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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时代与华夏文明的起源

2021-09-10  今世游   |  转藏
   

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全国最大的平原——东北平原。

这块平原其实也是一个大盆地,东部是长白山脉,西部是大兴安岭,北部是小兴安岭,南部则横着燕山山脉。越过燕山,是中国的另一个大平原华北平原,在华北平原的最北部,便是现代中国的首都北京。

在东北平原的西南角,是西辽河平原。西辽河由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和新开河等主要支流汇合而成,就在这一区域的中心部位,中国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国宝吐乡兴隆洼村,发现了中国现存的、历史最为悠久的玉器——兴隆洼玉器。所以,兴隆洼玉器便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古代玉器之鼻祖。

兴隆洼

是中国东北先民们最早开发的农业基地,而敖汉旗,直到现在仍被称做“内蒙古的粮仓”。这里的农村聚落,始建于距今8200~7400年前,故而兴隆洼村就被称为“中华第一村”。中国最早的同时也是最昂贵的艺术品装饰品,兴隆洼玉玦,大约在8000年前产生于此,在中国东北平原的西南一角。随后,整个东北全境以及黑龙江北岸的西伯利亚、朝鲜以及日本,先后都出现了相类似的玉器。

兴隆洼遗址全貌和这里出土的玉器。最初的人类,普遍使用骨制和牙制装饰物,可能他们在打制石器的过程中,或者是在西辽河河滩上的卵石堆上,发现了这坚硬而美丽的石头,用它来做装饰品,具有特殊的光泽和高贵的质感。但是,用玉石来作装饰物,在当时的条件下,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工成本,所以,只有发达的农业和长期定居的环境,才能为这样的消费,提供物质上的保证。

在蒙东和辽西,源于兴隆洼的玉器一直在持续和稳定地发展,在距今6000~4500年之间,人们习惯于将产生于东北平原的玉器文化称作“红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不仅遍布东北全境,而且还大量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和河北省北部。经过3500年的发展,东北制玉工艺达到了一个至今仍然难以企及的高峰。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这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

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到底终止于何时?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回答。图是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长11.4㎝,但是它出土于陕西省凤翔县郭店村春秋晚期秦墓;图是一枚玉猪龙,它出土于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镇战国中期3号秦墓;图也是一枚很标准的红山文化玉猪龙,高13.5㎝,它出土于陕西韩城梁带村春秋早期芮国墓。图~的4件红山文化玉器,均出土于安阳殷墟商晚期妇好墓。令人不解的是:图和图是两件保存极为完整的典型的红山文化玉器,它们为什么为出现在春秋和战国时代的陕西呢?或许商王朝和周王朝,他们与北方民族的交往,较之于南方民族,更为密切。

河姆渡文化遗址群

位于浙江省中部的宁绍平原,因其首先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金吾庙村而得名。她最深的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年。在河姆渡遗址的四个文化层中,都出土了玉玦或者石玦。古老的玉玦出现在河姆渡,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从此播下了南方玉器文明的种子。兴隆洼在东北,河姆渡在江南,难道这两个史前部落的先民们同时发明了在耳朵上穿孔佩带玉玦的“游戏”吗?这不太可能。还有这两个遗址出土的鸟形陶盏,又几乎是一模一样。这就是说,至少在7000年前,有人从东北平原,越过燕山,或者是顺着辽河南下,然后沿着渤海、黄海和东海海岸,来到了气侯温暖的南方。一千年后,这批北方移民又慢慢地变成了南方民族的一份子。

马家滨遗址

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南湖乡天带桥村,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马家滨文化的代表遗址。它的年代距今约6000年。 在同一地域,马家滨文化后来又发育出崧泽文化和和著名的良渚文化。在马家滨遗址出土的玉器中,玉玦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不知是什么原因,起源于西辽河平原的玉玦竟然首先传播到了更靠南边的河姆渡,而不是钱塘江以北太湖以东的杭、嘉、湖平原。但我们知道,太湖东部的长江三角洲平原、平均海拨极低,在7000年前,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沼泽,而它南部的宁绍平原,紧靠着武夷山脉北端的高地,所以这里竟先一步成为了河姆渡人的水稻种植基地。在佩带着漂亮的玉玦的北方移民来到河姆渡以前,可能有人先一步开发了宁绍平原,他们就是来自长江中游洞庭湖流域的,善于种植水稻的南方民族。于是,在7000年前,南北两大农业民族,在长江下游的宁绍平原地区,开始了华夏民族的第一次溶合。在长江三角洲,6000年前,当玉玦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玉器文化,仍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着,除了纯粹的装饰品之外,红山文化的玉神器和玉礼器,也纷纷诞生。

在中国南方腹地,洞庭湖流域的湘西沅江两岸,7800年前,这里有着高度发达的南方稻作文化以及精美的白陶刻绘艺术,这里是中国最早的水稻种植基地之一,她也是传说中南方炎帝的故乡。7000年前,水稻的种植技术,从洞庭湖流域进入长江下游地区,一同进入长江下游的,还有湘西的陶器刻绘技术。在大约距今6400年前后,古老的南方文明,曾经以极高的姿态东进和北上,一度在黄河下游的豫东、山东和淮北地区,取代太昊氏部落而成为新的地区霸主。而作为文明的反馈,河姆渡和马家滨的玉文化,同时也在向长江中游地区传播着。

城头山遗址

位于湘北澧县车溪乡的南岳村,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年代为距今4800~6000年,它的早期,属于大溪文化 。在这里出土的玉玦,已经体现出南方玉器的特色,而象玉璜这样的南方玉器,也已经开始流行。这个遗址号称中国第一城,同时这里也是南方文明向北方扩张的第一个中转站,从这里越过长江,可以进入江汉平原,再向北,可以从大别山西侧进入淮河平原,再向北,则可进入黄淮平原。在距今6400年左右,南方文明向东方和北方的扩张是极为惊人的,速度极快。很显然,南方民族不再满足于江南丘陵地带的自然环境,他们在长江中下游平原、江汉平原、苏皖平原和华北平原的南部,发现了大片大片可以种植水稻的优良土地,以及非常丰富的水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如果从中国地形图上看,中国的中东部是一大片的代表低海拨的绿色,而长江中下游平原,是中国最年轻的大陆,苍海桑田,她们刚刚不久从浅海、湖沼转变为适于耕种的土地。当然,从浅海的海床变成平原也许要经过了几千年或几万年的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几万、几十万年以上的最古老的人类遗址,均出现在高原地区和平原中偶见的山区,而低海拨的近海平原,则很少见到古人类活动的遗迹。

大溪文化

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 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大溪文化存续的年代,大约在距今6400~5300之间。在6000年前,巫山大溪是玉玦由东向西溯长江传播得最远的地方,那里是长江流出四川盆地的出口。而玉璜文化在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兴起,不唯与水稻的种植有关,而且与渔业和原始的航运有关,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玉璜,既象船也象彩虹,它起源于南方先民们对水神的崇拜。

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在重庆至长沙之间的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洞庭湖流域,是中国南方稻作文化的发源地。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海拨较低,形成大片的可耕种的陆地较晚,所以玉器的起源也较晚。不过,在钱塘江以南的宁绍平原,因靠近武夷山北部的高地,7000年前就开始了水稻的种植。可以推测,在7000年前,洞庭湖流域的水稻种植技术,首先由西向东顺着长江传播到这里,紧接着,北方的玉器文明,沿海路南下也来到这里。所以我们说,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最初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稻作文明,顺长江而东进,一个是来自西辽河平原的玉器文明,沿海路南下,最后在宁绍平原的河姆渡一带汇合。在距今6000年左右,河姆渡的玉器文明,越过钱塘江向北扩展,最后促成了马家滨玉器文化的繁荣,同时又溯长江向西反馈,催生了重庆巫山大溪玉文化,以及湖南洪江高庙玉文化。令人吃惊的是,在距今8000~6000年之间,东北玉文化的传播,竟然避开了辽阔的华北平原直接来到长江下游地区,而只有燕山以南的河北省北部是一个例外。

中国玉石资源分布图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玉石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的高原地区,所以玉石是大陆飘移和造山运动的产物。但是在5000年以前,中国的玉文化却是起源并且繁荣于中国的东部的平原。玉器本身是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产物,没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就养不起众多的玉器匠人,但是同时,如果没有就近的玉矿可以开采,也就难以形成发达的制玉业。人们常说,东北红山文化玉料主要是岫岩玉,但是在燕山的北侧,努鲁儿虎山也有与岫岩玉相类似的矿石。而且良渚玉器、凌家滩玉器的玉料,也被证明来自其附近不远的山区。所以说,最少在5000年前,如果说在中国东部发现了大量使用新疆和田玉制作的“高古玉器”,那不是神话,便一定是假古董商编造的谎言。

距今5000年前,中国玉器文化的分布图。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它与中国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高度吻合,也就是说在大兴安岭以东、太行山脉以东、南岭山脉和武夷山以北的绿色平原地区,产生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和辉煌的玉器文化。可以说,上述地区构成了新石器晚期最后4000年的,中华玉器文明的基础。但是,作为古老文明的诞生地之一,黄河下游的泰山地区、汶河地区、泗河地区、山东半岛以及淮河以北地区的玉器文明却并不发达。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上述地区玉石资源相对的馈乏;第二,经常性的洪水爆发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使该地区的农业水平远远低于长江流域。

大汶口遗址

位于泰山南麓大汶口镇的汶河两岸,其年代距今约6400年~4600年前左右。包括山东省境内及江苏、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河北南部、辽东半岛等大片地区,均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遗存。在大汶口文化形成之前,上述地区还发现了距今7500~6400年之间的北辛文化遗存。就体系而言,大汶口文化玉器略显杂乱,数量也不是很多。在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交汇的苏北地区,虽然出土了数量较为可观的玉器,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应视为良渚文化玉器。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和安徽省北部出土的玉器,则应视为龙山文化玉器,还有就是良渚文化晚期玉器的北传。据说在山东的泰山、邹县和莱阳等地,确实发现有玉石的矿藏,但是大汶口人显然没有专门派人去开采玉石的传统,也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制玉产业,而大汶口人所用的玉料,极有可能只是一些在河床中散落的玉石冲积物。

从泰山、沂蒙山地区到山东半岛,在华北平原的东北部形成了一片古老的大陆,这一地区本身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泰山南坡的汶河和泗河流域,孕育出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普遍存在的用龟甲随葬的习俗,以及著名的大汶口彩陶,显示出大汶口文化的成份中,有着黄河裴李岗文化以及仰韶文化东传的影响;而大汶口彩陶中常见的八角星太阳纹,却最早出现在洞庭湖流域。在鲁西南王因地区,贫穷的女巫们戴着成串的陶镯,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内蒙古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哈克遗址,西伯利亚最原始的萨满教,可能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落户于山东大汶口。身处中国东部平原之中最早的濒海大陆,大汶口文化在北辛文化的基础上,在吸收了南下的、西来的和北上的多种文化基因之后,变得十分成熟和丰富,以致于在整个黄淮地区、江淮地区和长江三角洲,无不体现出大汶口文化强大的影响力。传说来自西方的太昊帝,曾经建都于豫东的睢阳(陈),而北上的南方炎帝部落,后来取太昊氏、女娲氏和有巢氏而代之,先都于陈,后都于曲阜。这大致上说明了大汶口文化接受各方文明的先后顺序:黄河中游的文明,先一步顺着黄河到达山东,然后是东北文明,南下与之汇合,最后是南方的炎帝部落,越过长江、汉水和淮河,来到黄河下游的南岸。此后不久,在距今大约5600年左右,炎、黄二帝分别代表着南、北诸部落,在黄河下游的两岸,在山东、河北和山西地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若羌文化玉器

