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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39年1月22日，农历正月初一，魏明帝曹睿去世，太子齐王曹芳（可能是任城王曹楷的儿子，曹彰的孙子、曹操的曾孙）继位，改年号为正始，以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为辅佐大臣，共掌朝政。 此时曹芳只是个八岁的孩子，朝政大权自然全部落入曹爽、司马懿两个辅政大臣之手。（曹芳的帝位后来被司马懿废了，仍为齐王，故无帝号，只称少帝） 执政之初，曹爽像敬重自己父亲大司马曹真那样敬重司马懿，凡事都向司马懿请教，与司马懿商量。司马懿也以礼相待。两个辅政大臣和睦相处，朝局平稳，国家兴盛看来有望，但是这种其乐融融的景象只是昙花一现。 曹爽很快就控制不住对权力的渴望，开始利用自己宗室的优势（司马懿是外姓外臣）和大将军的权势（高于司马懿的太尉）疯狂地攫取权力。 首先是以弟弟们掌管皇家禁军、控制皇帝。曹爽有五个弟弟：曹羲、曹训、曹则、曹彦、曹皑。 曹羲为中领军，曹训接替曹爽的武卫将军，曹彦为散骑常侍、侍讲（类似于皇帝家教。此官职由此产生并流传后世）。 其余两个弟弟以列侯身份侍从少帝，出入禁宮。也就是说，皇帝始终在曹爽兄弟们的监控之下。 其次是以亲信占据行政中枢，把控朝政。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把控朝廷行政权力。毕轨为司隶校尉，李胜为河南尹，控制京畿地区。 要弄权，自然是用亲信，无可厚非，可曹爽任用的这几个人，几乎都是因作风浮华被魏明帝曹睿罢黜不用的。这也太奇葩了。 任用先帝不用的人，是古代皇帝施恩图报的一个常见权术。有些帝王还专门在临死前罢免一些重臣，让继位的皇帝重新启用他们。既可以避免这些重臣倚老卖老欺负新君，又可以让新君施恩于这些重臣，获得他们的忠诚。 除了曹爽和这些人私交很好的因素外，曹爽这样做也是笼络人心，施恩图报。一朝天子一朝臣嘛，谁都会重用自己人。古今中外，一概如此。 既要用自己人，又要保证朝政的正常运行，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所用的人起码大部分是有节操、有能力，秉公执政。 可曹爽用的那些人连这些起码的素质都没有，只知道争权夺利，假公济私，骄奢淫逸，搞得乌烟瘴气。 以至民间都有歌谣说：“何、邓、丁，乱京城”，还有“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作疽囊。” 二狗指的是何晏、邓飏；一狗指的是丁谧。“崖柴”是形容狗呲牙要咬人的样子。“疽囊”本意是毒疮里毒液聚集的根部，引申为群恶聚集的地方。默，（一作黠）曹爽的小名。此话是说三狗都咬人，其中丁谧最凶，主要是凭借曹爽的宠信。 这样做的后果是：一、引来朝中正直的官员的痛恨，不愿意与曹爽集团为伍；二、引来朝中受打击、遭挤压的官员的怨恨，不光不愿意与曹爽集团为伍，还要为敌；三、引来受到欺压的民众的愤恨。 这是后来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时，朝野一片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这帮人进入了朝廷中枢，掌握了许多权力，但司马懿还在，他们也不敢太过独断专行。于是司马懿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拔除而后快。 丁谧开始给曹爽出馊主意了。 丁谧是丁斐的儿子（就是曹操西征马超在潼关过黄河时遇险救了曹操的丁斐。可参阅本号《从叱咤风云的英豪到卑微的告密者：英雄末路的马超》），魏明帝时曾任过度支郎中（财政部官员），度支尚书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 丁谧让曹爽升司马懿为太傅，以此夺去司马懿的军权。曹爽让弟弟曹羲上表，提议升司马懿为太傅、大司马。 太傅是人臣能够做到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了，看上去是对司马懿的尊崇，实际上是架空司马懿，因这个职务基本上是个荣誉性的虚衔。 廷议时众多朝臣认为以前两位大司马（曹休、曹真）都是累死在任上，不太吉利，只任太傅就行。然后以满宠为太尉接替司马懿。 同时丁谧还告诉曹爽，不要什么事情都去和司马懿商议，自己拿主意就行。 司马懿升为太傅，表面上看曹爽一伙的计谋得逞，实际上司马懿没有任何损失，白得了一个太傅。少帝曹芳诏书里明白无误地写着“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军权依然在手。 加上接任太尉的满宠任职一年后去世，继任者是蒋济。而蒋济和司马懿是曹操任丞相时的东、西曹掾，关系源远流长，是司马懿集团的核心成员。 司马懿并不是独自与曹爽集团对垒，仍然有一个集团，其势力足以抗衡曹爽集团。比如曹爽集团的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但尚书令是司马孚；曹羲为中领军，司马师也是中领军；曹彦为散骑常侍，司马昭也是散骑常侍。 曹爽集团的优势在于是宗亲，更加容易接近皇帝，关键时刻可以借皇帝之力。还有个优势就是掌握了洛阳和京畿地区的权力。 劣势在于自己和手下这帮人不是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儿，就是夸夸其谈的浮华之人，不论是行军打仗还是行政管理都一窍不通。 