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儒家的困境：革命好还是不好

先明确一下“革命”的定义。在儒家文明语境里，革命的含义是变革天命。天子受天命，改朝换代，就叫革命。

        看中国古代史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王朝的更迭几乎都是通过武力实现的，很少有和平交接，合法继承。大一统状况下的王莽，和分裂政权状况下的曹丕等几个少数朝代的禅让，其实也是在武力胁迫的背景下出现的。

        真正有别于禅让，接近现代意义的和平交接，合法继承，是袁世凯的民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历代禅让都是将帝位直接让给拥有实际权力的领袖人物，而清朝并没有将帝位直接让给袁世凯，只是责成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也就是说，清朝让袁世凯组织成立一个临时的共和制的政府，与南方革命军政府共同协商统一全国的事宜，同时将清朝的完全领土移交给了协商后成立的统一的新政府。

        袁世凯是按照这个旨意做的，而最终袁世凯是通过选举成为总统的。因此，民国对清朝领土的继承和袁世凯的总统职位都是具备合法性的。

        （杠精们也许又会嚷嚷，袁世凯武力胁迫啊、耍阴谋诡计啊，那是另一个范畴的话题。孙中山就没耍阴谋诡计？）

        古代为什么总是要用武力实现朝代更迭呢？这就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天命观”了。

        古人认为，最高统治者是上天派来“牧养万民”的，（始皇帝以前的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你有德，皇天就辅助你，无德，就抛弃你，另外选择一个有德的来辅助。

        这个观念带来两个后果：一个是取代者总是指控被取代者“无德”，什么残暴昏庸啊，荒淫无道啊，同时标榜自己“有德”，以此取得合法性。

        （这个后果现在仍然依稀存在，每一个贪腐官员的罪名中总会有一条包养情妇或者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罪名，表示这个人的贪腐与其他无关，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个道德败坏的人）

        一个是朝代更迭时统治权的继承与血缘无关，任何人都可以做皇帝，只要拳头够大，有勇气，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是“真命天子”。

        这和欧洲、日本有很大的区别。在欧洲，必须是和国王有血缘关系的才能继承国王之位（父系、母系都行）。在日本，是天皇万世一系，哪怕天皇沦落到没人搭理的地步，也不可替代。

        没有哪一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愿意承认自己无德，愿意亲手交出至高无上的权力，哪怎么办？就只能通过武力夺取。古人没办法找到别的路，既没有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没有这方面的社会实践。

        非常尴尬的是武力夺取，实际上就是“抢”，而抢来的东西缺乏合法性。于是，古代史书里出现了两个奇特的现象。

        一个是诡异的帝王出生情景。翻看二十四史的帝王传记，会发现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不论是大一统的，还是分裂政权的皇帝出生时，不是红光满屋，就是紫气东来；皇帝的母亲不是梦见太阳入怀，就是梦见神龙入怀；皇帝生下来时，不是有龙角，就是有龙鳞。竟然还有刘邦的爹亲眼看到神龙和刘邦的妈交配这种荒唐事，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稀奇古怪的灵异事件都有。

        一个是前朝皇帝特别特别坏，引起天怒人怨，坏到不得不取而代之的地步。其实真有那么坏吗？比如隋炀帝真有唐朝人所说的那么不堪吗？

        看起来很可笑吧？但史家却是在很严肃地记载，其实就一个原因，为了证明这个皇帝的合法性，证明他不是平常人，而是天子下凡，神龙转世，是皇天让他下来当皇帝的。

        西方汉学家普遍认为二十四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和这些神话传说式记载有很大的关系，还与一些无法考证的文学性想象演绎，评书式故事讲述有关。

        可是，古代史家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证明朝代更迭的合法性，主流的儒家学说不光是没有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论述，反而陷入了一个困境——革命好，还是不革命好？

        儒家的圣人孔夫子没讲述过这个问题，他一门心思追求的是回归到他认为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周礼制度，而这种回归，并不是要通过武力来实现，而是通过“克己”来实现。“克己复礼”是孔夫子学说的核心。

        汉代董仲舒杂糅多家形成的汉儒，宋代朱熹受佛教启发开创的宋儒，以及明清礼教中，也都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而是反复强调三纲五常，极力维护君权稳定，社会稳定。那么，革命就是不好的。

        但是，经孔圣人亲自编修而成为儒家经典的《易》里，却明确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记载，汤武革命也由此成为古代儒家极力推崇赞美的盛事。

        儒家这个说法象是自圆其说。儒家推崇赞美的是周，从来没推崇赞美过商，把商汤伐纣和武王伐商并列联系在一起，只是为了说明武王伐商的合理性。你可以伐他，我也可以伐你。这种并列联系其实有些低级，就像你可以耍流氓，我也可以耍流氓一样。

        既然汤武革命值得推崇和赞美，那么，革命自然是好的。

        儒家的亚圣孟子就是这样想的。齐宣王和他谈论汤武革命这件事时，问他，做臣子的可以杀君王吗？他大义凛然地回答说：我只听说杀了个独夫民贼，没听说臣子杀了君王。

        孟子这个观点和他的民本思想，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以及继承自儒家经典《尚书》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观点，给古代的叛乱者、篡位者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论依据。

        无独有偶，另一个对古人影响很大的人也大力鼓吹革命。这个人就是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里借陈胜之口，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这个口号几乎被古代所有造反者高声呐喊。

        儒家没能力挣脱这个困境，也没能力寻找到另外的合法性路径，后人只能继续走前人的老路，不断地用武力实现朝代更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古代每一次这样的朝代更迭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好不容易恢复过来，却又进入了下一个轮回，不亦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