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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可不是简单的乱世，它可是带着很重要的历史使命。最大的两件，其一是消灭门阀世家的尾巴，其二是改革解决藩镇问题。从后梁到后唐，梁与晋之间的恩怨与斗争过程，完美表现了第二件历史使命。 大唐的后遗症与改革安史之乱导致藩镇问题成为大唐尾大不掉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平乱出现了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了解决叛乱，将兵权进一步下放给节度使。唐玄宗与唐肃宗很大程度上，开了一个不好的头，虽然里面也有无奈的成分。 然而这些放出去的权力，经过扩大之后，收回来变得十分困难。然后为了制衡藩镇，唐朝的统治者们又不得不立新的藩镇，结果就是导致藩镇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经过黄巢起义的折腾，朝廷的重要税收来源地江南受到严重破坏，中央朝廷便彻底失去了制衡任何一个藩镇的力量，灭亡变得不可避免。 公元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而后弑之，唐朝已经是事实上的灭亡了。公元907年，傀儡唐哀帝“禅让”于朱温，建立后梁，唐朝在名义上彻底灭亡。从安史之乱开始到后梁建立，这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大唐始终没有解决掉藩镇问题——不过这并不代表它没努力过，而是它在一直进行改革，试了很多办法，只不过最终都失败了。 最开始是唐玄宗李隆基开的头，唐肃宗李亨成型，将宦官势力引入，结果他们权势过大，产生了李辅国、鱼朝恩、窦文场、霍仙鸣、俱文珍、陈弘志、王守澄、田令孜等等奸臣，甚至几度废立皇帝，反而使得皇权动摇，藩镇问题更加严重。 另外一个方面，中唐、晚唐的统治者又引入文臣的力量，企图制衡宦官与藩镇，结果又引起了“牛李党争”，两败俱伤，朝中人才锐减。 以上的林林总总，给五代十国时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诸如抵制宦官、时刻提防武将等等，尤其在中原地区的政权十分明显。而这些政权都不约而同地继续着中唐、晚唐的改革，探索文官制衡武将的改革道路，这当中就包括后梁与后唐（晋）这对冤家。 后梁与后唐（晋）的改革区别宋代总结出“士大夫治天下”的一套重文抑武的国策，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就是枢密院，这其实在唐朝中后期就出现了雏形。只不过最初的雏形只是一个官职，叫枢密使，纯粹的文官，传达皇帝命令与接收朝臣奏章的作用。其任职人员主要是宦官，权力虽然不小，但有所限制。 到后梁这里，给枢密使改了个名字，叫崇政使，并设置专门的办公地点叫崇政院。然后将宦官全部替换成士人，仍旧是文官职位。不过这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可以说是清除掉宦官势力比较彻底一个体现，并且也表明了重用士人的态度。 到了后唐，又将名字改了回去，为枢密使，办公地点名字变成枢密院。其职能也出现变化，从文职转为偏重掌管军事，地位相当于“武宰相”，已经有很浓的文官管理武将模式的色彩了。 二者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官制衡武将”这项改革上，后唐比后梁幅度更大，也更先进一些。当然了二者都无法跟宋太祖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国策相比，因为后梁、后唐所处的时代战争频繁，武将的作用与权力还是非常大的，实际不管是崇政使还是枢密使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对武将的制衡作用还是相对较小的。 但二者改革的区别，可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反映出后梁与后唐统治者的一部分水平差距。 后梁与后唐（晋）地理优劣势后唐的根据地主要在太原一带，很巧的是这里正好是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父子起兵的地方。这里西面是吕梁山脉，再往西便是黄河天险；往东则是太行山脉，再往东则是华北平原。其出口较少，只需要少量兵力即可扼守住进出核心地带晋中盆地的入口，确实是易守难攻的重镇。除了体量不够大之外，是非常符合最佳发展根据地的要求。 而后梁这方，控制了黄河中下游与关中地区，一部分华北平原，除了关中地区，其他地方除了黄河天险，很少有类似太原这种拿得出手的地理优势。而关中地区经历安史之乱，吐蕃、回鹘等胡人军队、各藩镇军队数次洗劫，已经残破不堪，战略价值变得越来越小，很可能还不如太原。故而在地理上，后梁防守压力确实不小，是存在很大的劣势的。 后梁与后唐（晋）人心所向太原一带古代是晋国的地盘，所以在唐末的乱世混战中沙陀人李克用因功被唐朝统治者封为晋王。但已经汉化了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是很有野心的，跟朱温的后梁争夺中原控制权的时候，一直是打着恢复李唐正朔的旗号。虽然后唐旗号不止他一个，但他是最响亮的一个，丝毫不在意他们的血统其实是沙陀人。 不过因为汉化彻底，姓名、服装、语言、习俗、文化等等各方面都与汉人无异，处于战乱中的百姓与士人还是管不了那么多，对其存在的好感度是诸多割据势力当中最强烈的一个。 反观后梁，因为朱温弑君，失去了不少士人的支持。在与敌人交战的过程中，又用了挖黄河决堤的办法消灭敌人，牵连了无数无辜百姓，使得百姓对其痛恨得不得了。公元920年的了毋乙、董乙农民起义就是他们不得人心的严重后果之一，严重拖垮了内在实力。 另外一方面后梁统治者对士兵也十分不信任，一度使用黥面之刑来防止士兵逃跑，又对新占领地区经常烧杀抢掠，令底层的百姓与士兵大失所望。而对待武将方面，他们也是处处提防，后期唯一剩下的最能打的王彦章还被猜忌，这无疑让武将集团对统治阶层离心离德，很难团结到一起。 后唐（晋）方面实际也提防武将，只不过区别是高级将领主要是沙陀人，向心力要比后梁强上不少。本质上李克用与朱温的手段差别不大，但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为政却要温和许多，对百姓较好，笼络了不少民心。 在对待人才方面，李存勖也能虚心听取大臣的意见，涌现出周德威、李嗣源、李存审、张承业、郭崇韬等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君臣之间要团结许多。 当然了，不管是文武国策各个方面的改革，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统治阶层，才能持续稳定地输出。 后梁太祖朱温的能力其实不算差，但家教明显是不行的。公元912年，朱温被儿子朱友珪干掉，随后弟弟朱友贞又干掉了哥哥，经历一系列内乱，内部的改革与统治力都衰弱了不少。 后唐虽然也有类似的“兴教门之变”的内乱，不是是后唐建国之后的事情了（公元926年）。在后梁与后唐的梁晋争霸过程中，后唐（晋）的内部继承问题不是很明显，要稳定许多。 由此可见，后梁的人心方面，还是远远不如后唐（晋）。 综上所述，后梁与后唐（晋）改革区别，地理优劣势，人心所向，分别反映了天时、地利、人和三个维度的区别，均是后唐（晋）胜出，所以后唐（晋）灭后梁成为了历史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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