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译丨科技行者 没人敢拍着胸脯预测下一台机器人什么时候会出现在自己身边，我们接触到的机器人往往是直接被运到园区里。机器人的形态也是五花八门，有踩着六个轮子的、有像冰柜大小的盒子、有的头上还插着一杆小黄旗。它们使用摄像头、雷达和超声波传感器在园区周边的人行道上行进，为学生们服务、送外卖等等。不谈具体效果，至少大家在第一次看到机器人来到身边时都感到相当惊奇，也因此闹出不少有趣的小故事。 于是，人们开始乐此不疲地传播这些小故事，还总要带上一点表演性质的夸张与演绎。有些人抱怨，觉得这些机器占用了自行车道，丝毫不理解社会规范：它们不会给行人让路，在超车道上缓慢前进、严重阻碍交通。有天早上，我的一个朋友甚至直接把自行车横在了机器人面前，想逼着它绕路前进。但它好像根本没看见，径直撞了过去。另一个朋友则发现，一台机器人被无助地困在自行车锁车杆上。这台机器很重，她最后叫了路人，才一起帮它脱了困。 学生们倒是一帮乐天派，他们唯一的问题就是感情泛滥。机器人在送货期间经常被耽误，原因就是学生们总喜欢跟机器人聊天或者挡在它们面前自拍。机器人的语言能力很差，只能发出简单的指令，再加上几句“祝你过得愉快”之类的吉祥话儿。但单凭这一点，已经足够唤起大帮年轻人心中的怜爱之心。有些人会在机器人身上贴纸条，上书“机器人，我们爱你！”这类举动成为新的模因，开始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社交媒体上疯狂传播。一名学生给机器人上戴上帽子和围巾，拍下一张照片，并在约会应用上为它创建了个人资料。它的姓名一栏被填上“Onezerozerooneoneone”（10011），年龄是18岁，职业是配送小哥，性取向为无X机器人。 大约在同一时期，自动机器人在全国各地快速涌现。杂货店使用它们巡逻过道、收拾掉在地上的货品并清理垃圾。沃尔玛也在超市里使用机器人，持续扫描哪些货品需要尽快补充。《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提到，不少人类同事会给这些机器人起绰号，甚至贴上名牌。其中一台机器人还拥有自己的生日聚会。此类报道往往会以戏谑的口吻把这类事例描述成人畜无害的“轻微恶趣味”，但这样的舆论导向已经在公共政策层面有所显现。2017年，欧洲议会提议将机器人视为“电子人”，并认为某些形式的人工智能已经足够复杂、可以被视为具有行为能力的代理者。在严肃的法条背景下出现这样的理解，不禁让我们回想起古老的“万物有灵”理论。有些文明认为树木、岩石、管道甚至是水壶这些无生命的物体，实际上都是具有“非人性质”的“人”。 我还想起1967年由诗人Richard Brautigan创作的《一切都被慈爱的机器注视着（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 “我常常期盼（越快越好！） 在一块电子草地上 哺乳动物和电脑 共同生活在一起 和谐地编程 如水般纯净 触碰清澈的天空” Brautigan是在旧金山反主流文化的中心Summer of Love期间创作出这些诗句的，当时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常驻诗人。这首诗的后文详尽描述了这片由“控制论森林”与花朵般的计算机组成的迷人景观。在这个世界里，数字技术将我们与“我们的哺乳动物家人们”团聚在一起，最终实现了人、兽、机器的真正平等。这部作品唤起了西海岸乌托邦主义的特殊分支，让人想到回归土地运动与Stewart Brand的《全球目录》——其中设想了美国工业综合体中的各类工具被重新利用，进而建立起一个更公平、更具生态可持续性的世界。它想象技术将我们带回一个更为原始的时代，一个前现代、甚至是前基督教的历史时期，人类在这里与自然和谐相处、非生物体沉迷在美妙的生命当中。
虽然只是一段幻梦，但关于它的思考与反思，仍时常出现在技术探讨当中。麻省理工学院的David Rose等人就重申过这一点，他们预计物联网将很快“吞噬”掉以往的日常服务器，为门把手、恒温器、冰箱和汽车带来响应性与智能性。Jane Bennett等后人类理论家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思想延伸，她想象，数字技术会重新配置我们对于“死亡物”的现代式理解，并复兴起另外一种更为古老的世界观，即“其中的物质具有活力、弹性、不可预测性或者顽固性，这本身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奇迹的源泉。” Brautigan诗中的每一节都以“我常常期盼”起始，而其内容与其说是诗意的表达，不如说是一种诉诸神秘的祈求。这种对未来的愿景，也许只是另一种毫不稀奇的虚无希冀，但从历史对称性的角度看，又似乎堪称令人信服的预判。技术应可帮助我们恢复那曾经被技术毁灭掉的美妙世界，这话说得相当到位。也许那令我们被从伊甸园中流放出去的力量，有朝一日会以数字生活的形式助我们重归乐园——而通往乐园的道路，正在我们脚下笔直延展。  配图｜AARON DENTON 在机器人来到身边之前，我就常常想起Brautigan的诗。