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森林，人类精神成长的“摇篮”

圆角望 202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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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心中有一片森林，就会有个不一样的自己！

原文：《森林是人类精神成长的“摇篮”》

作者 |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馥芳

图片 | 网络

美国著名艺术评论家、作家桑塔格曾睿智地指出：“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我一向自诩是健康王国的居民。可是2020年我刚刚过完五十一岁生日后不久的一天傍晚，一阵突如其来、随后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四个小时的腹部剧烈胀痛直接把我送进了医院午夜的急诊室，随后转入了住院病房，我变成了病床上被各种医疗器械和设备控制的一个“医疗对象”。我一下子从健康王国坠落到了疾病王国，身份也从一个健康人变成了一个病人。暂别了阳光、自然空气和自主行动的自由。

躺在病床上，百无聊赖。我盯着并排的几张病床看。白色的病床一字排开，病人绝大部分时候被各种医疗仪器固定在病床上，甚至连下地都是一种奢侈。这种被固定在一隅的、高度受限的生活像什么？像一棵树的生活？我真活成了一棵树？当各种树的意象在我脑中快速闪过时，一瞬间我竟有点小小的激动和窃喜。从前反复读过、背诵过的席慕蓉的名作《一棵开花的树》中的一些诗句自行在脑海中闪过：“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风轻云淡、岁月看起来静好的日子，看着那些年复一年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花草树木，竟然每每生出许多意淫式的幻像，幻想着花草树木因着某个或可说或不可说的原由，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囿于土地上的某个地方，期待着以守株待兔的方式遇见某些物、某些事、某些人或者某种命运。可是，若树木真有思想，真能思考，它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活？它们会甘愿做一棵树，开一树花，静待一个长久期盼的实现吗？

病中虽然身体的自主活动高度受限，但精神是自在的。藉由病树突然想到了森林。森林之于人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任由思维无拘地在想象的森林中驰骋、小憩，并不断在想象中的森林和自身思绪之间折返，如此冥思数日，突然领悟到：除了为我们提供物质资源和活动场所之外，森林之于人类的精神成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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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是人类精神成长的幼稚园。抛开人类来自森林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不谈，森林是人类精神成长的“摇篮”。正常的小孩都急着长大，急着去体验关于自己和周遭世界的一切。但是，因孩子们无知且弱小，故而他们的自主意愿在人类世界往往受到多方压制。孩童只有在想象的世界里才是自主的人。相对于人类世界的高度结构化，森林世界是一个毫无结构可言的丛林规则世界。丛林世界成王败寇、弱肉强食，简单的食物链生存法则很契合儿童简单而直接的思维模式，自然也很容易吸引儿童将自己代入森林世界之中，并在各种想象的森林冒险中克服无知，获取基本的世界经验，从而在精神上完成从无知到有限知识的早期成长。

森林是人类原始生命力的来处，也是去处。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罗洛·梅（郭本禹、方红译，2013：185）把原始生命力描述为“一种甚至比人们自身的生存需要更能控制他们的力量，用歌德的话说，是使人们敢于挑战整个宇宙并与其对抗的力量。因此，如果它不断地滋生长大，当它意图推翻本性自身时，便会以悲剧收场”。这种最能控制人类自身的内在性力量实质是人类的生命“原力”：是人类生命活力之源，亦是人类生命得以存续的本真之力。

随着人类经历和经验的不断丰富，我们的原始生命力有可能滋长，有可能减退，甚至完全消失。若滋长到一定程度，则必须寻找发泄的出口。但人类社会非但没有给人类原始生命力的滋长提供发泄口，而且人类社会构建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试图借助各种社会规训或者驯化手段压制人类不断滋长的原始生命力，以使我们成为“合格的”社会人。但压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原始生命力有必须得到适当释放的内在要求，否则很可能以攻击性或者暴力等破坏性方式发泄出来：“我们内心有太多的攻击性和暴力需要投射出来。我们通常是以抗议、内在冲突、顺从、情感淡漠等方式来处理这些内心的攻击性和暴力的”（梅，郭本禹、方红译，2013：191）。一方面，森林是消解人类内心攻击性和暴力的最佳物理场所：“漫步林间会带给我们狂喜，部分是因为树林赋予我们的灵感，让我们活出自己富于诗意和爱欲的幻想”（梅，郭本禹、方红译，2013：191）。另一方面，森林也是人类内心攻击性和暴力释放的最佳现实或者虚拟实验场所。此外，森林是人类精神自洁或自净之所，也是人类精神疗伤的去处。这在本质上也是人类不断努力提升精神性的过程。

人类虽然早已走出了森林，建立起了基于规则和法制的文明社会，可是，人类在精神上从未真正走出过森林的边界，尤其没有走出森林世界各种潜在可能性的边界。一方面，森林是人类世界的“镜中之我”，是人类世界组织和构建的“他者”。“镜中我效应”是1902年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提出的，其理论内涵是：就像我们需要借助镜子才能看清自己的容貌一样，我们也须借助“他者”才能真正了解自身。另一方面，森林史从来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单维线性演进史，森林在创造其自身历史以及不断演化的过程中顺带催生了人类。人类从来没能独立于森林存在过，森林之于人类也从来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客体。森林本质上是一个力量远超人类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历史能动性的自主演化主体。虽然“人类中心论者”从来就漠视森林的自主演化能力，但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森林之于人类从来就是一个交互性的主体：森林和人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构建，共同构成一般意义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