若羌文化起源于中国的大西北,在昆仑山脉和阿尔金山北坡,塔里木盆地的东部,若羌文化存续的时间大约在距今5000~4000年前。上图这些玉器以玉斧为主,均出土于著名的若羌楼兰古城。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盛产美玉的地方,5000年前,这里的先民们心目中,可能还没有形成“玉” 的概念。这些没有钻孔的玉斧,是再也普通不过的木工工具,先民们可能用它们来制造船只,以便于在塔里木河或者车尔臣河上捕鱼。干燥的塔里木盆地,使得这些玉斧一直保持着它们的本色,而千年风沙的吹蚀,并没有使这些玉斧的表面变得光滑和细腻,总之在那时的塔里木盆地,玉石和普通的石头相比,除了更硬一些之外,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随着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化,越来越多的人们四散迁徙,一些人可能沿着阿尔金山北坡向东路过敦煌,然后穿过玉门关,顺祁连山东侧而下,便望见了贺兰山东面的黄河。在距今4000年前后,新疆的美玉,随着塔里木人或者是罗布人的东迁,从此名闻天下。于是,一条比丝绸之路还要早2000年的玉石之路,由此而开通了。故事讲到这里,凡是爱玉的朋友们应该明白了:如果有人向你推介一万年以前,或者是五千年以前来自新疆或者蒙古高原的美玉,这些玉上面全都雕刻着精美的图案,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文字,甚至还有玉制的“识字课本”,那么你就应该小心上当了,一切虚构的“历史”、虚构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所谓的西北“阳刻文字”,全都不过是假古董商骗人的把戏。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有考有据,根本无须做假,自然也能够屹立于东方。

曲贡文化遗址

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郊的娘热山沟曲贡村,距今年代约在3500~4000年之间。曲贡发现的这些玉器,证明了拉萨在很久以前就有人开发和定居,而在此时,西藏地区已经发现了青铜器。卡若文化遗址,在西藏昌都镇以西约十二公里处,距今年代约在4000~4500年之间。受史前地理环境的影响,同样有着丰富的玉石资源的青藏高原,玉器的制作,仍然以玉锛、玉凿为主,这些坚硬的石头,用作木工的工具,在昌都的卡若,仍然普遍使用着玉锛和玉凿,而河煌地区的羌人,曾迁居于此,他们构成了早期藏族先民的一部分,于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黄河上游文明的影子。如果有人说,他们拥有或者密藏着一万年前,或者五千年前,来自青藏高原的玉器,在那上面契刻着精美的图案和所谓中国最早的“拼音文字”,那是逗你玩以及骗你钱,不过它们常常会使一些不学无术者欣喜若狂,从而花重金“收藏”,以为凭着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轻易改写中国的历史。

秦安大地湾遗址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东侧,在清水河谷以及南岸的山坡上。大地湾遗址的年代距今约8000~5000年。 作为黄河文明的摇篮,或者是传说中伏羲和女娲的故乡,大地湾文化体现了相当高超的细石器加工技术和制陶技术。在这里,也出土了极少数玉制的锛和凿,但对于玉,大地湾人亦可能将其视为一种坚硬的石头。尽管大地湾也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大地湾人亦十分爱美,他们喜欢用陶土制作各种首饰来装扮自己,但是将玉器作为一种奢侈品来消费的现象,似乎还没有产生。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期时代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距今7000~5000年前。仰韶文化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以陕西省为最多,它是仰韶文化的中心。仰韶文化的名称来源于其第一个发掘地——河南省渑池仰韶村。半坡文化,或者称作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它位于西安东部浐河东岸的二级阶地,这个遗址的年代在距今6000年以上。整个仰韶文化地区发现的玉器极少,而半坡出土的玉器则比较引人注目。但是不管怎么看,在5000年以前,黄河中游地区装饰性玉器的佩带和使用都十分有限,也没有形成一定的系统或者规模,所以更不用说,这一地区的玉器文化会对其它地区产生强大的影响。半坡出土了一件类似于玉璜的玉器,但它也许只能称之为“璜形器”,因为它不具备任何代表性,也没有在当地或者周边地区流行起来。

营盘山遗址

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凤仪镇南2.5公里,其存续时间为距今5500~6000年,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的文化遗址,是迄今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地方文化类型遗址中面积最大、考古工作规模最大、发现遗存最为丰富的遗址,对探讨古蜀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我们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古玉,仍然不能摆脱以玉石作为斧和凿的西部特色,而钻孔玉刀和玉环的出现,却说明了长江上游地区玉器的制作,正在朝着精细化和装饰性方向的发展,所以这些玉器,似乎不能看作是东北玉器文化的南传,而它本来就有着一定的基础。

在整个大西北地区,基本上仍将玉石当作一种坚硬的石头,而不是当作一种美丽的石头来使用和消费的时候,距今6000~5600年前,在东北平原和苏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流域,人们对玉石的看法,突然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和养殖业的发展,造船技术和航运业的发展,原始的长途商业贸易,部落和族团的合并,部落联盟的形成和贵族集团的形成等等诸多因素,促成了人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更高一级的追求。于是,玉器先是作为一种昴贵的装饰物,随后又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富有和强大的象征,甚至作为一种神性的象征,开始成为人们疯狂追逐的对象。当强大的南方部落联盟迅速北上到达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后,南北文化的和平交流便开始演变为冲突。也许,黄帝与炎帝的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但是,主流的历史学家却告诉我们:炎帝与黄帝的战争,发生在一千多年以后,也就是距今4600年以前。显然,人们多半认为从黄帝至大禹,相隔只有数百年时间,而实际上,二者可能相距大约1500年之久,这1500年,就是所谓的“五帝时代”。

滩家滩遗址

位于长江下游的巢湖地区,该遗址存续的年代在距今5600~5300之间。然而,我们只要看到其中贵族大墓所使用的玉器殓葬的规模,就不难推测当时南方部落集团的强大和富有,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南方的炎帝集团,能够大规模地向北扩张,并且一路势如破竹。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炎帝部落是神农氏的后代并且起源于陕西,而炎帝神农氏曾经到神农架的大山之中去“尝百草”,或者又去了湖北随州的厉山放火烧荒、播种百谷。殊不知炎帝一族在陕西、河南、安徽、河北和山东的出现,正是南方集团向北扩张的结果,最后当炎帝族败退时,复又回到了湖南的老家。

从春秋早期的芮国大墓中,我们看到了玉器殓葬文化的传承——墓中有大量的琮和璜,这些都是古老的南方玉器,而不是北方玉器。而在牛河梁红山文化大墓中,我们又看到了东北贵族集团的阔绰,东北制玉的成本,远远高于南方,这是因为古代红山人有着极高的艺术天分,而且善于圆雕,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并不利于使用机械加工,也不便于批量生产,所以,每一块红山玉,都显得非常珍贵。

在巢湖之滨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我们看到了南方制玉艺术前所未有的辉煌,然而这并不是开始,也并非绝唱。凌家滩古墓葬群,极有可能属于在同黄帝交战失败之后,退守南方的末代炎帝家族,这也是炎帝集团在长江以北和淮河以南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传说末代炎帝死后归葬于湖南株洲炎陵县鹿原坡,而他的儿子祝融,葬在了南岳衡山。可是直到隋代以前,“南岳”却是指在安徽西部大别山区南侧的霍山,并非湖南的衡山。所以最后的炎帝,应葬于巢湖之南,太湖山的南坡,而非在洞庭湖之南。我们可以将凌家滩玉器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这个显赫家族的王或者王后所用的神器、礼器和专门的生活用品,其它人无权也不允许使用,这包括玉版、玉冠、玉龟和玉勺;第二类,是高级神职人员或者官员所用之物,这包括玉龙、玉喇叭、玉人、玉龟状筒形器等;第三类,就是玉璜、玉玦、玉环、玉镯和玉璧等装饰用玉器,这反映了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自重庆至上海和杭州,包括太湖、巢湖、洞庭湖、鄱阳湖和洪泽湖地区,都流行着这一类玉器,这是以炎帝为首的南方部落集团的文化特色。

江淮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历来受着大汶口文化和湖湘文化的影响,就是凌家滩文化本身,也包含着红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因素。距今5600年前,在东北兴隆洼玉器传入宁绍平原1400年后,南方的长江文明与北方的辽河文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了第二次接触。这一次的交流,因为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早已连成一片,双方再也用不着飘洋过海了。只不过时隔一千多年之后,无论是东北玉文化,还是长江玉文化,均已经今非昔比了。在凌家滩文化时代前后,江淮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同时还存在着太湖崧泽文化、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和潜山薛家岗文化。所有这些地方的文化,因其带着浓重的凌家滩玉璜文化的特色,故而均可视为凌家滩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流行和辐射,而太湖地区,还极有可能曾经是炎帝集团的粮仓。

5000年前中国玉璜文化的分布范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江淮地区以及五湖流域。这一片地方,正好是传说中的炎帝部落所控制的范围。只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玉璜文化才北上越过秦岭以及黄河,扩散到黄土高原的广大地方。所以我们说,5000年前中国南方的玉文化,就是玉璜文化,或者也可以叫做“江湖玉文化”,甚至还可以直接称之为,南方炎帝族系的玉文化。因此可以推测,凌家滩遗址所出土的大量精美玉璜,以及其它代表着王族身份和地位的玉神器、玉礼器,只能是末代的炎帝家族及其子孙所遗留。然而凌家滩文化仅仅存续了大约300年时间,而且这种延续有着明显的递减性,在经过大约两三代人的繁荣之后,便迅速地走向没落,到最后沦为一个典型的工匠部落的文化遗存,这就是五帝时代早期的,共工氏部落的文化遗存。而5600年前凌家滩玉器的繁荣和奢华,只不过是南方部落联盟大酋长及其流亡家族在最后岁月中的回光返照。从此,世上再也没有炎帝,而只有祝融和共工。

遗憾在红山牛河梁

人们至今仍难以确定这个古老文化的族属。嫩江、松花江还有辽河,纷纷将大森林中的肥水,倾注在东北平原的深处,使得这块黑色的土地,既富得流油而又极容易产生淤积。所以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人曾梦想“移民”于此,而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竟然依旧被人们称之为“北大荒”。没有人能解开西辽河平原红山玉器之迷,只因这璀璨的艺术,实在太超乎于人们的想象。值得注意的是,兴隆洼的玉玦,有很多是出土于遗址的居室,而并非出土于墓地。也许,安定而又富裕的西拉木伦河谷,还有老哈河、赤峰的丘陵地带,在最初可能曾多次成为流浪在蒙古高原上的一小股一小股的游猎部落,袭击和抢劫的目标。

