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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一份日本特工绘制的朝鲜秘图,成为利益攸关方暗战的焦点

 冬不拉拉 2021-09-08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出兵朝鲜,大军直逼中国边境。中国共产党准备发兵援朝抗美,偏隅台湾的国民党军也想趁此机会入朝鲜、经东北反攻大陆。

而此时,一份日本人在二战期间绘制的秘图孤本——《满鲜地理调查》流落到香港。密图详细标明了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地理形势、军事要塞和据点,具有极其珍贵的军事价值,甚至可以说,得秘图者可得朝鲜战争的主动权。于是,三方特工开始了一场紧张激烈的谍战较量……

一、《满鲜地理调查》的来源

满鲜,是伪满洲国(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等大片地区的简称。

在介绍《满鲜地理调查》之前,我们要先了解日军侵华期间的一个重要机构——满铁。满铁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是日本在华最大的垄断经济机构,1906年由日本天皇亲自下诏书成立,总部在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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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总部

它表面上是一个铁路公司,实际上广泛涉足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情报等领域。在其运行的近40年的时间里,满铁始终活跃于日本对华侵略扩张和掠夺的前沿。

满铁情报部和侵华日军配合积极,调査人员最多时达两千多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之一。在朝鲜半岛、中国的东北地区、华北地区与内蒙古地区东部以及苏联的远东地区展开密集的情报搜集活动,涉及经济、地理、地质、社会、自然资源等多个领域。

《满鲜地理调查》就出自于这样一个机构之手。日本在侵占朝鲜和中国东北之后,起先并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会败退,他们是按照长期占领、据为己有来规划的。于是,满铁总部就指定由满铁调查部朝鲜分部的部长秋吉考平负责,进行满铁地理调查。调查成果分为两个部分,一份中国东北和朝鲜地区的军事地图,一份《满鲜地理调查》文件。

到了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抗日战争结束。这个《满鲜地理调查》还没有完全做完,但是已经可以使用,尤其是那份军事地图,是一个孤本。

1945年9月7日,满铁调查部朝鲜分部的部长秋吉考平和他的助手滨本良一,在朝鲜轻津他们的分部驻地焚烧者侵略者的罪证,当准备焚烧《满鲜地理调查》时,秋吉对滨本说:“……我实在不愿意把它烧毁,但是以我的身份根本无法保存它。有关满洲和朝鲜半岛的地理调査,这肯定是最详细最权威的,特别是在军事用途方面。现在,天皇已经宣布投降,苏军进攻满洲和北鲜只是时间问题。我身体不好,无法再待在这里了,明天要赶到釜山,从那里回国。”

秋吉猛咳了两声,揉着胸口继续说道:“你父母在哈尔滨,你还是先到哈尔滨与他们团聚,再想办法回你的故乡蔚山。这份《满鲜地理调査》,特别是里面的秘密地图,是无价之宝。我不知道大日本帝国什么时候能够东山再起,也许我这一辈子都看不到了。现在我想把这份文件交给你来保管,我希望这份文件能够保存下来,让我们的后辈能够看到,满铁调査部曾经创造怎样光辉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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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的一处营地

说着,秋吉将一个书本大小的防水油布包裹交给滨本良一。三十来岁的滨本站起来,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接过包裹。他没有说话,眼光中透着疑惑和探询的意味。

秋吉说:“一定要保管好,定居下来之后,就要找最可靠的地方保存。以后没有我的指令和消息,就只能靠你好自为之了。如果不是我本人找你,那么凭这个暗号,你可以交出这份文件。”他向滨本岀示一张小纸条。滨本看了几遍,还给秋吉,说:“我知道了。”

秋吉又给了滨本一张纸条,“这是我在仙台乡下的地址,你安定下来之后,就写信寄到仙台,我会收到的。”秋吉随即起身,疾步走出办公室。

稍后,滨本也提着一个陈旧的旅行箱,急匆匆离开了这个地方。一阵秋雨打来,滨本心中的寒意更浓了。他知道他不可能再回到这里了,但是他不知道命运之舟将载着自己漂向何方,也不知道秋吉交待给自己的文件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

