个人觉得很残酷。”[4]在一般人眼中,哲学是一种玄奥而无用的东西。周国平表示:“这个印象大致是不错的。事实上,哲学的确是一切学科中最没有实用价值的一门学科。因此,在当今这个最讲求实用价值的时代,哲学之受到冷落也就是当然的事情了。”[5]

邓晓芒的“骗人、害人、误人子弟”、陈嘉映的“糟蹋了这些学生”和周国平的“最没有实用价值的一门学科”,当怀着这样的心态站在本科生的讲台上讲授哲学时,我们还有何底气传道授业解惑呢?

02

哲学本性

哲学到底有什么用?我始终相信这是个问题,也相信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还相信没有一个人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

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等级:天然的“自然境界”,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和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其中前两种境界是人的自然状态,后两种境界是人自己的心灵所创造的。冯友兰认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为了帮助人达到后两种人生境界,特别是天地境界。天地境界也可以称之为'哲学境界’,因为唯有经验哲学给人的宇宙情怀,人方始可能达到天地境界。”因而,“哲学的功能……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它所能做的是给人一种观点,使人看到:生比死所胜无几;人们所失去的也就是他所得到的。……哲学可以给我们一种有用的观点。”[6]他曾明确指出,“哲学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一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这个'地’就是人的精神境界。”[7]冯先生早就发表了对哲学之用的上述看法,在他之后从事哲学教学或研究的人们并没有停止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或探索,说明冯先生的观点并没有说服大家,至少没有完全说服大家。何况,冯先生谈哲学之用时主要是针对中国哲学传统而言的,西方哲学所追求的似乎并非要帮助人们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倘若用冯先生的话来回答学生,我不认为学生会满意这个回答。

陈嘉映在谈到要取消哲学本科专业时说,他的一贯的看法是:“哲学不是一个专业。一名化学系的学生学到一大堆化学知识;研究晚唐史的有一大堆晚唐史的知识。哲学家有什么可以称作'哲学知识’的东西?除非是说,精读了一些哲学经典。”[8] 对哲学经典的阅读被很多人奉为学习哲学的捷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如周国平在《直接读原著》一文中就说:“哲学的精华仅仅在大哲学家的原著中。如果让我来规划哲学系的教学,我会把原著选读列为惟一的主课。……如果没有一种原著引起你的相当兴趣,你就趁早放弃哲学,因为这说明你压根儿对哲学就没有兴趣。”[9]但陈嘉映在另一处又明确说:“在我心里,哲学是一门科学,一门关于讲道理的科学,这门科学研究的是讲道理的技术或艺术。讲道理的科学有用没用?当然,人们用不着学习讲道理的艺术,就已经会讲道理,研究这门艺术的,实际上仍然可能不讲道理,或在讲道理的时候笨嘴拙舌,就像研究运动医学的教授可能一下场踢球就伤了膝盖。但我仍然觉得讲道理的科学有用。第一,人们爱讲道理,第二,人们愿意自己的道理讲得通,甚至讲得漂亮。第三,人们经常不知道怎么把道理讲得顺畅,讲得漂亮。四,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和学习提高自己讲道理的水平。”[10]既然哲学是一门科学,而科学总是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的,那又何以没有可以称作哲学知识的东西呢?我是该相信哲学是一门科学呢,还是应该相信没有可以称作哲学知识的东西呢?我知道我不能两者都信。既如此,陈嘉映的“哲学之用”自然对我是没有说服力的。

周国平说:“哲学培养的是一种思考能力和看问题的角度,是一种情怀,教人怎么思考,怎么安身立命。”他认为哲学至少有以下三点好处:“第一,哲学使我们在没有确定信仰的情况下仍能过一种有信仰的生活”;“第二,哲学使我们在信仰问题上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第三,哲学的沉思给了我们一种开阔的眼光,使我们不致沉沦于劳作和消费的现代漩涡,仍然保持住心灵生活的水准。”[11]哲学所带来的这些好处一定不具有共性,否则每个学哲学的人,退一步说每个学哲学学得好的人,更退一步说每个可以被称为哲学家的人,都能体会到哲学的这些好处,而这点正是我所怀疑的。这段话于我还是没有说服力。