这里讲“游猎”而不说“游牧”,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单纯靠着对自然资源的采集和渔猎,是一种极为原始的生存方式。所以最初的草原居民,虽然强悍但却并不强大,当然更谈不上富有。因为有限的自然资源,并不能养活一个庞大的群体,而每猎获一头野生动物,都要付出高昴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所以一直等到后来草原畜牧业的兴起,草原民族才逐渐变得强大起来。但是红山人却不同,这是是蒙东和辽西最早从事农耕、畜牧兼渔猎的民族,他们过着定居的生活,不但强悍,而且强大,不但强大,而且富有。尽管他们在几千年时间内一直与草原民族为邻,也经常受到这些以前的猎人,后来的猎人兼牧人的袭击,但是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被消灭过,直到距今3000年以前,一部分商族人向东北地区迁徙,以及在后来的战国时代,蒙古匈奴族人的兴起。今天,赤峰市仍然是内蒙古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从距今8000~5000年这大约3000年的时间内,源于西拉木伦河敖汉旗的玉器,又向周边扩展到内蒙古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阿鲁科尔沁旗、林西县,以及辽宁省建平县、阜新县、凌源县,还有河北省北部以及山西省北部的广大地区。

勾云形和兽面勾云形玉佩,可能来自于远古红山人对于白云的崇拜,天上的云彩,变幻莫测,它们不知从何处来,亦不知向何处去,云彩带来的降雨,既能形成风暴和可怕的洪水,也可以给草原带来绿色以及田野的丰收,所以白云就被赋予了神性。于是,在蒙古族歌谣中,我们经常聆听到人们对天上白云的赞美。我们不知道云神具体的形貌,总之她是不定形的,能见其首则不见其尾。

学者们根据传说和史料的记载,证明黄帝一族是崇拜云神的,即所谓“云官而云师”,但是在整个五帝时代以及夏、商和周,一代又一代统治者们虽然无不自称是黄帝的子孙,奇怪的是我们却并没有在黄河以及中原地区,见到红山文化玉器的传承。反而是来于自良渚的玉器,从东自西遍布于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西川,甚至是甘肃和宁夏。于是我们不妨作出这样的推论:红山文化及其玉器文明,基本上与黄帝一族无关,但是若说她与女娲族有关,倒是有几分可能。

玉马蹄形器,又称斜口箍形器,它广泛地出土于蒙东、辽西与河北。关于它的用途,最流行的说法是用作发箍,但人们同时也发现,用此物箍发显得尺寸过大,不过如果将所有的头发全部盘结在一起,以它箍发倒也可行。此物常置于墓主人的头部,但有时也放在胸前。作者认为这正是“冕”的前身,一种史前北方贵族或者是高级神职人员所戴的一种玉制的“高帽”。冕即是娩,这是一种红山贵族们希望死后获得“重生”的法器,既得重生,固而免死。后世的冕上又加上了一块冕板,它象征着天,而冕板的前后沿上挂着许多珠串,称之为“旒 ”,毫无疑问这些珠串象征着多子多孙。传说黄帝发明了冕,而戴着“头衣”——即帽子的是南方之人。但是冕之为物,当源于红山。我们可以设想在6000年前左右,红山文化的传播,以及红山民族的势力,已经越过燕山而达到山西的北部,还有河北。只是面对着黄河,红山人没有进一步南下,因为那时的黄河在天津入海,整个黄河下游的河道,由河南直入河北,而基本上与山东无关。

黄帝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传说,许许多多的事迹实在真假莫辨。关于5000年前的红山人,究竟是黄帝族还是女娲族?近年来各路的专家和学者们争论得沸反盈天 。不过在下却以为红山文明就是红山文明,她与黄河文明并无关联,相反,红山文明曾对黄河文明,尤其是在宗教方面,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而黄河的彩陶文明,同样影响着红山。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述了一个传说,“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代表着黄河部落联盟的黄帝,曾与炎帝争夺华北,最初的黄帝,久战而不敌。但是由于蚩尤的分裂,削弱了炎帝集团的实力,而当蚩尤独自与黄帝作战时,黄帝仍然不能取胜。于是黄帝只好求助于北方的玄女,称女魃,这应当是红山部落派来助战的大巫师和军师,她布下皮鼓阵,用以互通消息,然后舞蹈作法,驱散风雨,竟生擒了蚩尤。想来黄帝对北方女巫的神力,又敬又畏,他没有让女魃北返,而是将她留了下来——所到之处,连年大旱,寸草不生,这讨厌的女神,被人们称作“旱魃”,即便是中原人民,亦对她敬而远之。于是黄帝乘势夺取河南、河北、又渡黄河又夺取山东,居淮北而都于彭城,树立蚩尤之旗,威吓天下,而炎帝则退居淮南,从此一厥不振。从距今5600~5300年,黄帝部落用了300年的时间,来巩固他对黄河流域和华北平原的统治,在北方与辽西玄女族结为同盟,在南方则一步步打击炎帝的后裔共工氏。

玉猪龙

源于红山人对于土地之神和山林之神的崇拜。野猪大量出没于山林和沼泽,它有着凶猛、警觉、善于在土壤下觅食的特点和强大的生殖和生存能力,所有这些,都是古代先民们希望学到的本领。从兴隆洼遗址到大汶口文化遗址,猪或者猪头成为最普遍和最流行的一种陪葬品,猪是人类最早训化的较大型的野生动物。华夏民族对龙的崇拜,一部分起源于东北的猪神崇拜,另一部分可能始于红山人对云神的崇拜。在商代遗址中常见的玉龙,其形状更接近于在凌家滩遗址和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龙,而并非红山文化常见的玉猪龙,这可能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原黄河文明更加倾向于吸收南方长江文明的成果,而不倾向于直接吸收红山文化的成份,尽管从地缘和历史的角度上看,红山人曾经是黄帝族的支持者、长期的盟友,甚至是世代通婚的对象,但是从社会结构上看,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都比红山文明先一步进入了男性掌权的时代,而西辽河地区却一直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结构,这极有可能是黄河文明对红山文明始终敬而远之的原因。

让我们打开顾颉刚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地图》,在第一页我们便看到了“传说中的古代中国”,在这里我们发现从西安至山东半岛的黄河一线,以及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上,密密麻麻地注满了五帝时代各个华夏部落的名称和城址。但是在长江流域,除了在上游标着“蜀山氏”,在江、汉之间标着“西陵”,在洞庭湖至鄱阳湖之间标着“三苗”以外,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太湖周边地区,以及淮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它们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几千年来,黄河下游这巨龙的尾巴曾不停地上下摆动,不停地改道,不停地决口,在河南、河北和山东,曾经吞噬了亿万的生灵,淹没和摧毁了无数的遗址。中国的五帝时代,如何出现在几乎没有美玉的地方、遍地黄沙的地方和水祸横行的地方?而辉煌一时,登峰造极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文明,竟纷纷出土于这张地图的“无人区”,或者是“夷狄”们出没和逃窜的地区?所以,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传说”和地图,不禁会感到毛骨耸然。因为依照这样的描述,不知夏商周以来华夏民族的玉器文明和礼制,到底传承自何方何人之手?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8000年来中国古代的玉器史,追踪和还原中华民族失落已久的文明。

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玉器主要出土地点分布示意图。这张图描绘了距今7000~4000年以来该地区史前玉器文明的分布状况,不过焦点却是在太湖周边地区,这里有人们现在所熟悉的一些现代化大中城市,包括上海、南京、合肥、武汉、杭州还有宁波。在大约距今4200~5300年以前,中国最文明和最富有的地方在长江下游太湖的东部、南部和北部,而不是在黄河流域的某一个地方。这个存续了一千一百年之久的南方文明,以前曾被划入龙山文化,现在则称之为“良渚文化”。如果说夏王朝诞生于距今4000年以前,那么,良渚文化时代正好与帝喾、帝尧和帝舜时代相吻合。距今5300年以前,位于巢湖凌家滩的玉璜帝国最终走向消亡,而位于太湖良渚的玉琮帝国则悄然兴起,在青铜文明到来之前,良渚人继凌家滩人之后,再一次在长江下游地区,打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玉器王国。在这个时代,黄帝、炎帝、蚩尤和少昊等传说中的领袖人物均已死去千百年,其人与骨皆已朽矣,而治水的神禹,却迟迟没有诞生。所以,五帝时代的华夏文明与所谓来自西方的青铜、羊毛、神马、牛奶和小麦等没有半点的关系,与所谓西方或者北方强大的游牧部落也没有半点关系。

在良渚的瑶山,当中国西部和黄河流域的部落还在使用玉石或者偶尔使用玉石打造玉斧和玉凿的时候,江南良渚的贵族们却用玉器堆积出一个极度奢华的世界,从生活用品、装饰品再到礼器和神器,无不精雕细刻,极尽工巧。在凌家滩,炎帝的子孙共工氏部落的头领们还习惯于将玉斧、玉锛、玉铲和玉凿等木工工具大批地带进坟墓,这表现出炎帝集团对劳动者和生产技术的高度重视,但是仅仅时隔300年,在良渚,我们看到的却是贵族们正在进行着一场历时千年的享乐和竞赛,所有的玉制或者石制的劳动工具已经与他们毫不相干,而源源不断的财富却让他们享受不尽。很明显,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这样一种形态: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一个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集团,对另一个曾经拥有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但却在战争中失败的集团的奴役。海量的财富,高度地集中于极少数的统治者之手,而这些人则以神自居,并且世代相承。

精美的玉璜,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良渚文化的脉络,因为玉璜是最早流行于长江流域的文化,只不过此时,炎帝族的残余大部分已退入南方的大山。有趣的是在良渚,玉璜竟然成为女性专用的饰物,而在凌家滩,无论男女贵族都佩带着玉璜。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最早的良渚贵族,正是来自于山东和河北一带的黄帝族人,在一路南下的过程中,他们杀掉了凌家滩工匠集团的首领和顽强抵抗的战士,但是却有选择地留下了其中大批的工匠,还有凌家滩古国中年轻的女人们。凌家滩人的富有,曾经让这些北方的征复者们瞠目结舌,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凌家滩人创造财富的秘诀:采玉、制玉、打造石器、制造工具、制造船只以及开展水上贸易。

但是,玉器毕竟是一种极为昂贵的消费,单纯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本身,并不能够直接产生财富,所以只有发达的农业才是良渚人的立国之本。除了玉器,良渚的石器也是同样的丰富和精美。良渚的统治者大力扶持农业,农民们普遍使用当时全中国境内最为先进的石犁、有肩石锛、石刀和石斧。与此同时,良渚贵族集团并非单纯的剥削者和吸血鬼,他们善于以神的名义,向农民们提供精确的历法支持。良渚人还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屯垦和戍边制度,在良渚周边的山地和丘陵,每一位种地的农民都拥有一柄锋利的石钺,他们拱卫着良渚的核心地带,在平时他们是普通的农民,在战时变作勇敢的士兵。贵族和各类的工匠们则居住在最为安全的河谷冲积平原和海滨,制造技术的核心机密受到保护,不可以外传,近海的码头便于开展贸易,而海滨的盐场成为另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

在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人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玉琮形器、镂雕的玉璜形器和一种圆筒形的玉镯,这些玉器有着明显的凌家滩文化特色,但是又吸收了山东大汶口文化的成份。这预示着在凌家滩遗址中从未出现过的玉琮,可能产生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北方民族向南方移动和扩张的过程之中。此外,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才大量出现的玉锥形器,本来是光素无纹的,但是当它传播到了良渚,不但被刻上了神徽,而且成为仅次于玉琮的法器。因此许许多的迹象表明,良渚文化虽然是新石器晚期南方玉器文化最后的辉煌,但是它们的主人,却并不属于原来的南方统治者炎帝集团,而属于五帝时代奉命南下讨伐共工氏的黄帝家族的后代。