司马懿的优势在于是两朝托孤大臣，多年带兵征战，朝中及外地文武亲信较多。这些亲信不是久经沙场的将军，就是宦海沉浮的大臣，具有丰富的军事和行政经验及能力。 因此，两个集团旗鼓相当，各有优劣。 很快，曹爽集团的劣势和司马懿集团的优势就显现出来。 公元241年4月，孙权兵分四路，大举攻魏：东边两路，卫将军、大都督全琮攻淮南（今安徽寿县）；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今安徽六安县北）；西边两路，车骑将军朱然围襄樊；大将军诸葛瑾、骠骑将军步骘攻柤中（今湖北省南漳县）。 魏国受到攻击的各地驻军奋力阻击，击退东边两路。西边则僵持不下，朱然围襄樊一个多月，魏国荆州刺史胡质带将军蒲忠死守不退。 面对如此紧急的军情，曹爽集团一言不发一筹莫展，还是要靠司马懿。 6月，司马懿率诸军南下解樊城、柤中之围。少帝曹芳亲自到津阳城门外送行。 司马懿轻松击败朱然，诸葛瑾也不敢孤军作战，樊城、柤中之围得解。 捷报传来，少帝曹芳亲派使者劳军，增加司马懿食邑，并封司马懿的子弟十一人为列侯。 司马懿则大举屯田，兴修水利、粮仓。淮河以北到处是粮仓，从寿阳（今安徽省寿县）到洛阳，民屯、军屯的田地连成一片。 对比曹爽集团损公肥私的行为，司马懿这些利国利民的行为，会得到多少人的拥护啊？ 眼看司马懿又立军功，子弟封侯，曹爽集团躁动不安了，也要让曹爽立军功，与司马懿抗衡。 司马懿打败吴国，曹爽就去打（蜀）汉。 公元244年3月，曹爽到达长安，集结士兵六七万人，（一说十多万人）与征西将军夏侯玄率军从骆谷口进入汉中，发动征讨（蜀）汉大战。 有趣的是，司马昭被临时任命为征蜀将军，作为夏侯玄的副将随军而行，估计是司马懿派司马昭来观战的。 曹爽选择从骆谷道进攻汉中，是因为这条道路最短，但是曹爽没考虑到此道中间绝水地段比褒斜道还长，山高路险，通行十分困难。辅佐后勤运输的关中民夫和雍、凉二州的氐、羌民夫深受其害，“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 前锋受阻，后勤艰难，魏军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况之中。参军杨伟建议曹爽赶紧撤兵。无奈之下，曹爽极不情愿地下令撤军。 正所谓来时容易去时难。（蜀）汉镇守汉中的镇北大将军王平（就是马谡失街亭时的副将。姜维这时也在汉中，但不是主帅，是前来探望生病的蒋琬留在汉中的）率兵堵住了魏军。（蜀）汉大将军费祎率主力及时赶到，占据骆谷中三座重要的山岭，居高临下打击魏军。 魏军经过艰难的苦战才得以逃脱。所有的民夫全部死亡、失踪，当地羌、胡怨声载道。
此次战役对古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一直受到忽视和低估。魏国此战损失惨重，关中和雍州、凉州的库存粮食几乎消耗一空，当地青壮劳力死伤殆尽，田土荒芜。 战后朝廷被迫遣返十多万屯田兵回家务农，导致军人数量锐减。军队人数下降又导致魏国无力平定西北游牧部族的叛乱，为五胡乱华埋下祸根。 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满足曹爽的个人私欲。 曹爽建立军功的梦想落空了，但这并不妨碍他和他的那帮猪队友继续肆无忌惮地弄权，其中有些行为已经严重地违背了礼制的规定。 曹爽集团的行为使得朝中许多官员倒向司马懿，形成此消彼长的局面。卢毓、傅嘏、孙礼等都是这样倒向司马懿，成为司马懿的得力干将。
曹爽的弟弟曹羲也许是曹爽集团里比较明白清醒的人，对曹爽等人的行为深感不安，多次劝谏。还专门写了三篇文章，但不敢指斥曹爽，托辞是训诫其他几个弟弟，拿给曹爽看。 宗室曹冏也上书，希图感悟曹爽，曹爽还是不听。 曹爽的胡作非为既危害到魏国的安稳，也危及到司马懿的安危。在没有一战而胜的把握下，司马懿选择了退避三舍。 公元247年5月，司马懿称病不朝。 司马懿这招看似服软退却，其实很阴险毒辣。一方面，不能和曹爽正面为敌，因为没有必胜的把握。一旦公开敌对，就是你死我活，但鹿死谁手还未可知，这个风险太大了，司马懿不愿也不敢贸然行事。要避开公开敌对的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与曹爽同朝议事。议事就会产生分歧、矛盾，不小心擦枪走火就满盘皆输。
另一方面，司马懿深知只要退下来，曹爽一伙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会得罪更多的官员，会引起百姓更多的痛恨，在民怨沸腾时自己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拨乱反正，更容易树立威望，得到官员和百姓的拥戴。 这样做也有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曹爽集团抓住这个机会，幡然醒悟，改邪归正，赢取官心、军心、民心，那么司马懿就真的只能在家凉快了。 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风险，曹爽集团已经病入膏肓不可就药，不可能骤然改变，反而会像司马懿预料的那样更加邪恶。
上帝要谁先灭亡，一定要谁先疯狂。曹爽在胡作非为花天酒地之时，司马懿则在秘密准备清除曹爽势力。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哈哈。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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