就在那年初，我受邀参加了一次名为“书写非人类”的小组讨论，谈的是“人类世期间，人类、自然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我的讲话主要探讨人工智能中的紧急智能问题，即机器能否在极端情况下自发地迸生出未经设计的更高级别能力。我主要关注的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麻省理工学院AI实验室负责人Rodney Brooks的工作，以及他提出的机器人技术“智能具身化”的想法。在Brooks之前，大多数形式的AI都被设计成巨大且无实体的大脑，因为科学家们认为，身体在人类认知当中没有任何作用。结果就是，这类机器在最抽象的智力形式上表现出色——微积分、国际象棋纷纷被降服。但在小孩们都能轻松通过的项目中，包括语音、视觉、区分杯子和铅笔等，机器却是一败涂地。而在尝试给机器智能加上身体并教导它与周边环境互动时，它们的动作极其缓慢、笨拙，每一次行动都需要调用内部构建的、远远称不上完善的那套现实认识模型。 Brooks得到的启示是，正是这种中央处理——或者说采用单一计算机“大脑”——设计阻碍了机器人的发展。在看着一台机器人笨拙在房间中摸索前进时，他意识到，尽管计算能力极为孱弱，但蟑螂仍然能够更快、更敏捷地完成导航任务。于是，Brooks开始构建以昆虫为模型的机器。他们使用到一种全新的计算系统，被称为“包容架构（subsumption architecture）”——这是一种分布式智能模型，类似于蜂箱和林地生态的结构。与以往的中央处理设计不同，他的机器配备多个不同模块，每个模块拥有自己的传感器、摄像头和执行器，而且尽可能减少与其他模块间的通信负载。他也没有提前用连续的真实图片进行编程，而是引导机器人直接与环境互动来完成即时学习。其中一台名为Herbert的机器人学会了在实验室里四处游荡，并开始从办公室里偷空汽水罐。另一台机器人Genghis则成功在没有任何记忆或内部映射引导的情况下，完成了崎岖地形上的导航行进。Brooks认为，这些成功案例意味着，智能并不需要统一、切合知识背景的主题。他深信，这些简单的机器人能够自行建立能力，直至进化与人类智能高度相似的产物。  配图｜AARON DENTON Brooks和他的麻省理工研究团队基本上就是在重新创造人类进化的环境条件。如果说，人类智能真的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而祖先的智能又源自原始的现实环境，那么机器人也应该可以从一系列简单的规则中演化出复杂的行为。对于人工智能，工程师通常会使用自上而下的编程方法，就像是传说中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生物的神。但进化的路径实际上是自下而上的——由“单细胞生物”发展为更复杂的“多细胞生物”，Brooks认为这种策略会更有效。「抽象思维」是人类进化后期的发展产物，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要；早在我们能够求解微分方程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学会了在环境中行走、进食和移动。Brooks很快意识到，他的昆虫机器人确实能在没有中央处理系统的前提下完成这些任务，于是他决定着手创造一台人形机器人。这台机器是个没腿的躯干，但整个上半身却与人类高度相似——包含头部、颈部、肩膀和手臂。他将这台机器人命名为Cog，给它配备了20多个驱动关节，再加上用于区分声音、颜色和运动的麦克风与传感器。它的每只眼睛装有两个摄像头，视线可以快速切换以模拟人眼的工作方式。而且与昆虫机器人一样，Cog同样不设中央控制系统，而是通过一系列基本驱动条件进行编程。其中的想法是，Cog应该可以通过社交互动在学习算法的帮助下发展出更复杂的行为，甚至有可能学会说话。 在Brooks及其团队的多年研究之下，Cog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战绩。它学会了识别人脸，并与人类进行眼神交流。它可以投球、接球、指向目标，甚至会玩玩具弹簧。 在研究团队演奏摇滚乐时，Cog还能在军鼓上敲上不错的节奏。有时候，这台机器人还会表现出一点“急智”——它的新动作似乎确实是从日常行为中自发进化而来。有一天，Brooks带的一名在读研究生Cynthia Breazeal摇晃着一块白板擦，Cog伸手摸了摸。Breazeal被逗笑了，于是又重复了一遍；而Cog再次去摸板擦，就好像这是一种小游戏。Brooks惊呆了，机器人似乎意识到了轮流行动的含义，而这绝对是人为编程中从未涉及过的。Breazeal也参与了设计工作，所以她也清楚Cog的行为意味着什么。正如Brooks所说，“Cog有时候会做出超出当前状况的行动。”学生们不对Cog设限，Cog也回报以超出预期的反应。“至少目前来看，Cog确实能够表现出比其最初设计更高的行为水平。” Brooks知道，当我们被迫与物体进行社交互动时，往往会倾向于将对方“人格化”。事实上他认为，智能只存在于我们在观察实体与周边环境互动时所感知到的微妙关联。