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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战国至东汉时期，青铜牌饰曾广泛流行于北方草原地区。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和南西伯利亚均有发现。其分布范围与东汉以前匈奴的势力范围相重合，故又称之为＂匈奴牌饰＂。匈奴牌饰多以青铜铸造，少量鎏金或以金银为材质，主要是作为腰带佩饰或马具装饰。题材包括几何图案、动物和人物纹饰，动物常呈现出后蹄翻转的典型斯基泰风格。 长期以来学者认为这一系列的牌饰应该都是由匈奴民族制造的，是出自匈奴本土的特色产品。然而，随着考古发现的推进，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历史的某一时期中原王朝也曾铸造匈奴风格的牌饰，出土牌饰似乎并不能简单地认定就是匈奴地区的产品。1979年，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墓地发现两件虎豕咬斗纹金牌饰，其中一件背面边缘刻有铭文＂一斤二两廿朱少半＂，并另刻＂故寺豕虎三＂五字。黄盛璋先生据其＂半＂＂两＂二字的写法推断为秦国文字，＂寺＂当属秦国的官府机构。另有十二枚刻铭银节约推测为赵国制造。由此人们认识到这两件牌饰可能是秦国官方的产品。 1999年，在西安市北郊发现一座战国晚期墓葬，墓主侧身屈肢，陪葬有铁刻刀、铸铜模具、砺石等随葬品四十一件。推测墓主应该是战国晚期的秦国工匠。引人注目的是，墓葬中发现五件典型匈奴牌饰的陶模（下图1-5），证实了战国晚期秦国官方也在铸造匈奴风格的牌饰。  图1：人物纹饰牌模 图2：马纹饰牌模  除此之外，在西汉时期各诸侯王墓中也发现了一些具有典型匈奴风格的牌饰，它们的制造者令人怀疑。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有动物纹牌饰，包括一龙二龟（图6）、二羊交缠（钩啄怪兽）（图7），其中一龙二龟是典型的中原文化主题。 徐州狮子山汉墓发现二件猛兽咬斗纹金牌饰（下图），其背面分别刻有＂一斤一两十八朱＂＂一斤一两十四朱＂，匈奴牌饰中却未见刻写重量者。此外诸例下文详述。 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出土的兽首金牌饰（下图），长方形，上部为两排小兽首，吻部长而尖，有耳。下部为3个大兽首，外侧两个似羊形；内侧一兽首口大张，齿外露。四周有麦穗纹边框。 西安东郊三店村两汉墓，有双熊噬马纹牌饰（下图），铜片鎏金，浮雕双熊噬马。马四足作跪卧状。熊咬住马的尾巴，下面露出熊的身和足。周边空隙处饰有内向的狼首纹。 由此，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在战国至西汉时期，秦、赵、西汉等国家与王朝似乎也在进行着匈奴牌饰的制作。黄展岳先生提出，南越王墓一龙二龟纹牌饰可能是＂中原汉人专为内徙匈奴人制作＂并流转到南越国，也可能是＂南下中原人在南越宫廷＂仿制的。同时也谨慎地提出，两广地区发现的其他题材牌饰可能仍是＂北伐匈奴的秦军官兵＂战利品，因南平百越带到岭南。 罗丰先生则依据西沟畔墓地、辛庄头墓地、西安北郊工匠墓的刻铭牌饰和陶模，近一步指出一些牌饰是由＂中原定居民族生产的＂。 卢岩先生等人列举了西汉诸侯王墓内的匈奴牌饰，指出其在汉代贵族中具有身份等级的象征意义，并认为它们＂是汉代工匠在当地（中原地区）生产的物品＂。 潘玲依据造型纹饰和使用方法，将春秋战国至魏晋时期的矩形动物纹牌饰分为四型，并发现一类A型牌饰的分布范围明显集中于西安、北京、徐州、广州等中国中东部地区，草原地带却少有发现。 日本学者小田木治太郎梳理了匈奴牌饰在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的兴衰历程，也认为一部分牌饰是汉王朝制造的，并可能与汉武帝的匈奴政策有关。 