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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国学季刊》（第五辑）（杜泽逊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怡雯老师授权发布！ 
《大清畿辅书征》编纂始末及要例考索 《大清畿辅书征》（下称《书征》）是由民国初年徐世昌组织的“畿辅编书处”人员集体编纂而成的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著作目录。该书对清代直隶一省的地方著作做了全面的考证和著录，是一部取材宏富的辑录体书目提要。但是该书卷首没有开列与修学者名氏，徐世昌的序言也没有交代编纂始末及与事学者，对全书的编纂体例更没有任何说明。因此，尽管该书流布甚广，深受学界重视，但是学界对该书的编纂始末和体例大都缺乏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本文就这一问题作出探索，希望成为最终圆满解决这一问题的初步尝试。 考察《书征》编纂之初意，乃是为备清史之纂修。1914年3月9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批准北洋政府国务院关于纂修清史的呈请，并设立清史馆。之后，又延聘赵尔巽为馆长，成立清史馆筹办处。1914年9月1日，清史馆正式开馆。接着，9月28日，大总统袁世凯发布征书令：着各省巡按使，派定专员，除《四库全书》著录外，凡属关于有清掌故，及有关清史书籍，无论已刊未刊，就近征集，随时送交该馆，以备审择。[1]本馆现修艺文志，共议决定沿元明前史之例，断代为书……谘请各巡按使转饬各道县知事，查明境内通儒硕彦从前著作，无论已刊未刊，开具书目清册，并将著书人姓名籍贯履历，各具小传，务于三个月内汇送到馆，以凭采择登录。[2]徐世昌时任国务卿，加之他素来关心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于是立即回应，先嘱托直隶学者赵衡、贺葆真筹画办法。当年12月26日，徐世昌宣布征求畿辅文献宗旨，文献征集任务委托其同年王树楠专任。民国四年一月初，“畿辅先哲祠编书处”开办，编书处设立于下斜街畿辅先哲祠[3]，总纂为王树楠。征书、编书的运作经费，都由徐世昌私人独立承担[4]。总纂王树楠志在纂著，不重搜访，因而将此征集处命名为“编书处”。畿辅编书处开局以后，又经徐世昌提倡，在河南设立“中州文献征集处”，总部设于北京，在开封和洛阳设有分点，由张凤台负责征集文献[5]。由于此馆是为响应清史馆征访各地文献的号召而成立，因此对于主要工作的认识，徐世昌本意是“因恐史馆征书缺漏，特设此局，搜罗文献应入儒林、文苑各传者，以为之助”[6]。也就是说，征集文献的最终目的是为清代畿辅地区的学者文人一一列传，务使他们名传后世，最后汇编的成果是一部地方人物传记，即后来的《大清畿辅先哲传》。但是作为文献征集的直接成果，《大清畿辅书征》的形成是必然的，并且它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总纂王树楠讨论编纂体例时，就以为应该先编《书征》，书征出乃可备搜罗[7]。可以说《书征》为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和附录于后的《大清畿辅列女传》提供了足征的文献。而徐世昌也以为：宿儒硕彦淹雅方闻之士，往往其人事迹不少概见，而生平著述时时见于他说者，所在皆是……暗淡自修之儒，足不出里閈，名不事标榜，终身矻矻，而当世之人至不能举其姓名，其人甫亡而其书与之俱尽。[8]出于传统乡绅的文化责任感，也出于对家乡贤哲的景仰，因而取“以书存人，以人存书”之意，汇编地方著作目录。因为这个目的，选录的原则是：凡畿辅之著述，已刻未刻，苟有其书，虽未见亦记之，将来可择其佳者刻之或录副本，以传将来。[9]此举由徐世昌以个人名义开展，因而文献征集的过程中，动用的力量主要是徐的私交，包括关系密切的畿辅官绅以及众多的门生故吏。由于徐世昌独特的地位和威望，原北京和直隶省内众多的地方文人士绅都与徐世昌有所往来，他们为《大清畿辅书征》的成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总纂王树楠，字晋卿，号陶庐老人，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徐世昌的同榜进士。他博学广识，尤其对畿辅地区文献掌故极为熟稔。曾参与李鸿章主持的同治《畿辅通志》的编修，协助王灏刊刻《畿辅丛书》。更为重要的是，王树楠早年编写了《北学渊源录》和《畿辅书征》两书。