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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town Central Plains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作者 |贾龙杰 原创 | 乡土中原 
我爱吃红薯,这在家乡是出了名的。1983年我进城工作后，虽说吃红薯没有在家那样方便了，但时不时地总有一些乡亲进城来看我，常常拎上一布袋红薯作为礼物。七八月间，红薯还没开始刨，就有一些朋友来看我，自行车衣架上带了一编织袋红薯：“你好吃红薯，尝尝鲜！”冬日里，红薯已下窖，朋友来看我，又是带的红薯：“出过汗的红薯，好吃！”过了年，到了晚春，朋友来看我，还是带红薯：“红薯不多了，这是留的种，给你带了点，再吃得等半年！”每当这时候，我总是乐呵呵地接了礼物，把朋友让到屋里，一面吸烟喝茶，一面谈论着农业的形势。红薯的收成及市场价格，更是我们的必谈话题。一提起红薯，乡亲们总能绘声绘色地描述我当年吃红薯和喝红薯包谷糁饭的情景：一到饭时儿，左邻右舍、老老少少都自发地端着饭碗汇拢到自然形成的饭场里—夏秋干净的树荫下，冬春向阳的屋山前。先把一大碗蒸得软溜溜，油光光的红薯放在面前的地上，再把一只鞋脱下来，垫在屁股底下，一面剥着吃着，一面海阔天空地谈论着祖国的大好形势。不要菜，不要汤，都能吃得撑饱。若是红薯包谷糁，就盛上一大碗，上面再放上一些凉调萝卜丝，饭就菜，菜就饭，喝得津津有味。喝上两碗以后，站起来，松松腰带，还能再尽一碗。特别是农忙季节，饭场是个难得的休闲场所，也是进行海阔天空闲聊或“新闻发布”的最好时机。在我们那个村子，我算是个“大学问”人了，作饭场主要发言的常常是我。我曾向乡亲们介绍，这红薯原是外国进贡来的，要不咋又叫“番薯”呢？连朝廷老子吃了都说好。世界上也有好多地方没有这种好东西。听说印度总理尼赫鲁早年来中国访问，曾去大寨参观，大寨人用红薯招待他，他吃了直说好。临走时陈永贵还送他一兜红薯作礼物呢！我们现在能顿顿吃上这样好东西，可真是福分儿。这就引起人们一阵哄堂大笑。为了表达我们对红薯的厚爱，我们把红薯称做“洋苕”；把红薯包谷糁称做“红参汤”；把喝红薯包谷糁，吃红薯面馍和红辣椒菜合起来叫“三红馔”；把红薯叶菜汤叫“带把儿木耳汤”……这样吃着、侃着，仿佛入口的真是什么珍馐美味似的，食欲也就格外旺盛。我特别爱吃红薯，一到红薯季节我就会胖些，乡亲们说这叫“红薯膘”。我胃真好，吃红薯从不胃疼、胃酸、吐寒水，而且是百吃不厌，所以我对红薯可真算是情有独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读小学，学校离家四五里，每天中午和下午放了学，总是背着书包，饥肠辘辘地往家跑。一跨入家门，母亲总是把预先在锅灶底下烧好的一个热腾腾、软呼呼的红薯送到我手里，美美气气地解一解饿。所以每次放了学，总是赶快跑回家，一想起那又香又甜的烧红薯，口水就早早地流了出来……暑假里，三五个小朋友一起去割草、拾柴，累了饿了就到附近的红薯地里扒几个还未长大的红薯，拿到河湾隐蔽的地方，拾些干柴来烧着吃。烧的红薯常常是皮焦里生—表皮已经烧成炭了，可掰开一啃，里头还是凉的。等急了的小朋友也顾不得这些了，就你争我抢，拿起红薯啃将起来。直吃得满脸满手都是灰，大家用脏兮兮的手，抹拉一下各自的脸和嘴，相视一笑，就又去干自己的活……1954年，我考入了县一中，因搭不起大伙，就联系了六个同学，在北关租了一间草房，每人用三块半截砖在墙根支起一个小锅。粮饭和柴禾都是自己从四五十里外的家里挑来的。粮饭当然仍是我爱吃的红薯和包谷糁。放了学，我们就急急忙忙地跑回来洗红薯，剁红薯块，添上水，烧火做饭。先放红薯块，水烧开了再下包谷糁，锅里一扑哧，就急着往外盛，不等完全煮熟，两大碗红薯包谷糁却早早下了肚。那年冬天，天气奇冷，县一中院内的池塘里上了实冻，学生们可以在上面滑冰。雪下得很大，埋膝盖深。星期六回不去家，可带来的粮饭已吃光了，挑来的柴禾也烧完了。幸亏在屋梁上挂的竹篮内还有几个红薯面窝窝头，但都结成了冰块。放了学，我们六个人都先后回到空空荡荡的小屋内，瑟瑟缩缩地蹲在一起，一口口地艰难地啃着那砖头一样坚硬的冰凌碴馍。直吃得满肚子都是冰凉冰凉的。然后马上跑回学校，到茶炉上去喝点热水，暖和暖和—幸亏那时候学校是免费供应热开水的。就这样坚持了两天，待天稍微放晴才得以请假跑回家拿粮饭。即使如此，我仍得感谢这几个红薯面窝窝头，若没有它，我就得饿着肚子去上课。