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那座老宅”之三 慈爱永远

“那座老宅”之三  慈爱永远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会有形形色色的人和你一起走，会不断地有人加入进来，也会不断地有人离你而去。迄今为止，伴随我一起走得时间最长的，应该是母亲，她不仅给了我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给了我最初的人生认知，也给了我绵长的亲情回味。

母亲一生坎坷，江南水乡的醇厚，养育了她如水般的性格，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如同风浪中一叶小舟，随波逐流，没有辉煌，没有诗意，却走了很远很远。

1922年9月18日（农历壬戍年七月二十七日），母亲出生在古运河边的新安镇，那儿离苏州很近，方言里满含着苏州腔调。她没有上过学，成年后从无锡南乡嫁到了无锡北乡，一个叫冯巷上的小村里，在那儿生育了我的姐姐，日子过得很平淡。然而，安稳的生活之路突然就转了方向，她丈夫得病去世了。也正在这个时候，她嫁在城中的姐姐得了丹毒，当年医疗手段有限，即便是在中医外科很有名气的城里，依然没有彻底地治好，留下终身的残疾，不再能正常行走。她姐姐大她15岁，上过学堂，颇有才学。恶疾来临，正好我母亲失了丈夫，便在这种半是收留、半是帮衬的情由下，母亲走进了四郎君庙巷的那座老宅，一待就是几十年光阴，从青丝飘飘直到白发苍苍。在这过程中，便有了我的出生，她的姐夫成了我的父亲，我的姨母成了我的大妈。

进了大宅门，母亲便成了里里外外诸多杂务的主动承担者。虽然当年大家庭中有保姆、奶妈等，但以母亲生来与就的秉性，任何琐碎脏累的事情，她都憨憨笑着主动承揽，从不推辞，所以合府上下也都乐得有这么一个热情勤勉的人，“小阿姨”长、“小阿姨”短地支使差遣，母亲也不以为忤，照样情绪饱满地做这做那。

母亲原先不识字，正好赶上解放后里弄里组织的扫盲运动，在居委干部地动员下，她便开始热情高涨地走出去，除了学文化，还参与一些街道工作，比如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什么的。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初，也许是为了补贴家用，也许是她希望独立的内心企盼，促使母亲终于摆脱了“家庭妇女”身份标签，走出家门，到街道工厂去上班。那是一爿纸盒加工厂，规模很小，专门为商家定制各种包装纸盒。在厂里，她是一线的粘制工，活计不重，但十分累人。回到家中，她还得起早摸黑承担所有的家务，包括服侍她的姐姐，但她照样乐呵呵地做得很踏实。母亲没有多少深刻的思想，没有花开叶落的矫情感伤，有的只是柴米油盐的平实和对我一腔深情的呵护。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组合的家庭中，我一天天长大，父亲外硬内软的严厉、大妈性情乖张的苛责、母亲舔犊之情的呵护，是我成长过程中的别样营养。或许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别的环境中，少年时代的我胆怯、敏感、少言，内心充满了彷徨。

1968年，是我人生的分界岭，父亲去世了！我家是一个以父亲为联结点的特殊组合，其时，我长兄虽然还在北京上班，但已经成家，嫂子已经进门，侄女已经出生。父亲的去世，家庭的联结点不复存在，原先貌似平衡的运行机制被打破。从家庭经济角度来考量，哥哥嫂嫂成为了最主要的支撑，母亲和我深深地感到了有形无形的压力，或多或少滋生出一种寄人篱下的伤感。正在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继大批知青下放后，下放潮开始向城市居民蔓延，“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等蛊惑人心的口号，开始大行其道。母亲所在的街道工厂宣布关门，全体员工一律下放。

当时的情势倒也并不是斧砍刀斩般的严苛，但正因为因父亲去世所带来的家庭现状，迫使从来没有大主意决断能耐的母亲，作出了顺应潮流下放的果断决定，且不顾周围人们的一再劝阻，毅然决然地要带着我一同去农村。当时的背景是，“老三届”（指1966～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已经全部下放农村，有的到农村插队，有的到国营农场。据说，周总理发话了，之后25年内的毕业生，全部要下放。因此，母亲当时认为，她所要去的大丰还是比较好的地区（有“金大丰、银东台”之说），与其将来把我下放到更偏远的穷乡僻壤，不如就带着我走，还有个照料。何况，她也实在不放心我一个人继续生活在那么一个气氛阴郁的环境之中。