《北学渊源录》梳理了畿辅地区学者的师承授受关系，厘清了学问流别，其中收录了大量畿辅学者的生平事迹。而《畿辅书征》则仿近代藏书志体例，附作者小传及原书序跋，后来在此基础上成书的《大清畿辅书征》即是继承了这种体例。[10]《大清畿辅书征》早期的编纂方式就是先抄录《畿辅书征》的条目作为底本，然后再搜访遗书扩充其容量。可以说《大清畿辅书征》的成书，于名于实，王树楠都是中坚人物。后来络绎不绝加入编书局的地方文人，也都是通儒硕彦。采访纪钜维，字香骢，一字伯驹，号悔轩，晚号泊居，献县人，是纪昀五世孙，同治癸酉拔贡，官中书内史。[11]他在《大清畿辅先哲传》参修者[12]中仅列“采访”第十二名，但是此人曾为张之洞幕僚，在编书处辈分极高，徐世昌亦对他礼崇备至。他“沉毅好学，博览群籍，精考据，善鉴别书画，工诗古文辞，旁及绘事”[13]，学问为人钦佩。又“少尝留意经世之学，熟谙掌故”[14]，对畿辅人物掌故了若指掌[15]，也曾参加《河北通志稿·艺文志》的编写[16]。更为难得的是他还与地方上的绅旧名宿过从甚密，通过他的关系可以获取不少珍贵的文献资料[17]。编辑赵衡，字湘帆，冀州人，光绪戊子举人，官候选教谕。他曾师事吴汝纶、贺涛、王树楠受古文法[18]，也向徐世昌“受所谓颜李之学”[19]，是徐世昌的门人和幕僚。他作为编书处的纂修，作用仅次于王树楠。文献征集之初，王树楠确定编书体例即是与赵衡一人商讨[20]。另外，徐世昌同年贺涛之子武强贺葆真，精于目录版本之学，为徐世昌私人搜访古籍善本，并为其编纂《书髓楼书目》，也被徐世昌延为编辑人员。贺葆真在日记中记录了大量有关《书征》成书过程的珍贵信息，其中不少是贺本人及其同僚为徐氏外出访书的经过，其中尤其注重畿辅乡绅著作的收集[21]。最后，因贺谙熟刊刻之事，《先哲传》的刊刻亦由贺葆真负责并完成[22]。有关《书征》印行经历的日记资料已经无存，不过以贺氏之专长，印书之事当非其人莫属[23]。另外，见于各种记载的编书人员还有吴桐林、赵庆墉、许育璠、牛星五、刘仲鲁、于泽远、李符曾等人。吴桐林，字蛰卿，四川屏山人，为王树楠门生，有多次出洋经历，晚清曾供职商部[24]，在编书处担任庶务[25]；许育璠，字卿卓，清苑人，前布政使许涵度之子[26]；赵庆墉，字石尘，涞水人[27]。以上三人自编书局成立初期就供职于此。牛星五，束鹿人，是赵衡的妹夫，后来加入编书局[28]。刘若曾，字仲鲁，盐山人，北洋政府官吏，与于泽远同为编书局采访[29]。李符曾，高阳人，清末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富于藏书，曾以所藏书百余箱运来供编书处采用[30]。徐世昌本人平时也关心畿辅文献的征集，于政务闲暇之际还“检阅书籍又得畿辅人物若干，已经交编书局，可逐一考之县志及他书，何人可以立传”[31]。由于编书处工作的重心在《先哲传》，因此总纂王树楠的主要精力亦在于笔削人物传记，《书征》的初稿大多由赵庆墉起草，而由王树楠“总其成”[32]。徐世昌拥有大量私人藏书[33]，而又特别注重搜集畿辅地区文人的著作，因此修纂《大清畿辅书征》的许多参考书直接取用徐氏私人藏书。此外，编书处的处址畿辅先哲祠设有图书馆，此祠收藏畿辅先哲墨迹、书籍以及名人书画，集中保存了畿辅文人的著作信息[34]。早年由王灏主持刊刻的《畿辅丛书》也为修书提供了极大便利，其中诸如《孙夏峰先生年谱》、《黄昆圃先生年谱》、《魏贞菴先生年谱》、《颜习斋先生年谱》，又如魏象枢的《寒松堂集》、魏裔介的《兼济堂集》等等皆为《书征》所取材。在编书的过程中，徐世昌的幕僚仍旧在为徐氏四处访书，而访求的重点转移到畿辅文人著作上来。前述李符曾富于藏书，徐世昌听闻后，令其将藏书百余箱运来，使贺葆真前往，凡与畿辅文献有关者皆检出以备采用[35]。对于部分难以借得的书籍，王树楠指示“书籍不能借来者可将序例钞寄，即以此见着著之体裁”[36]。当然，有的藏书家将书籍束之高阁秘不外宣，征书人员也会辗转探得消息，多方索求。王树楠听闻沈曾桐收藏的手卷内，有永平人殷岳诸人的尺牍，沈不肯出示，便命贺葆真前往抄录[37]。同时，徐世昌本人也时刻留心地方文献的搜集，他也向编书处提供一些信息，诸如“景州张氏曾有显宦，吾曾见一墓碑，可一访其先世有何名人，有何述作……吾识其后人，当属齐送书来”[38]。翰林出身的徐世昌学养深厚，确实为征书出了一些实力。民国六年，《大清畿辅书征》与《大清畿辅先哲传》、《畿辅列女传》同时成书[39]。《书征》总共四十一卷，最后一卷为《闺秀》[40]。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小插曲，乃是徐世昌与其幕下的新旧文人讨论三部书的定名。贺葆真认为，朝代已经更易，就不便再冠“大”字于朝代之上，请求将“大清”两字商酌修改。而徐世昌却提出三点理由反驳：一是“私人著述，固无不可”；二是“此编本以备清史馆之采用，彼当改以合彼书之体例”；三是“今日非前代朝代之改革，乃皇上以统治权归之民也，有民国政府而皇上固在也”[41]。