哲学本意是爱智慧,是对智慧的追求。从词源上考察,哲学英文为philosophy,是从古希腊文的philo和sophia两个词演变而来,philo是“爱”,sophia是“智慧”,组合在一起就是“爱智慧”。在古代汉语中,哲的含义也是智慧。汉语的“哲学”一词最早是日本学者用来表述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学说,1896年前后,中国近代思想家黄遵宪将这一表述引入中国,并逐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所接受。

哲学既然是爱智慧,它便不侧重于知识,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为我们增进对事实的知识并无用处。哲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考的状态,一种系统的反思性、批判性的思维活动。“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正是哲学家爱智慧的典型写照。哲学家狄德罗曾经说过:“怀疑论是走向真理的第一步。”[12]康德更是把自己的哲学叫做“批判哲学”。黑格尔说:“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13]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也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强调了怀疑与批判的重要性,“我的门徒们,……我要劝你们:离开我吧,小心谨防查拉图斯特拉!而且更好的做法是:为他感到羞耻!也许他欺骗了你们。知识人一定要不仅爱自己的敌人,而且也能恨自己的朋友。如果人们永远只做弟子,他就没有好好报答他的老师。为什么你们不想扯掉我的花冠呢?……现在我要叫你们丢掉我,去寻找你们自己;惟当你们把我全部否弃时,我才意愿回到你们身边。”[14]如果只是被动地接受前人的知识,那我们永远不能前进半步。

西班牙哲学家琼斯·奥特加·加塞特把人类之旅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帝时代”,路上的行人都是朝圣者,目标是发现我们如何适应已规划好的事物;第二阶段是“文化时代”,路上的行人都是工匠和行吟诗人,目标是发现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如此;第三阶段是“力量时代”,路上的行人都是商贾大亨和政治家,目标是控制和创造财富;第四阶段是“解构时代”,结构分崩离析后获得重生。[15]我们生活在解构的时代,而解构的本质就是反中心,反权威,质疑那些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信条,而这种质疑正是哲学的本性。换言之,哲学的本性是批判。在解构的时代,哲学的这种本性显得尤为重要。


03

大学使命

1998年10月,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在法国首都巴黎召开,讨论通过了《面向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草案,其中第一条的标题为“教育与培训的使命”,使命之一就是“通过强调道德和伦理,培养批评性和独立的态度,探讨战略选择和人性主义的新进展,以帮助保护和提高社会价值观。”第五条的标题为“教育方式的革新: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教育学生,使其成为具有丰富知识和强烈上进心的公民。他们能够批判地思考和分析问题,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承担社会责任。”“为实现这些目标,课程需要改革以超越对学科知识的简单的认知性掌握,课程必须包含获得在多元文化条件下批判性和创造性分析的技能,独立思考,集体工作的技能。”[16]

一些国际知名大学的校长们也畅谈过大学教育的使命。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在谈到大学教育的使命时说:大学的教育使命在于“寻求培养学生的这样一种能力:就事情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简单地接受他们此刻生活中必须说是或无比重要的东西。大学的教育使命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教会青年思考。如果我们认为创新能够带来未来的繁荣和稳定,我们就必须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创新只能来自以不同方式思考的人们,来自为自己考虑的人们。”[17]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教育战略计划委员会”在1993年提出的衡量本科毕业生水准的12项标准中也包含有类似的内容,如“具有清楚地思维、谈吐、写作的能力”,“具有批判性和系统性推理的能力”,“具有形成概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具有敢于创新和独立工作的能力”等。[18]