于是，在1968年初冬，母亲便一片欢送的锣鼓声中，远帆孤影，卷入了插队下放的大潮。而我，在犹疑彷徨之中挣扎了将近一年，在次年的初冬，也来到了苏北大丰，在那个地方书写了一段永志难忘的经历。

母亲到了农村，似乎没有觉着多少艰辛，她从小生长在农村，现在又回到农村，尤其是在大宅门中度过了好多年压抑晦涩的岁月，一旦来到广阔天地，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如鱼得水的欢快心情。在那里，她和老乡们一起上工劳作，一起说笑谈天，尤其是在当时政策的扶持下，盖好了房子。她整治家务，拾掇自留地，种菜养鸡，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母亲的善良、大度、热情、忠厚，在这段生命历程中表现得更为酣畅淋漓。1975年底，我应招进入无锡煤矿工作后，由于大妈和嫂子生活得很不开心，多次来信求告，母亲心软，更加上姐妹情深，居然千辛万苦把大妈接到大丰，她们俩在我离开后，在那个地方又一起生活了好几年。

1980年，下放潮终于消歇，下放的人们陆续回城。我从矿上借了车子和爱人一起把母亲和大妈接回了无锡。物是人非，老宅中我家的房子已经被嫂子“送给”国家，我们成了无家可归。当时，五叔在市政协工作，由他出面斡旋，并在母亲数十趟地奔走努力下，终于在政策的慈光照耀下收回了房子。在房子收回前，在大家族的默许下，姐夫帮母亲在大宅院的后厅（即后来的自行车库）搭起了临时窝棚，里面勉强能搁下一张床，做饭的煤炉就安置在楼梯口。当时我还在煤矿上班，我爱人第一次进大宅院，就是在窝棚里吃的饭。

母亲回城后，原先的那家纸盒厂又办起来了，还升格为印刷厂，母亲又继续去上班，做过各种工种，后来被厂领导安排去食堂做饭。到了快退休时，又安排她去厂边上的自行车停车场做管理员。一次，我路过那儿，在凌厉的寒风中，她正吭吭吃吃拖动着路人没有排放好的沉重的28寸自行车，她身材瘦小，根本就搬不动。我一阵心疼心酸，就和母亲说：“算了，我们不做了！”

1991年，单位给我分了房子，由于我儿子在老宅那边的后西溪中心小学念书，所以母亲继续住在老宅里，每天为孙子精心准备好午饭，然后巴巴地在大门口守望，等着孙子下课，什么好吃的都为孙子留着，宁可自己吃残菜剩羹。

再后来，老宅拆迁了，母亲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母亲曾六七次摔伤骨折，比较大的有股骨、手臂、锁骨粉碎性骨折共5次，虽说年纪大了难免骨质疏松，但她每次吃尽痛苦后，依然奇迹般地恢复，可以继续正常行走。将近90岁时，母亲牙齿都掉光了，日显苍老。当时我和爱人都在单位里忙着，儿子也去了外地工作，每天早上我们一走，家里就剩下她一个人，有了多次摔伤的经历，我们实在有些怕了，就怕哪一天下班回家，看到她又摔在地上没人救护的场面，便四处寻觅考察好一些的养老院，哪怕多花点钱也无所谓。由友人介绍，先后去了东亭的江南颐养院、广益养老院、市社会福利院养老院等。但即使是我们几乎每天都去看望照顾他，她也往往待不了多久，就执意要回家，想前思后，每每还是遂她心愿把她接回了家。记得在社会福利院养老院的后期，她已几近弥留状态，但看到我们带去的大宝，还会强挺起身子，不无骄傲地和旁边床上老人说：“这是我重孙！”

2012年7月23日，母亲终于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无病无疾，仿佛油尽灯枯，离她90周岁生日不到2个月。母亲已经离开我们6年多了，但家中到处都是她的影子，我和爱人谈说时，经常会提到母亲，提到母亲做过的菜，做过的面点，缝补过的衣物，看过的书，做过的事情，点点滴滴，口中说着，心里痛着，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