当日徐氏任中华民国国务卿，其对于前清和逊帝的态度，以及对辛亥革命的定位，颇有值得玩味之处，这些都在修纂《书征》一事中表露得淋漓尽致。最后，书名还是采用徐世昌的意见，以“大清”二字冠于其首。成书之后，《先哲传》率先开刻，而《书征》则迟迟没有动工[42]。直到民国七年六月，徐世昌始有印行《书征》之意。纂修赵衡请求木刻，徐世昌却要求以活字排印，并言“湘帆志在传世，我欲其行世，久之，仍可精刊也”[43]。言下之意即是以操作快捷的排印本先行，扩大其影响力。所以，《书征》最后是由排印成书[44]，定名为“大清畿辅书征”，卷首有“天津徐氏印行”篆文牌记，正文的板式为：四周单边，单黑鱼尾，半页12行，行25字，字形和版心仿《大清畿辅先哲传》样貌[45]。著者姓名顶格，著作名低一格，其他文字低两格，文中提及清帝皆空一格，而“大清”“国朝”字样不再空格[46]。
成书后的《大清畿辅书征》共41卷，共收录清代直隶学者先贤千余人，著作四千一百八十八种。前40卷以府、州序次，共有顺天、保定、永平、河间、天津、正定、顺德、广平、大名、宣化十府以及遵化、易州、冀州、赵州、深州、定州七州，承德府仅收录2人不再另立一卷，附于卷十二《保定府六》之后；最后一卷统为“闺秀”。每一府或州内，不再细分属县，而径列作者姓名，大抵按照科第时间排列先后，但并不严格[47]。《书征》著录的原则是不录生者，这是因为本书乃是为修纂《先哲传》而备，《先哲传》即不录生者。另外，由于民国初年强烈的排满情绪，《书征》没有收录旗籍文人的著作[48]。《书征》正文部分，每个人物先列小传，小传之后再系以著作之名，此正合徐世昌“以书存人，以人存书”[49]本意。人物小传一般比较简短，遇生平事迹突出者，则加按语如“详名臣传”“详贤能传”“详孝友传”等等，所指皆为《大清畿辅先哲传》中的相关传记。不过，有些作者生平值得称道，但是未收入《先哲传》的，亦秉持“详人所略”的原则详加记述。作者名目之下列举其著作，按照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排列。每书之下，著录相关文献，仿照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及朱彝尊《经义考》体例。对可考的著作，往往收录书中序跋，或是作者小传、行状、墓志、墓表、神道碑文等。这些序跋，若能见到原书，则将其抄录无误。若是难以获取原书，则向藏书之家索求序例抄寄[50]。若无序跋或不收序跋，亦以按语简要说明本书大概、递藏情况以及其他值得详按之处。尚有大量的著作仅以其书名见于其他记载，而难以考其始末的，《书征》仅列书名一条。此外，在书名下，常见以小字附注“刊本”或“钞本”，这是对其版本信息的简要说明。在《书征》纂修之初，徐世昌曾要求《书征》中将每书的存佚情况按照“已见、未见、存、佚”分别注于其下。王树楠初从其言，既而因书之见者不及十分之一，存佚无由知晓，不得不改变体例，仅注出钞本、刻本于目下，不知则付之缺如[51]。除征引他书外，《书征》也会根据所见所闻对前人旧说加按语进行补正，不过按语仅限于事实的考订，并不涉及主观的评价，以合“本前人陈说，以守述而不作之旨”[52]。清代独立成帙的地方文献目录，早在《书征》之前，有管庭芬《海昌艺文志》、卢文弨《常郡八邑艺文志》、金武祥《江阴艺文志》、姚振宗《湖北艺文志》、吴庆焘《襄阳艺文略》、孙诒让《温州经籍志》、项士元《台州经籍志》等洵为名著[53]，其中数种并已刊刻行世。此外，还有众多的方志有《艺文志》一门。但是这些著作多是列举古今著作，对于其中一代的著作必须有所汰选，不能照单全收。又因其以私人之力，征集文献力多不逮，因而不能说都很完善。而且，从地域上来看，主要集中于南方地区，华北地区比之相去甚远。至于畿辅地方著作目录，虽然已有史梦兰的《畿辅艺文志》和三部《畿辅通志》的艺文志问世，但其体裁属于通史，并且编写年代尚早，对清代特别是晚清的畿辅地方著述并没有系统地进行搜集整理。《书征》以一省为地域范围，以一朝为断代，又集合了徐世昌作为政要的全部公私力量，因而它的编纂体例相应地也是特点鲜明，对资料的剪裁处处可见编者独运的匠心。（一）广征博引，拾遗补阙。除征集到的畿辅先贤著作外，《书征》的征引书目主要是笔记、文集、诗文评类、诗文总集、传记类、方志、专志以及各种年谱、家谱和碑传，外加《四库全书总目》一书，据统计有91种以上。2.笔记：王士禛《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华鼎元《缄斋杂识》，纪昀《阅微草堂笔记》，钱泳《履园丛话》，王树楠《胜水卮言》，贾臻《郡斋笔乘》，郝浴一《银州笔记》，王朝笏《广川学舍笔记》，张景运《秋坪新语》，方象瑛《松斋笔乘》，袁洁《习斋轩偶记》，《事实记》等。3.