炎帝与黄帝争夺东方的土地,一个由南向北扩张,一个由西向东挺进,最后相遇于河北,从而暴发了新石器晚期最大规模的部落冲突。炎帝部落联盟虽然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是连年的战争使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争打打停停,黄帝退守于太行山以东和燕山以南的一角,并且随时准备退入山西。而在关键时刻,炎帝的大将蚩尤发动兵变,他拥立炎帝集团的另一位大贵族少昊为君,陈兵泗水,驱逐炎帝。此举获得了居住在山东半岛一带的莱夷和牟夷的支持。由于后院起火,炎帝不得不与黄帝议和,而黄帝则答应与炎帝一起共同对付蚩尤。蚩尤的支持者是山东省东北部的原始居民,他们是最早从黄河中西部迁移而来的太昊族人,对于他们来说,炎帝原本就是若干年以前从南方迁徙而来的入侵者。于是炎黄二帝一同与蚩尤作战,但是他们加在一起却仍然打不过蚩尤,战火燃烧到了燕山脚下,越过燕山,就是位于西辽河平原上的玄女之国,于是黄帝求告于玄女,出于对自身安危的考量,玄女族答应派出“神兵”相助,于是驱云作法,击鼓为号,居然大破蚩尤军于诼鹿之野。蚩尤死后,黄帝挥师南下,一举扫荡华北平原,最后驻师淮北。为了安抚炎帝和少昊氏东夷,黄帝令炎帝和少昊分而治之,炎帝去帝号而居淮南,少昊则居于汶、泗,但他们都只能算是是黄帝治下的一方诸侯,而黄帝则一跃而成为天下共主。在此之后的近百年时间内,各方休养生息,兵戈不兴。其后少昊氏末年政衰,黄帝的曾孙颛顼氏遂取少昊而代之,入主山东。颛顼氏兴起于江、汉上游,后来北上越过秦岭,进入渭水河谷,这是黄帝族的发源地之一,天府粮仓,号称八百里秦川。出渭水入黄河,颛顼氏成为继黄帝之后又一个在黄河中部兴起,向东而入主华北的部落。在颛顼氏当政期间,其实力已远远超过当初的黄帝,于是颛顼氏决心实行宗教改革,他去除了一度盛行于华北平原的原始东北巫教的不良影响,振兴农业,整肃纲纪,史称“绝地天通”。帝颛顼重视历法和农耕,他任命少昊氏贵族重氏司天,黎氏司地,以教化人民。所谓司天,即观测天文,修订历法;所谓司地,即根据节候的变化,适时地开展各项农业生产。帝颛顼的后代,包括后来的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和后来移居南方的祝融部落,他是传说中南方的吴人、越人和楚人的祖先。

北方祝融重黎氏的兴起。传说帝颛顼王朝共历20余世,前后存续了350年。此说较之于将颛顼仅视为一人一帝,而且传世只有一代的说法更为可靠。如今在河南东北部的濮阳和山东西部的聊城均有颛顼氏的遗迹,这大概是颛顼部落活动的中心。在帝颛顼中早期,基本上取代了少昊氏在山东的统治,从此整个华北尽归黄帝氏颛顼一族所有,东方的少昊,后来竟然成为西方的帝和神,这极有可能与颛顼氏将少昊家族迁移至西方监管起来有关。最初,颛顼氏为了稳定人心,巩固其统治,还不得不任用一些故炎帝集团和少昊集团中的一些精英分子,担任一些重要的职位,这些职位包括负责治水的河伯、修订历法和举持宗教事务的祝融,以及负责土木工程的共工或者是负责开垦土地的后土。但是在颛顼氏后期,所有这些职位均已可能过渡到由颛顼族或者黄帝族自己人来担任。《山海经》既记载了炎帝集团本身就有祝融和共工,这是南方炎帝族的官制,而帝颛顼后来也有了自己的祝融和共工。这是北方统治者南下以后常见的做法,后来无论是契丹人、女真人还有蒙古人,都曾经这样做过。据《山海经》记载,颛顼生称,称生老童,老童生重氏、黎氏,或者是“重黎氏”。这个重黎氏,后来就世代承袭祝融一职,故而称之为“北方祝融”。

吴回氏祝融在太湖自立为国

在逐步解决了东方的少昊氏贵族集团之后,雄心勃勃的颛顼氏便开始着手渡过淮河,消灭在淮南和长江一线的炎帝族残余,即南方的共工氏部落。帝颛顼一族出自于黄帝的儿子昌意,而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后代,是为高辛氏。高辛氏原在山东曹县一带为辛侯,名俊,曾担任帝颛顼晚期南下攻击共工氏的前锋。因为战功显赫,高辛氏竟逐步掌握了颛顼部落的兵权,在最后一任颛顼帝死后,高辛氏夺取了帝位,是为帝喾。帝喾之时,命颛顼氏裔孙重黎氏祝融率部南下,追剿南方的共工氏,于是共工氏退居长江以南,固守长江天险。据说重黎氏因为作战不力,被帝喾于庚寅日殊杀。但也有可能因为重黎颇有战功,帝喾因害怕重黎以战功和兵权夺取本来属于颛顼氏的帝位,于是借故杀之。重黎被杀,在北方集团内部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毕竟重黎氏世袭祝融一职,至少已有一、二百年,根基十分牢固。于是帝喾为平息非议,又任命重黎之弟吴回继续担任祝融一职,仍令其率兵南下,追杀共工。

巫权的象征,精美的“凤”字形良渚玉钺。祝融氏重黎之弟吴回很有可能是黄帝集团南下打过长江去的第一人,而此时距离黄帝与蚩尤之战已经过去了大约300余年。显然,吴回的战功超过了他的哥哥重黎,就连帝喾本人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残酷的战争亦使吴回遭到重创,《山海经》记载吴回在战争中死里逃生,失去了右臂。历史常常会重演同样的悲喜剧,南宋时宋高宗赵构在北方女真族金人的追击下一路奔逃来到浙江的临安,而共工氏余部也有可能选择了同样的路线。于是吴回跟踪追击也来到了这江南的粮仓,世外的桃园。也许吴回想到了之前哥哥被杀,而他本人率部北归之后将有可能发生的不测,于是他决定从此安家于太湖之滨而不再北返。《路史》记载帝喾封吴回于太湖之地,但是吴回却从此一去不回。也许是因为吴回的选择亦让他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今江苏之地古称为“吴”,盖始于帝颛顼之裔孙吴回也,吴回遂成为天下吴姓的始祖。

良渚玉人和玉雕

在大约距今5000年前,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华北有帝喾,江南有帝喾的诸侯吴回氏祝融集团。占据着整个华北平原的帝喾家族,虽然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在经济上似乎停滞不前。天下兵戈初息,但是黄河夹杂着泥沙,总是在华北平原上荡来荡去,所以治河便成为北方王朝最为头疼的问题。吴回氏虽然偏居太湖,但那里却是风平浪静和一派欣欣向荣。吴回氏拥有一大批来自东方少昊氏和南方共工氏的精英,少昊氏的后代精通历法和宗教事务,而最初颛顼氏取代少昊时也已得到其中的真传。共工氏留下的工匠们不但精于手工业制造,同时也是开展贸易的行家。于是短短数百年时间,太湖地区无论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均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这为后来中原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和礼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为数不多也不算少的良渚玉人雕刻中,我们发现良渚人是用头巾裹着头,而头上都装饰着飞鸟,这与现在的彝族人很相似,但是飞鸟早已演变为如今著名的彝族“英雄结”,这是所有彝族男人头上绝对不许触摸的部位。

良渚玉带钩和玉璧、玉锥形器项饰。除了中国最早的玉琮、中国最早的三角形石犁、还有中国最早的玉璧和玉带钩也都出土于良渚。在此之前,各地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小型的玉璧一类的玉器,在凌家滩遗址,甚至也出土了一枚大型玉璧,但是玉璧作为礼器的大量流行,其实始于良渚中期晚期。瑶山和反山虽然相距只有七公里,但是在瑶山的墓地中还没有出现玉璧,而在年代稍晚的良渚反山,玉璧竟然铺天盖地而来,这证明了良渚的社会虽然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但是文明的演进却是日新月异。这得益于太湖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长江沟通着中国内陆的五湖,而大海亦便利于开展远程的贸易。玉带钩相当于现在的皮带扣,考古学者们认为它的出现证明了良渚的贵族首领在五千年前竟然穿着丝绸缝制的袍服。不知何时,在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这样的观点:穿着衣冠楚楚佩着玉璜挂着宝剑的,才是中原的文明之人或者是华夏之人,而穿着兽皮以及草裙的都是四方的蛮夷。可是良渚人却让文明发生了错位,偏居海滨的良渚人不但最先穿上长袍而佩带着美玉,而统治华北的帝喾却原本是西方的戎和狄。我们可以想象在4200年前,延续了1100年的良渚古国最终走向消亡,但是良渚人的丝袍和礼制却从此传遍了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

良渚贵族的奢侈品和农用的石器。石器文明与玉器文明交相辉映,而前者正是后者的基础。我们不知道究竟要多少位农夫才可以养活一名良渚的贵族,还有量数庞大的工匠群体。但可以肯定的是农业并非良渚唯一的经济支柱。靠着江河湖海,良渚的渔业和盐业也很发达,而且在良渚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商业码头。宗教和原始的商业也在这里发生了密切的联系——重黎和吴回家族世袭祝融的神职,而古籍明确记载是祝融家族发明了中国最早的集市。良渚所在的余杭正是今日杭州市的前身,而杭州的“杭”即指古代的方舟。在这里出土的嵌玉漆杯,比起战国时代的漆制品毫不逊色,但时间却要早上两千多年,而良渚贵族使用的玉柄象牙梳,甚至比商代晚期妇好墓中出土的玉梳还要精美。

精美的良渚刻花陶器,正是长江流域制陶技术的传承。在洞庭湖地区,我们早就见过南方白陶刻绘艺术的精致和成熟,而黄河文明,却是以彩绘陶器为其最大的特色。在良渚,我们见到了最早作为礼器的陶制品,这不是一般的不同,也不是一般的改变,而是文明的飞跃。假若将这些陶器置换成为青铜,人们一不小心可能会误以为良渚已提前进入了商和周的青铜时代。那么,就让我们来提出一个猜想:中国最早的文字是起始于精细的线形刻契,即所谓的线形文字。那么,究竟是西方和北方的陶器彩绘艺术最早产生了汉字呢,还是南方或者东方的玉器刻绘或者陶器刻绘艺术催生了汉字?

