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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老作家徐迟,八十二岁上,奋力一跃,走了

2021-09-11  风吟楼

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时,时年82岁的老作家徐迟,悄悄地从病床上坐起来,悄悄地走出医院的阳台门,又悄悄地推开了阳台上的窗户,然后,爬上窗口,纵身向外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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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徐迟

徐迟,中国著名的作家。

在报告文学领域,他为中国文化做出了独步凌空的突出贡献。

他的代表作有《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祁连山下》、《生命之树常绿》等等。

其中,《哥德巴赫猜想》与《地质之光》,获得了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2002年创立的,专门用于关注和奖励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优秀作家与作品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奖”,其奖项名称,就以徐迟的名字命名,叫“徐迟报告文学奖”。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报道了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为攻克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而忘我拼搏的事迹。

作品始发在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学》上,紧接着,就被2月17日的《人民日报》予以了全文转载。

当时的整个文坛、整个读书界,立刻就因此而沸腾起来了。

人们争相传阅,并且,眉飞色舞地谈论着这篇振聋发聩的巨作。

徐迟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陈景润在抽象的数学上的艰苦攀登。

他形容陈景润的数学演算的稿纸,像漫天飞舞的雪片,堆积在楼板上,足有三尺深。

他比喻陈景润的数学演算,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人类抽象思维的牡丹”。

数学家陈景润,因为他的这一篇报告文学,一下子就由默默无闻变得名声大噪,不但生活、工作条件大为改善,还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几麻袋读者来信。

其中,有一袋信件,被陈景润另外、单独存放在屋子的最里边,上面还覆盖着几份杂志。

别人问他:“那一麻袋信,为什么要另外单放呢?”

他说:“那里装的都是姑娘们写来的信,有的愿意为我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有的表达了爱慕之情,有的表示要和我终身生活在一起……我担心别人看到了不好,所以,就单独放在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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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迟和陈景润

徐迟不但是作家,他也是个音乐行家。

他的书架上,摆着许多音乐书籍,如《音乐大辞典》、《音乐家传记》,以及他自己早年写作出版的《歌剧素描》、《世界著名音乐家》、《音乐家和乐曲的故事》等著作。

徐迟的故乡,是太湖之滨的吴兴县古镇南浔。

那是一个水晶晶的鱼米之乡(徐迟曾经一口气,以66个“水晶晶”来描写他的家乡)。

水晶晶的南浔古镇,有小莲庄公园,有嘉业堂藏书楼,有中国最早的丝绸业。

徐迟的父母亲都是老师。

他的父亲,在家乡办过一个贫儿教养院。教养院里有个管乐队,还有钢琴。

徐迟从小在音乐声中长大,也就培养出了对音乐的喜好。

1936年,上海举办一次交响音乐会。他从家乡专程赶去欣赏,会后,又搭车赶回浙江南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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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古镇

当然,徐迟最本质的,其实还是一个诗人。

这也应该是他最后,以那种特殊的方式,离开人世的原因。

除了《二十岁人》外,他还出版过诗集《战争·和平·进步》、《美丽·神奇·丰富》、《共和国的歌》、《徐迟散文选集》以及文艺评论集《诗与生活》等。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还担任过《诗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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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徐迟以82岁高龄,却以这种特殊方式离开的原因,当时的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

有人猜测,这是他老年寂寞所致,并且,因此建议作协,建个作家老年公寓,配备陪护人员,以解决他们的孤寂之虞。

也有人认为,他第二次婚姻失败,遇人不淑,子女疏离,虽然很快跟C女士分手了,总是心上的遗憾。

还有人说,他玩电脑玩得走火入魔,受到了某种宗教散播的世纪末颓废情绪的影响。

又有人认为,他是不能忍受血压不稳、肠胃不适、严重的支气管炎等疾病的频繁袭击,而取此下策。

不过,徐迟多年的老友,老诗人曾卓,却有另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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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文联副主席曾卓

他说:“徐迟一生,追求真、善、美。他看不惯社会上的假、恶、丑,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看刊物,不看书,不读报,不看电视,不接电话,不听音乐,不玩电脑,不会客,不出门。他关在家里,只研究宪法。拿着宪法反复阅读,认为宪法是最深的哲学,最美的文学,最公平、正义的根本大法。”

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贿赂横行,随之而来的公款吃喝、铺张浪费,导致世风日下,人情凉薄。