滨本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住在日本的朝鲜人,二人在20年代移居哈尔滨,滨本就在哈尔滨岀生,在东亚三种主要文化交汇的环境中成长。他在哈尔滨的日本学校读完高中,然后到日本的大阪大学读经济学,毕业后又回到哈尔滨,被满铁招募。在满铁调查部,他还算是新人。他没有秋吉那种老特工对帝国和情报事业的忠诚,面对如此巨大的变局,他更多的是无奈和迷茫。

二、这份秘图的情报是如何泄露的

最先知道有这份秘图存在的是美国人。

1950年的一天,麦克阿瑟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作战处开会,他要求看到一份北朝鲜的详尽地图,可到手之后他扔掉了手中的烟斗破口大骂:“这种XXX的破玩意儿也能叫地图?我的军队进入北朝鲜难道要靠它?赶快给我弄一份新的、有用的!”他鹰一样的眼光注视着出席会议的情报处处长和情报处副处长威廉·卡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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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

情急之下,卡尔森想起了在1948年,一个线人给他提供的一个线索。一个从朝鲜半岛回到日本的前日本特工秋吉考平因病去世前,向他的儿子秋吉永南透露,他参与制作过一份绝密资料,是有关朝鲜半岛与满洲地理、地质与地图最权威的文件,在军事方面有极大的价值。

秋吉永南没有继承其父的特工能力和特工气质,只是个平庸之辈,战后,他在码头当搬运工人。有一次,因为涉嫌参与一桩美军基地偷窃的刑事案件被警方传唤,传唤时有一名美国宪兵在场,秋吉永南不知是岀于恐惧心理,希望获得从宽处理,还是希望可以通过提供信息获得奖金,居然主动向美军宪兵谈起父亲的临终遗言。

美国宪兵立即明白,此事应报告相关情报部门。如此,卡尔森就知道了这个地图的存在,但他并未太放在心上,因为当时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并不在他的情报需求清单之中。但到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麦克阿瑟大发雷霆之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卡尔森马上派人找到秋吉永南,并将他带到秋吉住所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问话。瘦骨嶙峋的秋吉永南战战兢兢,立刻将相关的情况和盘托出。原来,秋吉考平这个老特务出于职业的习惯,平时在家人面前对满铁的事情几乎一字不提。但在他得知自己已是肺癌晚期,将不久于人世时,主动向儿子提起了《满鲜地理调查》的事儿。

他告诉儿子那这份文件托付给了一个部下滨本良一,滨本拿了文件以后,去了哈尔滨,此后一直没有消息,直到1948年7月间,仙台老家有人带给秋吉考平一封香港来信,是滨本写的。信是用日语写的,内容很简单,说自己娶了一个香港女人为妻,落户香港,现在以中国人的身份住在香港,用的也是中国人的名字——李世群。信封上的寄信地址是香港九龙九龙城寨侯王道37号二楼之一。

交待完这件秘事三天后,秋吉考平这个老特务就一命呜呼了,滨本从香港写给他的那封信就到了他的儿子秋吉永南手里。

威廉·卡尔森得到这些重要消息,如获至宝,立即行动起来了。

1950年9月底,威廉·卡尔森上校(化名约翰・奥卡伦)和他的助手戴维·克利福德中尉(化名马丁·塞缪尔森)从日本来到香港尖沙咀的半岛酒店,英国军情五处在香港的联络官,港英政治部D组的菲尔・普雷斯顿上校接待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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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香港尖沙咀

当两人向普雷斯顿介绍完来意后,普雷斯顿表示会全力配合他们寻找化名为李世群的滨本良一。

令卡尔森和克利福德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刚住进九龙半岛酒店,就被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组织负责人程其之安插在酒店的眼线盯上。程其之,江湖人称“阿同”,香港人,原在东江纵队情报处工作,抗战胜利后又回到香港,他和英国人、美国人打交道都很有经验,也很熟悉香港各方面的情况,在社会上有各种可以利用的关系。

阿同通过线人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通过特定渠道将情报报告给了中央社会部的彭辉年副部长,彭辉年在情报战线人称“彭先生”,是江南人,早年投身革命之后就在周恩来手下的隐蔽战线工作,多年来出生入死,功勋卓著。