在距今4000以后,当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移向河南时,曾经强大和繁荣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突然间变成了荒芜和野蛮的代名词。我们不知道黄帝的子孙们为何最终要抛弃江南的良渚而选择定居于黄河中部以及黄土高原,但是我们应知道一千多年的岁月足以使同一个家族或者同一个部落的人群之间慢慢会产生疏远、裂变甚至是相互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商灭夏、周灭商都是同一个祖先但是不同宗派的人群之间的相互绞杀和和权利的更替。然而荒芜潦落的江南并没有被所有的人们遗忘:传说夏少康派庶子南下会稽去守卫其祖先大禹的陵墓,是为越人之祖。而南宋王朝曾派人重修大禹陵,结果在会稽山挖出了成筐成堆的古玉,只是这些绝世的珍宝,人们从此再也没有机会亲睹——夏后氏的美玉,究竟是怎样的风采?中国各个王朝都曾大量仿制良渚的玉器,但最早的仿制则始于南宋,这个流亡江南的皇族无心北上,却在江南地方大兴土木,于是从南宋时起良渚玉器便纷纷出土。只不过由于造船技术的突飞猛进,已使得此时的江南再也无险可守。

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晚期,周人的一支太伯和仲雍兄弟二人由陕西迁居于太湖,他们因地而就俗,去中原衣冠,披发纹身,与太湖的“蛮族”和平相处,并自号为“句吴”。传说太伯兄弟二人是为了避让王位而作的自我流放,但是他们选择了太湖,却极有可能是中原人在1000多年后的寻根之举。在良渚灭亡之后,距今4000年前,中国玉琮突然大量地出现在黄河上游以及渭水流域的陕西和甘肃地区,这就是迷一样的齐家文化玉琮。而这一带,却正好是周人及其祖先的居住之地。太伯虽然是春秋和战国时代吴人的祖先,但是更早的吴人,却是颛顼氏的后代吴回。

重氏家族与良渚的渊源

在整个五帝时期,山东重氏家族的身份格外引人注目。在良渚玉器上,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对句芒神的崇拜,句芒名“重”,出身于少昊氏,世代神职。我们可以发现重与种地的种,以及种子的种原来本是同一个字,而句芒则是春神、东方之神和农神。东夷重氏家族是山东半岛最古老的家族,他们是山东的土著,或者是最早从陕西地区沿着黄河向东迁徙而来的移民。距今6000年前左右,炎帝氏北上,并先后占据豫东淮阳以及山东曲阜,少昊以及重氏从此依附于炎帝,特别是重氏,依旧担任神职。炎黄大战以后,蚩尤被杀,少昊与重氏又为黄帝所用,且与炎帝并称为诸侯。及至少昊氏末,帝颛顼入主山东,取代了少昊氏,但重氏依旧留下来担任“司天”之职。我们不知道在之前一连串的变迁之中重氏的血缘有没有发生改变,他们是太昊的后代?少昊的后代?或者是炎帝的后代、帝颛顼的后代?一切皆有可能。然而在中国的东方,却一直信奉太昊的祭司,重氏句芒为神。帝舜有虞氏的家族,极有可能产生于良渚,因为帝舜传说中的祖先,分别为高阳(颛顼)、穷蝉、敬康、句望(句芒)、蟜牛、瞽叟。句芒名重,他是少昊氏的“重”还是颛顼氏的“重”?几千年来无人可以作出解释。如果重氏句芒与帝颛顼之孙,老童的儿子重或者重黎是同一人,则帝舜一族也是重黎的后代,并且帝舜的真名也叫做“重华”。

良渚人的始祖吴回是重黎之弟,在帝喾时继任祝融一职,他同样属于重氏祝融家族。苏州在太湖平原的核心,古称“姑苏”,或者“姑胥”,显然这是舜的父名或者族名“瞽叟”在传说中的演变。传说舜的家乡在浙江的余姚或者是上虞,但后来又去了山东和山西,这说明舜在家族继承的过程中受到排挤,接替他父亲职位的是舜的弟弟,名叫“象”。帝舜姓姚氏,而他的父亲姓妫氏,亦即“为”氏。这说明帝舜曾被其父封于姚邱,在钱塘江以南的丘陵地带,而舜的弟弟象却留在了姑苏。古文“为”字,是“有”字和“象”二字的合写,那么妫氏,即有象氏,而有象氏,即有豫氏,亦即有虞氏。重氏家族在太湖的统治,历时千年,这其中可能发生过多次家族内部的争斗以及政权的更迭,特别是在重黎和吴回这两个同根而生的新、老祝融家族之间的更迭,或许哥哥重黎的后代,一度从弟弟吴回的后代那里夺取了政权。而在北方,帝喾死后,长子帝挚亦被排挤出局,很可能他也被放逐到了西方故少昊氏之地,所以帝挚亦被称之为少昊。帝挚的弟弟放勋,则继承了帝喾之位,是为帝尧。传说帝喾有四个妃子,她们生下了帝挚、帝尧、周民族的祖先弃(后稷)和商民族的祖先契。在极盛时期,良渚古国的势力已远达苏北,而逼近于山东,于是在苏、鲁交界的地方,北方帝颛顼的后代崇伯鲧与南方帝颛顼的后代祝融氏相遇,不单单是因为治水,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帝尧竟借祝融之手处死了崇伯鲧。而在良渚内部,为了逃避象的追害,有虞氏的一支帝舜的祖先选择了向北方逃亡,最后舜竟被帝尧招赘为其两个宝贝女儿共同的女婿。

晚期的良渚,其政治中心转移至太湖北部的常州。这个时代的良渚玉琮,尺寸越做越大,节数越来越多,最多达时竟然达到二十余节。但大玉琮上的刻绘亦简化为神的眼睛层层相重,眼睛的神性越来越大。图为江苏武进寺墩三号墓玉器出土地情况,玉琮环绕着墓主人,数量多达四十余只;图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大玉琮,高49.2㎝,出土地点不明;图安徽省肥东县张集乡刘岗村出土大玉琮,15节,高41㎝,这是目前超过40㎝的大玉琮中,唯一有明确出土记录的一只;图是大英博物馆藏的一只大玉琮,高49.5㎝,出土地点不明。

传说帝舜名重华是“重瞳”之人,而创造中国字的苍颉亦“四目相重”,南唐后主李煜和秦末在苏州起兵的项羽也都是“重瞳子”,这四人都是东方的帝王或者神,因此很难说他们与东方的玉琮文化以及神的传说无关。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而舜的传说亦遍及浙江以及山东,所以有虞氏帝舜一族兴起于东方应是确凿无疑的。数千年来,人们并不怀疑东夷与太昊以及少昊的关系,但东夷的族源和族系似乎总是在发生着变化。太昊在先,炎帝在后,少昊继炎帝之后都于空桑,不久帝颛顼又取代了少昊,而帝喾凭战功又接替了帝颛顼,成为东方的新主人。我们循着古玉的线索,可以发现除了伏羲或者神农之外,包括黄帝至大禹之间一千多年以来的上古中国史,基本上就是东夷史,也就是说中国史前文明的摇篮在东方。这段东夷史由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位于黄河下游地区的正统的东夷史,一部分是位于浙江省至江苏一带的东南夷史。东南夷,实为东夷重氏祝融一族在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分支,它们虽然偏居江南,但是却是山东的神族重氏家族的正统,从这里衍生出强大的有虞氏,以及后来吴回的后代,包括南方楚人的祖先在内的“祝融八姓”。

蛋壳黑陶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兴起。这些黑陶比良渚的陶器更加接近于青铜礼器的造型。在极盛时期,良渚人的势力已越过长江以及淮河扩张到江苏全境而远达山东省南部。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良渚文明之光已经接近于熄灭,而山东半岛进入了以黑陶文化为特征的龙山文化时代。山东龙山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华夏民族从新石器时代跨入文明的门槛,虽然起步于山东,但是最初的动力,则发源于苏、浙地区的良渚文明,而这一切似乎都与有虞氏的北上有关。自帝颛顼至帝尧,黄河下游黄淮地区的济、汶、泗、淮“四渎”之水经常性的泛滥,这使得北方王朝饱受洪水之累。传说帝尧在位之时,洪水肆虐长达60余年之久,尧王朝因此已虚弱不堪。就是在这个时候,太湖良渚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给帝尧送来了一份厚礼,这就是久违了的一支南方部落首领有虞氏重华前来投奔。

传说帝舜生于浙江省余姚市的姚墟,又有说帝舜生于山东之诸城之诸冯,熟是熟非,千百年来,未有定论。盖有虞氏帝舜乃是一族,而非一人,帝舜的遗迹在江南、华北和山西均有出现,这证明了帝舜一族自南向北又向西迁徙的过程,这个过程长达数百年之久,故历史上最少曾有过十几位甚至是几十位的“帝舜”。传说中帝舜从少年到青年时代屡次遭到其弟象的谋害,这说明了帝舜一族自南向北迁的原因,乃是一再受到家族内部的排挤。在帝舜的事迹中,有生于诸冯,迁于负夏,渔于雷泽,陶于河滨,耕于历山等种种传闻,而舜的后代名“虞阏”者在曾在周时为周的陶正,负责周王室的制陶工作,可见有虞氏有着祖传的高超的制陶技术。那么这些黑陶很有可能与有虞氏的北迁有关,有虞氏在北朝的地位最初可能并不高,传说帝舜最初曾做过帝尧时代的陶正,或者是管理山林的虞官。龙山文化黑陶多为贵族专用陶器,且用作礼器,故有虞氏可能是在北方以为王家制陶而起家,他们慢慢地进入了帝尧集团的权力核心。

江苏新沂的花厅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良渚玉器,这是良渚文化向北扩张最远的地方,此地出现了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交叉共存的现象,考古学者们称之为罕见的“文化两合”。新沂市的北面与山东省郯城县为邻,东为江苏东海县,西为江苏邳州市。这个地方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传说中大禹的父亲或者是祖先死于这附近的东海羽山,羽山在东海县与山东省临沭县的交界处,是东海县的第一高峰。大禹的父亲崇伯鲧在这里被帝尧下令祝融杀死,而罪名是治水不力。那么,只到这时在良渚的祝融集团仍旧听命于帝尧的号令?很有可能崇伯鲧是逃亡至此而进入了良渚的势力范围,或者崇伯一族本来就一直与南方的祝融氏为邻。崇族本来出身于帝颛顼,论血缘他们与良渚的重黎氏或者吴回氏更近。不过时间已过去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良渚的祝融氏大概不可能与崇伯鲧认亲。传说崇伯鲧最终死于祝融氏的“吴刀”,所以他无疑死于吴人之手。

于是强大的太湖祝融集团最终为自已制造了两个死敌和掘墓之人:第一是被迫出走北方的有虞氏,第二便是崇伯鲧的后代夏后氏,这二人均出自于帝颛顼,他们与太湖祝融氏最少也是远亲。有虞氏后来与夏后氏结为同盟,他们先是为帝尧治水、从而获得了极大的信任权力,然后又南下攻击长江中下游一线以及太湖地区的“三苗人”。如《山海经》所记载,三苗人并不是南方炎帝族人,他们其实是早已定居于南方的黄帝子孙。传说帝舜和帝禹最后均死于南方,一个死在苍梧之野,一个死在会稽山,传说二人都是在“南巡”的途中染病而亡,但真实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死于同三苗人作战。而“三苗”的强大,亦可想而知。三苗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南方之强大者,莫过于在良渚的祝融家族,因此,三苗人极有可能与晚期的良渚集团有关,只不过他们最后受到北方王朝的讨伐,就不能也不会被冠之以南方之神祝融的名义,而只能像当初的蚩尤一样,被称之为蛮夷。