凡此种种，学者们隐约意识到，并非所有的匈奴牌饰都是由匈奴民族制作的，存在一部分牌饰出自当时中原王国或王朝的宫廷之手。但是，＂中原制造＂牌饰是否有自已独特的特征呢？如何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辨识这些中原王朝的产品，似乎少有人讨论。现在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原＂并非地理概念，而是文化概念上的中原，即与当时＂匈奴＂相对的秦国、赵国、秦代、汉代等历史王国和王朝所统辖的范围。 这些牌饰究竟是匈奴制造还是中原制造的呢？ 有一个细节值得讨论。在狮子山汉墓的金牌饰上，右半边和下方出现了数个鹰喙鸟头的动物造型（下图1）。简报中称之为＂边缘饰以钩缘鸟首＂。西安东郊汉墓的2件铜牌饰右侧也排列着数个＂鸟首＂，并连成卷云纹状（下图2）。 在西汉宛朐侯刘执墓的牌饰中则更加明显，牌饰上方饰有两排＂鸟首＂，简报称为＂吻部长而尖＂的小兽首（下图3）。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的双羊牌饰，左右两侧也各有一个小＂鸟首＂（下图4）。 回顾西安北郊秦墓的陶模上，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的＂鸟首＂，简报称为＂鸟喙状装饰＂。这种＂鸟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作为推测，牌饰上的＂鸟首＂可能是草原文化中常见的神兽＂格里芬＂。格里芬源自希腊神话，最初是一种狮首马身的有翼神兽。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流行于欧亚草原地区，逐渐演变为一种弯钩状鹰喙的鹰首（或狮、鹿、羊首）马身怪兽，并且大量出现在匈奴牌饰之上（下图5、6）。
战国至东汉，中原文化中的多以整只飞鸟装饰器物，从未见过单以鸟首相连的装饰风格。这种牌饰上的图案或许就是外来的。但实际上即使是匈奴牌饰上也大多以整只格里芬为母题，很少见到单以格里芬头为装饰的。上文这种＂奇怪＂的装饰风格或许是中原工匠采借草原格里芬母题而加工自创的。可以看到，狮子山汉墓牌饰里的格里芬还保持着弯钩鹰喙的典型特征，东郊汉墓中的格里芬也明显是鹰喙，但脖颈以下却幻化成云气纹的图样，这在传统匈奴牌饰中是未曾见过的。到了刘执墓格里芬已经彻底失去了鹰喙的特征，变成尖直的鸟嘴。头部也变得细长，脑后还新增一撮羽毛，完全变成了＂鸟首＂的形象。更明显的是南越王墓的格里芬，已经彻底变成尖嘴小头长颈，脑后有毛的＂神鸟＂，与草原地带和狮子山汉墓的格里芬已有很大差别。当然西安北郊秦墓的＂鸟首＂是开启先河的。可以发现，在这些牌饰上出现了一种草原文化中没有，汉文化中也没有的纹饰。这可能就是由中原工匠借鉴草原文化而创造的，并且在流传推广中逐渐讹传成似是而非的＂鸟首＂。这种独特的纹饰或许可以作为它们产自中原的证据。 另一种纹饰的变异需要从南越王墓的＂二羊交缠＂纹牌饰说起。此纹饰的牌饰南越王墓出有14件，报告称之为＂二羊交缠牌饰＂，黄展岳先生也认为是＂二羊左右背向卧伏，躯体下半部向上翻转，似作相偎寻欢状＂，潘玲亦从此说。但卢岩先生却称之为＂虎噬羊纹＂，惜未说明理由。究竟哪一种图案的解读是正确的呢？卢岩先生的说应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定名为＂虎噬羊纹＂或＂兽噬羊纹＂。 以图为例，可以看出牌饰左侧为一向上翻转的动物后腿，左上角可以看见明显的蹄甲，这是羊、马、牛等动物才有的特征（下图1、2、3）。牌饰右侧也有一向上翻转的动物后腿，但是脚掌末端却是圆融的，与左侧的后腿截然不同，不见羊蹄甲的结构。再沿着左侧后腿向右寻找，可以看到一个长着盘角的羊头，羊眼圆睁，羊口微张。而沿着右侧后腿向左寻找，却发现一个菱形脸，如意耳的兽头，与右侧羊头差别非常大。整体来看，画面左侧的羊有蹄甲、羊角，可以确认是羊的造型；但是画面右侧的＂兽＂既没有蹄甲，也没有羊角，似乎难以称得上是＂羊＂，更像是有圆脚掌的虎、豹一类野兽。况且，就位置而言，兽嘴显然已经深深侵入羊背，似乎不仅仅是抚摸。或许用＂猛虎噬羊＂或＂猎兽噬羊＂的场景更能解释得通画面上的要素。