他写道，“也可以说，智能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中。”随着时间推移，他猜测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它们不仅会进化出智能、还会进化出意识。意识并不是大脑中的某种物质，而是产生自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意识可以说是玄而又玄的炼金术、可以说有一部分源自幻觉，但同时也是一种协同努力，旨在消除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标准界限。正如Brooks所说，“思想和意识无法被编入程序，它们只会自行涌现。” 这听起来是在胡说八道，但一切创造性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都植根于创造者眼中仍然神秘难测的特定过程。艺术家们早就意识到这是一项难以捉摸的工作，他们也想尽办法体会那股似乎来自本体之外的宏大力量。哲学家Gillian Rose曾将写作活动描述为“纪律与奇迹的结合，即使纸上的内容完全来自我们无法掌控的领域，它也应该允许我们掌控一切。”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也经常遇到这种奇怪的现象。我总是带着愿景跟计划坐在办公桌前，但经常有那么一瞬间，手头的工作会自己动起来、引导着我为它制定规则。这些话语、内容似乎有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我在完成之后也很难解释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作家们也常常带着惊奇与敬畏来讨论这样的经历，而我自己更多是对此保持警惕。我不知道对于艺术家或者其他创造者来说，这种具有强烈“越界感”的体验到底是不是好事。即使其中介入的只是物理定律或者是某些无意识机制，但正如Rose所言，“如果引发之力来自无法控制的领域”，创造者又如何判断自己的作品到底是在趋近预设目标、还是在偏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久之后，我们园区的送餐机器人确实在假日期间被部署到位了。有个没回家的朋友告诉我，这些机器人在空荡荡的大学人行道上漫游了几个礼拜，通过与环境的反复交互，学会了如何导航。这位朋友在湖边的一栋建筑里工作，他经常从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能望见它们正在楼下快速移动。有一次，他还看到机器人们全都聚焦在校园广场的中央。“它们好像在组织某种研讨会”，互相传达危险信息，以帮助更多同伴适应环境中的新挑战。于是校内最大的一栋建筑在春季开始施工时，消息很快传遍了机器人家族——或者用本地一份报纸的说法，“机器人重新绘制了路线并「告知」其他同伴。” 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走上回家的路。当时是傍晚，下午最后一节课刚刚结束，人行道上挤满了学生。我和其他几十个人一起等着穿过主干道——这是一条繁忙的四车道，把整个校园切割了开来。再往前走还有另外一条人行横道，而且这里没有灯。这里的十字路口相当危险，特别是在晚上，总会有学生在最后一秒堪堪避过迎面而来的车流。等待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那边的人行道上。我顺着方向望过去，看到拐角处有一台送货机器人，可怜、弱小又无助。它总想过马路，但每次慢慢驶入人行横道时都会感受到汽车靠近，于是只能退回安全位置。人群里发出了关切的低语声。“你能行！”有人在街对面给它加油。这时候，人行道那边也有人开始驻足关注事态发展。 这时候路上没车了，机器人再次开始向前挪动。已经到了临门一脚的紧要关头，机器人却仍在试探性地移动。学生们开始大喊：“快，快，快！”神奇的是，机器人仿佛响应了人们的鼓励，飞快穿过了人行横道。在成功避过下一波车流、抵达街道另一边时，整个人群爆发出欢呼声。有人呼喊着机器人是他的英雄，正道的光也照在了大地上。轮到人们过街时，大家仍然兴高采烈、有说有笑。这时候我注意到年轻的人潮中有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性，她捂着脖子上的围巾、神色愕然。看得出来，她很担心那个小家伙。 后来我了解到，有位专职工程师一直在观察这些机器人。他坐在园区内的一间办公室里，通过电脑屏幕关注着它们的动态。如果其中一台机器人陷入特别棘手的困境，这位工程师就可以接管控制系统，并手动进行引导。换句话说，外界观察者根本无法判断机器人的行为到底是自发执行、还是源自控制指令。所以，也许机器人做出的最怪异、最令人无法理解的行为，才是它们叩响人类智能大门的真实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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