阿同在报告中说:9月底,九龙半岛酒店住进了两个美国人,举止和气质很像军人。他们一来就被港英政治部的人接走了。据我们了解,是港英政治部D组的组长,也是英国军情五处的菲尔·普雷斯顿上校在和这两个美国人接触。他们是从东京来,使用的护照显然不是真实的姓名,在住宿登记上填写的职业是“商人”。我们用各种办法了解到,这两个美国人是美国占领军司令部驻日本情报处的军官。他们到香港来,是要寻找一份日本满铁调查部秘制的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地理调查。据说这是目前做得最好的地理调查与地图。有情报显示,这份资料在一个日本人手上,他现在在香港,但是更进一步的具体情况都还不知道。

就这样,中共也知道了这份秘图的存在。

此时,中国已经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准备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这样的一份地图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急需的。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与日军作战中就发现,日军的地图做得比国民党的更详细、更好用,而这份《满鲜地理调查》是在日本控制的东三省和朝鲜之后绘制的,其详细度将更高,军事价值将不可估量。

彭辉年将这一情报向军委首长汇报之后,军委要求立即查清这件事!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抢在美国人之前找到这份资料,这对我们未来入朝作战非常有利。相反,如果美国人得到了这份资料,也会对我们非常不利。

于是,在彭辉年的组织下,在北京成立了专项任务小组,他亲任小组长,香港方面由阿同负责,带领自己在香港的情报组织展开工作,彭辉年还从东北军区情报部调来情报员王少文做他的助手。同时决定在广州设立一个支援机构,随时策应。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统特务是如何知晓这份地图存在的。

国民党情报机构最早盯上这个《满鲜地理调查》的人是林石泉(化名,真名不详),他是广州人,国民党保密局一处国际情报科中校,日本东京帝大法律科毕业,懂英语、日语和简单的朝鲜语。1938年军委会特训班岀身,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被派往日本,担任中国驻日本盟军代表,同时担任军统东京站的副站长。

也就是在东京工作期间,他与过去认识的日本人,包括满铁人员时有交往。有一次与曾经在大连满铁总部图书馆工作过的北川玉夫喝酒,北川无意间说起当年曾经参与《满鲜地理调查》的事情,而且知道最后负责合成调查材料的是秋吉考平。

北川透露出来的有关情况,使老牌特工林石泉深知其情报价值,虽然他当时无法预知朝鲜战争的爆发,然而作为保密局的资深特工,他对任何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情报线索都不会放过。他当时就给了北川酬金,要求北川务必找到秋吉。但,北川一直没有给他消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林石泉向毛人凤汇报了这一线索,毛人凤闻讯大喜,立刻命令林石泉赶回东京,全力去找秋吉考平,务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抢先得到《满鲜地理调査》。毛人凤知道,如果台方能够抢先得手,蒋介石必然大喜,自己必受嘉奖不说,对于将来国军从朝鲜半岛攻入东北,重回大陆也是价值非凡。退一步来说,即使国军不能赴朝鲜半岛参战,他也可以以此为筹码,寻求与美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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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

林石泉毕竟是日本通,而且有老满铁愿意配合他,所以他很快就找到了秋吉永南。对于秋吉永南来说,那份情报对于他爹很重要,需要保密,但对于他来说,比较无所谓,既然已经告诉美国人,就不妨也告诉国民党蒋介石的人,何况还有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可以拿呢,尽管信件原件已经交给了美国人,但是内容他都记得。

林石泉拿到情报后,很快就来到香港,上面给他安排了海洋旅行社经理的位置,他可以以旅行社为掩护,全身心投入这项情报任务。

自此,相关利益的三方围绕着《满鲜地理调查》的情报混战就此开始了。面对这么多强悍的猎人,那头“鹿”到底会死谁的手里呢?

按说,有了这么详细的信息,找到他应该不难,但事情往往没有那么简单。

李世群的行踪

李世群(滨本良一)是在1945年9月底苏军进驻之前离开轻津,前往哈尔滨的。当时,朝鲜半岛已经被美军和苏军分割。滨本打算,到哈尔滨找到父母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当他找到父母居住的哈尔滨道外景阳街一处日式公寓时,那里已经十室九空。一个日本孤老太说,8月底滨本的父母就离开公寓了,她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可能是去大连了,也可能去间岛(延边)。因为她曾听老滨本说起过,从间岛可以辗转返回韩国。

滨本欲哭无泪,无奈,滨本只能在哈尔滨先安顿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腹泻不止,跑到日本医生所在的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滨本认识了护士文淑珍,两人互生好感。