良渚的灭亡是一个极度发达的南方文明的陨落,她像巨星撞击地球一样将文明的碎片抛落在4200年以前的中国大地。图上这些玉器都是所谓的“石峡文化”玉器,它们主要是一些出土于江西和广东省的良渚玉器。这些良渚玉器以首见于广东韶关的马坝石峡遗址而得名。但是除了在韶关,广东省的封开县还有远至南方沿海的汕尾市也都有正宗的良渚玉琮出土,而在江西的鄱阳湖流域,也出土了来自良渚的玉琮,这就为良渚人或者三苗人的逃亡,用玉石划出了明确的路线。而这个路线,极为准确地与传说中的三苗人最后的逃亡路线相吻合。封开县素有“两广门户”之称,这里已进入珠江流域的上游,良渚文化最后是从珠江传入南海。在封开县的西北境,就是广西的苍梧县和梧州市 ,这证明帝舜南征三苗,可能并非死于湖南永州市的九嶷山或者苍梧山,而是死于广西的苍梧之野。良渚玉琮在南海的出现,也印证了一部分三苗人最后逃入南海以捕鱼为生的记载。传说三苗人曾占据着从鄱阳湖至洞庭湖之间的广大地方,这说明了良渚人在退出太湖地区之后,曾在长江流域的这一带停留,他们一度或者随时准备复国,但最终还是不能抵挡夏后氏所带领的水军的攻击,从来说北方人不习水战,可偏偏夏后氏所率领的部队,却正好是一支治水长达十余年的专业水军。在石峡文化地区,现在仍居住着大量的苗族和瑶族,而一些地方的苗族古歌,只到现在仍在传唱着她们的祖先本来定居住在太湖。

四川地区出土的玉琮。图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这只玉琮已被考古专家们确定为来自良渚的玉琮,它的年代竟然比这个遗址本身还要早1000多年。图~ 也是出土于金沙遗址的玉琮,但是这些玉琮却是用四川本地的玉料制作的。图是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玉琮,这只玉琮带着明显的西部风格。我们发现在良渚古国灭亡以后,玉琮文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泛珠江流域以及南方沿海地区的传播,不久之后便迅速走向消亡,但只有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盆地是一个例外,原因大概由于这本是一个富有的、藏在高山峻岭之中的不易为外部入侵的盆地。古蜀人亦自称是黄帝的子孙,帝颛顼一族最早起源于四川,周人的祖先后稷死后亦埋葬于成都平原,且更有大禹出生于汶山北川县的传说。

那么,在4200年前,是什么人将良渚玉琮带到了成都平原?玉琮文化在四川的传播,几乎是连续而不间断的,所以这是一个奇观:自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从良渚“原装”的玉琮到夏代玉琮、商代玉琮以及周代的玉琮,品种齐全,应有尽有。图的这只良渚玉琮,它的出现最少有二种可能性:第一,可能是周人的祖先在战乱之中迁徙至此,果如此,则周人的祖先亦来自良渚。第二,可能是帝尧或者帝舜下令“放欢兜于崇山”的移民政策所致,《山海经》明确记载“欢兜”一族出于崇伯鲧,并且炎融(犬戎)以及苗民的一部分亦出自于崇伯鲧。四川盆地古称蜀州,又称崇州,故崇即是蜀也。中国古代的“三苗”人,他们的族源十分复杂,有学者说“苗人”就是指南方种水稻的民族的总称,言之颇为有理。良渚人的扩张,其势力由浙北波及江苏全境以及安徽、湖南和湖北,那么水稻的种植技术,随之也向上述地方扩散,故所谓苗人,即南方之人也。在北方统治者看来,良渚人是苗,他们是黄帝族,颛顼之后,祝融氏;鲧也是苗,黄帝族,颛顼之后,有崇氏。及至帝舜之时,舜的祖先有虞氏本来无疑也出身于苗,帝尧的儿子丹朱在舜的打压之下逃往南方,竟然受到了一部分苗民的拥戴,于是堂堂的北方王族从此也一并沦落为苗,而北上的有虞氏一旦吃上了黄河的小米,从此就不再是苗了。据说最后一代的帝尧逃往河北省北部,从此末代的尧和他的追随者们,又变成为了北方的“狄”。

4000年前在中国西北异军突起的齐家文化玉琮。齐家文化遗址因1924年在甘肃广河齐家坪首先发现而得名。其年代距今约4000~3900年左右,齐家文化遗址分布在甘肃、青海省境内的黄河及其支流沿岸阶地上 。这些玉器出现在一个非常敏感的历史时期,因为其年代正好处在新石器晚期与青铜时代的交叉点上, 这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夏代的初期,那么又是什么人创造了齐家文化呢?我们看到这些玉琮与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琮有某些相似之处,不知到底是古代蜀地的玉琮向北传播到了甘肃,还是齐家文化玉琮南下传播至成都平原?这似乎很难回答。只不过我们知道在甘肃、青海地区并没有发现向北“嫡传”的良渚玉琮,而只是一些“再传”的玉琮,而四川的成都平原却有,延安的芦山峁也有。

据《尚书》的记载,除了“放欢兜于崇山”之外,虞舜时期还执行过一个“窜三苗于三危”的移民计划,传说帝尧晚年欲“禅让”其位于帝舜,但是却遭到了三苗之君的强烈反对,要知道有虞氏帝舜本来就是被南方的瞽叟(姑苏)集团排挤出局的人,好不容易有了翻身的机会,却再一次遭到三苗人的阻挠,这也许就埋下了良渚灭亡的种子。太湖的“苗人”被击溃以后,大量被俘的良渚人被迁徙到了西方“三危”之地,其余三苗则退入鄱阳湖和洞庭湖,最后又陆续退入南岭。

4000年前的玉石之路。“三危”到底在哪里?传说在甘肃的敦煌一带,也有人说在宁夏或者青海。“窜三苗于三危”这个事件正好可以作为齐家文化玉琮在宁夏和甘肃出现的背景,也可以反过来证实所谓三苗人其实大部分就是良渚人或者太湖人,他们中有很多人被虞舜集团流放到了西部边垂的三危之地,除此之外,我们无法解释玉琮文化在中国东南部消失之后不久,又突然出现在中国的西北部。除了少数的极品,齐家文化玉琮都是光素无纹的,这可以节省它的制作成本,也可能因为当时的三苗人到了西北以后不再强大和富裕。据说有大约七成的齐家玉器是用的和田玉,而大约三成齐家玉器是用的甘肃当地的玉料。三危之民,这些原来的苗民以及后来的羌和戎,很有可能最早开发并且利用了从新疆至敦煌、玉门、兰州和西安的玉石之路,于是大量的和田玉,沿着渭水上游进入关中,又从关中流入在晋南以及中原的河洛地区,从夏代至商代,这些西部美玉又称作“秦玉”,它们成为当时的西方部落向中原统治者进贡的贡品。

二里头出土的玉器

中国史前史最大的迷团,在于夏后氏究竟在何时何地兴起。考古学者们在最近几十年发掘了大量的史前遗址,这其中夏代之前以及夏代之后的遗址遗物都很丰富,但是唯独能证明夏的遗址和玉器少之又少。传说夏代存续了400余年,为什么没有给我们留下令人满意的大型遗存以准确地证明她的身份?从时间上说,良渚的晚期与夏代已经很近,但良渚有着1100年连续发展的历史,且良渚偏安于江南一隅,故而良渚必然不是夏。西北齐家文化玉器继承的是良渚的血脉,且在时间上已经与夏代的初年相合,然而强大的、第一次将中国统一在一起的夏王朝又怎么可能去到西北边远的“三危之地”建立她的都城?所以最终,似乎只有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可以向我们揭示夏王朝的踪迹。

当今史学界几乎公认河南偃师二里头是夏代的遗址,或者是商代早期的遗址,而且认为夏民族最早起源于中原河、洛地区。但是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其它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挑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山东作为史前文明中心的证据更是越来越显充分。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在河南偃师二里头之所谓“夏墟”里都出土了一些什么样的玉器,以及这些“夏代玉器”的来龙去脉。二里头出土的玉器,器形有圭、璋、琮、钺、戈、刀和柄形饰等,多为礼器以及兵器,其中玉圭、玉璋、玉钺(戚)、玉刀等格外引人注目,不过这些“夏代”玉器的祖型,却有很多是来自于山东半岛,但也有一部分来历不明。这就是说,在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与二里头夏代中晚期的玉器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环——究竟有哪些是夏代早期的玉器?

玉兵或者玉礼兵在二里头文化或者夏代中、晚期文化遗址中的大量出现,证明了自良渚古国灭亡之后,诸神统治中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良渚晚期,玉琮的尺寸最大时高达半米,这种对神权的极度强调和依赖,反过来预示着神的统治即将走向崩溃。在5000年前,人们普遍相信是北方的天神在扭转着天枢(即北斗星),神掌握着日月星辰的运转以及季节的变换,故帝颛顼者,实为帝“转枢”也。但是随着历法知识在民众中的普及,神对历法的垄断作用日益消退,这预告着神统治中国的时代即将过去,而王权主宰中国时代即将到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言出自于《诗经》,但传说它是首次出自于帝舜之口,这样的口号,奠定了夏华民族首个国家体制的基础。大量的玉兵,显示了王的威严而不是神的威严。在良渚时代,巫神的首领一手执钺,一手执琮,在反山和瑶山的良渚贵族大墓中每一墓均只有一柄玉钺陪葬,而琮的数量几乎不限,这反映出神权在当时的良渚是至高无上的,而玉钺只是神的一种陪衬。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里头遗址,到目前为止人们只找到两枚玉琮的残片,其中的一枚,又显然是将玉琮解体而改作别的用途。这可能说明夏后氏一族并不喜欢玉琮,玉琮是祝融的法器,而祝融是夏后氏的仇敌——祝融氏曾杀害了夏人的祖先崇伯鲧,而传说夏朝灭亡时,祝融之神又放火烧毁了夏的都城。在夏代玉器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在玉钺、玉戚、玉刀、玉戈和玉璋上面都装饰着扉牙,这种装饰形式一直沿用到了商代和周代。只到今天,没有人能对这种扉牙的作用做出合理的解释,扉牙明显曾加了玉器制作的难度,但它无疑又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刀具和刑具上,这些狰狞的扉牙增加了人们对它的恐惧感,而王权却似乎能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

山东半岛以及“禺族”活动的地域。自古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华夏民族与夏王朝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夏朝就是夏族所建立的,甚至一些人将整个五帝时代,一概称之为“前夏时代”。但这里面有很多的疑点,中国历史上真的有一个“夏族”吗?这个问题似乎值得探讨。关于夏禹是西方羌人所生也许是可信的,因为禹的祖先帝颛顼本身起源于西方,帝颛顼既然以可从西方长江、汉水之源来到山东,并且取代东方少昊氏的统治,那么他的后代比如鲧、禹等人当然也可以来到山东。