诗文评：王昶《蒲褐山房诗话》，吴嵩梁《石溪舫诗话》，符葆森《寄心盦诗话》，张维屏《听松庐文钞》，洪亮吉《北江诗话》，崔旭《念堂诗话》，袁枚《随园诗话》，史梦兰《止园诗话》，王士禛《居易录》、《渔洋诗话》，査为仁《莲坡诗话》，《诗观》，《诗钵》等。4.诗文总集：陶樑编《国朝畿辅诗传》，钱林辑、王藻编《文献征存录》，孙赞元编《遵化诗存》，王国均、叶圭书编《沧州诗钞》、《沧州诗续钞》，栾立本《津门诗汇》，梅成栋《津门诗钞》，史梦兰《畿辅艺文考》，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闺阁百家诗钞》，《国朝闺秀正雅集》等。5.传记：王树楠《北学师承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李富孙《鹤征录》，冯金伯《墨香居画识》，鲍桂星《感旧诗传》，郑方坤《名家诗钞小传》，《湖南诗传》等。[54]6.文集：阮元《揅经室集》，孙奇逢《夏峰文集》，颜元《习斋记余》等。7.方志和专志：《畿辅通志》，《山西通志》，《顺天府志》，《天津府志》，《广平府志》，《宣化府志》，《延庆州志》，《晋州志》，《沧州志》，《滦州志》，《宝坻县志》，《东安县志》，《大名县志》，《遵化志》，《涞水县志》，《南宫志》，《定州志》，《曲阳志》，《任邱县志》，《定兴县志》，《临榆志》，《盐山县志》，《盐山新志》，《南皮县志》，《静海县志》，《天津卫志》，《天津县志》，《庆云县志》，孙瓒《唐山志》，《曲周志》，《永年县志》，《邯郸志》，《长芦节孝志》，吴汝纶《深州风土记》，《天津列女志》，《长芦盐法志》等。8.年谱宗谱：顾镇《黄昆圃先生年谱》，汤斌《孙夏峰先生年谱》，王孝铭《先府君年谱》，《健余年谱》，赵文涵《续修家谱》，《徐氏家谱》，《高塾先府君著述目录表》等。此外，《书征》还使用了诸多墓志、墓表、神道碑、别传、行状、记略等等资料。搜罗之广、著录之宏富，都是其他畿辅地方著作目录所难以企及的。并且，之前畿辅地区艺文志都止于所修之年代，并不如《书征》编纂者那样可以看到有清一代著作的全貌。以顺天一府为例，《顺天府志·艺文志》收录清代顺天籍作者225人，而《书征》就收录了290人，其人及其著作出于《顺天府志·艺文志》之后，《书征》予以补录，并且增附了作者小传。另外，《书征》引用之书有不少稀见珍本，如《闺阁百家诗钞》、《国朝闺秀正雅集》，不见于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引用书目》。可以说，《书征》在文献征集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其成果已经大大超越了前人。（二）正本清源，务求原始。《书征》参考书目中有不少辑录体著作，在征引这些史料的时候，《书征》会选择著录其原始出处的文字，并注明其书。以孙承泽《五经翼》为例，编书者对来自《四库全书总目》和《顺天府志》的两段相似的文字进行了如下裁选。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编杂取前人诸经序跋论说，以相类次。得易四卷、书二卷、诗四卷、春秋六卷、礼记二卷。余杭严沆，益以承泽所著《周礼举要》二卷，其为一编刊之。其书采摭未备，不及朱彝尊《经义考》之淹洽。至《周礼举要》备举五官大义，亦颇有所发明，然议论多而考证少，亦异于先儒专门之学。王士祯《池北偶谈》，记康熙辛亥与承泽论经学，承泽自言“《五经翼》是十五年前所撰，不过集说经绪论尔，无当经学也。”是承泽亦有自知之明矣。[55]《顺天府志》中“孙承泽《五经翼》”条，前段摘引《四库全书总目》：是编杂取前人诸经序跋论说……其书采摭未备，不及朱彝尊《经义考》之淹洽。其自序云：曩时海内藏书家称汴中西亭王孙。予官汴时，西亭已殁……退谷因托而梓之，以公同事。[56]《大清畿辅书征》（未见《五经翼》原书）。先引《四库全书总目》全文：《四库书提要》：是编杂取前人诸经序跋论说……是承泽亦有自知之明矣。自序云：曩时海内藏书家称汴中西亭王孙。予官汴时，西亭已殁……退谷因托而梓之，以公同事。[57]《书征》引这篇《自序》是从《顺天府志》中析出，可知编录时曾见《顺天府志》引用的《四库全书总目》文字，但是最后称引《四库全书》，不言《顺天府志》，这乃是《书征》重视原始出处，追求原本的表现。（三）沿袭成说，据实征引。征引《四库全书总目》，不论其对畿辅先贤著作是褒是贬，一般都是据实摘录全文。如孙承泽，因其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政治立场问题，《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评价甚低，对其著作也不甚推崇，甚至嗤之以鼻。如孙承泽《诗经朱传翼》，《四库全书总目》云：承泽初附东林，继降闯贼，终乃入于国朝，自知为当代所轻，故末年讲经，惟假借朱子以为重。