初中的最后一学期，哥哥给了我几块钱，让我去搭大伙。为了省钱，我和同学们一样，都是从自己家里把红薯背来，每顿饭前，把几个红薯洗干净，装在自己用麻绳编织的网兜里，绑上一个记号，送给大伙师傅，每斤红薯交一分钱加工费，放在伙上的大笼内蒸熟。一放学急忙跑到大伙上，每个人抢着拎回自己的网兜，再花一分钱饭票打一碗稀红薯面汤。若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还可以再买五分钱熟萝卜丝。可我没这个条件，只能就着从家里拿来的酱豆、咸萝卜丝什么的来吃。我就是这样，以红薯为主食，熬完三年初中的。1957年我初中毕业，就回乡，幸运地当上了民办教师。第三年便赶上了万马奔腾的大跃进，全国在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便应运而生。我再也不能四平八稳地教书了，整天带学生去生产队搞复收、摘棉花或搞其他突击农活。在哪队干活，就在哪队的公共食堂里吃饭。什么凭证也不要，蒸红薯随便吃，红薯糊涂随便喝，可真有点共产主义的意味了。红薯的确是好东西，既好吃，营养又丰富。当时县里的报纸上说，据科学家分析，红薯的营养成分远远超过白面和大米。用红薯还可以做出许多花样的美味佳肴。除了蒸、煮和做馒头外，还能炒菜、擀面条；进一步深加工还能生产出粉条、粉皮和凉粉来。当时有一种机器，是专门用来加工红薯面条的：把红薯面蒸半熟和成团儿，放在机器里挤轧，就可以得到像铁丝一样的红薯面条—我们叫它“钢丝面”—拿回去放在笼格上一蒸，再用辣椒、蒜汁一调，就成了美味可口的“卤面”了。这在当时便是十足的“改善生活”。但本村没有这样红薯面条机，要想“改善生活”，就得跑到十几里外的小镇上去用红薯干换。到那里要排队，有时要等一整天才能换回来。红薯变幻的花样还有很多很多，难怪当时的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幅漫画：面对变化多端的红薯，连能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也只好甘拜下风了。更令我难忘的是，“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段时间，食堂停了伙，家中无任何填腹之物，连地里的野菜和能下咽的树叶都差不多吃光了。生产队的干部只好派人拉着架子车去南阳酒精厂外，挖那些从水道眼里淌出来的红薯干糟子，拉回来再按人头分到户。人们在里面掺些野菜，放上盐，烙成菜饼子，虽然吃起来又酸又碜，但毕竟可以权作肠胃的填充物，缓解一下强烈的饥饿感。这红薯可真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了。我们当时就是凭着这样“红薯制品”得以延续生命的。红薯浑身是宝，块根自不必说，它的叶子也是农家最爱的家常菜，其叶柄（俗称红薯杆儿）焯水晒干，是农民过节改善生活做烩菜的配料，其色香味足可抵山珍拳菜。其藤蔓，晒干碾碎，是荒年上好的代食品。红薯之于人类的贡献，真可谓“完全彻底”了。红薯救过我的命，红薯养育了中原几代人。所以我提议，要为红薯立个纪念碑，让后代子孙永远记住红薯的大恩大德。其实这个纪念碑，早已立在北方千千万万农民心中。改革开放后，红薯在农村早已退出了它的主食地位，但在城市宾馆的席面上，却很受嘉宾们的青睐。如今红薯在市面上的价格，已经比大米、白面还要贵，许多老人感叹：这世道真的变了！贾龙杰，1940年3月生，方城县赵河镇人。1957年方城二中初中毕业后，曾任民办教师24年。改革开放后，于1981年考入南阳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方城县第一高中工作，曾任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副校长；方城县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十一届副主任。退休后于2004年被任命为方城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至今。曾发表教研论文30余篇。编印《关爱之路》、《启迪心灵的金钥匙》、《岁月沧桑》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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