《山海经》记载了东海之神禺虢和北海之神禺疆的事迹,这一点相当值得关注,因为在山东半岛的北部,那里正是传说中的“隅夷”活动的地区,而禺、隅二字,本为一字。顾颉刚先生曾解释大禹的“禹”字为一种虫子,那么大禹与某种虫子有关?可是汉字在它早期的应用中,常常以同音字相替代,这个同音假借的比例在甲骨文中有时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此大禹他未必不是“大禺”或者“大隅”。前文中说过,中国史前史或者上古史,其中的绝大部分就是东夷史,因为五帝时代的故事大多发生在东方。在5000年前,山东人称渤海为“北海”,称黄海为“东海”,称东海为“南海”,所以南海观世音不住在南海,而是在东海普陀山,这对于居住在山东的人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假定东海之神禺虢就是大禹的父亲崇伯鲧,而北海之神禺疆就是大禹,或者说无论禺疆还是禺虢,其实都暗示着在山东半岛的东北部沿海曾经生活着夏民族的祖先——禺族,那么夏民族在山东半岛的存在和活动,似乎可以一目了然:鲧被杀于羽山,这个羽山是江苏东北部东海县的最高峰,而此山北邻山东沭阳。东海之神死于东海(黄海)之滨,这再也正常不过了,这一地区同时又是大汶口文化的南境和良渚文化的北境,著名的新沂花厅良渚文化遗址就在羽山附近,所以鲧死于祝融之手亦是可信的,因为祝融亦称作南海之神,这也可以解释大禹在其后南征时为什么一定要杀死防风氏,因为古防风国就在浙江的德清县,正好与良渚镇为邻,所以防风氏被杀并不是因为他在夏禹大会诸神时迟到了,而是因为大禹对祝融一族的仇恨。“禺”和“隅”字本来相通,它们都是“角落”的意思,大禹和他的父亲都生活在海滨,在山东泰沂古陆的东北海角,他们极有可能都是渔民的领袖,所以这父子二人先后被任命为治水官,因为他们善于航海、造船,熟悉水性。

隅夷生活在山东半岛的莱州湾以及渤海的南岸,这可能是鲧禹一族最初的根据地。传说大禹初封于泗水,在曲阜之侧,这可能是大禹为帝尧治水有功之故,后来竟被赐姓姒(泗)。传说大禹又名“高密”,这与“帝高辛”和“帝高阳”的意思是一样的,大禹或者崇伯鲧即是“高密氏”和“帝高密”。也就是说,夏民族之封国,有一个都城是在“密都”,也就是“高密”。密都在哪里?山东有高密市,在潍纺与青岛之间,这个城市竟然与大禹同名。山东又有下密县(在昌邑市),还有密州(在诸城市),这两地均与今高密市相邻,也就是说它们都在古代“隅夷”活动的范围之内,也都在神禹之都的附近。北海之神禺疆又名“玄冥”,他是北海之神也是北方之神,所以他是帝颛顼的祭司,也就是大禹。关于夏民族和山东的关系,温玉春先生曾著有《夏氏族起于山东考 》一文,力证夏后氏起源于山东。因此本人在此不再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了。与温先生的论述有所不同的是,我以为“有夏氏” 或者“有崇氏”可能并不存在,大禹父子真正的身份其实就是传说中的“隅夷”,是一个时期曾经生活在半岛海隅中的部落,大禹即是“大禺”,他与表示“虫子”的“禹”没有任何关系,而所谓夏族的前身即是隅族、禺族,甚至还有可能是“羽族”。

极其珍贵的山东龙山文化牙璋和玉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山东龙山文化存续于距今4500~4000年之间,无论是从地域上讲还是从年代上讲,似乎只有存世少得可怜的山东龙山文化玉器才能向我们证明夏民族最初的形成以及她后来向西方的迁徙。图是一柄石牙璋,长33.5㎝,宽4.5㎝,厚0.6㎝,此物出土于山东日照市五莲县石场乡,现藏于五莲县博物馆。图是一柄玉牙璋,长27.5㎝,刃宽7.2㎝,厚0.5厘米,于山东省海阳市司马台遗址出土,现藏于海阳市博物馆。图的玉牙璋出土于山东临沂市相公街道,长32.5㎝,宽7.6㎝,现藏于临沂市博物馆。

在中国大陆,据说目前山东龙山文化存世的,并且有明确出土记录的牙璋仅此3件,它们件件可谓价值连城,但是在欧美博物馆中,如此珍稀的龙山玉牙璋竟然比比皆是。牙璋流行于夏商周三代,甚至可能流行于唐、虞、夏、商、周五代,其出土地遍及全中国乃至于越南。但是,只有这三件牙璋的年代最为古老,它们是中国所有出土牙璋的祖宗。而这三件宝物却一无例外地出土于山东省的东部,或者说出土于古东海(今黄海)之滨。没有人能解释牙璋为什么是这个模样,它象大刀但是在侧面却并无刀刃,而刃口只开在端部弯弧里。对照二里头出土的牙璋我们可以发现龙山时代的牙璋并没有扉牙,这正是它们作为比夏代牙璋更加古老的标志,也证明了夏代玉器文明起源于山东半岛的南翼。大禹的祖先鲧就是死于这一地域,而他的后代则西散逃亡。这些善于航海的“禺夷”,有一部分人向北逃到了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的大连(辽东半岛),一部分人朝向西南逃回了曾经的老家四川,更有一部分人竟然一路向西逃到了陕西榆林市神木县的石峁——300年后,从前的山东禺族,后来的夏民族终于在陕北与内蒙接壤的河套平原上崛起,距今4000年前,她们在中国北方建立起黄河流域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方国,居海拨1000余米的黄土高原之巅,南面而雄视天下。

图是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兽面纹平首玉圭,长17.8㎝,宽6.4㎝,厚0.8㎝。它是二里头平首玉圭的祖型,这件稀世宝物的原型不过是一把雕花玉铲,它再一次证明了夏代玉器文明起源于山东半岛的海滨。

山东日照市五莲县出土的龙山文化玉器。五莲县的五莲山是一座东夷时代的神山,海滨太阳城日照市就在它的东南侧。五莲山的山名可能是一种讹传,它的真名应该叫做“五连山”,也就五峰相连的日出之山。在大汶口文化陶器以及良渚玉器上,我们常常可以见到神鸟负日出五峰的图案,这足以证明五连山在东夷先民心目中的地位。几乎所有在后来的中原地区出现的玉器或玉礼器,我们都可以在五莲山或者日照地区发现它的祖型。这包括玉钺、玉牙璋、玉圭、玉刀、玉筒式镯、玉牙璧(玉璇玑)和龙山玉琮。五莲县出土的龙山文化玉琮,这在山东地区极为罕见。中原王朝流行的玉琮,本来有西传和东传两种样式,西传的玉琮即齐家文化玉琮,遍体光素无纹或者刻有弦线,它从甘肃沿着渭水传至陕西、山西以及河南;东传的玉琮是山东龙山文化玉琮,它从山东沿着黄河传至河南、山西还有陕北。

山东龙山文化玉笄与中原衣冠的渊源。图是中国古代帝王专用的的冕冠,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笄在其中所起的固定作用。图是一支仰韶文化玉笄,长25.7㎝,出土于陕西省武功县游凤新石器时代遗址,现藏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博物馆。很显然它是用来固定一种原始的头冠状物的,这种笄最早流行于黄河中部地区,而在山东地区的土著,更习惯于使用獐牙来束发。图是出土于山东省临朐县西朱封村龙山文化大墓中的遗物,这包括一只玉刀和两只玉簪(笄)。图中的玉簪通高23㎝,柄长19.6㎝,通体饰有竹节旋纹,玉簪的簪首是一片极为精美的兽面纹透雕,它是黄河文明与东海文明的结合体。临朐县出土的玉笄是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中的极品,即便是在商代和周代,这样的精美的玉笄仍然十分罕见。此物可以证明在龙山文化时代,山东地区的统治者本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征复者们的后代,数百年后,他们又在这里创造了新的东夷文明。山东半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成为了大东亚文明的大溶炉和摇篮,各种北来的,南来的和西来的地方文明在这里汇合、成长以及升华。在龙山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和夏代早期,当有虞氏、夏后氏先后带着全新的东方文明重返中原时,有如一群中原文明的“海归”,一举奠定了数千年中原华夏文明的基础。

神秘的玉牙璧(璇玑)是海隅文明的代表玉器之一。玉牙璧和玉牙璋、玉圭等礼器一样,也是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品,它们都起源于山东半岛,最后又都风行于夏、商、周三代。图出土于山东省海阳市司马台遗址,现藏于海阳市博物馆,直径14.4㎝,孔径11.4㎝,厚1.05㎝。图出土于山东临朐市西朱封村遗址,外径10.8㎝,内径6㎝。图出土于山东日照市五莲县丹土遗址,外径22.5㎝,内径17.2㎝。图出土于大连市长海县吴家村遗址,直径6.5㎝,厚0.5厘米。图均出土于山东胶州市三里河遗址 。图和图均出土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四平山遗址。图出土于山东滕州市里庄遗址。牙璧的这种特殊形状,与牙璋一样不可思议,它曾被看作是古代的天文仪器,或者是织机上的零件,这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必须的过程。但是当我们分析夏民族或者“海隅族”的起源,就不难看出这几样东西的原始用途。笔者之所以称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为“海隅文化玉器”,而夏民族起源于山东之海隅,是因为包括长条形玉刀、玉牙璋和玉牙璧在内的玉器,它们最早都是从渔民所用常用之工具中进化出来的。

长条形弧刃或者是直刃的玉刀,是剖鱼工具,用它剖鱼或者去鱼鳞都很方便。牙璋的锋刃在其端头的弧线上,这是原始的剖蚌刀的造型,它端头的弧刃可以用来切断蚌类的闭壳肌,从而打开紧闭的蚌壳。从上图和中,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的玉牙璧其实是一只三刃刀片,这是渔民们在织鱼网或者修补渔网时用来割断网绳的工具,此物有两到四个钩形的刃,不为其它,只是为了轮番使用,以增加刀片的使用数命。夏代的玉礼器很多,但是唯有玉刀、玉牙璋和玉牙璧始终保留着渔民的文化特色,也就是山东海隅民族的特色。

图的三件玉牙璧,虽然均出土于大连四平山,但是东西却在日本。上世纪初日本人占领辽东半岛,挖地三尺,只为寻找大和民族在中国的根,这样就可以为它吞并中国找到借口。1978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大连市长海县吴家村遗址采集到一只岫岩玉做的牙璧,见上图之,欣喜若狂,因为凡是能挖走的,当年日本人都挖走了,想不到还有劫后之余。而直到长达六十七年以后,日本人才公布了当年在四平山遗址的考古报告,于是图的三件牙璧,才得以重见天日。

辽宁大连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而长海县其实是一个群岛,所以,这么多的牙璧在辽东半岛出土,更进一步证明了它们本来就是渔民用具。图的这件牙璧,出土于山东内陆的滕州市,但是它早已不是渔民用品了,而是一件标准的礼器。它的钩和刃都不见了,但却“长”出了扉牙,这些扉牙原本不该这么细这么尖,因为最初的这些扉牙只不过是为了增加握持刀片的磨擦力,如此而已。辽东半岛出现了大量的龙山文化遗物,这包括著名的龙山黑陶和玉器。辽东的黑陶无疑来自山东,因为两地的海上交通十分方便。但是关于玉牙璧的起源人们却一直争论不休,有的说起源于山东传至辽东,有的说起源于辽东再传至山东。但其实它无论起源于山东还是起源于辽东都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此物与渤海以及黄海的渔民有关。帝尧和帝舜曾将大量的政敌流放,这其中的一件事便是“流共工于幽州”,古幽州之地包括河北省北部和辽东半岛,所以山东的玉器、陶器自然就会流入辽东。扉牙是夏代玉器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些扉牙在最初只是刻在牙璧上,然而到了夏代中晚期无论是戚、钺、刀、璧、戈以及牙璋上竟然都有了扉牙。