独此编说《诗》，则以小序、《集传》并列，而又杂引诸说之异同。窥其大意，似以《集传》为惬，而又不肯讼言，故颟顸模棱，不置论断。纷纭杂乱，究莫名其指归。首鼠两端，斯之谓矣。[58]《四库全书总目》对其人品多有指摘，而《书征》对此全文摘引。又如其《春明梦余录》，《四库全书总目》除肯定其史料价值外，全是批评之语，《书征》并不为之隐恶而全文收录。当然，《四库全书总目》有很多著作是编书处未能征集到的，故而《书征》就直接将《四库全书总目》之提要抄录下来，作为完整的一条，没有增补其他信息，“孙承泽”条下的《河纪》二卷、《藤阴札记》、《学约续编》十四卷、《研山斋墨迹集览》一卷、《法书集览》三卷、《己亥存稿》一卷等等，皆未注出“刊本”“抄本”字样，征引仅限“四库书提要”一条，皆属未见原书，径录《四库全书总目》之类。 （一）时或隐瞒文献出处。《书征》对所引一般文献的原始出处能够据实说明，但是对于辗转抄录的间接引用文献，就不再提前人网罗之功。例如，《书征》中每至诗文别集，常常征引“红豆树馆诗话”，这是陶樑在《国朝畿辅诗传》中自己所加的按语[59]。《书征》认为此书主体部分是畿辅文人迁安高继珩所撰的《畿辅诗传》，陶樑不过稍事增补，便据以为己著，因而有攘人之美的嫌疑[60]。因此《书征》每引《国朝畿辅诗传》则曰“畿辅诗传”（事实上编者并没有见到高继珩所撰《畿辅诗传》，所见仍然是陶樑《国朝畿辅诗传》[61]），引陶樑按语亦不称其书名，而曰“红豆树馆诗话云”。事实上，《书征》凡引“红豆树馆诗话”时也常常将引《国朝畿辅诗传》所辑录的其他文献也大段征引。如卷二“王煐”条下《忆雪楼诗稿》，《书征》引《宝坻县志》、毛际可《序》、朱彝尊《序》、《曝书亭集》、“红豆树馆诗话”，与《诗传》卷二十六所引完全一致。又卷一“杜立德”条《太傅诗选》一卷除“红豆树馆诗话”外，“刘宗正序略云”全抄《国朝畿辅诗传》卷六“刘宗正序”。但这些地方《书征》并没有提《国朝畿辅诗传》。对于不涉及著作权争端的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书征偶尔也会埋没其网罗之功。如卷三“翁方纲”条下，自《诗附记》四卷至《石洲诗话》八卷，所收著作数量、书名、排序都与《顺天府志》一致，惟《顺天府志》不注卷数的《书征》补以卷数。可见此条完全以《顺天府志·艺文志》著录为底本。然而，其中《经义考补正》十二卷下《自序》、《米海岳年谱》一卷下《伍崇曜跋》、《苏米斋兰亭考》八卷下《伍崇曜跋》、《岚漪小稿》下《自序》、《石洲诗话》八卷下的按语、《小石帆亭著录》六卷下《自序》，都与《顺天府志》的引用不差毫厘，但是对于这些转引的内容，《书征》都没有说明出处。（二）粗疏致误，不一而足。陶樑在《国朝畿辅诗传》中加的按语“红豆树馆诗话”所涉不仅仅限于品评诗风，常常记录诗人生平，而《书征》引“红豆树馆诗话”一般摘录与作者诗学修养联系密切的内容附于诗文集之下。因为《国朝畿辅诗传》中的条目旨在说明作者生平或是品评诗风，大多泛泛而论，而《书征》则挪用过来强置于传主的特定诗集之下，因而时有征引文字与本书牴牾不合之处。卷二“王师旦”条下《淑萃诗集》（当为淑莘诗集，字淑莘[62]。《国朝畿辅诗传》不误，《顺天府志》引《国朝畿辅诗传》讹为《淑萃诗集》[63]，《书征》沿袭成误），《书征》云“见《畿辅诗传》”，又引《宝坻县志》，实则所引县志的内容亦全抄《国朝畿辅诗传》[64]。此段文字内容全为作者小传，与诗集没有任何关系，并不能说明诗集的内容或旨趣，《书征》引来作为该诗集的提要实在不妥。另外，《书征》还存在错录作者籍贯的现象。例如将杨翰录于卷十二“保定府六”下，称其为新城人。然而《顺天府志》记其为宛平人而将其收入《艺文志》，《书征》所列提要明明在全文摘录《顺天府志·艺文志》的内容，对此矛盾却不予说明。查《清朝进士题名录》，杨翰籍贯为顺天府宛平县人确凿无疑，《书征》或是抄录粗疏而致误，或是未经严谨考订而偏信谬说。总之，其摘录不当之处，不一而足。这也足以证明《书征》转引文献，未能核对原书、详加考订，其纂辑方式实属潦草。除此以外，《书征》在体例上还有一些不足，比如没有说明他书著录情况等等。但是瑕不掩瑜，《大清畿辅书征》仍然是记录清代直隶一省文献最重要的著作，对于保存地方文献、反映清代京津冀地区学术发展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大总统袁世凯特颁征书命令》，见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4页。[2]《清史馆谘各省转各道县汇送境内通儒硕彦著作文》，见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5页。