出院后滨本就和文淑珍同居,开始了新的生活。文淑珍的身世也很特别,她不是东北人,而是来自遥远的香港。文淑珍的父亲文卿伟在香港建有一家贸易公司,在香港、南京、东京和新京(长春,伪满“首都”)之间做生意。

1946年,内战爆发后,文卿伟写信让女儿文淑珍立即返回香港。正在这个时候,滨本闯入了文淑珍的生活。1947年,国民政府一度在哈尔滨执政,滨本和文淑珍借机离开哈尔滨,转辗到了上海。随即在1948年春节前坐船到了香港。

滨本在香港入境时登记的信息是中国人李世群,从此开始以香港华人的身份居留。文淑珍的“满洲”护士资格在香港不被承认,无法在医院找到工作,于是两个人在九龙城开了一家面馆。滨本会做日本风味与朝鲜风味的汤面和冷面,文淑珍则负责招呼客人和收银。

生活安定下来之后,李世群确实给秋吉考平写过信。这封信就是美国威廉·卡尔森上校从秋吉永南那里拿到的信。李世群迟迟没有收到秋吉考平的回信,他不知道秋吉考平已经病死了。实际上,他也没期望能有回信,对于《满鲜地理调查》和秘图,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价值,日本已经战败,作为战乱年代的普通人,他能够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前途渺茫,如果能够在香港与妻子一起过安定的生活,就很满足了。

时间来到1948年的12月份,两人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因为,港英政府要求九龙城寨居民全部迁出,要对这一地区进行拆迁。

不得已,夫妻二人只好搬家,他们选择搬到人口较少,环境安静,房屋租金也便宜的沙田火车站附近租房居住。他们找到火车站附近一个叫“裕记”杂货铺的房子。“裕记”是新界特有的一座丁屋,三层高,底层是商店,二楼出租,三楼是主人房。二楼有两个房间,李世群夫妻租了一间,另一间被业主当做储藏室,放了一些杂货。

文淑珍不是很了解丈夫在满铁调査部的工作性质,但她也能隐隐觉察到丈夫始终对自己过去的身份有些担心,不愿意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这样的地方比较适合他们现在的情况。

中共抢占了先机

此时,三方均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行动,全力寻找李世群夫妇。美国特务和国民党军统特务按图索骥,最先碰了壁,找到滨本书信中的地址后傻了眼——拆迁了!只得重新梳理信息,另寻他途。

最先发现李世群夫妇行踪的,是国民党特务机构。我们知道,国民党特务发家于上海的清、洪帮,利用帮会进行情报搜集、社会调查甚至进行暗杀活动是军统特务最擅长的。1950的香港,正是帮派盛行的时候,其中一些和国民党军统特务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0年10月11日,军统特务林石泉正是利用帮会很快就查出了李世群夫妇就住在“裕记”杂货铺的二楼,并派出帮会人员日夜监视。

稍后发现李世群夫妇行踪的,是美国人。美国人利用香港在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之下的便利,调派香港警察也很快查明了李世群夫妇的新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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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时的香港

同样,美国人委托普雷斯顿派出便衣警察对“裕记”日夜蹲守。

但是,这两拨人均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对于李世群来说,他的职业敏感告诉他,周围有人在暗中监视他。他下意识地判断,可能与《满鲜地理调查》有关,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更不知道是何方人物。

而中共驻香港特工负责人程其之,在香港搞情报多年,三教九流均有来往。这次寻找《满鲜地理调查》,他不仅动用了帮会的力量,还利用了安插的警察内部的眼线。这个情报的来源,正是英国人普雷斯顿通过香港警察寻找李世群时,被警察内部的眼线探知,报告了程其之的。

除此之外,程其之还动用了一件秘密武器——他曾经的女朋友梅黛西,正是这件“秘密武器”帮助他率先拿到了这份情报。

程其之,也就是阿同,1920年生于香港一个富裕家庭,在英皇书院读书时受到数学教师施景迁的影响,倾向进步,关心国事。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程其之正临近毕业,他立即参与发起和组织香港学生赈济会,全身心投入抗日运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程其之与一批香港学生到广东战区参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到延安短期学习,1939年10月奉命回到香港。

香港沦陷后,他先参加港九独立大队,负责搜集情报,后来又转到东江纵队情报处,参与对在港的爱国文化人士与一批英美人士的营救。1945年香港光复的时候,程其之又根据上级的安排,先到澳门工作,两年后回到香港,在一家贸易公司任职,并以此为掩护,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局香港分局主要的情报干部。