但是，我们还要问，是什么让众多学者得出了＂双羊纹＂的结论呢？是因为在牌饰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三处羊角形的图案（下图）。最靠右的一处确实是卧羊的角，但另外两处却找不到对应的羊首。这两处羊角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卧羊的前腿后腿也有三处水滴状的装饰，其中填充着细密的短弧线，与羊角纹饰中的填充是一样的。这两处＂羊角＂可能仅仅是一种装饰图案，并非真实的羊角，暂称之为羊角纹。
羊角纹亦见于其他牌饰。山东章丘洛庄汉墓的鎏金铜当卢上铸有一神兽，在神兽胸前的位置也出现了一个卷屈如羊角的纹饰（下图）。这里就很容易看出，神兽胸前的这个纹饰并非是角而只是一种装饰。
狮子山汉墓的双熊噬马纹牌饰，马的颈、身、尾上均有尖角状的纹饰，虽然不如南越王墓的卷屈特甚，但里面同样填充短弧线（下图），亦极其相似。或许是表现动物鬃毛的纹饰，也可能仅仅是起到充实画面的作用。
追根溯源，其实在西安北郊秦墓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纹饰，在马身之上和格里芬头的连接处都有此纹，表现手法都是内填短弧线（下图）。可以看到，秦墓中的羊角纹还能看出是纹饰，狮子山汉墓中则已变成了一端尖锐的角状，到了更为遥远的广州却彻底变成了弯曲的羊角。这或许是不懂原纹饰含义的工匠翻版讹传而来的。这种纹饰的变异或许也可以说明它们正是出自中原工匠之手。
关于纹饰变异的问题，早有学者关注。郑彤先生发现，西汉南越王墓、满城汉墓、扬州西汉刘毋智墓都出土了一模一样的羊纹金饰片，但细节上却各不相同。羊纹金饰片为两只盘羊头相背，中轴线上方有一小兽首。满城汉墓的小兽首就出现了两种形态（下图3、4），一种是大眼晴的饕餮，一种是长角的饕餮。南越王墓中兽首的面部更加窄小（下图2），头上的弯角更大，似乎成了正面羊纹。刘毋智墓中的小兽首则彻底变成了弯角尖吻的怪兽（下图1），既不是饕餮也不是羊。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相同的模版，工匠、地域和时期不同，都可能会制造出各不相同的纹饰。因此这种纹饰的变异是非常可能的。
这些牌饰被随葬在西汉诸侯王墓中，并且极其精美，或许是出自官办机构之手，这可能是一批中原官方制造的铜牌饰。 观察那些明确产自中原的和这些发现于西汉诸侯王墓的牌饰，会发现它们似乎有一些相同的特点：1．大部分的带框牌饰皆以麦穗纹为边框。2．除去本身就是纯金的牌饰，所有铜牌饰都施以鎏金工艺，未见裸露青铜者。3．绝大部份牌饰都为浮雕，而匈奴本民族所产的牌饰多为透雕。4．在一些牌饰上出现了中原工匠自创的独特纹饰。这会不会是中原牌饰的独有特征呢？宁夏倒墩子匈奴墓地可以验证我们的猜想。 宁夏同心倒墩子墓地是一处典型的匈奴墓地，共有墓葬27座。其中13座墓葬中陪葬1～5件铜牌饰，共计21件铜牌饰（下表）。历来学者对其按照题材、形状、尺寸等有诸多分类方法。但是如果按照制作工艺划分，可以发现墓葬中有一些牌饰是鎏金的，而另一些是不鎏金的（占大多数）。可以发现不鎏金的铜牌饰几乎全部是透雕的，且动物纹饰全为素面，仅铸出动物轮廓，动物身上再无其他纹饰。  但鎏金牌饰的风格似乎截然不同，主要有四点：1．鎏金牌饰全部采用浮雕的技法，不同于其他牌饰的镂空透雕。2．鎏金牌饰的装饰十分繁缛，在宁夏同心倒墩子墓的2、4、5号牌饰上都出现了南越王墓中的＂羊角纹＂。3．一些题材和纹饰曾发现于中原地区。3号牌饰是常见于中原地区的＂一龙二龟＂，与4号一模一样的钩喙怪兽纹牌饰亦见于两广地区。4．除一例为绳索纹，其他鎏金牌饰全部搭配麦穗纹边框。如何解释倒墩子墓地出现了两种风格不同的牌饰呢？显然＂配以鎏金工艺的牌饰更加精美＂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它们多配以麦穗纹边框且浮雕。