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教育发表过很多真知灼见。在他看来,“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他还进一步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最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19]爱因斯坦的这些真知灼见对于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高等教育的这些使命如何实现呢?显然,这些使命是不可能靠单纯的知识或技能的学习或传授来完成的。罗素曾经通过一个故事告诉人们怎样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德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完全是德国人的功劳,英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完全是英国人的功劳。有人问罗素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罗素说,应该把这两种小学教科书放到一块儿让孩子念。有人担心,这样会使孩子们无所适从。罗素的回答则是:你教的学生怀疑了,你的教育也就成功了。在面对不同的观点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两种观点不可能都成立的时候,学生们自然会去思考哪种观点更站得住脚,论据更充分,这个过程自然也就培养了学生提出问题、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他们的批判精神。而批判是哲学的本性,因而批判精神的养成离不开哲学教育,并且批判精神的养成主要靠哲学教育。“理论思维……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20]恩格斯的这段话虽然不是从哲学的批判本性来说学习哲学的重要性,但学习哲学所以能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其实质还是在于哲学的批判本性。爱因斯坦所强调的“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其实强调的就是哲学教育。“哲学院(philosohical faculty)是大学的灵魂和光荣,它是其他任何事物的基础。没有哲学院,神学就会成为枯燥的教条,法学就会成为一门日益枯萎的学问,而医学就会陷于危险的经验主义当中。”[21]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汉语中的“批判”我们最熟悉的用法是对所认为错误的思想、言行进行批驳否定。但“批判”一词的最早的用法并非如此,而是表示“批示判断”。“批判”也用来表示评论、评断。英文中与“批判”对应的那个词或那类词也并非只表示对所认为错误的思想、言行进行批驳否定。我们仅以“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中被我们译为“批判”的“critical”来进行说明。“critical”这个词源于古希腊文kriticos和kriterion。criticos的本意是“提问、理解某物的意义和有能力分析”或“敏锐的判断”,kriterion的本意是“标准”。故“critical”隐含着“依据标准进行敏锐判断”之意,“对所认为错误的思想、言行进行批驳否定”应当说是这种意义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

学哲学有什么用呢?季羡林先生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高明的人士教导说:哲学的用处大着哩,上可以阐释宇宙,下能够指导人生;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靠哲学来总结,世界人民前进的道路靠哲学来指明;人文素质用哲学来提高,个人修养用哲学来加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话都说得很高,也可能很正确。但是,我总觉得有些地方对不上号。我也曾读过西洋哲学史,看过一些中国哲学史。无奈自己禀性庸劣,缺少慧根,读起来总感到有点格格难入。这就好像夏虫不足与语冬,河鳅不足与语海,天资所限,实在是无可奈何。”[22]像季先生这样的大师都认为自己缺少慧根,难以领会哲学之大用,何况我这等禀性更为庸劣之人呢?于是,再被学生问起这类问题并且无力使学生相信“哲学是有用的”的时候,多少就不那么惴惴不安了。但哲学有什么用呢?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

注释:

[1] 参见《庄子》“人间世第四”。《庄子集解》,王先谦著;《庄子集释》,郭庆藩著,《诸子集成》第3册,国学整理社编,北京:中华书局,1954,第27~29页;第77~81页。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第100、297页。

[3] 邓晓芒:“高校哲学教育的误区和前景”,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2001.12.13。

[4] 陈嘉映:《白鸽三十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221、222页。 

[5] 周国平:《无用之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42页。

[6]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第299、5、100页。

[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30~31页。

[8] 陈嘉映:《白鸽三十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221页。

[9] 周国平:《最合宜的位置》,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第31页。

[10] 陈嘉映:“哲学的用途——致赵汀阳”,《书评周刊》,1998.6.19。

[11] 周国平:《无用之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50页。

[12] 《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17页。

[13]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7页。

[14] [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97页。

[15] 参见[英]诺曼·朗沃斯:《终身学习在行动——21世纪的教育变革》,沈若慧、汤杰琴、鲁毓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24页。

[16] “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10月9日于巴黎),百度文库“面向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宣言”。

[17] [英]科林·卢卡斯:“21 世纪的大学”,蒋凯译,载《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2[5],第50页。

[18] 转引自谷振诣、刘壮虎:《批判性思维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9页。

[19]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范岱年、赵中立、李宝恒、张宣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174、358、17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84页。

[21] [美]约翰·伯格斯:“美国大学:它将在什么时候形成?它应该建在哪里?它将是怎样的?”,牛可译,《人文学与大学理念》,哈佛燕京学社主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第496页。

[22] 《季羡林说和谐人生》,北京:中国书店,2008,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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