梅黛西出身富豪世家,她的祖父梅哲履是香港第一代华人买办,祖母是英国人,父亲梅雨亭是中英混血,母亲梅卢曼丽是澳门世家小姐。他的父系是葡萄牙血统,母系是英国血统。

抗日战争爆发后,程其之和梅黛西都积极参加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共同的抱负拉近了两位年轻人心灵的距离,从互有好感很自然地结成了情侣。他们有过几次短暂的约会,梅黛西是程其之的初恋,但时局的动荡和他身上肩负的特殊使命,使他无法全心全意地投入恋爱,尤其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使命更加艰巨,爱情与使命渐渐更无法兼顾。

1941年底香港沦陷之前,程其之又被派到广东工作。而梅家为了避开了日本的铁蹄,举家迁往澳门。战乱使得阿同与黛西劳燕分飞,彼此失去联系,直到战后。

程其之回到广东后,旋即被派到东江纵队情报处。程其之以在一个临街的小店开杂货铺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但上级认为单身老板容易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就派女共产党员阿芬作为程其之的妻子。两人就此成亲。对于阿芬来说,阿同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对于这样的婚姻她很满意,不过他们没有孩子。阿芬的身子比较弱,1944年染上肺病,不久就去世了,两人短暂的婚史就此结束。

日本投降后,程其之于1946年奉命在香港组建九龙的工作据点。

而梅黛西于1943年跟随父母又坐船去了葡萄牙的里斯本,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当时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大陆少数远离战火的国家,生活比较正常。黛西在外祖父的酒店帮忙管理,直到1946年外祖父去世,黛西随父母重新回到香港。

1947年年初,多年遍寻阿同无果之后,在双亲的压力下,黛西嫁入门当户对的澳门大户梁家。可婚后不到半年,黛西就已经无法与丈夫一同生活。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丈夫除了做生意就是进赌场,黛西则大部分时间在香港九龙塘双亲赠与的住宅居住,二人形同分居。

于是,黛西重新开始寻找阿同,她隐约觉得,阿同一定会再次在她的生活中出现。

命运就是充满了巧合。就在程其之反复分析手头的资料,试图寻找李世群和文淑珍的线索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文淑珍的母亲名字叫卢秀仪,这名字如同电光石火在程其之的脑子里闪过。

这名字他依稀有些印象。黛西的母亲叫卢曼丽,她有一个叫卢秀仪的姐姐!他记得黛西曾经提到过在澳门的这个姨妈,程其之立刻进行核实。事实就是如此,卢秀仪还住在澳门。一个行动方案在他的头脑中立即形成。程其之立即给港岛半山的梅府打电话。

接电话的正是梅黛西的母亲,程其之自报家门后,梅夫人并没有因为他这么多年不辞而别而怪罪。当程其之询问梅黛西的住处与电话时,她很爽快地告诉了他。

程其之再次拨通电话后,听筒里响起了熟悉的声音:“喂?哪位?”

“黛西,我是阿同。”

“是你?你在哪里?”梅西的声调都变得颤抖起来。

“我在界限街,我想要见你。”

“我也想要见你,到我这里来吧,我在歌和老街。”

“我马上过来。”

黛西居住的是她父母送给她的一座独门独户、有小花园的别墅,与歌和老街其他建筑物类似。

开门的不是女佣而是黛西本人。这种情况下的久别重逢并没有太激动或太伤感的场面。程其之要务在身,儿女情长非眼前事,但是他心里有黛西,黛西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

两人落座后,他开门见山:“黛西,我有非常要紧的事情求你帮忙。”

“可以。你知道答案的。只要我能够。”

“你能够的,而且只有你能够。事情牵涉到你的表妹淑珍。”

程其之他把为什么要找文淑珍,以及为什么必须把文淑珍和她丈夫带离沙田的来龙去脉都跟黛西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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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中共特工形象

他没有说谁在找李世群,也没说谁需要李世群手里的秘图,黛西也不多问,她对这件事情本身不感兴趣,她全部的心思都在她日思夜想的阿同身上,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她知道这件事后面可能有很重大的背景。

“我马上开车去沙田,我有信心把他们带来,今晚就让他们住在这里?”