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与其他非鎏金的、产自匈奴本地的牌饰相比，这些鎏金铜牌饰可能来自另一个制造地点，因而具有不同的风格。这个制造地点很有可能就是中原皇家机构。 回顾以上材料，我们发现无论是确定地点还是制造者模糊的铜牌饰，它们都同时具备鎏金、浮雕、麦穗（少见绳索）边框的特点。这种牌饰都有证据确证或推测为中原地区生产的。且目前尚未发现匈奴地区也生产这种牌饰的证据，可以推论：鎏金、浮雕、麦穗边框或许就是中原地区生产牌饰的主要特征，而匈奴地区则不生产这种牌饰。 至此，我们确认西安北郊秦墓和西沟畔墓地发现的牌饰（陶模）是产自中原地区的；狮子山汉墓、刘执墓、南越王墓等西汉诸侯王墓发现的牌饰上，具有中原工匠创造的独特纹饰，因而也是产自中原地区的；宁夏倒墩子墓地出现两类风格相异的牌饰，其中占比较小的一类鎏金牌饰与诸侯王墓的牌饰具有相同的特点，可能也是产自中原地区的。这样，我们在匈奴牌饰中分辨出一批风格统一，特点相似的鎏金铜牌饰，发现其来源与中原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再次总结这些产于中原官府机构铜牌饰的特点：1．铜牌饰全部采用鎏金的工艺，而传统匈奴牌饰则皆无鎏金。2．边框普通饰以麦穗纹，而传统匈奴牌饰常无边框或仅饰绳索纹。3．皆为浮雕工艺，不同于匈奴牌饰多为镂空透雕。4．题材上出现中原主题（如：一龙二龟），并有中原工匠再创造的独特纹饰。这些构成的中原牌饰的独特风格。 可以发现，历史上带具亦流行于中原王朝。《战国策》载：＂赵武灵王赐周绍具带黄金师比＂。黄金具带成为赏赐之物。《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孝文帝曾赏赐匈奴＂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司马贞注“胥纰”为：“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裴骃解＂黄金饰具带一＂为＂要（腰）中大带＂。可知西汉时期即存在赏赐匈奴带具的现象。《淮南子》云＂赵武灵王贝带、鵕璘而朝＂。狮子山汉墓鎏金牌饰旁正发现有成排的海贝，有学者推测其或为＂贝带＂。《太平广记》亦有＂主人出，紫衣贝带，侍者十余＂的记载。《新书·匈奴篇》载贾谊曾建议武帝＂为闲则出绣衣具带服宾余＂，以亲和匈奴。《穆天子传》曰：＂天子征至赤乌之人，赤乌氏先，出自宗周，乃赐贝带五十具。＂及至《宋史》亦有赐外族＂黄金带、银勒鞍马、银二万两＂的记载。 可以发现，赏赐带具似乎成为汉王朝亲和匈奴的一种手段。一些具有中原风格的牌饰或许就是这时由中央机构铸造出来的，通过赏赐或者贸易流入匈奴地区的。一个细节是，所谓＂金具带＂有可能也并非全部是纯金的，或许也可能是鎏金具带。另一方面，佩＂贝带＂或＂具带＂成为中原贵族的风尚，也为中原牌饰的出现提供了动机。 至此，我们对中原制造铜牌饰的实物、特点、史料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原制造的铜牌饰或许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中原制造的铜牌饰大都为鎏金铜牌，采用浮雕工艺，而不同于匈奴本族的透雕牌饰。中原牌饰大都是矩形带框牌饰，且普遍以麦穗纹为边框。有的牌饰上出现了传统中原题材和采借自草原文化的变异纹饰。同时，另提一点问题有待以后研究：中原诸侯王墓发现的牌饰在细节纹饰上各有不同，究竟是中央统一制造的还是各地自制的呢？我们期待更多的考古资料被发现以解决这一疑问。 作者：博物馆志愿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本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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