假药、假酒、假烟、假油、假奶、假肉(注水肉)、假鱼(名真实假)、假米(米中掺沙)等假货充斥市场。

在文艺出版界,演戏、演电影、唱歌的人,其片酬、出场费高得惊人。

而写剧本的、作曲的、写歌词的,稿酬却很低。

书商们疯狂盗版刊印畅销书,赚了大钱,过着土豪似的生活;而他这样的辛勤写书的人,只能住在冰窖似的卧室内,冻得彻夜难眠(湖北作协领导关心他,在他书房内安装了取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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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变化。

当时,他曾经主编过的严肃文学杂志《长江文艺》,订数一再下降,只剩下不到一万份。

而同在武汉的通俗刊物《今古传奇》,发行量却达到一百万、两百万,甚至两百万份以上。

这许许多多的现象,都让他想不通。

为什么放任不法书商们明目张胆的盗窃行为?为什么有关部门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保护知识产权?

他想不通。

为什么科学家们默默无闻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结果却是研究卫星、研究导弹的,收入上还不如街道上卖茶叶蛋、卖鸽子蛋的?

他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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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他度过寒冷的冬夜,有位密友,特地安排他住进了温暖的星级宾馆。

他高高兴兴去了。

可是,洗完澡,刚躺下,床边桌上的电话铃就响起来了。

一个娇滴滴的女声说:“先生,你要按摩吗?你要陪夜吗?我这就过来!”

他愤怒地摔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武汉之大,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平静的安居之所!”

1992年3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徐迟的心情却仍不见好。

他在与人交谈时说:“近来,我对文坛感到失望。文学,是有关心灵和精神的事业。但是,不少作家为了赚钱,迎合市场,写些低俗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你只要到书店、书报摊上看看,一些不堪入目的书名、封面,包围着你,庸俗不堪。编辑也缺乏敬业精神。书展上陈列、出售的许多新书,雷同的多,仿制品多,胡乱辑集的多,重复出版的多,抢译、重译的多,粗制滥造的多。创新的少,好书少,精品更少。评论家,更是软弱无力,只知拿红包,一味说捧场话。我们没有别林斯基式的批评家,缺乏尖锐泼辣、令人警策醒悟的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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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迟是个作家,是个诗人,是个有尊严、有追求的理想主义者。

他容不得丑恶泛滥。

可是,面对如此无奈的环境,他又能够怎么办呢?

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他只好研究宪法,希望从宪法中,得到精神上的解脱。

可是,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违宪违法、权大于法的事例,又让他对宪法,也难以寄托希望。

这时候,他的心迹,就在一些场合,不经意地自然流露出来。

有一次,他碰到一个路人,不幸被汽车给轧死了。

他竟然不由自主地说:“此人在几秒钟之内,就结束了生命!是一种幸福。”

这时候,他应该就已经想到了,他要走了;他应该已经想到了,他要逃离这个世界了。

他读过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

他和这部小说的作者、以及主人公一样,感到了理想的幻灭。

他译述过《托尔斯泰传》中,托翁最后的结局——以82岁(1828—1910)的高龄,在寒冬里,独自出走。

托尔斯泰是整个俄罗斯的良心,也是他徐迟作为一个作家的榜样。

所以,步自己心目中的榜样的后尘,也在82岁(1914—1996)的冬天出走,应该就是他的追求。

他读过《南齐书·王敬则传》中的“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

他曾经以暗示方式,把“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想法,告诉了他最亲密、最信得过的人。

但是,他的密友,没有认真对待他的暗示,只以为这如他的诗友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所抒写的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密友觉得,这是诗人的浪漫情怀。

其实,密友哪里知道,徐迟已经选定时间,要摆脱那种泥沼般的污浊生活了。

徐迟曾经在医院里捡到的一张纸片上,潦草地用英文写了一行别人很难辨认的字,译成中文,就是:“走意已坚,谁能劝我,谁能救我。”

有一次,一个朋友到医院里探望他,他就对友人说过:“你有什么问题,就快问我吧。你不问,过些时候就问不着了。”

他对医院里,一位爱文学的女医生说:“花盛则谢,光极则暗。一个人,当他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后,再难以往上攀登了,转折之前,最好的收场,是飞起来。”

说完,他还做了个飞翔的手势。

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时,徐迟,终于飞起来了。

而12+12+12=36,正好暗合“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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