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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言口耳之感，纸面上很难写清。正因为如此，古人的“吟趣”，才难以流传至今。众所周知，“吟诗”在诗歌的创作和赏析中均极其重要。《辞海》解释“吟”为：“吟咏、做诗”。《诗·周南·关雎序》言“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唐孔颖达疏曰：“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到底什么是吟，什么是诵，什么是咏，什么是歌，我们还需“当名辨物”： 吟：从口从今。今： “人伸舌入酒坛饮酒”义，后省作： 故，吟者，口中发出醉人之声（如写作“訡”，表“发出醉人之乐声”）。 诵：从言从甬。甬： “乐钟”义。故，诵者，口中发出乐钟之声也。 钟声较为洪亮。故，“诵”较之“吟”，一在“洪”一在“悠”。 咏：从口从永。永： “水中畅游长游”义。故，咏者，口中发出如游水般起伏流动之声。 歌：从哥从欠。哥，从二可。可，从口从丂（kǎo）。丂，一种工具。故，可者，口中发出助劳之声，而哥者，重复助劳之声也。欠： “张口呼气”义。故，歌者，张口呼气以重复助劳之声也。 一番“当名辨物”，我们看到上述概念，均和“口”有关，充分说明诗歌从一开始就侧重于口头愉悦的属性。而关于“歌”，我们很容易联想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一段话“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也说明了歌在生活中的实用性。 其实不光是汉诗歌，全世界的诗歌都是早于文字而起源于口头传唱的。所以，如同看书一般来看诗歌，其实是很伤风雅的。难怪泰戈尔在《集外集·序诗》中说到： 在公子王孙的闲暇的悠长的年月， 诗人天天在他的仁慈君王面前 朗诵他的诗句， 那时候还没有出版社的鬼魂 在用黑色的沉默 来涂抹那共鸣的悠闲的背景， 在不协调的自然伴奏中活跃了起来； 那时候诗句还不是用 整齐的字母排列起来， 叫人默默地吞咽下去。 泰戈尔认为“默默吞咽”，是“诗句”的悲哀。这种悲哀，对于汉诗歌来说，更为严重——国人至今仍然坚持说送孩子去“读书”、“念书”，而不会说送孩子去“看书”。可事实上，确实学生们在学校里更多是“看书”了。就算有那么一点所谓的“朗读”活动，却让我们怎么也体会不到前文所说的那种“醉人之声”、“乐钟之声”、“起伏流动之声”，更别说“歌以助劳”了。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人的语言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中国人的言语组成的诗歌又该是什么样的呢？ 前面“当名辨物”说过，言： “吹奏表达”义。先民认为说话本身就是有音乐感的。这个说法，可以通过一位外国人得以验证——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法学家、历史哲学家、美学家维柯写了一部阐述人类古代文化史、诗歌和美学的理论著作《新科学》，其中维柯谈到“拿中国人来说，中国土俗语言只有三百个可发音的元音词，他们在音高和音长上各有不同的变化，来配上他们的一万二千个象形文字，因此，他们是用唱歌来说话。” 十八世纪的维柯在这里一语中的：汉语言有声调值和声母、前鼻韵、后鼻韵等构成的音高音长变化，连续发出来后，不仅仅是表达语言交流，确实是用唱歌来说话。 可是，我们又看到，现在很多外国人觉得中国人讲话太吵闹，不好听。孰是孰非？问题又出在哪里呢？静下心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我们废止“读经”百年后，“因声求气”几成传说。现在的普通话发音，个人总觉得四声全是往上窜，更别说“平上去入”了（现在普通话已经丢失“入声”）。这样的“上窜”式讲话，肯定只会让人觉得吵闹，确实少有声韵之美。 如何找回我们“说话就是唱歌”的语言之美，是件紧迫的事情。古人没有录音机，纸面上的信息资料太少太少。无所适从的“惑而思之”不如实实在在的“逐一行之”。让我们且从最基本最重要的“四声”说起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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