[3]吴桐林：《今生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屏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屏山文史资料》第18辑，总第22辑，1999年，第108页。[4]贺培新：《水竹邨人年谱》民国四年4月25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18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90页。[5]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四年1月16日，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6]贺培新：《水竹邨人年谱》民国四年4月25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18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90页。[7]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四年1月25日。[8]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序》，天津徐氏铅印本，第1页a[9]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4年11月9日记徐世昌言。[10]据贺葆真日记所言，曾有《黄钟日报》（王印川主编，华侨报纸，袁世凯津贴）记者张永靡向王树楠索要《畿辅书征》文稿，拟发表于本报，王允诺。而后来竟无音讯，此书亦未见传世。见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四年1月16日。[11]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221页。[12]《大清畿辅书征》前未列参修者姓氏。因两书由一班人马同时编纂，可列为参考。[13]钜维，据《清画家诗史》载，“字香骤，一字伯驹，号悔轩，晚署泊居，河北献县人。昀五世孙。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拔贡，选授内阁中书。沈毅好学，博览群籍，精考据，善鉴别书画，工诗古文辞，旁及绘事。从张之洞游鄂最久。监督学校，多所成就。有《泊居剩稿》。”[14]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221页。[15]“（五年一月二日）纪先生为言畿辅学者刘书年（仙石）、子肇均（伯洵）、刘铨福（子重）、刘位坦、樊彬、杨光仪（香吟）、安纪淦、朱少河、边保枢、边保桱、张祖继、张又甫（张之洞父）、魏某、雷学淇等人学问掌故，何人可立传，何人可附传，何传可撤销”（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五年1月2日）[16]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三年12月26日。[17]如徐世昌曾问贺葆真景州张氏，贺以问先生（纪），“先生为言在康熙时，张氏有《听云阁诗稿》，其家又有书名《雷琴》，尤多咸同时名人题跋，此外尚有未刊诗集，吾识其后人，当属齐送书来。”（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五年1月2日）[18]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直介堂丛刻》本，卷十，第3页a。[19]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7页。[20]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四年1月19日。[21]尤其述及采访刘仲鲁、于泽远，“此行大可搜访遗书”云云[21]。见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四年1月17日。[22]据《贺葆真日记》民国六年4月1日“相国既属余以经营刊印”推断，则刊印当由贺葆真全权负责。但是王树楠作为总纂，不可能不预参此事。后来，贺葆真就曾与王树楠商订刊刻先哲传款式，见《贺葆真日记》民国五年11月22日记载。然而刻书过程利益纠纷颇多，王树楠与贺葆真逐渐产生不快，矛盾因此而起。据《贺葆真日记》民国六年1月17日载：“相国观晋卿所招王木匠所刻先哲传，殊不以为然。”18日又载：“王晋卿举一木匠分刻《畿辅先哲传》，字体殊不精良，因命毁板另刻……王木匠为晋卿旧所用人，既借此以津贴之，谓余有意与之为难，兹不悦。”