“我再考虑一下。或许让他们住在这里,或许会安排他们马上离开。”

黛西和程其之分别后。程其之马上电话向小组成员做了部署。他让黛西去的时候说,要带文淑珍夫妇去澳门,这样可以为自己争取时间。然而,李世群肯不肯交出秘图还是未知之数。唯一可能利用的弱点就是他在香港人生地疏,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妻子才能生存,那么依靠文淑珍对他的影响或许可以打开突破口。

他在香港的助手黄远生在电话中告诉他,他们找的帮会人员高佬发现有其他帮会的人在找日本仔,警察也差人在沙田火车站附近活动。此时的时间是1950年10月11日晚上。

黛西用自己的轿车利用夜暗把文淑珍夫妇带到歌和老街自己的住宅。按照程其之的吩咐,她们在路上稍事停顿,吃了晚餐。到家之后,先让两位客人到客房安顿下来。

姊妹俩久别重逢,当然有说不完的话,于是来到客厅叙旧。

她们从小就很要好,黛西径直转入正题,问表妹知道不知道李世群有一份满铁的重要文件。

“有的。好像是地理调查和地图方面的资料,我也不懂。”文淑珍毫不隐瞒。

黛西有些兴奋,这应该是程其之说的秘图:“你见过?”

“放在一个油布袋里的,我看过一眼。”文淑珍进一步肯定。

黛西大略地告诉表妹,为什么现在有人需要这份资料。表妹不是很明白,因为黛西自己都不是很明白。但是,文淑珍已经感觉到,这份文件可能会给他们夫妇俩带来麻烦,而表姐肯定是不会害她的。

“文件现在什么地方?”黛西问道。

“在九龙弥敦道渣打银行旺角分行的一个保险箱里,我还有一些首饰和父亲给的美元也放在里面,”文淑珍对表姐和盘托出。

“好,明天我陪你去取岀来。然后你们不要回沙田了,我会帮你们在别的地方安顿下来。”

当晚,梅黛西把她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程其之。程其之在暗暗兴奋之余,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虽然抢占了先机,却丝毫不能大意。美国人、英国人有统治者的地利,国民党特工有他还不知道的人和。三方争抢,这场较量的激烈程度,可能会超出想象。

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

一波三折,中共最终取得胜利

尽管程其之最先得到了情报的线索,也掌握了情报的持有人,但是如何顺利地将情报取出,并将它安全送达北京是当前摆在他面前的大难题。

此时的美国人和国民党军统特务都没有闲着,在“裕记”杂货铺失手后,他们从杂货铺老板那里得知是李太太文淑珍的表姐悄悄接走了他们,也很快就搞清楚了文淑珍的表姐就是梅黛西。当晚两拨人马都派人死死地盯住了梅黛西的别墅,想带着李世群夫妇从正门出去显然是不可能了。

10月12日一整天,三方人马都没有进一步的动作,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汹涌。卡尔森、克利福德黑和普雷斯顿更是亲自上阵,通过私人关系借用了梅黛西对面的房子,整天都在监视着梅黛西的院子。军统特务则安排帮会的人,躲进一个停在胡同口的车子里秘密监视。而程其之则用电话遥控指挥,安排好了第二天的一切行动。

10月13日,这天一早,来了一辆由高佬驾驶的小货车到梅黛西的家里“送家具”,而后又来了一辆出租车停在梅黛西家门口。8点钟,两辆车子从梅黛西的门口朝着一左一右两个方向快速驶去。军统的人员只有一辆车,选择了跟着出租车;美国特工有两辆车子,则分别跟上其中的一辆。

而事实上李世群夫妇并未登上任何一辆汽车,在程其之的安排下,悄悄清除了美国人安排在后门附近的特务,平安顺利地从后门撤走了。

之后,程其之将李世群夫妇转移到油麻地的一处秘密据点。开始让梅黛西做两人的工作,请他们尽快到银行把秘密文件取出来,交给程其之。在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而中共又能确保其安全的情况下,原本对这个秘密文件就没有太多情感的滨本良一答应了程其之的要求,决定第二天就去银行取秘密文件,密件取完后就由梅黛西安排他们去澳门。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4日,这天是周六,但渣打银行正常上班。程其之安排出租车带着李世群夫妇赶到渣打银行,并安排香港情报小组的成员在银行附近掩护,他们仅用十来分钟就顺利取出了秘密文件。两人刚出银行,登上出租车,普雷斯顿带着美国人就匆匆赶到了银行,但是他们又晚了一步。

