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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有事 哲学自古有一个从下而上的始端，那便是“闲暇”。亚里士多德说“闲暇”和“惊奇”一并开启了哲学自由的追问和思考。这当然主要是从人的心境情态来说的了。因为这里的“闲暇”是异于“悠闲”、“休闲”这一类，后者是在世之人奔于烟波江上时的暂停。当亚氏举出其中代表群体“僧侣”的时候，也不只是说单纯地不劳动或少劳动，因为那些希腊的自由民们他们已经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很多人并没有选择以“闲暇”方式进行他们的生命，希腊繁荣的政治生活是他们“忙碌”的重要场地。 “闲暇”是一种自愿的退身，这种退身以退为进，通过退身于在世的对他物他人的忙碌日常，向一种更高之所前行。它不只是在一个时间段内去获得一种无忧无虑的舒适，而是人存在方式的转换。 当人们谴责奥古斯丁那个时代已成为思想潮流的禁欲主义，说它摧残了人，然而如果人们真正地对待它所蕴含的本真的东西，其中恰恰有一个从下而上趋向无限的“肉体—灵魂”框架，在这种框架里，禁欲主义是一种人的上升，如奥古斯丁所忏悔的那样“我背着真理，还自以为向真理”。哲学所说的“闲暇”的意义如出一辙。 哲学所说的“闲暇”不独属于哲人，因为它是一种人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独具一格地使人自由地追求超出个人的得失、名利和成就，换一个方式“看”世界。这种看的转换，可以约同于奥古斯丁所说的“我用我灵魂的眼睛瞻望我灵魂之上的”，当然前提是要区分，奥古斯丁说的是信仰方式。于是也可以说，这世间未必都只是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名往。” “闲暇”不独属于某一种人，但是却也有其代表，哲学的“闲暇”是一种，还有另一种那就是诗人的闲暇。诗人，无论是大众形象，还是其实际的状况，确实都是很“闲暇”，乃至诗人的闲暇使诗人生活潦倒穷顿，时常食不果腹。诗人阿波利奈尔在《诗人的餐巾》中对诗人做了一个切实的书写：诗人是在生活的边缘，艺术的中心。 诗人的闲暇似乎没有哲学的闲暇那样伟大和有其内涵，毕竟哲学尚且曾经一度，而且至少至今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它意味着一个高大重要的字眼“真理”。诗人们不事人间碌碌，远离众人而成为少数人所知所好，去投身于文字和诗意渺茫忽闪的瞬间，如此诗人的闲暇之正当性似乎是说不过去了。马哈福兹的《街魂》中诗人也成了寄生在权贵之下，歌颂往事和正义，唯唯诺诺的虚弱无力者。 哲学家们和美学家们不仅为艺术，而且也是为诗人们做了诸多的辩护。无论是把诗作为人最高部分的精神的成就、对大全的感性直观和诗作为神性的显现，还是把诗与哲学之思并肩为邻，乃至把诗作为哲学的最高目标，确立一种艺术哲学，诗人所从事的这写诗的事情，是有其深刻的内涵了。 除了诗人阿波利奈尔，其他的诗人们自己是怎么说的呢？法国诗人夏尔说诗人“居住在闪电中”，如此诗人至少也是近于阿波利奈尔所说的“生活的边缘”，也至少说诗之事情是不同凡响的事情了；波德莱尔说“坟墓能了解诗人”，如此至少也是说诗人所追求的不同于常凡；里尔克所理解的诗人形象是吟唱的俄耳浦斯，他有一个对诗人所从事的事情格言一般的诗句：“吟唱即存在”，如此至少说来诗人所诗所吟唱的是哲学尚且不敢轻视的“存在”相关的事情；普希金说存在着一种真理，这种真理在“酒杯底部”，这也是在说关于诗的事情，如此诗至少是有一种发现真理的成就；丁尼生在《诗人》一诗中，说诗人是“天生有对爱的爱、对恨的恨、对侮辱的侮辱”和“多少头脑能够使眼睛有神，但一种使之带着火光”，如此也是说诗人精神中具有高品质了；具有尼采般热血反叛精神的纪伯伦在《诗人》一文中，自白“我在这个世界是个陌生人”，这也说诗人是异端中的异端，但是诗人却以此为正道……如此的诗人之自说自白可以确认，诗人们自己的陈述中对诗和诗人自身有相当的见解，诗与诗人首先是边缘的，但是重要的、独特的，是处于一个崇高的领域。这样来去解释和理解，当然不是全部，但是至少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诗人的闲暇和哲人的闲暇，这二者不同于《存在与时间》中那种“闲话”、“好奇”和临时兴起的看看而已、既可有也可无、既可此也可彼的“两可”了。它们是一种认真、真诚、真挚的闲暇了。这种闲暇中，人的自然性情和兴趣偏好以自由的追求而开展，人在这种闲暇并不悠闲，无所事事，而是经由闲暇开启通往高山的道路，投身于其中，乃至舍身忘己，终其一生而为这闲暇：纵不能完满至之，而却一往行之！ 如此以着上文思去，思纵然不是总是能够达到澄明境界，也渐渐的在思的小路上前行了起来，且行且思，在所思之中便有什么已经敞开了出来，给予给人，任其领会。按照前路行思，苏轼那一句“但少闲人”其实也是“闲暇”上来说了。李清照那一句“两处闲愁”，也才是本真的愁了，真正的愁不正是无所愁时而由衷地、自由地发愁吗？一如，无所迫之时而迫才是真迫，闲来无事而有事才是真有事，且有真事。 作者：南楼玩月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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