之后，4月1日，“相国既属余以经营刊印矣，晋卿年丈复请他梓人刊刻，余以其太草率，晋卿乃不令余知，而促余发刊赀。余既未见其所刻之是否合款式，遂言于相国。”12月14日日记载：“访湘帆。湘帆曰：晋卿先生尝属余短君于相国前……不知者岂不谓吾辈相倾轧乎？”由此可见，刻书一事实由二人分司，而权责划分不明，由此生出嫌隙。[23]据《贺葆真日记》民国七年6月30日记载：“徐相言：吾拟排印《颜李语要》及《畿辅书征》，子可为我预计字数，其字形及版心仍可仿《先哲传》。”之后的民国八年日记中未言及此事。贺氏日记民国九年至十七年已佚，但是根据以上记载，大致可以推测《书征》的印行可能仍由贺葆真负责，其印成时间当在民国九年左右。[24]屏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屏山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11页。[25]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四年1月15日。[28]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四年1月24日。[29]于泽远出京提倡党务，贺葆真因言“此行大可搜访遗书”云云。见《贺葆真日记》民国四年1月17日。[30]据《贺葆真日记》民国四年1月24日载：“赵石尘以李符曾书目见示，李符曾之书凡百余箱皆运来以备采取，今以次检点，凡于畿辅文献有关者，皆检出以备采用。”[31]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五年1月19日。[32]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五年4月7日。[33]其藏书处名为“书髓楼”，贺葆真编有《书髓楼藏书目》。[34]据《贺葆真日记》民国五年12月26日载：“泊居（纪钜维）先生言及畿辅先哲祠历史：光绪二年……张（之洞）提议创修先哲祠，并收藏畿辅贤哲墨迹书籍等。众皆然之。”[35]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四年1月24日。[36]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四年1月25日。[37]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四年1月24日。[38]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五年1月1日。“齐”当作“其”，原文如此，未擅改。[39]王树楠《陶庐老人随年录》民国五年，王树楠等《陶庐老人随年录·南屋述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7页。[40]见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序》：“凡分十一府六州，厘为四十卷，而以闺秀附焉。”[41]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五年11月21日。[42]河北人民出版社《河北省志·出版志》著录“《大清畿辅书征》41卷，徐世昌纂，民国6年(西元1917年)天津徐氏刊刻”（见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第83卷《出版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1页）。按：此说误。《书征》扉页有“天津徐氏印行”篆文，观其版面，乃排印本而非刻本明矣。由《贺葆真日记》可知，其印制始于民国七年。[43]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七年6月30日。[44]《书征》最终印成的具体时间目前无法确定。据民国七年6月30日《贺葆真日记》，徐世昌当日起意印行《书征》，且将主要事务嘱托贺葆真负责。但这之后至民国八年，日记再未言及此事，当是《书征》尚未印成。而民国九年至十七年日记已佚，所以无法从贺氏的记录中确证具体的时间。但是以徐世昌“欲其行世”求其快速广泛传播的愿望来看，此书排印时间应该不会太长。那么其印成时间当在民国八年以后，可能是民国九年左右。[45]徐世昌曾要求：“其字形和版心仍可仿先哲传。”见《贺葆真日记》民国七年6月30日。[46]编书过程曾就文中称清帝处是否要空格展开过一番讨论。徐世昌说：“庙讳近人皆不缺笔，此可一检查，空格一事当与刻书行家一酌，勿令后人议我可也。”