龙山时代早期,陕西省延安市碾庄芦山峁遗址出土的玉器,这是年代最早的中原玉礼器。在所有的北方龙山时代玉琮中,唯有芦山峁遗址出土的玉琮仍然保留着良渚时代的兽面纹图案,但是它们的刻绘方法仍然不同与真正的良渚文化玉琮。芦山峁遗址出土的玉琮,它的形制最接近于良渚玉琮。有虞氏出身于良渚,正是有虞氏将玉琮文化从良渚带出了太湖,然后沿山东、河北、山西,一直传播到陕西的中北部。当有虞氏的祖先从一个小小的来自南方,并且又向西北迁徒的部落而逐渐强大起来之后,他们又从陕西延安向东渡过黄河来到晋南,于是晋南成为有虞氏帝舜部的龙兴之地。 “五帝”之中的帝舜决非一人一代,而是一个至少延续了数百年的方国,在有虞氏来到中原地区以前,中原之地的玉器一直乏善可陈,但有虞氏在中原的发展和强大很快改变了这一局面,并且,正是有虞氏为中原地区后来成为夏商周的政治中心打下了基础。

龙山时代,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寺遗址被称为中原龙山文化最大的城址,学者们公认它的年代早于夏代,于是关于这个遗址到底是尧的都城还是舜的都城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当然,也有人说这里是“夏墟”。其实从这里出土的玉器可以看出,它的琮发源于良渚,但是已不是良渚的制式,而更加接近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形制。从这里出土的玉牙璧和玉兽面佩饰来看,它们都带有山东龙山文化的色彩。这里出土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尖首圭,它对后来的商周玉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襄汾的陶寺遗址和芮城的清凉寺遗址,最有可能是有虞氏西迁陕北然后又东迁山西之后的遗迹,并且此时的有虞氏,已经开始走向她的极盛时期。

龙山时代

山西芮城清凉寺遗址出土的玉器。清凉寺遗址属于中原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存,其具体的年代不详。有关清凉寺出寺玉器的资料不是很多,但它与同在山西晋南地区的襄汾陶寺遗址相当接近,两者都出土了玉琮还有玉牙璧。芮城位于豫西、晋南以及陕西东南部的结合之地,所以在这里出土的玉器亦带着明显的西部玉器特色。传说在有虞氏的极盛时期,其活动的中心在晋南,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有虞氏的文化特色。延安芦山峁遗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山西芮城的清凉寺遗址,均分布于黄河出吕梁至三门峡一线的两侧,它们相隔很近,均出土了龙山式玉琮还有玉牙璧,这就是有虞氏玉器文化的特征。这里有大量的玉琮出土,但是却没有出现夏代常见的牙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第一是有虞氏可能从未到达过山东东部的沿海地区,而尽管有虞氏时代的玉器亦受到早期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第二可能是因为玉牙璋之为物,其本身的出现较晚,它是在有虞氏的后期出现的,地点在山东半岛的东南翼,这不是有虞氏的活动范围。山西和陕西的有虞氏,曾经和中晚期的帝尧平行发展,而帝尧的势力范围,在山东省的中部、西部、河南的东部以及河北,因为躲避洪水,尧王朝曾而多次迁徒。尧部落甚至也曾迁徒到晋南地区,这就为尧舜的“禅让”?或者有虞氏最终取代帝尧而创造了条件。

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神木石峁遗址。神木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的山峁上,这是一处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的超大型史前石城遗址,也是中国已发现的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这个遗址的年代在距今4300~4000年之间,是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初期的大型遗址。人们常用“石破天惊”来形容那些令人震惊的考古新发现,当年发现良渚是如此,如今发现石峁亦是如此。人们称石峁遗址是中国北方史前文化的中心聚落,这是一个超强超大的遗址,一个有足够的能量改变中国古代历史的遗址,它位于黄河中段以及黄土高原的最北方,与内蒙古的草原接壤。中国北方民谚常说“黄河百害,唯利一套”。 讲的是黄河河套地区不仅良田万倾,并且没有水害,故石峁遗址出现于此地,决非偶然。在所有的中国史前遗址中,还没有一个遗址象石峁遗址那样动人心魄,因为在这里,我们即将见证第一个真正的华夏国家的诞生。雄伟的石城,巍峨的城门,还有令人激动不已的宫殿和彩绘。

龙山时代晚期或夏代初期,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什么呢?令人激动的是这些玉器我们都似曾相识:玉牙璧(即玉璇玑)和玉牙璋最早出现于山东半岛,但是很明显,石峁的玉牙璋其年代稍晚于山东海隅出现的牙璋,而又早于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牙璋。玉戈,人们一直以为在二里头出土的玉戈才是中国最早的,岂料更早的玉戈出土于石峁。玉戚,这种以前不知是商代还是夏代才有的玉器出现在石峁,明确地证实了玉戚是夏代初期才开始有的玉器。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推论夏民族起源于中原河洛地区,但是石峁的玉器却足以否定这样的推论,如果说二里头遗址是夏代中晚期的遗址,那么早期的夏在哪里?除了石峁,别无其它,因为只有石峁才出土了真正的夏代初期的玉器。

石峁遗址的出现,可以向我们解读很多的历史迷团:比如说,大禹确实是黄帝的后代,并且出身于帝颛顼一族;崇伯鲧不是帝颛顼的儿子,但却是帝颛顼的后代;有崇氏曾长期活动于山东少昊氏故地,故在尧时曾任治水官;大禹也不是鲧的儿子,但却一定是鲧的后代,并且这一对“父子”的年龄其实最少相差了300年。

在鲧死后数百年,大禹作为崇或者禺族的后代,再一次出任帝舜时期的治水官。民间传说以及《山海经》中都记载着颛顼氏“死而复生”的神话,那么颛顼氏是如何“死而复生”的?北风起时,天降大雨,遍地如涌泉,于是“偏枯”之鱼,死而复生。在历经帝喾、帝尧两个王朝之后,帝颛顼的“儿子”鲧在大洪水中“复生”了。鲧被杀之后,他的后代逃往陕北河套,三百年后,也就是帝舜晚期,他们在神木石峁建立起最初的大夏国,这就是神木石峁竟然出土大量的“类山东玉器”的原因。传说大禹生于石纽(柳?),石纽在哪里?石纽即石峁也,石峁亦即禹所“积石之山”,大禹正是出生于这样一座传奇的北方石城,而大禹的“儿子”夏后启,亦从石中出生也。帝舜之时又逢天降大水,鲧的“儿子”大禹时隔数百年之后又再次“复生”了,这就是北方之神颛顼死而复生的故事。

神木新华遗址祭礼坑出土的玉器。神木新华遗址就在神木石峁遗址附近,考古学者发现这是同一个民族留下的两个遗址。新华遗址留下了36件玉器,这些玉器全部集中地出土于一片墓地中心部位的一个祭祀坑,玉器原本是32件,其中有4件玉器是被故意对剖成两块,故一共是36块。36块玉器出土时全部以刃口朝下插在坑底,方向一致十分整齐地排成六排,但每一排放置的玉器数量并不相等。这是一种奇特的以玉祀神的风俗,墓地中并没有玉器出土,而全部出土于祭祀坑。也许,神木人初到陕北,一时并没有解决玉料的来源问题,故而采用如此节省的方式。

夏民族迁徒路线示意图

在当今中国史学界,有关夏民族或者黄帝族起源于中国北方或者西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观点有着相当的市场,这极有可能与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先后南下入主中原所造成的历史影响有关,这是中原民族的心理阴影。如今我们细数中国史前玉文化几千年来的脉络,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在有虞氏尚未到达陕西和山西时,中原地区基本上无象样的玉文化和玉礼器可言。有虞氏起源于浙江,在良渚中后期,向北迁移至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然后复又折返于山西,并在山西建立了她的大本营。有虞氏是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向中原地区传播的第一个东方部落和南方部落,是他们最先打下了中原文明与礼制的基础。

夏后氏起源于山东半岛东南部的海滨,距今4300年前,有崇氏鲧的部落在山东因治水获罪,崇伯鲧被当时的帝尧指使南方祝融部杀害,于是有崇氏余部开始了向西北的逃亡。神木石峁靠近内蒙古鄂尔多斯,那里十分接近东北红山文化的势力范围,但是在神木竟然没有出现一片红山文化玉器,这十分让人惊讶。神木石峁出土的玉器大部分是源于山东半岛龙山时代的玉器,并且这些玉器中的玉戈、玉戚、玉牙璋和玉柄形器等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空白,否则二里文化玉器几乎成为无本之木。

如此则夏民族的来历由此而变得十分的清晰:距今4300年以前,他们先是山东人,为禺族或者崇族,后经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向西迁移至陕北。距今4000年前,夏部落在吸收了北方草原民族的营养之后变得强大起来,于是由原来西迁的路线重返山东。他们是来治水还是来复仇至今已无人知晓。

大禹治水的故事,其实是这个民族数百年来十几甚至几十代人治水事迹的总和。无论在山东半岛、陕西神木以及偃师二里头,我们都极少看到有玉琮的出土,这就是夏后氏玉器与有虞氏玉器的重大区别。有虞氏玉器最初来源于南方,随后又吸收了大汶口文化晚期以及早期龙山文化的因素。夏后氏玉器则起源于海隅,多兵器以及仪仗,这是夏后氏以强大武力统一中国的写照。周民族的祖先亦有可能出自良渚,后稷(弃)的经历告诉我们周的祖先将良渚玉器文化溯长江向西传播到了四川盆地,然后又北上越过秦岭到达渭水流域。传说尧部落起先受封于山东定陶,这与帝喾的统治中心不远。帝喾和帝颛顼均采取了东和少昊、南伐共工的战略,但是从帝尧开始,却发动了对东夷的战争,以及越过长江打击共工氏的战争。尧命后羿族射“十日”、杀“凿齿”等东夷诸族的传说,正是尧的部落在山东对东夷族大开杀戒的证明,因为东夷是崇拜太阳的民族,并且几乎所有东夷人都有“凿齿”的习惯。战争和洪水使尧的国力每况愈下,而南下讨伐共工氏的祝融一族竟然在江南自立为国,一去不回。为了躲避洪水尧不得不向西方和向北迁移。传说帝舜囚禁或者流放了最后的尧帝,这是因为尧的西迁使先一步到达山西的有虞氏感到了威协。于是尧部落只好逃往河北省北部的唐县,史称帝尧之“北教八狄”,于是尧的这一族最终沦落为北方的狄人。尧部落所去的地方正在夏民族东归的路线上,他们是否曾遭到夏人的迎头痛击,一切已无从得知。

大约距今3600年,大夏王朝在历时400余年后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黄帝的孙子帝颛顼及其后代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汤武革命,新的东夷商族人推翻夏王朝入主中原。鸣条一战,最后的夏帝夏桀被杀。而夏桀的儿子淳维(熏育)此时竟然将其父亲的姬妾全部据为已有,于是商王大怒,熏育在恐惧之下急忙率部众向北方逃亡。熏育逃亡之地,正是其祖先大禹的龙兴之地——陕北的神木,在商时此地称为“龙方”。熏育的子孙逐渐在蒙古大草原上成为牧民,传说后来他们演变为匈奴人和蒙古人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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