李世群夫妇回到油麻地的秘密据点,将一个油纸包交给了程其之。程其之打开油纸包,拿出铅印的日文文件《满鲜地理调查》与《军用满鲜地图》,在小桌上摊开,仔仔细细检视再三之后,问李世群是不是这两样东西,在得到李世群的确认后,他又重新包裹了起来。

事情到了这里,一切都看似非常顺利。只要能够将秘密文件送出香港,就大功告成。然而,事情远没有想象得那样简单。

程其之和助手王少文不敢耽搁,计划租船从水路将秘密文件送往广东惠州,这是一条程其之以前经常使用秘密路线。当天晚上,他们就开始动身。但是小船在离岸大约10公里左右,被普雷斯顿和美国人带着的香港水警拦住了去路。情急之下,趁敌人的船只还未靠近,程其之让王少文带着包裹好的地图游泳返回香港,自己在船上等水警们到来。

程其之被抓后,美国人从他身上没有搜到秘密文件,当然也无法撬开他的嘴,就将他关押了起来。按照香港的法律可以以“游荡罪”拘留他三天时间,但是到了第二天一早,英国人就将他释放了。他推测,这是美国人的主意,目的是想通过他找到秘密文件,但他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被释放后,赶紧设法联系王少文,由于王少文在此期间将得到密件的情报透露给了苏联的格鲁乌成员(王少文在苏联受训期间加入了苏联的格鲁乌),所幸在香港的苏联间谍的相机故障,这些秘密文件没有翻拍成功。程其之知道后非常生气,也不再信任王少文,他将文件带在自己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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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格鲁乌徽章

重新拿到秘密文件后,梅黛西开车找到了他,并在车上催促他赶紧上车。程其之留意到在梅黛西的车子后面有一辆英国人开的黑色轿车,他瞬间明白,梅黛西被英国人控制了。了确保梅黛西的安全,他没得选择,只好照办。

到了梅黛西住所他才知道,原来梅黛西在葡萄牙居住的那两年里,曾经利用工作便利为盟军进行过情报传递,而普雷斯顿通过军情五处查到了这一情况。并通过梅黛西的的老上级找到了她。她的老上级让她配合普雷斯顿找到秘密文件,并答应她只要完成任务,她是安全的,组织以后也不再派任务给她,这是最后一次。完成这项任务后,普雷斯顿可以安排和她的情人程其之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梅黛西已经和普雷斯顿电话约好,第二天一早来取情报。

梅黛西让程其之以这种方式向英国人交出情报,使他对这个曾经的情人既伤心又失望,但是他没有表露出来,而是盘算着如何将情报送出去。晚上,他找了个空挡,让保姆苏姨帮送一份报纸给在附近的那个小货车司机高佬(几天前来送过家具,苏姨认识)。

就这样,程其之将《军用满鲜地图》成功转移,并顺利送离了香港,送到了北京。而他留给普雷斯顿的是那份《满鲜地理调查》。

彭辉年对程其之弃卒保车的做法,完全肯定。在程其之完成任务回到北京述职时,彭辉年对他说:“满铁的《满鲜地理调査》其实不是孤本,我们在长春就发现了一个相同的文件。但是《军用满鲜地图》迄今没有发现第二份,因此是最重要的。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两样东西都没有拿到,一定不会放过你。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份文件的价值远不如地图。”

彭先生还说道:“昨天下午满鲜秘图从香港送到广州,晚上我们就通过空军将地图送到了总参,总参立即派专人将秘图送到了安东的志愿军前敌指挥部。”

而程其之的助手王少文已经被安排在别的地方等待接受调查和处理。

这个很长的故事讲完了,大家是否意犹未尽呢。这次夺取珍贵情报看似有着偶然的成分,实际上有两样东西在默默地起着作用:一是我情报人员不惧艰险,凡事亲力亲为,确保行动始终牢牢处于掌控之中;二是当时中国大陆已经解放,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这一点香港的老百姓都看得很清楚,不管是梅黛西、高佬、警察(内线),还是滨本良一夫妇都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希望和信任。正所谓得道多助,因此这场胜利是偶然中的必然。

让我们向当年奋战的隐蔽战线的红色特工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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