见《贺葆真日记》民国六年12月13日。柯劭忞亦以为：“既未空格，不空可也。”而王树楠则认为应当空格。俱见《贺葆真日记》民国六年12月15日。[47]例如，卷一中将万历癸丑科进士冯铨、万历丙辰科进士刘余佑置于崇祯癸未科进士杜立德之后，孙承泽为崇祯辛未科进士，却置于崇祯癸未科进士李孔昭、崇祯壬午举人樊梦斗之后。参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历科进士题名录》。[48]见《贺葆真日记》民国六年4月19日。在配套成书的《大清畿辅先哲传·例言》中也说“八旗、满洲、蒙古、汉军，虽有屯居近畿各县者，因皆入旗籍，概不采录，以示限制。”见《大清畿辅先哲传·例言》，天津徐氏刊本，第2页a。[49]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序》，天津徐氏铅印本，第1页b。[50]见《贺葆真日记》民国四年1月25日记王树楠语：“书籍不能借来者可将序例钞寄，即以此见着著之体裁。”[51]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民国5年4月7日。[52]王树楠撰：《大清畿辅先哲传·例言》，天津徐氏刊本，第3页b。[53]参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年表》，《民国丛书》第一编047，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54]另引《北方师承记》，不注作者信息，仅出现一次，其书不可考，疑为《北学师承记》之讹，故不录。[55]《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四。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284页。[56]光绪《顺天府志》，光绪甲申刻本，第125卷第3页b。[57]徐世昌辑：《大清畿辅书征》卷一，第8页—第9页b。[58]《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八。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144页。[59]说见傅璇琮，许逸民等主编：《中国诗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87页。《大清畿辅书征》、《畿辅通志》引“红豆树馆诗话”给人以此编单行成书的错觉，实则不然。陶樑，长洲人，其馆号为“红豆树馆”，但是查光绪《苏州府志·艺文志》，其著作中并无《红豆树馆诗话》。又《国朝畿辅诗传·凡例》所引参考书目并无《红豆树馆诗话》一书，而书中凡“红豆树馆诗话”皆列于征引文献之后。此外，查《书征》所引“红豆树馆诗话”文字，并无超出《国朝畿辅诗传》者。由此可以认为，“诗话”仅为按语而并非单行之著作。“红豆树馆诗话”多是裨补之前所引文献未及之处，有的考订作者生平，有的品评诗作优劣短长，而陶氏在《序》中自言，寓京二十三年，多与京中士大夫游，熟悉人物掌故，目验诸多文献，他的经历非常有补于这项工作。[60]徐世昌辑：《大清畿辅书征》卷一三，第22页a。事实上，陶樑在《国朝畿辅诗传·凡例》中明言：“闻崔明府旭，高府君继珩家有旧本，因各出所藏，互为考证……参阅者为崔明府旭、梅广文成栋、高府君继珩……皆有功于斯集，余不及一一备书。”见（《国朝畿辅诗传·凡例》第18页，a。）则此书为陶樑招募文人集体编写，高继珩也受招募而参与编纂。或许他之前确实整理过畿辅诗歌，此时作为《国朝畿辅诗传》的底本，正如取王树楠《畿辅书征》为《大清畿辅书征》底本之例，何可断言陶氏“攘人之美”？又如何能以集体编修的《国朝畿辅诗传》归功于高氏一人？《书征》为畿辅文人伸张，持论却难免偏颇。[61]据《大清畿辅书征》卷二十二“高继珩《畿辅诗传》”下所加按语云“世传是书为长洲陶樑所辑”可知，当日高氏辑本与陶氏所补本已经相混，而编写《书征》所据之《畿辅诗传》大抵也是题名陶樑所辑，即《国朝畿辅诗传》。见《大清畿辅书征》卷一三，第22页a。[63]见光绪《顺天府志》，光绪甲申刻本，第125卷第29页，a。[64]查《诗传》，也仅是引《宝坻县志》，已经被《书征》全文抄录了，《诗传》并无其他信息与价值，怀疑这是编书时先简明注出“见某书”然后再行抄录时忘记删除简注，误入其间而审稿时没有发现。参见《国朝畿辅诗传》，道光己亥红豆树馆刻本，卷二第32页a。“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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